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才／读许云樵教授的《天竺散记》

《天竺散记》不仅是一趟学术考察的记录，更是一场跨越文化与文明的深度对话。透过许云樵教授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中期学人眼中的印度——古老与新生并存，贫困与理想交织，充满复杂而深刻的文明张力。

自小成长于橡胶园与油棕园，与印裔同胞朝夕相处，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美食早已耳濡目染。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我后来从事印度研究的重要契机——至少在心理上，对印度文化并无隔阂。

这些年来，我持续探索印度历史、印度教的发展脉络，以及马来亚／马来西亚印裔的社会概况，并实地考察本土印度庙，逐渐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一直认为，若要深入理解印度教与印度庙的文化体系，无论如何都必须亲赴印度，走上一趟或多趟，对马来西亚印裔的原乡有更直接的观察与认识。

因此，我对古今中外人物的“印度之旅”格外关注。英国作家福斯特（E.M. Forster, 1879-1970）的小说《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1924年出版）及其同名电影改编，便让我印象深刻。

在中国佛教史上，往西天取经的高僧事迹更令我神往。东晋的法显（337-422）于公元399年至414年间前往印度，那是佛教初传中国、戒律尚未完备的时期；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玄奘（602-664）于629年至645年取经，是佛典翻译事业的鼎盛期；至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义净（635-713）在671年至695年间赴印求法，正值佛教戒律与僧团制度深化之际。三位高僧的精神、毅力与成就，令人景仰不已。

值得铭记的学术与文化历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许云樵教授（1905-1981）的《天竺散记》，尤感亲切。这不仅是一部游记，更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学术与文化历程。2005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印度散记》单行本；2018年，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许云樵全集》第十六册〈艺文杂著（二）〉，将《天竺散记》收入其中（页173-409）。

《天竺散记》记述的是1959年“印度考察之旅”的见闻与思考。当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地系第一届毕业班学生策划“印度考察之旅”，由许云樵教授亲自率领。1959年1月5日，全团36人自新加坡丹戎百葛码头登上“马德拉斯号”（T.S.S. State of Madras），横渡印度洋，航程1779海里。1月14日清晨，船抵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今Chennai），考察团随即展开为期76天的陆路之旅，乘火车与汽车纵横印度全境，行程逾4000英里（约6437公里）。

南洋大学创立于1955年。许教授在文中指出：“这不但是南大学生第一次出国考察，也是新马各大学学生首次赴印考察。”此行不仅受到印度多所大学的热情欢迎，也获印度文化协会（Indian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s）的全力协助，并得到旅印华侨领袖与马来亚留学生的亲切接待。

当时的印度，甫于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自治领（Dominion）。国土面积126万9644平方英里，人口约3.6亿（据1951年统计）。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有225种语言，其中24种为96%人口所使用。

生动笔触，写下旅途所见

配合史地系教学宗旨，考察团的行程涵盖印度南北中部主要地区，参访对象广及大学、宗教圣地、石窟遗迹、名胜古迹、工业重镇与大都会。《天竺散记》的篇章标题具体生动，如〈万象杂陈的马德拉斯〉、〈南朝烟雨访黄支〉、〈南印度工业中心——彭加洛〉、〈花都美素儿的喷泉奇观〉、〈全盘欧化的印度门户——孟买〉、〈鬼斧神工话石窟——厄罗勒〉、〈登峦摩崖拜画壁——阿旃多〉、〈双城记——新旧德里〉、〈泰姬陵——大理石的诗情画意〉、〈圣地婆那痆斯与圣水恒伽〉、〈菩提场巡礼〉、〈那烂陀寺——七世纪时印度最高学府〉、〈大吉岭——雪山仰止〉等，皆见学人观察入微、笔触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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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教授在书中前言中说明此行宗旨：“除了访古之外，我们也得认识现代印度——它如何从殖民地挣扎而出，建立独立国家；如何挽回垂危的古老文化；如何融合国内众多种族与语言，使之同心为国；以及如何推展五年计划以振兴经济、纾解民困。”此番话揭示了他超越学术层面的文化关怀。

附录〈旅印观感录〉中，许教授以“印度三多”与“印度三少”概括旅途所见，并作诗寄怀（附录二〈天竺吟草〉）：

“天竺三多——飞沙、乞丐与乌鸦”

极目黄尘漫帝都，卑田乞丐祀楞伽。

饿鸦绕屋争喧祸，闯道神牛自在过。

“天竺三少——少水、少蚁、少粮食”

土赤山焦雨久赊，长河凅澈剩流沙。

蝼蚁绝迹鸦行劫，猴乞道旁鼠亦差。

书中注解：（1）印度每年仅秋季有雨，雨季一过即八月干旱，河底龟裂；（2）因乏粮，人皆面有菜色，无力饲养禽兽，乌鸦常入屋劫食。若毙一鸦，群鸦喧噪不散。蚁因乏水，故难繁殖，鼠亦如是。

一场跨越文化与文明的深度对话

许教授在书中谈及印度教三大神祇——大梵天（Brahma）、大自在天（Shiva，即湿婆）、偏入天（Vishnu，即毗湿奴）。他指出：“在马德拉斯以南约一百英里处，有一所大梵天祠（Vaitheeswaran Koil）之外，全印度找不到第二所单独奉祀大梵天的庙宇。”（见《许云樵全集》第十六册，页402。）

许教授的上述叙述恐怕有误，因为Vaitheeswaran Koil这座寺庙供奉的主神是大自在天，即湿婆（Shiva；Vaitheeswaran是湿婆作为医疗者的形象，意为“医师之主”），而不是大梵天（Brahma）。

《天竺散记》不仅是一趟学术考察的记录，更是一场跨越文化与文明的深度对话。透过许云樵教授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中期学人眼中的印度——古老与新生并存，贫困与理想交织，充满复杂而深刻的文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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