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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

● 漏蔻之谜 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 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 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 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 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 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 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 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 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 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 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 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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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年,从80年代以降,马来西亚的贺年歌市场一直都发展得相当蓬勃。当年有龙飘飘、罗宾、唐尼、姚乙、康乔等,主要是以翻唱经典贺年歌为主。1997年,本地电台主推新派新年歌,另类音乐人写出了〈GONG XI RAYA 新年好〉这首充满本地色彩,综合农历新年和开斋节庆的歌,张映坤也写出了〈摇滚新年〉这些反映当时流行歌曲元素的歌,这几首歌彻底改变了马来西亚新年歌的创作思维,可以说是奠定了之后马来西亚新年歌蓬勃发展的趋势。 新冠疫情过后,广告商大都把资源投到网红或者新媒体(如TikTok,Instagram, Facebook等)身上,新年期间的贺年歌更加明显,部分网红甚至能一口气推出近十首贺年曲,其产量之丰,恍若发表了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今年马来西亚有四百多首新年歌,从12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登陆油管和Instagram,形成一个抢滩的状况。 新年歌的创作不容易,它好比在一个有限题的创作比赛下,要写出特别以及好听的歌曲,非常困难。比较幸运的是,马来西亚人精通三语,还有方言可以运用,这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贺年歌。除了谐音,我们的新年歌特色就是多元的语文和方言,再加上特别的地方口语,很容易就可以写出一段朗朗上口的副歌。 马年的创作,自然以绕“马”而行为主,要取得和它相同谐音的中文字不多,又要以“正面”或者“好”为前提,所以创作者大都往词语方面去突围。“马上”、“马力”、“快马”进而延伸到成语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力十足”等好意头的词语几乎都被用光。和马来语近音的,“mari”,马的马来文“kuda“等也有;英文马“horse”也有,总而言之,不拘逻辑,只要押韵即可。 ROJAK文化特色 这种对音韵的极致追求,在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韵律之于新诗,正如节奏之于贺年歌,它能赋予文字一种张力,让意象更为浓密。一般来说,朗诵诗对于词汇的选择,往往都是倾向于押韵的,所以相同韵母的字都会放到一起运用。或许我们不曾留意,我们很多的词汇都是从外语(马来语或英语)翻译得来的,譬如巴刹(pasar)、德士(taxi)、嘛嘛(mamak)等,这些借词(loanwords)赋予了文本浓郁的乡土色彩。这种“外来语”的渗入,宛如文字间的混血,非但没有破坏纯粹,反而优化了表达的死角,让语境更加丰盈且精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丰富的方言,这些词汇大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交谈语中,如广东语的顺便、是但、求其等,这些方言的运用能让读者快速进入文本的场景,节省了大量描述的文字。 多元,ROJAK,似乎就是马来西亚的代名词。欧洲人当初殖民南洋群岛,也就是为了设立一个中转站,把当地的产品运回去。所以这里汇集了西方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及东方的黄种人,这种看似复杂混乱的社会结构,慢慢演变成南洋群岛各国的特色。我们生活在东西方混合的社会里,显得游刃有余,无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都可以找到平衡点。 多元文化是我们的特色,能掌握多种语言是我们的优点,若能将这些交织的语言和文字糅合在一起,那便是马华文学中最魔幻且瑰丽的南洋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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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中央医院。我坐在门诊部的铁椅子上等候。因日前往学校上班途中发生摩托碰撞车祸,送往医院急诊部及做X光检查,没骨折骨裂,急诊部医生交代若没消肿须返回医院。几天过去左小腿肿胀处越发严重,且半夜炙热疼痛,故再来寻医。等候之际我一头栽进大马旅中作者林雪虹的《林门郑氏》,沉浸在书中的家庭故事。6年时间完成的自传记散文长篇,写患病的母亲写外婆的葬礼写家中的成员,隔着距离写,却又真实得让人扼腕叹息。抬头瞥见5号房门上显示轮候号码,到我了。原来已过去45分钟,真个书中不知时日过。 问明情况后, “Awak baring, kita check tengok macam mana.”(你躺下,我们检查看看如何)跟着医生指示,我脱掉鞋子,往朱护理躺椅上坐。“Baring disebut ‘躺’,betul?”(‘躺’,是这个发音,对吗?)我职业病发作,说,医生啊,躺又分为仰躺或者俯卧,两个发音不同。两个护士在一旁接着问了几个常用词语的华语发音。“等报告”“抽血”“等下倒回来”怎样说。 医生左按按右按按,“奇怪你的小腿为什么那样肿胀?你去照多一次X光。”医生递来张X光室表格。一小时后拿着X光片,我再次踏入5号房。医生将胶片放在灯箱前。老师,现在看一样哦,没有骨折,你的骨头很强。我开一些止痛药,你有痛才吃。 护士和她再问我几个常用词语的华语发音。我坐等药单,医生递来笔和撕掉半张的废纸,说:“老师你可以写一下发音吗?我们很常遇到的问题是,很多阿伯、安娣等不明白马来话,沟通困难。试过用手机谷歌翻译,但他们还是不明白。她们的孩子如果有来我们就叫进来一起听,那些一个人的就比较难,很常要费一番唇舌解释,像麻痹、尿道发炎、小便痛、抽筋、卵巢、呕吐、感冒、牛皮藓、湿疹等等。”护士边说马来语我边写华语注音。离开前医生不停道谢,“谢谢你的帮忙,有机会我们会请你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华语发音课程。” 飞摩托回家,我往二姐家去。二姐因身体免疫系统毛病、狼疮和血小板过少症等,是医院长期客户。提起医生说的情况,她说,妹妹其实我们真的会遇到说不出的问题。我每次的做法是将自己的情形先说给你姐夫听,他帮我用电话录音,我进去见医生时再开录音给医生听。 尽量把马来话学好啦 告诉老姐其实应该要把马来话学好。我拿了张长形书写纸,与她复盘那些常会用到的字,纸张左侧写好马来语,右边写上华语发音。脚酸、脚麻痹、小便有血、头晕、头痛、胸口闷,去验血、去等报告、下次复诊等等等。尽量写得工整,写好两大面。 自二姐家飞摩托往复印店,将发音笔记复印了25份,一份过胶,送往小城郊外的医院。我再次前往5号房间,敲门进去。医生不在,早上的护士一看:你不是早上的老师吗?我将装有发音复印单的袋子连同过胶那份交给她:这个给你们,可以折成小小张放在口袋里,遇到有问题可以参考。这个过胶的可以粘在墙壁。这一份比较完整,比较多词汇。 啊哈,医生把你早上写的黏在那边。她很勤劳在学。护士直指墙上的半张纸。老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留下电话号码,交代若需要课程安排再联系我。晚间收到医生信息:老师,谢谢你的发音笔记,对我们帮助很大。 不客气啊。我要谢谢医生您和护士们的辛劳。 我将发音笔记照片放在家人群组,简略说明事情经过。“妹妹你那样做很好,不过,不要飞摩托啦应该要驾车。毕竟刚车祸啊而且医院远。”“妹妹你功德无量。” 没什么啊,做能够做可以做的就是了。还有姐姐们记得要尽量把马来语学好。 把发音照片放上脸书记录生活中的美好,隔不久信箱跳出一则信息。当医生10年的妮截下发音笔记的照片寄来,“老师,我可以转发给我的马来同事吗?这个很有用。”当然可以,非常欢迎。 放眼身边,如老姐这把年纪却不会说马来话的长者不在少数。或许日常少用所致。简单的词汇,例如吃喝走跑跳等没有问题,但若看病时词不达意,便会拖长看诊时间,耗费精力。 发音笔记,为平淡生活增添些许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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