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顺.当北宋家风遇见多元马来西亚

若仁爱植根家风，官员子弟也将以民为念，廉洁从政。这正是人民之福，国家之幸。

程夫人的教诲是苏轼清廉的根基，而《迈砚铭》则是他为官之道的浓缩。

苏轼赠砚于子，铭曰：“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这短短的28字，道出为政者应有的四项自律：求学不懈、升迁警醒、理财以民、断案存仁。

千年前的忠告，今日依然切中马来西亚公务体系的核心问题。

首先，第一点是“道”当为圣贤之道、治国之道。苏轼希望儿子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要如同口渴寻水一般迫切。没有对真理，对道德的基本首要操守而从政，而居高位，只会祸国殃民。

在马来西亚，我们呼唤的正直官员，不应只是守法者，更应是道德引领者。我们冀望我们的政治领袖都必须对提升个人专业能力和道德素养充满热情，拒绝“得过且过”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

不是霸着高位而无所贡献。同时，清廉的基本态度更加不当是被动的守势，而是主动的学习与精进。而不是比赛谁背地里贪得多，贪得精，贪得天地人无知。

次之是“求进”。求进指的是为官处事的态度与精神。苏轼告诫儿子要常怀警惕之心，对权力保持敬畏。在拥有巨大资源的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领域，权力滥用与制度腐败的风险始终存在。对公共权力没有保持敬畏的态度。更加容易是权力约大，贪得约多。权势约大，约贪得神不知，鬼不觉。正直之官必须时刻警醒，深知手中权力是人民所托，而非私用工具。这种“若惊”的心态，是防止官员从“为民服务”走向“为己服务”，“为个人钱袋服务”的关键。

苏老的第三个提醒是“治财”。这里的治财指的是处理公家的钱财。“常思予”即常想施予、利他，而非占为己有。这句铭文对现代马来西亚社会的反腐意义最为直接，更加具有挑战性。政府公款、发展项目资金、国家资产，均属于人民的。将这些资源纳入个人口袋是可恶的。这是许多国家人民反政府行动的根源。正直之官在管理公共财富时，必须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财富之上，杜绝任何形式的贪污、挪用和利益输送。

第四点，苏老提到“书狱”。所谓书“书狱”是指如何审理案件、行使法律权力之道。苏轼要求儿子要常存仁慈之心，思量如何让犯错者得以“生”。在马来西亚的执法和司法体系中，公平与公正至关重要。一个正直的官员，即使面对法律的威严，也应保持人道主义精神，不因私仇、不因偏见而冤枉他人。这种“思生”的仁厚，确保了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不失温度和良知。然而这种思生的观念不应该被滥用为为败坏的政治人物打开方便之门，居家服刑而不思过，那不是思生，是放生。

愿我们都能够借鉴苏家的道德传统，将这些普世价值融入马来西亚的家庭与公民教育。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尤其从政者的家庭，更应以身作则。孩子看的是父母如何治政、是否廉洁，而不是如何隐秘敛财。若一个孩子从小懂得“非义不取”，见证父母关心弱势、心怀仁爱，他日成为贪官的几率将大幅降低。身教的力量往往在不经意间显现。或许某天，孩子能够自豪地说出：“我的父母教会我为人正直。”这，就是最深远的影响。

让“治财常思予，书狱常思生”超越族群与语言，成为每个家庭对子女的期待，尤其是政治家族的基本底线。当每个年轻人都带着“若惊”的敬畏之心踏入公门，马来西亚才有望迎来真正清明、公正的政治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