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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许多时候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源头或诱因。想不到六年级时,华文课本收录的几首唐诗,竟然是日后激发我对唐诗宋词兴趣的源头。 记得那几首分别是柳宗元的〈江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春晓〉、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还有李白的〈赠汪伦〉。当时年纪小,也没多想,只觉得这些诗文有押韵,不必死背硬记便可朗朗上口。有时还会篡改诗文来调侃同学呢! 有一回,我们得知一位同学不爱洗澡,于是篡改〈春晓〉戏弄他,道:“夏天不洗澡,处处蚊子咬,夜来噼叭声,不知死多少。”那位同学非常大度,一笑置之。如果换作今日,或许就是语言霸凌了。 还有一件可以让同学们嘲笑很久的事情。有一次学期考试,老师以李白的〈赠汪伦〉出了一道选择题,题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最后一句怎么接? 这首是我熟悉不过的唐诗,简直是送分题。哪里知道,我竟然鬼使神差地选择答案:“D.不及汪伦送我钱”。这被同学们笑足六年级下半年,说我:“见钱眼开!” 那时资讯远不如今日发达,互联网尚未面世,阅读报章、书籍和收听新闻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当时,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将报纸上喜欢的文章仔细裁下,贴进厚厚的笔记本。某日在副刊偶遇苏东坡的〈观潮〉,顿时如获至宝。 走过沧桑才懂的诗 在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岁月,这首诗的结构令我拍案叫绝,开篇第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收尾竟也是同一句,回环往复。我特意用铅笔在剪报旁批注了“有趣!”两个字,换作今日我或许会写上 “好酷哟!”。 第二天,我还迫不及待抄给同桌看:“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两人还蛮默契地认为苏轼“偷懒”! 年岁渐长,这首诗始终萦绕心头。20岁时重读,只觉是文人雅士的山水游记;30岁时再读,隐约体会到作者故地重游,所产生的新一层感慨;50岁后再读到这首诗,虽然那本剪报册已不知所终,那稚嫩的批注“有趣!”仍然烙印在脑海里。 在恍惚中领略道,以前和现在,其实一模一样,只是诠释有所不同。当年那个在课桌间传阅诗句的少年,可曾想到这短短28字,需要半生才能读懂? 最近在一段视频里捕捉到一些亮点,感觉可以与苏轼的〈观潮〉对接: 以前无话不说,现在无话不说。 以前特别喜欢一个人,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 以前谁也看不上,现在谁也看不上。 小时候怕父母知道,长大后怕父母知道。 以前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 之后,进一步整理出以下的想法。希望你听不懂,因为一旦听懂,这意味着你是有故事的人,甚至可能已经历尽沧桑。 以前无话不说,是因为心事浅,一杯汽水就能倒出半宵秘密;现在无话不说,是因为历经浮沉,终于懂得倾诉比沉默更需要勇气。 以前特别喜欢一个人,是在上课时间,偷偷看心仪的女生有没有从自己的课窒经过;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是不再眷恋于人多的场合,忍受得住孤独,可以默默地坐在书桌前数小时,集精会神的完成一枚小小的印章或一篇小块文章。 以前谁也看不上,是少年眼高于顶的轻狂,将孤傲当自信;现在谁也看不上,是看过繁华后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清醒自持。 小时候怕父母知道,是怕自己犯错或偷懒被责骂;长大后怕父母知道,是怕他们知道自己过得不如意,而为我担忧得彻夜难眠。 以前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生怕被说幼稚、没见识;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时是因为深知“一山还有一山高”而内敛,有时是因为明白自己的短板而“献丑不如藏拙”。 心想苏轼的〈观潮〉的前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或许是少年人未历世事时的执念,心心念念要奔赴那场盛大的烟雨潮涌;后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是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潮还是那潮,山还是那山,那种内心的平静。 只是看潮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苏东坡,而阅读书报的人,也不是那位剪到一篇好诗文而棒着剪报册奔跑的少年了。 这让我想起阿公的老花眼镜。儿时,见他戴着眼镜阅读来自故乡的信件,镜片后的眼睛总眯成一条缝。他不在时,我偷偷戴过那副眼镜,只觉天旋地转,这世界的模样有些扭曲。如今我也到了需要老花眼镜的年纪,终于明白:镜片是否正常投射,有时和岁月也有极大的关系。 再回头看苏轼那句诗:前一句“庐山烟雨浙江潮”,后一句还是“庐山烟雨浙江潮”。 原来,兜兜转转一大圈,起点和终点竟是同一处。从前只道是壮阔,如今才懂雾散潮退后的平静,这一来一回才是岁月真正的深度。退步,原来是向前!
1星期前
3星期前
苏轼爱喝酒,但酒量不佳。他在〈题子明诗后〉中说他少年时喝酒即醉,后来能饮至“三蕉叶”,又说一日饮酒“不过五合”。 宋代文献中,蕉叶杯属于体量极小的酒具,陆元光〈回仙录〉即将其列为诸杯之末。器形仿芭蕉叶而制,浅而小,网上可见实物图像,可以想像它并非豪饮之器,而更近于品茶般的缓啜。 “合”为古代容量单位,宋代一合约60毫升,五合不过300毫升。加之北宋时期尚未出现蒸馏烈酒,多以谷物发酵而成,酒精度较低,大致相当于今日啤酒。苏轼酒量之小,友人亦多有记述。黄庭坚提与苏轼同饮,他在〈跋东坡字后〉中说不到三蕉叶,苏轼已烂醉,沉沉睡去,“鼾声如雷”。 苏轼却从饮酒中获得极大乐趣。他的诗词中酒字屡屡,无论是对月举杯,酣中怀人,还是酒醒微寒,都是读者熟知的意象。前人统计,《东坡全集》中,“酒”字出现九百余次。这并不包括写饮酒场面,未直接写出“酒”字的作品,可见饮酒几乎贯穿其一生。他甚至直言,“使我有名全是酒”,酒与其人生形象密不可分。 饮酒之妙,不在酩酊,而在“半酣”之际,将醉未醉之间。分寸之难,恰在于此。许多人往往在这个阶段不肯停杯,以“一醉方休”为快,反而失去饮酒之趣。苏轼虽偶有醉眠之时,但更多时候只是微醺。邵雍在〈安乐窝中吟〉中写道:“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意指花半开、酒微醉为人生佳境。苏轼显然深契此意。此时神志仍清,思路不乱,不过借酒助兴,使精神稍显活跃而已,意味反而更长。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出狱后所写诗句。他并不讳言酒对其诗文、书画创作都带来助力。赵令畤在其笔记类著作《侯鲭录》中说苏轼曾提酒后挥毫:“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略带酒意方能纵横自如。有时酒醒之后再看,反觉不及醉中自然。 喝醉时心里仍然清醒 苏轼在〈酒子赋〉中说:“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他一喝就醉,但所获乐趣不逊豪饮之人。他所迷恋的,并非酒量,而是酒所开启的心境。人生诸多情境,都可以与酒相遇:忧愁时饮酒,欢喜时饮酒,孤独时饮酒,得友时饮酒,遇到佳山胜景,更往往以酒助兴。酒成为连接情绪与世界的一种方式。 世间未必有真正赢家。将心翻开,人皆难免带着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苏轼之可贵,在于能够转换角度看待得失。一旦心境转移,生命便呈现出新的气象:生机、希望与豁达同时浮现。酒于他而言,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进入内心的路径。得意之时,他宴游唱和,饮食讲究,在丝竹歌舞之间体会生活之美。 失意之时,他同样以酒自处。这一点,在其贬谪生活中尤为明显。黄州时期物质匮乏,他作〈节饮食说〉自我约束,规定日常饮食不得逾越一定分量,即使有宾客,也不过略加增添。用度不可逾越。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酿酒。困顿之中酿蜜酒,后来又尝试柑酒与松酒,晚年南迁岭南,仍兴致不减,又制桂酒并为之作颂。其中最为自得的,则是“真一酒”。他还写下《东坡酒经》,总结酿酒经验,并有多篇文章专论酒之意味。 苏轼尤重饮酒时的人际氛围。他在〈书东皋子传后〉写到,与客对坐,缓缓举杯,胸中便觉“浩浩焉,落落焉”,其乐有时甚至超过饮酒本身。闲居之日,多以酒待客,几乎无日不饮。酒在这里成为一种交往形式,使精神得以开阔舒展,情意得以流通。 饮酒需要同伴,但一旦达到“酣适之味”,便应知止。狂饮滥醉不足取,“在醉常醒”才是更高境界。也就是说,苏轼心里其实喝酒是“醒”的,他孜孜以求的,是酒中的“意”,而非口腹之“味”。这种观念,与传统借酒忘忧的态度有所不同,更接近一种自觉的精神调适。他饮酒有晋人风度,但他并不推崇阮籍、刘伶等人纵酒任诞的行为。他认为贪杯狂饮致失常态,并非可取之道。 他在〈和陶饮酒〉诗中写到,他饮酒虽少,却常以持杯为乐,似醉似醒之间,连自己也难以分辨。苏轼的饮酒哲学,有值得玩味之处,灵感突至,他写下“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至此,酒不再是必需之物,即使空杯在手,也足以自得其乐。 既然“空杯”尚且满含醺然之意,更何况有酒在前,与其说苏轼酒量不佳,不如说他只需少量酒意,便可进入浩茫无垠的精神世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醉乡。
2月前
苏轼渡海至海南,与中原世界的联系几乎在一瞬之间被切断。友人程全父来信问候,他在回函中说,自己来此已逾一年,身处“海外穷独”之境,忽得故人音讯,不觉生出几分慰藉。 生活的艰难,是可以逐一列举的:与黎族杂居,风俗殊异。日用匮乏,百物难求。初借官舍,不久即被逐出,只得自买薄地,结茅为屋。而囊中早空,别无所蓄。他说:“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 这一笑,并非无视苦难,而是改变与苦难相处的方式,既不能去之,便容之。使之不再成为压倒性的存在。在情感上,他主动收敛。不再期盼与旧友重逢,将人与人的往来移入记忆之中,或只在心中重游旧日山水,或低吟往昔诗句。现实的断裂,并未终止关系,而是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延续。孤独不再只是缺失,而是借由记忆获得暂时的栖息。 所幸仍可书写。信札、诗文,不仅抒发情思,更成为安顿生命的凭借。海南时期尤为如此:他不与命运争执,而是顺势而行。这种“顺”,不意味着消极停滞,而是在顺应中维持精神的张力,使生命继续展开。他不将际遇归之于偶然,而是体认一种更深的节律,让自身与天地变化相契合,由此,困境成为可以理解、可以通透的经验。 初至海南,他写下“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仿佛已到绝境。然而诗意随即转折:当目光从疆域之内移向宇宙之间,中国与海南岛同样渺小,如一粒米粟,所谓“中心”与“边缘”也随之失去意义。二者同处茫茫天地之间,无所谓尊卑远近,他写“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自比谪仙,天上有宴会相候,他为自己生出几分旷达的喜意。 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在传统士大夫价值体系中意义深远。政治中心不仅是权力所在,更是文化正统的象征,趋附中心,往往意味着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苏轼在海南的经验,使其对这一结构产生反思乃至超越。 他说退却从未退 他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中说:“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张九龄生于韶石,即今广东韶关。姜公辅出于更远的日南海外,大致在今越南中部。二人皆为一代名相。苏轼借此说明,道统并不依附于地理中心而存在。岭南乃至更远的“化外之地”,同样可以孕育政治与文化精英。由此,道统获得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普遍意义。 苏轼的步伐始终稳健:依旧出游,依旧交友,依旧以敏锐的感受力拥抱周遭。他写〈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第一首云: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酒后步行回家,在树丛里迷路了。昔日说“家在万里岷峨”,指的是故乡眉州。又说“家在江南黄叶村”,指向江南宜兴。在惠州时,他写“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合江楼在水东,嘉祐寺在水西。而今却成了“家在牛栏西复西”,在黎村边缘之地,荒凉至极,甚至需要凭牛迹辨路。 没有伤感,落魄被悠闲取代,这是对“所在即是”的体认。世上的路,本就从贴进生命最近处,一步步走出。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黎族的三个小孩,以葱叶吹哨,与他嬉笑相迎。没有必要以“天涯万里”自伤。海南溪边,也有“舞雩之风”。 “舞雩”出自《论语》。孔子问志,众弟子多言治国平天下,唯曾点说愿于春日,与童子数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一种平淡、从容、远离功名,却不失生趣的生活理想。只要心中有此风情,则一溪一水,皆可为沂水。一隅之地,亦可通向文化的中心。苏轼并非方外之人,他的作品都带着人间烟火气,容易让人共鸣。他不仅仅是天籁的享受者,他自己也是天籁的一部分。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这是苏轼在〈千秋岁·岛边天外〉的句子。说“退”其实没有退。他从未真正归田,也未完全遁世。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苏轼所呈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退避政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感受:对人生纷扰本身的反思、怀疑与超越。这种“退”,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现实之中重新安放人生意义: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困顿中寻得一条与万物和谐的道路。 渡海之后,他在世界的边缘,重新抵达新的中心。这一中心,不在地图之上,而在心中。
2月前
苏轼写过〈论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国人,父兄都被楚平王所害。他为报仇投奔吴国,后来率吴兵伐楚,攻入郢都,为父兄雪恨。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究竟算什么?叛臣,还是孝子? 伍子胥行为历来争议极大。汉代大儒扬雄批评他说,破楚入郢,鞭楚王尸,“皆不由德。”苏轼为伍子胥辩护,批评扬雄为“曲士”。在他看来,伍子胥之举是“发其至痛,无所择也”的人情,父仇子报,符合礼法。”他问杨雄:“独非人子乎?” 苏轼称伍子胥为“人杰”,其举可哀而可恕。这种看法,体现苏轼一贯道德立场:设身处地,以人为本,不拘泥于教条。 〈论伍子胥〉写于海南。贬谪之地,并未改变著书立说志向,苏辙说哥哥和父亲一样,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们辞辩宏伟,认为读书人不可辞论世之责。苏轼在海南写下许多篇史论,除〈论伍子胥〉外,还有〈论武王〉、〈论孔子〉、〈论管仲〉、〈论商鞅〉、〈论秦始皇〉、〈论项羽〉、〈论范蠡〉等篇。 这些人物历来为士子熟知,议论纷纭,苏轼重新评说,其后由儿子苏过收入《东坡志林》。虽一度为朝廷所禁,但是民间广为流传,与他的诗一样,“落笔辄为人所传诵。”黄庭坚读后感叹:“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不过苏轼最在乎的著作并非这些史论,而是“三书”:《易传》、《书传》及《论语说》,分别阐释儒家经典《易经》、《尚书》及《论语》。他对这三部著作极为自许,认为这是平生最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曾在致友人信中提及此事,说道:“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三书的写作始于黄州。未到海南岛前《易传》和《论语说》初稿已成,到了儋州,他一面修订旧稿,一面精心撰写数十万言的《书传》,苏辙为哥哥所作的墓志铭记载,苏轼完成著作后,感叹一生未必能为世人理解,但只要三书流传,后世“当知我矣”。 贬谪中的不屈人生 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苏轼离开海南。行囊中最重要的是三书。北上路途不顺利,连日大雨,桥梁损坏,他在〈记合浦舟行〉中说“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言语中流露忧虑。后来雨过天晴,得以渡海,但厄运未离,急病来袭,他本来体弱,自知大限将至,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好友钱世雄,并叮嘱道:“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为何不愿立刻公诸于世?或许不想再惹纷争。司马迁写完《史记》后,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知音。青史留名,超越时空,应该才是苏轼更在意的归宿。他坚信后人会看到三书价值,一时名声不值一提。 事实证明,判断没错。他过世后,三书以“明于事势,长于议论”,“披抉明畅”,“卓然具有特见”受后人重视,吕祖谦、魏了翁、林之奇、吴澄、陈栎等人皆有取鉴,朱熹虽多处驳斥,但他最器重的学生蔡沈,却态度迥然,对苏轼之见多表赞同。 苏辙所撰墓志铭记载,苏轼身后留下“《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文字之丰,的确惊人。单是在海南两年又七个月,他写下近三百首诗。 30岁以后几乎再无安宁日子,一贬黄州,再贬惠州,最后远谪儋州。如此颠沛的一生,却仍能笔不离手。他天生具有一种自我冲淡的能力,很快便能回到恬静的生活状态。得意时写诗作文,失意时也以笔墨排遣寂寞。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去世前两个月所写的:心如燃尽的灰木,身似失去缆绳的小舟。若有人问一生功业是什么,他回答: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让我深为感动。苏轼打破旧有思维,世人所谓功业,多半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却将功业和失败与贬谪之地并置。在这三个地方,他依然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经历苦难,却从未一蹶不振。 带着几分自嘲与反讽,暗中流淌的是悲欢年华。但更深处,是通透的人生体悟。重要的并非外在功业,而是生命本身的完成。在失意与磨难之间,他遇见了内在的自己,抵达了生命深处的平静。墓志铭中的“当知我矣”四字,千年之后读来,依然可以感受他沧桑中带着从容而自信的语气,我们想到他著作之量,方知生活积极度之可贵,苏轼达观之示范,如暮鼓,如晨钟。
2月前
3月前
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在宋人心中,那是天涯尽头,海天万里,与中原如隔一世。四月十九日,他离惠州,顺西江南下至梧州。途中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已行至藤州,两地相距250里。苏轼闻讯,加快脚步,赶去与弟弟相见。行旅之间,诗情忽至,遂作〈苍梧道中寄子由〉寄之。 一路南下,他说山川渐远,中原气象消散身后。九疑山脉连绵起伏,与衡山、湘水相接,烟岚苍翠,仿佛牵着故国衣袂。苍梧已远在天之一隅,天地阔大,人影愈显渺小。 夜宿孤城,他辗转难眠。号角声从烟树深处传来,低沉悠长。江水在月色下铺展开去,残月未落,水天一色。他抚枕而起,不禁长叹。半生行脚,仕途沉浮,竟来到传说中舜帝葬身之处。昔人远去,山河依旧,千载兴亡,俱在一片寂寂江山之中。 江边父老讲解遗迹,说起舜帝旧事如数家珍。白须红颊,神情敦厚,举止之间有古风。此地虽远,未必荒凉。山川之外,人情更为可亲。 世人嫌琼州、雷州远隔云海,与中原万里相望。他说无妨,圣恩未绝,身虽远谪,仍可遥望朝廷。此念不灭便足以自持。 他一生读书学道,不过求一个“真实”。得志不会增加自身分量,失意不会减损人格。胸中所守,不系于一时穷达。天意要他像箕子那样远居边荒,他坦然受之,既来之,则安之,把心志留在人烟稀少之处,使斯文不至湮没。 诗最后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将来若有人修撰舆地之志,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写到海南时,也许会顺笔一提:这里曾是苏轼故乡。 二人无话不说。苏轼常以诗词寄赠,兄弟唱和不绝。其中最为人熟诵的,便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称赞弟弟思维周密,自己性情疏放,做事冒失,得罪人多,连累家人。弟弟继承父亲苏洵性情,虽然沉默寡言,却是真正智者。苏辙则认为兄长才华无人可及。苏轼的赞许,不过是一份对弟弟的怜爱。 苏辙回忆年少外出,每到危险陌生之地,苏轼总是走在前头。虽然二人只差3岁,苏轼却扮演启蒙角色。他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苏辙患难情 苏轼贬儋州,苏辙被牵连贬至雷州。两地同属南荒,不过儋州更为偏僻。藤州相会时,苏辙反而更加沉默低沉。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一趣事。两人饥肠辘辘走进面馆。苏辙吃了一口,难以下咽,放下筷子叹息。苏轼片刻吃个精光,笑着对弟弟说:“这面如此难吃,你怎么还想细细品尝?” 虽是小说笔法,却折射性情。苏轼身陷绝境,总能谈笑自如。苏辙严肃刚正,不善以旷达自解。 二人自幼随父读书,一同成长,同年同榜进士,入仕后聚少离多。都是一代文学大家,苏轼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苏辙则沉稳内敛,老成持重,他的文章虽少苏轼安贫乐道的潇洒,却质朴厚重,保存生活气息。 二人都反对新法,树敌甚多。苏辙为人低调,却也因为直言得罪权贵,章惇就是因为他的弹劾迁怒苏轼。但是苏轼名望和影响力更大,他性情外露,胸无城府,在支持及反对新法的论战中,自然成为政敌所攻讦之人。 宦海沉浮之中二人始终志气相投,把亲兄弟做成人生知己。〈宋史·苏辙传〉评价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之情,在古人看来亦属难得。 后来苏轼在儋州听说弟弟吃不惯南荒饮食,瘦了许多,写〈闻子由瘦〉:“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海康”是苏辙被贬之地,“别驾”是被贬后职位。瘦未必坏事,苏轼说将来相见,看见彼此成了清癯仙人,若得回乡,只需骑着黄鹄,就可逍遥来去。酸楚之事不必直说,他把茶饭不思化作幽默调侃,既表达关怀,又不使弟弟伤感。 藤州相聚,还有一小事可记。二人同住一室,一夜苏轼痔疮发作,痛苦呻吟。苏辙彻夜守在旁边。劝他戒酒养生,还吟诵苏轼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信誓旦旦答应,还写〈和陶止酒〉明志。写诗不过让弟弟安心,酒肯定戒不了。 从藤州至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不急不缓,走了25天。分别之时,苏轼登船远去,回头一看,苏辙仍在岸边挥手。舟行渐远,岸影模糊,他心中虽有不舍,却生出一份宁静,他希望弟弟也能理解,所安之地就是故乡,不受地理控制,不离彼此关怀。他唯一不知,这是二人此生最后一见。
3月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贬居海南儋耳时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从惠州贬至儋州,转眼已近两年。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农事将兴。“春牛春杖”即民间“打春牛”习俗。古人以土塑春牛,在立春日执杖象征性鞭打,寓意催促农耕、祈愿丰年,揭开一年春耕序幕。 海南临海,春风自海而来,浩荡开阔。桃花鲜红,仿佛春神染就,明丽动人。立春之日,农家门前挂春旗,插春胜。一阵春风吹来,酒意顿醒。儋耳虽为天涯贬所,却不见凄清。杨花随风翻卷,如雪纷扬,满目皆春,轻盈而有生气。 海南四季变化不若华北分明,但是所谓春意,原本关乎感觉,尤关乎心境,习俗、海风、花开都是触媒。春节时读此词,仿佛听贺岁曲,胸中自有畅意。 短短44字,“春”字五见,确实显眼,但毫不堆砌或拗口,反而自成章法。每一个“春”字,如节拍般敲落,将春意层层推开,不仅是迎暖驱寒,更是一种抗愁、抗苦、抗天涯孤绝的心声。 苏轼前半生科场得意,仕途顺遂。历官杭州、密州、徐州,皆有施展空间,及至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命运骤然转折,自此坎坷相随,断续获罪。 至惠州时,自觉已贬无可贬,心气渐平,看淡进退荣辱,只愿在力所能及处为百姓尽一分心力,终老岭南。他父母过世多年,两位妻子和红颜知己朝云相继过世,尘缘渐薄,锋芒亦敛。他收起议论之锋,甘作一方小官,与儿孙相守,以惠州为归宿。 一道敕书,再贬海南儋州,才是生命最后一劫。长子苏迈、次子苏迨都愿相随,几经商议,由三子苏过陪父渡海。他60岁,启程时,他说家人在江边哭得撕心裂肺,早已把这次远行当成永诀。茫茫海上仿佛“魑魅”在前方等候,他怎么可能平安生还? 海南素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黎汉杂居,官员被贬至此,仅次于死刑。苏过弃妻小、弃前程,陪伴“罪臣”老父远赴生死未卜之境,苏轼心中自有歉疚。 强大内心的气壮 丙午大年初二,我忽生新春之怀,抄录与我祖籍地海南有关的〈减字木兰花〉一遍,又从书架取出黄玉峰《东坡海南游》。首章即写苏过三年侍侧,不离不弃,父子相依,其情深厚,读之动容。 书中第三章谈苏轼在海南所结交之人。昌化军史张中敬仰苏轼。彼时苏轼虽挂“琼州别驾”虚衔,却受“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张中非但未加监管,反命人修缮驿站,让苏轼有居身之所。苏轼政敌不少,新党吕升卿欲置他于死地,遣董必察访岭南,逼其迁出寓所,张中亦遭弹劾,贬雷州监司。 还好苏轼人缘极佳,初到海南即认识不少名士,黎子云是其中施以援手朋友,他让无家可归的苏轼父子暂住黎家。后来苏轼倾尽储蓄购地,却无余钱建房,桄榔林中的茅舍,乃黎子云等十余人伐竹割茅、铺草搭架而成,名曰桄榔庵。如今是儋州中和镇旅游景点。 苏轼面对逆境的态度启发无数人。《东坡海南游》利用苏轼在海南的各种资料继续在这方面做有意思的探讨。瘴气、毒雾、寒风、浊水,海南不宜居的传闻,苏轼早已知悉。渡海前他给家人留言: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恐惧一直都有。但居久之后,他对传闻生疑。“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潮湿炎热诚然不假,短命却未必,其中他结交的王公辅不只鹤发童颜,又能喝酒,此人据说享龄一百零六。他在〈石钟山记〉感叹说没有亲身经历,不该“臆断其有无。”这种为海南水土辩诬之言,我读后尤觉亲切。 真正可贵的,是他随遇而安的本性。林纾说不管是惠州、儋耳,“皆万无不死之地,而东坡仍有山水之乐。”苏轼喜欢陶潜,但若二人易地以居,林纾说苏轼不死,陶潜必死:“陶潜虽有夷旷之思,而诗中多恋生恶死之意。东坡气壮,能忍贫而吃苦,所以置之烟瘴之地,而犹雍容。” 黄玉峰引林纾的话后补充说,所谓“气壮”,指的是“强大的内心”,逾越权势和金钱,就不会恐惧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倾轧,也不会陷入贪婪、痴念的泥潭,苏轼“把沉重的苦难付诸一笑,轻轻地放下,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对生命的理解。” 春节抄〈减字木兰花〉,与其说是顺应年俗,不如说是自勉,或为自己养些心气。纵在天涯,亦有无限春风。
3月前
4月前
7月前
8月前
9月前
和家人提起,台湾某新闻人物的故乡是湖南郴州。他不解,怎么了?我说,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郴州。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为北宋词人,词作纤细温婉,很多人熟悉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便是他的名句,可见一般人对秦观的作品未必陌生,只是不知出处。秦观尚有“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纱〉)、“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满庭芳〉)。另,秦观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与苏轼关系密切。 明代的三言二拍,记录很多民间流传的故事。之一的《醒世恒言》,有篇“苏小妹三难新郎”流传甚广,亦有传统戏曲演绎。内容大致是苏轼之妹苏小妹才高八斗,连苏轼与苏小妹比拼文采,都落居下风。苏小妹倾慕秦观文采,接受秦观提亲,却于洞房外设置三道题,秦若答不上不准入洞房,隔日再解题。前两题秦观轻松交卷,谁知却被第三题的对子难住了,幸得苏轼在旁暗示,激发秦观灵感,总算完成,这才顺利进入洞房。 以毛泽东的同乡为荣 然而其实苏轼没有妹妹,且秦观元配为徐氏,可知“苏小妹三难新郎”纯属虚构的民间故事,但南宋已开始流传苏小妹轶事,历经多代增补,至明代发展为完整故事。苏小妹故事超越时空限制,深入人心,这个现象相当有趣,如今不妨猜测一二。苏轼太受欢迎,而苏家一门三杰,除了苏轼,其父苏洵、弟弟苏辙亦有文名,让人不禁好奇,苏家之女不知才华多高?可是昔日闺秀无法抛头露面,于是展示其文采最合理之处,便是在婚礼考验新郎。至于女婿人选,秦观或因身为知名词人(无名文士胜之不武,未免无趣),其作多歌咏男女情事,又与苏轼交好。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文名更胜秦观,惟黄学佛甚勤,形象是端严的道学先生,与故事需要的旖旎浪漫格格不入。结果被苏小妹刁难、差一点出糗的夫婿,便被后世文人派给了秦观。 不过如今的湖南人,多以毛泽东的同乡为荣,而郴州亦属长征的红色城市之一,据说红军曾在郴州历经22天战斗,至今当地仍流传一些革命遗迹和故事。看来郴州人或许更熟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叙事,早已遗忘缠绵感伤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有点可惜。大小叙事都重要,生命更完整。
10月前
今天下午开车载两个孩子去足球训练,一如往常,出门前查了查全球定位系统(GPS),知道交通有点阻塞,不过应该不至于迟到。 果真,出了高速公路,进入住宅区的路段交通比往常繁忙,车速缓慢。平时15分钟左右的路程,估计今天需要半小时。 今时今日,就算已知道路线,我们也习惯先查看GPS,以避开塞车路段。去球场接下来的这段路,其实不用问GPS,基本上就只是一条路直走。 好奇心用在错的地方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右手握驾驶盘,左手拎起手机,好奇查查到目的地的所需时间。抵达时间没有意外,应该不会迟到;意外的是转头看见了警察叔叔。 结果也没有意外。警察叔叔办事干脆利落,而我亦丝毫不婆妈,没5分钟就诚心收了交通罚单。后来足球训练还是没有迟到。 我喜欢苏轼。他说过:“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说的大概是人常聪明反被聪明误,知道太多、太清醒,未必是福。 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资讯唾手可得。但越是这样,越要明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把每件事都搞得清楚透彻,对待生活可以随性淡然一点。 一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对事情的结果并无实际意义,知道得太多,不但没意思,还可能徒增烦恼,不值得执著。人与人的相处往往亦是如此。 今天被赏这张罚单,就是因为我不堪糊涂、不够随遇而安。
1年前
生活的烦杂和琐碎无所不在,令人总是想把事情简单化,例如“如何把工作内容简单扼要的说明?”“看完一本书,如何摘撷书中要点作为日后参考?”“如何将琐碎的事情梳理出一个头绪?”等等。 最近有所感悟,看看古人是如何用最简单的文字来记载自己的生平。 两千五百多年前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为政》是这样阐述自己生平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的时候,孔子立志学习,做学问,求知识。 “三十而立”:30岁的时候,说话做事有把握;也有人诠释为能够独立自主。 “四十而不惑”:到40岁时,不致困惑;也有人诠释为掌握各种知识不为外物所迷惑。 “五十而知天命”:到50岁时已经熟知自然的规律和法则。 “六十而耳顺”:60岁的时候,自己可以欣然听取,并接受不同意见;也有人诠释为一听别人说话,便可判别是非真伪。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70岁的时候,可以从心所欲,也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也有人诠释说可以遵循内心的感觉,进退有度。 后来,这些年龄也成为许多人立志或测量人生历练的标杆准则。有些人会用“而立之年”、“年逾不惑”、“耳顺之年”来说明自己的年龄。 那么九百多年前,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兼艺术家苏轼是如何总结自己的生平?且看他的诗文〈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心如已经烧成灰烬的木头,又像一叶没拴绑的小舟。如果一定要问一生之中有何功劳和成绩,那应该数黄州、惠州和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岭南和海南。 稍微涉猎,在40年漫漫仕途中,苏东坡所任职的地方竟然多达15处,其中包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然而,为什么在论功业的荣耀榜时,他却选中这3个自己仕途最落魄的贬谪之地呢?而不是杭州、金陵还是扬州呢? 3个浴火重生的转折点 这3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地方,让苏东坡遭遇苦难,又自我疗愈走出灰暗。我相信这些地方是他最接近草根庶民,与此同时蛰居一隅,远离朝廷纷争的地方。苏东坡可以专心致志造福乡梓,并且办学授业,进而受到百姓的景仰和爱戴。 后来,清代诗人江逢辰说:“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意思是说,虽然苏东坡后来被贬谪去海南(儋州),不过就因为他曾经在惠州任职,天下从此不敢小看惠州。这是苏东坡为当地人带来的文化自信。 海南有一句话:“东坡不幸海南幸。”虽然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但是却充满海南人对苏东坡的感恩之情。他办学授业,培育出海南岛的第一位进士和举人。海南在他的治理下,从此开始教导岛民打井取水、种植水稻,还建造和创办第一所医院和学校。 在这3个遭遇磨难地方,苏东坡处于人生的低谷,却创造出生命的高峰,无论是在政绩、文学和艺术上,都具有传世的能量。黄州、惠州、儋州,还有其他任职过的地方,张张都是他的闪耀名片。 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总结自己的生平。孔子依照自己的岁数来总结自己各个年龄阶段的体悟和生活智慧。苏东坡用他在被贬谪的地方重点记录自己的生平和历练。虽为一介凡夫,在生命落幕前我也想用最精简的文字来写下自己的生平,那会是什么呢?
1年前
日前与书友见面,席间提及友人称我“初见”,我说初见为昔日网名,现在没用了,但仍有一些朋友这样喊我。他知我喜欢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猜测是否出自“人生若只如初见”〈木兰花·拟古决绝词谏友〉。非也非也,是北宋晏几道“记得小苹初见”〈临江仙〉,我名苹。 初见一词于传统诗词出典不算少。“人生若只如初见”,感伤故人情谊易逝,不如初见。年少曾因此句触动,迈入中年重读却是另一番感受。人生多艰,难以苛求事事圆满,即使情谊不如初见也就罢了。中年收束激昂情绪,年轻人看来似乎现实寡情。不过情绪太多,难免淹没理智,如何适切节制情绪与理智,是一生的课题。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则是乱世哀音。安史之乱造成众多民众流离失所,李益与10年不见的表弟相见不相识,通姓问名才叙契阔,马上又面临生死两茫茫。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春、江、花、月、夜共同构成的美景使人沉醉,谁第一个见到如此美丽的月夜,引发诗人感叹世间沧桑,以及游子离思、思念丈夫的妻子等人间情感。另有“仙台初见五城楼”(韩翃〈同题仙游观〉)、“雨前初见花间蕊”(王驾〈春晴〉)、“二月虹初见”(李峤〈萍〉)、“放梢初见影离离”(黄庭坚〈新竹〉),描绘初见各式景物的情怀,各有文采巧思,读来相当有趣。 晏几道似乎很喜欢初见一词,另有“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临江仙〉、“楼倚暮云初见雁”〈南乡子〉。最知名的是〈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浅白易读,由人去楼空的落寞,追忆昔日宴饮的欢乐时光,而名叫小苹的女子,让晏几道深刻记得初见时的衣着,可见着实刻骨铭心,全词温婉感伤。晏几道的〈小山词〉自序,提及昔日与两位友人吟诗作词,友人家有歌伎,晏填的词交由歌伎莲鸿苹云当场演唱,欢乐无限。如今友人一逝一病,三人不再重聚。惟歌伎莲鸿苹云,到底是莲、鸿、苹、云四人,抑或莲鸿、苹云两人,各方意见不一。不过晏几道另有“小莲未解论心素”〈木兰花〉,即知晏几道魂牵梦萦的灿烂时光,多有莲鸿苹云的倩影。 敬佩忠于本心的晏几道 晏几道为晏殊幼子。晏殊是北宋神童,7岁能诗,14岁受荐举参加科举。曾任相,亦是知名词人,后因故罢相贬官。晏几道虽为相国公子,但晏殊过世时他才7岁,家境随父亲逝去而没落,可能深深影响他日后的为人处事。晏几道仅为小官,宋史无传,以致生平后世所知不多。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原为唐末翁宏〈春残〉中的两句,翁诗流传不广,倒是经晏几道袭用后备受喜爱。这样的写作手法,宋代称之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蔚为风尚。如今却是抄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不能乱了套。倘若将宋代的点铁成金视为抄袭,对宋人而言是莫须有。今人将他人作品据为己有,即使强辩是夺胎换骨,依然违反智慧财产权。 苏轼曾托与晏几道交好的黄庭坚转达,希望拜访晏几道。谁知晏以“今政事堂(宋宰相署)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拒绝。晏几道不见苏轼一事,年少的我觉得帅气。很喜欢苏轼,若蒙苏轼求见,我一定屁颠屁颠冲过去,绝不啰嗦。晏几道做了我做不到的,让我相当敬佩。 中年重读这则佚事。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苏轼,请托同为两人好友的黄庭坚求见,对晏几道诚意尊重,晏理应欣然接受,断然拒绝未免不近人情,却非常勇敢,忠于本心并不容易。或许晏几道并非对苏轼有什么意见,纯粹无意社交。此事谈不上谁高谁低,只是选择而已。看来晏几道始终率真任性,恐怕人缘不太好。最好的时光早已过完,不时咀嚼前半生灿烂岁月的晏几道,日子大概不太痛快。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