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东南亚华人抗战印记 | 重现南侨机工烽火岁月 抗战戏剧反思战争-发现东盟-重要的小事



8月16日,吉隆坡广东义山推出舞台剧《日据烽火·南侨机工马来亚篇》,以戏剧形式重现南侨机工的历史。一些机工后代坐在前排,神情专注,眼眶泛红;有家长携带孩子观赏,让年轻一代透过舞台接触这段鲜少被提及的史迹。
剧终灯暗,这场演出不仅追忆抗战往事,也引人思索:当年为抗日筹赈奔走的戏剧,如今能否成为启发战争与和平教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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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动荡年代情感
年轻人生活安稳难共鸣
南侨机工历史的伤痛,于年轻一代而言,其实是有距离的。即便是机工后代,如今也到了第三、四代。他们大多只听说过“祖先曾经回中国打仗”,却少有兴趣再去追索背后的故事与情感。

戏剧文史工作者沈国明理解这种代际差异:“也许这一代人的生活比较安稳,自然没有那份动荡年代的情感或力量,老一辈可能会觉得,现在的戏剧只是重形式,缺乏了主题。”

采访约在心向太阳剧坊的戏剧文化馆,沈国明提前准备了抗战时期与戏剧有关的旧报道、珍藏剧本和史料。翻阅之间,那些南侨机工的故事虽源于华侨“救中国”的初心,但他强调,这些人和事都是真实地发生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部分机工战后重返南洋,后代也在这里延续生活。


老一辈认为戏剧重形式
“老一辈听到话剧,仍会觉得那是当年左派的工具,还是会有标签,所以我们在推广和传承戏剧文化并不容易。”
尽管如此,当年的抗战戏剧功能已从抗日动员,逐渐转化为更广义的反思战争与和平教育,甚至延伸至俄乌、中东地区、苏丹与缅甸等进行式的武力冲突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重要,那么戏剧就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的方式。”

透过戏剧建立情感连接
《日据烽火》的开场,一名老师带着四个学生参观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讲古。剧中学生似懂非懂,正如现实中年轻世代与祖辈之间的隔阂。
如同重新演绎其他历史题材剧作一样,沈国明坦言,多数零零后演员对阿公阿嬷下南洋的事迹没太多情感连接,他们参与演出,更多是出于对表演的兴趣。
“他们背台词,揣摩角色,认识这些故事,慢慢会被这些有血有泪的故事触动,然后开始探寻先贤如何在此落地生根的过程。”他深信戏剧能起到潜移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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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缅籍演员参与演出
《日据烽火》剧组除本地演员外,也有越南与缅甸籍年轻演员参与,选角更具多元性,亦试图借此传达:南侨机工不仅属于马来亚记忆,也是东南亚抗战史中的重要篇章。
谭欢欣:致敬先辈

马越混血谭欢欣(18岁)在剧中饰演学生,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南侨机工的历史,透过导演与编剧的讲解、看纪录片、读阅资料与旧照片,在脑海中拼凑出那段历史图像,惟目前关于越南华侨参与南侨机工的记载仍相当有限。
“我想参演是因为南侨机工中也有越南华侨离乡加入抗战,我想为他们发声,向他们致敬,也想要透过参演让身边亲友记住这段历史。”
徐婉铃:体会当时华社情怀

越南华裔徐婉铃(29岁)在剧中饰演一名在知知港余朗朗村惨案中遇难的马来亚村民。她说,参演最大的感触是更深刻体会到东南亚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包括当年越南在内的华人社群怀抱着相似的情怀。
“虽然越南不是南侨机工的主要参与国,但整个东南亚在战争期间都经历了相似的苦难,无论国籍,许多家庭都曾失去亲人、分离和牺牲。我深刻体会,今天所享有的和平,是建立在无数牺牲之上。”
昂马朗:对和平有更深刻体悟

缅甸演员昂马朗在剧中一人分饰四角,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南侨机工在途中碰到的克钦游骑兵。他说,能重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人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缅甸克钦族也曾有许多英勇无畏的英雄。”
“这说明,缅甸曾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吧?为了更伟大的事业,我们共同击败法西斯,与正义并肩。”
舞台谢幕,昂马朗的心情五味杂陈,想起此刻家乡仍陷于激烈的内战。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带来多大的痛苦,自古以来,人类一直互相残杀,而悲剧在今日文明世界依旧重演,真的令人心碎。”
他说,这场演出不仅让演员有所反思,也盼能为观众带来对和平更深刻的体悟。
戏剧成了抗战“武器”
根据沈国明查阅史料,二战前的马来亚华侨人口仅约200多万,却已有超过2000个剧团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剧团有的附属于学校、校友会或会馆,也有独立成立的民间剧团,多多少少跟“马来亚抗敌后援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日本全面侵华后,东南亚成了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尤其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在地华侨借由戏剧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日与筹赈热潮。
掀抗日剧本筹赈潮
1937至1941年抗战期间,许多讲述日本占领故事和抗日的剧本,都会被华侨团体用来演出筹赈,例如讲述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故事的《凤凰城》与《放下你的鞭子》皆闻名。不少街头剧如1938年的《机工魂》也在描绘当时的离别场景:家中男丁返中参战,留下妻子儿女含泪送别。

他特别提到女性在抗战中的角色。当时许多女性是妇女戏剧团或歌舞厅表演者,通过义演筹款和参与到抗战行动中。
“在抗战背景下,戏剧成了一种‘武器’,它比诗歌、小说、散文更锋利,把故事搬上舞台,带到街头,直接演给侨民看。”
抗日戏剧的渲染力,不输陈嘉庚在报章上的号召,是当时候最有效的筹赈方式。
然而,当时英殖民政府与日本仍有邦交,民间抗日情绪高涨,也令当局左右为难。沈国明指出,英政府曾因此对一些过于激烈的戏剧采取镇压或驱散剧团,留下一些比较温和的剧目。
革命戏剧影响力扩至东南亚
沈国明表示,类似于革命戏剧的影响力远不止停留在抗战时期,直至1970年代仍持续发展。不仅活跃于新马一带,还走入印尼等周边东南亚国家。
“当时台湾的中国戏剧艺术中心底下,设立了海外剧艺推行委员会,主要是连接东南亚地区,如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甚至是美国华侨,由该委员会输出剧本至东南亚本土上演。”

有趣的是,在他发起“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运动”中找到《南洋商报》曾于1941年12月8日报道,日本自东海岸入侵后,英殖民政府随即对马来亚境内日本人包括日籍台湾人展开逮捕。
“结果发现,被捕的台湾人中,超过一半的职业与戏剧表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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