社论.教育、执法与正向激励：强化交通守法意识

对于执法单位而言，新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减少催收、追讨的行政负担，让执法单位能集中精力处理更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至于民众，通过时间敏感的折扣机制，可以提醒民众更积极面对交通违规后果，有助培养守法习惯。

无论如何，若缺乏系统性的道路安全宣传与交通教育配套，以及严厉的执法行动，仅靠折扣措施，难以从根本上遏止违规行为。若没有真正触及民众的守法意识，新制度与现有的交通罚单折扣活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吉隆坡总警长法迪尔就坦言，上个月在吉隆坡推行近一个月的“遵守交通法规”（Op PUU）劝导行动收效不彰。仅在本月短短20天内，警方就开出超过8万张罚单，反映社会教育成效有限，交通违规问题依然严重。

法迪尔感叹，这也显示出，即便持续推动教育与执法并行的举措，仍难以有效扭转驾驶者的行为模式。相关数据反映，公众尚未真正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违规行为依然普遍发生。

更令人震惊的是，全国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莫哈末尤斯里指出，自2023年至今，警方已向全国多达1万6628名容许未成年子女无牌驾驶的父母或监护人开出罚单。这不仅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失职，也揭示出部分父母对交通安全的漠视。他们放任未成年孩子无牌驾驶，不但危及孩子自身安危，也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严重威胁。

不少父母为了图一时方便，或希望孩子协助分担家务，便选择走捷径，默许甚至纵容孩子无牌驾驶。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违法，更是拿孩子的安全和他人的生命当赌注，最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得不偿失。

也有父母辩称“孩子私自骑车”，但他们仍有责任妥善保管交通工具，防止孩子轻易接触和使用。这种疏忽，必须受到社会和法律的正视。

这凸显了马来西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守法与侥幸心态，其根源往往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家庭中若有不良示范、学校交通安全教育不足、部分社会群体对守法精神缺乏敬重，加上执法单位中贿赂文化难以根除，执法行动往往是“三分钟热度”，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全民法律意识始终难以提升，形成恶性循环。

设立“越早缴付，罚得越少”的制度之余，政府也应推行更全面的交通管理策略，结合教育引导、执法罚款与正向激励等多元手段，既鼓励谨慎驾驶，又强化守法观念，从根本上提升道路使用者的责任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更高效且公平的交通执法体系，真正推动全民守法、文明行车的文化。希望新制度不仅能取代“即兴式”折扣活动，更能成为走向“无折扣时代”的起点，让社会的交通意识逐步觉醒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