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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油小生

前文提要:在神山公园3天,每天都会见到白眉林鹟在山径不同段落出现,有一只林鹟甚至允许我靠近至不到一米的距离,观察它在地面上翻找虫子吃……雨林里,落落大方的永远是鸟儿。(继续阅读上篇) 这种林鹟羽色朴素,但两道大白眉给它以戏曲脸谱般的强化效果,某些角度会错觉它正在瞪着你看,某些角度又变得楚楚可怜——欸,这算是人类的自作多情吗? 白眉林鹟是婆罗洲中央至东北山区的特有种,“Whitehead’s Trio”也是,还有雉鸡类的红头林鹧鸪(Haematortyx sanguiniceps)、小型的绿黑绣眼(Zosterops emiliae)、大型猛禽山蛇雕(Spilornis kinabaluensis)等等。 上高山多少就是冲着特有种而来,半岛的福隆港如此,台湾的大雪山公园也一样。 有些特有种会让人想起彼此,像是在台中大雪山偶遇的台湾山鹧鸪(Arborophila crudigularis)、福隆港苦候终于等来的马来山鹧鸪(Arborophila campbelli)与婆罗洲无缘一见的红胸山鹧鸪(Arborophila hyperythra),就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不同配色版本。它们同属Arborophila,从生命树看,这一属大约是在1050万年前分家,慢慢演化出20种山鹧鸪来,散落在东亚、南亚与马来群岛。它们对人类有与生俱来的畏惧,总是躲藏在密林中,但叫声十分响亮,循声赶过去,就会看见一个个圆滚滚的身体四散逃离的萌相。山鹧鸪的祖先与人类祖先渊源一定很深,一边是猎物,一边是猎人,或许那善于躲避猎人的基因就是在演化路径上不断强化,以致于今日之“羞涩”吧——好在猎人已换上了望远镜与相机,不再猎食,只管掠色,大抵还是那句“食色性也”。 认真观鸟后,才明白潮玩何以流行,一个模型请不同艺术家联名彩绘,给人以熟悉又独特的矛盾感受,这些山鹧鸪的外型似乎都一样,背后却是千百万年的演化史与地理变迁,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婆罗洲山林稠密,大多数物种看不见,只能靠听的。第一次造访,常被陌生的鸟鸣虫叫给扰乱方向,唯一熟悉的,是那身形更细小,指头般大的山缝叶莺(Phyllergates cucullatus)。它们拔丝般的笛音鸣唱无所不在,长音短音错落,旋律好听。福隆港也有山缝叶莺,偶尔能听见它们歌唱,听着心旷神怡,而这四月初的神山公园,山缝叶莺一群群接力演唱,走着走着,都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了。 神山登山客多,但偶尔也会遇见其他拍鸟人,曾遇一人拿手机播音,放出来的怎么都是山缝叶莺的歌声?原来那段网络录音在收录灰胸咬鹃的时候,背景里的山缝叶莺声音更近更响,本意引诱咬鹃,结果却惹来无处不在的山缝叶莺群起回应。 在山缝叶莺声中,有时还能听见一种更细小的叫声,哔哔—哔——,哔哔—哔——,如此反复,频率之高,上了年纪耳朵可能就再听不见了。那是神山公园第三天清晨,万籁俱寂,我在幽暗的Silau-silau山径里偶然听见这针刺般细小的声音,想起网上专家谈论婆罗洲短尾树莺(Urosphena whiteheadi)的内容,赶紧打开App查看,哔哔—哔——,哔哔—哔——,身后的树枝马上有了动静,一个小小的东西飞到我跟前不到两米的纤细树枝上,栗头金眉,白喉灰胸,是它,无误,针尖一样的小嘴夸张张合,拼命歌唱,一定是把我当成对手了。 1888年,怀赫特完成神山之巅的调查,在连续阴雨后准备回程,临行前尼汉给他带来了这小小鸟儿,使他想起欧亚大陆分布极广的鹪鹩,只是鸟儿胸白,上半身深褐,“眼睛上方有一条宽阔的亮金褐色条纹”,并没有进一步描述鸟儿的鸣叫与行为,作为他此行记录的最后一个新鸟种,或许他当时已来不及聆听短尾树莺那细不可闻的声音了吧,大雨中物资不足,一行人必须收拾营地赶紧下山,而今交通便利,器材发达,我们这一代观鸟人何其幸福。 开车下山的时候,浓浓雨雾困锁山峦,租用的Aruz艰苦地穿过雨幕,好几段路能见度不满10米,只能打着信号龟速前进,真不知道一两个世纪前那些探险家是如何度过这些风雨的。 山林幽邃,天空辽阔,想到自己在这无边的世界里遇到如此娇小的短尾树莺,多少能体会到怀赫特对此山的执着,而自己对自然山林的崇敬,也跟着小心翼翼的心跳节奏,上扬上扬。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上)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中)
1星期前
前文提要:看它们静止不动,我试着在山径里寻找新角度观察,才上石阶,一晃眼就再也找不到这对准备筑巢的夫妻了。(继续读上篇) 黑喉绿阔嘴不似平常的鸟儿,看起来毛蓬蓬的,羽色绿黑搭配起来很抢眼,叫声很响,不悦耳同时不容忽略,难怪怀赫特会形容,得到黑喉绿阔嘴鸟是他从事鸟类研究以来“最辉煌的一天”。那是1885年他第一次攻顶失败时最宝贵的收获,3年后成功攻顶,他又遇见一只正在鸟巢上的母鸟,兴奋地举枪射击,连带杀死巢里两只“毛茸茸的、暗黄色的”雏鸟,见状怀赫特大呼“可怜”——或许我们真不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想像成恋尸癖,他们也有恻隐之心。无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或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都在游记里巨细录下猎取标本的过程,像是华莱士追杀红毛猩猩,猎物跌入河中,他迫于激流,只能现场剖取猿皮,怵目惊心,但华莱士也养过一只小红毛猩猩,笔记中显得相当疼惜,当是真情流露。 学生时代,宽柔中学实验室里也藏了好多标本,有头老虎最引人注目,我的年代标本就摆在储物柜之上,招惹蛛网与灰尘,还有一个个装着蛇蛙和一些小动物胚胎的玻璃罐,一直很好奇这些活物是如何驻进校园里的。伯父告诉我,那片虎皮是许多年前一家中药店送的,那是还能打虎的年代,标本上还留下散弹的孔痕。尽管那些标本一直存在着,却没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些故事,或利用标本谈生命科学相关的课题,每天赶进度备考,哪里还有时间理会马来亚虎是如何走到剩下不到150只的今天。 难怪会有羽毛贼坚信标本收在博物馆里毫无意义,应当取出来给他们制作华丽毛钩,满足这个次文化群体的欲望,重建维多利亚时期辉煌——柯克‧华莱士‧强森(Kirk Wallace Johnson)这本《羽毛贼》把一起博物馆盗窃案写得扑朔迷离,甚至在采访过程中自己也几乎卷了进去。 羽毛贼就像盗墓者,鸟类摄影呢?算不算某种同型异构?好在科技允许我们以虚拟的方式私藏这些珍禽异兽,不必把它们真的偷走。美是一种概念,那我们就应该以非物质性的方式收藏——如此自我解释,会很狡诈吗? 我摸过的第一个鸟类标本是在新加坡的李光前自然史博物馆底层仓库,那是一只马来八色鸫(Pitta moluccensis),因为窗杀被送到鸟类研究者郑雁予手里。在新加坡,这些美丽的短距离候鸟,每年从泰国中南部至马来半岛北部的地方南迁,为保护自己习惯夜间移动,也许是飞得不高的缘故,它们经常一头栽进窗玻璃,扭断脖子,惨死在建筑边缘,是新加坡鸟类窗杀的第一名。朋友给我发过WhatsApp,一只死鸟照片,栗头、黑面、黑嘴、青背、蓝白翅膀、棕胸、红臀,短尾长腿,马来八色鸫无误:“这是候鸟吗?回不了家了。”朋友把它埋了,我说可以捐给博物馆,他找了个盒子,挖出来,联系馆方。许多鸟尸便是这样通过民间的通报而来,雁予简单演示制作标本的流程:冰冻杀菌,剖腹取出内脏、肌肉、眼珠,仔细处理再低温烘干,最后塞棉絮或保丽龙,当然少不了编号纪录。大部分标本都被摆成叶片状,方便收藏,宁静安详,就像平躺在棺材里的亡者。 我虽未见过窗杀的死鸟,却不时在路边看到路杀的惨状,新山碧兰东(Plentong)甘榜路上那只苦恶鸟(Amaurornis phoenicurus),横陈路中央,我下车把它拖入路旁草丛,至少不要让它再被巨轮碾压,还有哥打丁宜(Kota Tinggi)路边面目全非的马来鱼鸮(Ketupa ketupu),在酷日下被晒成干尸。 人类世界无论静止不动的建筑抑或风驰电掣的交通工具,都是野生动物杀手。于科研人员而言,把每个死亡案件记录下来,终将积累出意义,如何回应,则取决于人类的智慧。 早期博物学家主动猎取标本,如今科学家收集鸟尸,我们从死亡中构筑自然史。 怀赫特在神山之巅连绵苦雨中懊恼着如何剥制鸟皮,一边在营中素描收集到的缤纷鸟种,并在行山记录里写下各种体悟与牢骚——他喜欢批评跟班的土著,他有他的优越感,但事实上,很多鸟种不是他发现的,而是这些土著跟班为他在密林里猎杀收集而来的,“谁谁谁给我带来了什么”,如此句式充斥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但最后这些鸟儿都还是被怀赫特冠名了。当然,也有一些是他亲自猎杀的,包括那著名的绿阔嘴。 根据怀赫特笔记,绿阔嘴善用苔藓包覆鸟巢,隐秘又隔绝雨水,内部是干燥的枯枝,筑巢有道,如此推算,我看见的,那对衔着枯枝的绿阔嘴,正处在室内装潢阶段。 然后就暴雨了,山中天气说变就变,一下就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充沛雨水,雨霁,山林似乎寂静许多,鸟儿藏起来了,次日清晨的大合唱,也感觉不到活力,许是我也被雨潮湿了心情。有一种理论说,鸟儿费劲在清晨鸣唱,除了划清势力范围、吸引异性,还是一种“我活着”的宣言,毕竟荒野中气候剧变,黑夜汹涌,当太阳升起,活着就是胜利。和声少了,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印证那坏预感,但愿那对绿阔嘴能撑过大雨顺利筑巢产卵,有缘下次还会再见。 接下来两天,我在Power Station Road两边山径来回逛,都与灰胸咬鹃缘悭一面,还好黄胸鹟莺(Phylloscopus montis)、栗冠凤鹛(Staphida everetti)、黑顶绣眼(Zosterops atricapilla)这些山林里常见雀鸟,每每叽喳碎语,不让我寂寞,而待我最友善的,是几只活跃在Silau-silau山径里的白眉林鹟(Vauriella gularis)。初见面是在Power Station Road 1.5公里大斜坡转弯处的山径入口,那时大雨方歇,想着趁着天没黑再探一次山径,才走进去就看见前方一个穿红色防水外套的男子在拍照,我想大概不是鸟人,许是爬虫类爱好者,毕竟一般观鸟避免鲜艳穿着,最忌红白。当我慢慢走过去,一群小鸟从左到右越过山径,我拿起相机想追,那男子却缓缓指向左方,枝桠上栖着的,可不是白眉林鹟?快门不得不承受我毫不瞻前顾后的狙击,直到鸟儿飞走,我才向那人道谢。 亏我还怪那人穿大红色,其实鸟儿一点没问题,反倒是我的鲁钝,扰动了山林。 至于那群忙碌的小鸟,是山里相当常见的黑头穗鹛(Stachyris nigriceps),它们喜欢在矮丛里觅食,总是结伙出动,发出屁屁屁屁屁的噪声。这种小鸟,福隆港上也曾见过,但属于不同亚种。 在神山公园3天,每天都会见到白眉林鹟在山径不同段落出现,有一只林鹟甚至允许我靠近至不到一米的距离,观察它在地面上翻找虫子吃;另一只在我一边喝水一边欣赏风景,心想眼前这条U形垂藤“如果有鸟栖在上头该多好看”的时候,无预警飞上垂藤,还一边回头瞅我,似是读懂了我的心思,窘得我差点来不及举起相机拍摄。 雨林里,落落大方的永远是鸟儿。(继续阅读下篇)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下)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上)
2星期前
“总有一天”最是蹉跎。 以前总想着“总有一天”要去神山,结果虚度39载才成行,甚至是婆罗洲,也要等到39岁生日才第一次踏足,“马来西亚”这个想像共同体式的概念,才终于落实于,护照上的盖章、东西马护照的差异,方明白新闻里争论的复杂宪法地位问题,其实很具体很日常。 造访砂拉越是在1月,东北季风吹袭,成日阴雨,不巧土崩水管破裂,我们住的酒店断水两天,斐无奈:外面下着雨,我们却躲在房里用矿泉水梳洗,不敢浪费。而我心心念念要看野生动物,却因季风期国家公园山径悉数关闭,好不容易前往开门营业的实蒙谷保育中心,购票处保育人员先打预防针:“雨林内果树大丰收,已经39天不见红毛猩猩出没……” 想像着红毛猩猩躲在树冠享用山榴梿的样子,不必下来向人类乞食,倒也欣慰——我的阿Q精神。 保育中心的喂食平台很简陋,水泥砌成的大马风味,红毛猩猩没来,倒是吸引了两只好奇的鹊鸲(Copsychus saularis),头顶树上还有一只候鸟宽嘴鹟(Muscicapa dauurica),临别在厕所旁碰见一啄食香蕉的灰胸捕蛛鸟(Arachnothera affinis),鸟况不尽人意。 我们离开的时候,门口看牌上的数字又要加一了。 “总有一天会见到的。” 但在人类世物种大灭绝进行式中, 如此乐观,感觉好苍白无力。 天气不好,我们躲进婆罗洲文化博物馆,雄伟的建筑,崭新的装潢,配合有诚意的叙事,策展人相当用心,我流连“鸟区”,近距离观察那些标本,才意识到,我常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见到的鲜红腰咬鹃(Harpactes duvaucelii)竟那么娇小,习惯于长焦镜头的拍鸟人,每每将鸟图裁剪妥帖,每个鸟头都是证件照,大小鸟种被等量齐观,久了难免判别比例的能力失调。 “听见咬鹃鸣唱会给猎人带来好运”,一旁的文字加上录音,不知为何,给了我巨大安慰:我听过见过这只鸟,还有旁边的横斑翡翠(Lacedo pulchella),就在半岛南方。这些与婆罗洲共通的物种,描绘了另一层历史叙事,古代生物曾在巽他陆架之间流动,直到海水覆盖,区隔了岛与半岛,物种各自演化,岛屿与高山效应下分化出亚种,也出现许多地方特有物种,仿佛某种地方象征,彰显身分殊异性的符号之同时,更多的是区域内共享的生命形式,可以勾连东西马,比如咬鹃,或更标志性的犀鸟。 拉开窗帘,酒店外广场旁大树上来了一头凤头蜂鹰(Pernis ptilorhynchus),在阴雨中不停地点头梳理羽毛,有小小的毛絮被它钳了出来,二三十分钟,就这样反复打理着自己,偶尔有辉椋鸟(Aplonis panayensis)在大树的其他枝桠上活动,但都敬畏着眼前这头猛禽,尽管蜂鹰专吃蜂与巢蜜,但被它那尖锐的鹰钩与爪割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几天我们都在古晋城里逛,游客不多,倒是许多辉椋鸟正准备筑巢,跟半岛的辉椋鸟一样,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叽叽喳喳。沿着砂拉越河,白胸燕鵙(Artamus leucorynchus)也很活跃,它们会张开翅膀在低空滑翔,姿态与一般的燕子很不一样,累了就停在交通圈的大伯公庙华丽的檐顶上。古晋潮州人多,老街有个“老爷宫”阳春台美食中心,其实就是潮州人拜的玄天上帝庙口,阿嬤以前也是这么称呼神明的——“大老爷”,加个“宫”,就是神庙的意思了。神明距离我这代人或许遥远了,但“老爷宫”卖的粿汁却是我这个被潮州口味养大的新山人魂牵梦萦的滋味,雨中饱腹一顿,便又感觉东西马并不遥远了。 总是要在享受特异性的同时寻找熟悉的慰藉。 人这东西。 古晋绵延的海岸线很有名,雨季不敢乘船前往峇哥国家公园,放弃长鼻猴,我们开车到文丹湾。这个位于峇哥国家公园与山都望国家公园之间的大片泥滩地,面积36平方公里,2007年被评为国际重要鸟区(IBA),是东亚澳候鸟迁飞区的重要栖地。 林鸟怕雨,水鸟不怕,才踏上观景台就看到近岸处几只濒危的黦鹬(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国际鸟类保育组织Birdlife估计,世上仅剩约两三万只成年黦鹬,每年北半球的冬季,离开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繁殖地南下,最远可到纽西兰,迁飞路径中的文丹湾是其中一个最容易遇见它们的地点。也许是我的突然出现吓着黦鹬,它们本来相安无事与挖掘贝类的渔民共享泥滩,突然见到拿着相机的人类出现,近岸的那几只黦鹬便起飞了——翅膀底下的花纹是那么缜密且迷人,就像是某个强迫症工笔画师精心彩绘上去那样。大自然充斥着迷人的纹样,可怜人类却热衷于命令AI生成各种浮饰图像。 黦鹬与另一种候鸟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外型相似,观鸟指南都说黦鹬更大一些,但在泥滩上,这两个物种同时出现肩并肩给你评断的机会实在太少,最明确的标记还是翅膀底下的纹路,黦鹬细密复杂,白腰杓鹬阙如,它们各有各的美,长长下弯的喙探入泥滩搜索食物,吃饱了就停下来整理羽毛。斐望着采集者的背影,感叹人类与鸟类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一位背篓满载的大哥,他说他日日都来这里采集,小蛤一公斤可以卖7块钱,大蛤一公斤9块。 “Burung akan kacau ke?” 大哥摇摇头,然后满意地离开。 这片泥滩,人与鸟和谐相处——这时远处一艘抽沙的大铁船越驶越近,就位发动引擎,整个海湾都震颤不已,我天真的想法才被工业化的声响戳破,惊起远方泥滩上一群塍鹬(Limosa),挺起长直的鸟喙往西而去。 离开的时候,斐正给几只小野猫拍照,它们精瘦,眼神闪烁着光芒,没有人不爱怜的,可每次见到野猫,就会想起美国作家法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警告:高举堂而皇之的减排口号,还不如解决野猫猎杀小鸟导致鸟类族群骤降的燃眉问题。 为什么不能同时爱猫又爱鸟呢? 这原不该是二元对立的问题。 几个月后到亚庇,那里的海滩更著名,走在丹绒亚路上,海滩上都是人,不见候鸟踪迹,但沿岸的树林仍有机会遇见素未谋面的绿皇鸠(Ducula aenea)与蓝颈鹦鹉(Tanygnathus lucionensis)。绿皇鸠比想像中还容易发现,它们是大型的鸽子,搧翅时馥馥有声,但不说话,爱说话的是蓝颈鹦鹉,远远呼唤彼此,见到两只鹦鹉恩爱无限,随后又飞入树洞,在著名的丹绒亚路夕阳橘色渲染下,这对鹦鹉在树荫中慢慢隐藏起来,其中一只鸟站在洞外,似是在看守,鹦鹉的这种习性,难怪要让人类联想到家庭关系、爱与美德,惹人垂爱,最后竟酿成盗猎与囚笼,偏执地要把鹦鹉养在身边,人类的自大,没有底线。 蓝颈鹦鹉原分布于菲律宾群岛,因盗猎,数量少了很多,近年却在北婆罗洲开枝散叶,也许是自然迁移,也有可能是逸鸟在野地建立族群,等等几种可能性,但有缘在野外一见,总是幸福充盈的。 在不同的地方见到同一个物种,于观鸟族群有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是逸鸟,可能要扣分,如果是迷鸟,那就特别珍贵,英语世界所谓“twitcher”,就是专门寻找稀罕物种与迷鸟者。有人只在乎摄影画面,有人只爱八色鸫(Pittidae)或猫头鹰(Strigiformes),也有所谓“lister”,美国观鸟人彼得‧凯斯特纳(Peter Kaestner)在2026年突破生涯鸟种一万大关,这意味着当今世上一万一千多种鸟类已被此人攻克九成以上,除了要耗费精力,还得周游世界,请地方鸟导,花大钱。毕竟许许多多特有种是不会以迷鸟的姿态飞奔你面前的,京那巴鲁神山上的好多小鸟就只住在婆罗洲山区,像是三种以怀赫特命名的“Whitehead’s Trio”——黑喉绿阔嘴鸟(Calyptomena whiteheadi)、灰胸咬鹃(Harpactes whiteheadi)与怀特氏捕蛛鸟(Arachnothera juliae),就是观鸟人上山的理由。 面对神山,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人朝圣,有人自我挑战,也有人要征服自然。 1.5个世纪前,英国博物学家约翰‧怀赫特(John Whitehead)几度调查京那巴鲁山区,终于在第二次攻顶之旅完成壮举,收集到许多鸟类标本,为它们“洗礼”命名——他在游记中常用“baptised”一词代指一个物种还未被西方新兴的科学研究方式命名,但他其实很清楚,这些迷人的鸟类,在土著语言中早已存在,他也详实记录下来,比如灰胸咬鹃,在杜顺人的语言里,称作“Tembongeau”,只是时间久了,大家只记得这是“怀赫特的咬鹃”,是观鸟人务必收藏(拍摄或纪录在清单里)的珍贵鸟种,而忘了它原是杜顺人生活的一部分。 怀赫特聘请的当地帮手中有个杜顺人库罗(Kuro)常在攻顶期间向神灵祈祷,怀赫特一直听见他提到“Tuhan Burong”与“tembilug”,前者是怀赫特的马来称谓,意思是鸟的主宰或神,后者是杜顺语中鸟的意思,难免就流露出当时一个西方人的自大,只是谁又能摆脱个人成长环境与时代偶然加身的种种理所当然呢?“怀赫特的咬鹃”是否应当赶上近来去殖民的风潮改为“杜顺的咬鹃”,或像华文表述那样仅以它的外貌命名,但说实在,各种政治牵扯实在烦人,或许更重要的是注释吧:观察一只鸟,好好理解它的习性,进而认识它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一只鸟就不仅仅是一只鸟了。 只可惜短短三天两夜之旅,灰胸咬鹃,我无缘一见,倒是幸运地在山径里邂逅几只黑喉绿阔嘴—— 黑喉绿阔嘴要比我见过的其他阔嘴鸟大得多,若不是阳光打在它碧绿羽衣上,还以为那不过一株爬满苔藓的雨林植物。 在空气潮湿物种狂乱的热带雨林里,华丽其实也是一种隐蔽。 长焦镜头里,这只雌绿阔嘴正衔着一团枯枝,看不见它标志性被羽毛覆盖的喙,倒像是长了大胡子,应该是正准备筑巢吧。左手扭转镜头视野放宽,才发现横桠左侧还有另一只绿阔嘴,胸前遍布黑斑,显得更立体,尽管眼睛被树枝遮挡,还是可以分辨出,是一头雄鸟。 看它们静止不动,我试着在山径里寻找新角度观察,才上石阶,一晃眼就再也找不到这对准备筑巢的夫妻了。 定焦了就请目不转睛。 怅然若失,好在后来探索Kiau View山径的时候,又一头绿阔嘴鸟从我眼前飞过,这种不期而遇,刹那即永恒。(继续阅读下篇)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中) 牛油小生/婆罗洲观鸟手札(下) 牛油小生/我家后面有瀑布
2星期前
3月前
4月前
4月前
在轻井泽,满山的斑鸫意味着,树林里结满丰饶秋实,另一位向导Odin告诉我,去年斑鸫的数量就非常稀少,树林每年都在变化。 Odin是这次旅行的特别向导,来自澳洲内陆,因日英商务翻译工作来到日本,疫后开始观鸟,后来毅然投入自然保育,加入Pocchio的育熊团队,每天走山设置与检查陷阱,开车拉着感应器定位野熊,再把数据分享给地方政府。 Picchio是星野集团旗下的自然旅游公司,其野熊保育团队则属非政府组织。二战前后,轻井泽星野温泉旅馆的第二代掌门人星野嘉助与日本鸟会创始人、诗人中西悟堂结交,学习赏鸟,保留山林,推广赏鸟,才有了今天的轻井泽野鸟之森与一系列的生态旅行。 Odin介绍说:“因为推动生态旅行,星野集团很早就注意到人熊冲突的问题,投入研究。” 我们先前往ホッチ的稻田,在中轻井泽车站南方1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些已经废置,稻芒拔高过人头,藏着许多麻雀和三道鹛草鹀(Meadow Bunting)。这种草鹀是这次轻井泽之旅最常见的野鸟,雄鸟经常挺着橘黄色肚子在枝头唱歌,旋律富歌唱性,它们一般出没在中海拔约500至1100公尺地带。 气温降至摄氏零度,辽阔稻田中,我们被风吹得脸皮与手指俱僵,只好躲进车里慢慢在田埂间搜寻绿雉(Green Pheasant)。Odin说,它们一般白天都在田里觅食,很容易被发现,要我多注意,结果有两头蹲据田地的黑鸢(Black Kite)让我们误以为真的发现了目标。它们是日本最常见的猛禽,有一首叫〈とんび〉的童谣,描绘黑鸢高飞盘桓的模样。可能因为太过普遍,人们轻易忽略这一物种之美。在台湾,人们觉得这种老鹰专吃腐物,不入流,多年来疏于保育,数量骤减,近年保育意识抬头,黑鸢数量才慢慢回升。可悲人类的偏见,竟决定了野生物种的存亡。 最后我们幸运地在稻田边矮丛里发现5只雄雉,许是冷风峻厉,它们也不愿意去开阔处领教。艳红的脸颊配上金属绿与紫色羽毛,铜甲鳞片般的覆羽下,翅膀色调转浅,全身的彩绘最终归结于长长的尾巴,初次见面使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桃太郎会选择带它一起去打击恶鬼:它就像披着华丽战甲的斗士,但其实一如所有其他雉鸡类,它们都是谨慎胆小努力规避与其他物种起冲突的害羞鸟种。 绿雉是日本境内22种独有鸟类之一,大多特有种都生活在离岛如冲绳、琉球、奄美群岛等地,演化学常见的岛屿效应,而日本本岛的特有种只有绿雉、铜长尾雉(Copper Pheasant)、日本树莺(Japanese Bush Warbler)与日本绿啄木鸟(Japanese Green Woodpecker)等数种。除了铜长尾雉,其他3种我都有幸遇见了。 无独有偶,Odin问了前一天澪さん问我的问题:“在日本最爱哪种鸟?” “啄木鸟,”我回答,“我是啄木鸟控,这次在轻井泽碰到了日本绿啄木鸟、大斑啄木鸟、白背啄木鸟(White-backed Woodpecker)和日本小啄木鸟(Japanese Pygmy Woodpecker)。” “白背?它的领地范围不知多少公顷。我来这里3年都还没见过,你超越我啦。” 有调查指一对成熟白背啄木鸟需要两三百公顷的领地范围。 “真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大斑啄木鸟呢。” 说着赶紧给他找照片,白背啄木鸟胸前有直线条点缀,Odin给了肯定的答复,我才安下心。观鸟最尴尬莫过于搞错物种,美国作家法兰岑(Jonathan Franzen)就写过他搞错鸭子的故事,当然,那只是他复杂“鸟问题”(包括私生活)的一个铺陈。如今网络时代,记录ebird公民科学系统的时候,每记下一笔稀有鸟,都可能引来狂蜂浪蝶般的拍鸟人,给自然生态不必要的压力,观察者务必更加谨慎。 说到鸭子,秋冬季到日本,美丽的夏鸟都南迁了,剩下留鸟、漂鸟与冬鸟,当中雁鸭等冬鸟又最容易被看见,对生活在雁鸭类稀少的新马人如我而言,要辨认这些胖胖的水鸟真不容易。在小小的御影用水五社外的池塘,我还真的把绿翅鸭(Green-winged Tael)误作鸳鸯(Mandrin Duck),一度兴奋无以复加,旋即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也许是心理暗示作祟,把愿望投射在一只从没见过的鸟儿身上才会这样尴尬,但老话一句:不犯错怎能进步呢? 稻田的鸟况不好,Odin建议我们换个地点,最后把心心念念铜长尾雉的我带入保育人员才能进入的山区。 沿着水道,Odin指着四五十公尺外一棵大树中央的树洞说,野熊团队成员不久前见到一只长尾林鸮(Ural Owl)在里头睡觉。他拿起望远镜,失望地宣告猫头鹰没有回来。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张,放大看,树影里头有个额头爱心形状的毛茸茸存在,“它在!它在!”航平也架起单筒望远镜,振奋地附议。白日下猫头鹰几乎与树洞融为一体,似乎说明即便寒冷,在萧瑟的树林里仍藏着许多美丽生灵。 能被看见的,永远是大自然的千万分之一,万物暗自存在,但这又不意味你我就能侥幸选择“无为而治”,毕竟过去两百年的现代主义洗礼,人类以摩尔定律之速,耗尽了地球资源与地理时间,要如何力挽狂澜,唯有从观察、认识物种开始,建立好概念,才能有效行动。 深林里我们先后邂逅红岩鹨(Japanese Accentor)与红腹灰雀(Eurasian Bullfinch),但就是未能发现铜长尾雉,溪流中也没有鸳鸯的踪影。 “也没听见铜长尾雉扇翅的低沉鼓噪。如果你听到呼呼呼呼的声响,不是熊,是铜长尾雉。” 误入城市的熊 Odin解释,话题不经意又回到野熊。 对做惯保育工作的Odin来说,野熊是胆小的动物,它们在矮丛里规避行走,主要以果实果腹。Odin边走边指出哪棵树被野熊爬过,“你看树枝都被折断了。” 那是一棵樱花树,我试着想像一头大黑熊爬上那不是很粗的树干,忽然有种肥熊跳钢管的萌感。 “掉下来吗?不会的,它们紧抱树干,伸掌把树枝拉近吃果子,才会折断那些树枝。” 难怪熊的前掌与后掌结构那么不同,在野地我们也能凭借熊掌压痕判断它们行进方向,借此保护自己。 走到一棵“树砵”,Odin扮起野熊,“这里常有积水,也就常有动物来饮水,你看——”,叉开的树身抓痕处处,“野熊就这样扶着树杈低头喝水。” 不禁想起刷短视频看到那些误入铁笼的野熊不知所措的样子,还有那些误入城市而心慌乱撞的熊与人。 我们正彼此恐惧着。 这种恐惧需要正视与治疗。 远离自然不就好咯?隔离人居处,采取进击的巨人的方案。可是隔绝了就无法共情,人类就会放任其他物种灭绝。 想起航平在车上提到的一个关键词:边界。人与人需要边界,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也该有边界,但这个边界应该是柔软的。 当我脑里急匆匆复习一旦见到野熊该怎么趴下护后脑勺等等动作,航平说出另一个关键词,coexistence。共生。我们还有能力与野性的世界共生吗?好像很难,但为什么不可以呢?
6月前
遭遇野熊该怎么办,是这趟轻井泽寻鸟之旅最大的烦恼。 一度因为媒体报导(也许只是演算法的诡计)而取消行程,但酒店回应不能退房,也就作罢,想说11月尾入冬,野熊也该冬眠了,转念又被恐惧攫猎——要是太饥饿,我是不是也将沦为野兽的渡冬脂肪? 烦搅一夜,6点天光才亮,就点开野鸟之森Picchio自然导览公司的网站,订了当天的行程,不再做去小诸或其他邻近小镇的打算了。 我想走路。不搭火车。 又来到野鸟之森时,Picchio入口处的溜冰场已安装圣诞装饰,工作的人多了,但树林比前天初访时安静,就连活跃山间的四十雀(Japanese Tit)也感觉少了。 导览活动前,审慎先在入口附近溪流处观鸟,读山径路牌才恍然“アカゲラ休息所”就是大斑啄木鸟的意思,难怪前天会在那里邂逅一对欢快的大斑啄木。它们总在森林鸟况不佳的时候出现,安慰我这个落单的观鸟人。 没有鹪鹩(Eurasian Wren),没有斑鸫(Dusky Thrush),甚至连棕耳鹎(Brown-eared Bulbul)也没有,最后打破树林静谧的,是一只蓝色的精致小鸟,它哔哔叫个不停,每几个音节还加入一声“啧”,这种类似的赋格式,在大马森林里也时有耳闻,须树鹛(Moustached Babbler)唱歌的时候也会在旋律之间加入咂咂的顿挫音。凭声认鸟真困难,在轻井泽的山林里常被杂色山雀(Varied Tit)的叫声迷惑,欸,那不是福隆港(Fraser’s Hill)常出现的山雀鹛(Mountain Fulvetta)或平地森林里白腹凤鹛(White-bellied Erponis)的叫声吗? 蓝尾鸲(Red-flanked Bluetail)是眼前这只小鸟的名字,披蓝披风,画白眉白胡子,给它坚定的神色,翅膀羽毛偏卡其色,应该是只换羽中的年轻雄鸟,“腋下”布满橘色细毛,配色就跟我们那天在浅草织的御守一样,斐说,是很稳重的色调,看着眼前这只蓝尾鸲,我咀嚼着“稳重”的意味,后来才明白,这种调色,其实就是秋末轻井泽每天傍晚4点45分太阳落山之际,地平线留底最后一抹橘黄,让蓝得以更加深邃的暮光。 蓝尾鸲是旧大陆鹟的一种,世界各地许多蓝色鹟鸟都协同演化出类似的羽色,在日本还有鼎鼎大名的大琉璃(Blue-and-white Flycatcher),它们每入冬就会南迁到东南亚,每出现都要引起赏鸟界歇斯底里的跟拍,我有幸在新加坡裕廊湖公园见到一只,但鸟友怀疑那是来自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的琉璃蓝鹟(Zappey’s Flycatcher)。 寻鸟的时候,一位穿米色长外套的女子捧着咖啡走进山里,我有点迟疑,到底该不该提醒她注意熊出没,或是跟她保持一定距离慢慢前进,有必要可以互相照应?却又觉得是不是太奇怪了点——始终放不下几天前那位大叔的忠告。好在那女子没有太深入树林,不一会儿就掉头离开了,我也松了口气:要是我的不作为造成别人受到伤害,我是不是也成为共犯? 后来跟着自然导游澪さん入山,竟又遇上那位大叔,他还记得我,只是他的狗狗这次注意力在另一对徒步旅者的米格鲁身上。我也才终于看清大叔的狗狗是头黑色的壮硕牧羊犬。他兴冲冲跟那对旅人讲述之前跟我讲过的遇熊事迹,因为语言相通感觉他说得更加津津有味了。我的向导澪さん不为所动,一心琢磨着要走哪条路才能让我这个本日报名的唯一客人看见更多野鸟,因为野鸟之森实在是太安静了。 后来我们在一处高地惊起十几只斑鸫与看起来凶巴巴的锡嘴雀(Hawfinch),周遭才突然热闹起来。它们都是从更北方的俄罗斯寒冷地带南迁而来的冬鸟。接着,一只大斑啄木、几只褐头山雀(Willow Tit)和茶腹鳾(Eurasian Nuthatch)也来凑热闹,算是一阵可爱风暴吧,尤其褐头山雀、茶腹鳾都圆滚滚的,目标小,移动快,拍摄起来很不容易,所以拍到了,人自然就快乐起来。 人的快乐可以很简单。 熊粪也是线索 澪さん很年轻,她喜欢冬天,因为12月出生,眼下就快23岁了。感觉没什么城府,兽医系毕业后,从老家千叶县来到轻井泽工作,可惜语言不大通,鸡同鸭讲,搞不明白她转行的真正理由。几个月来,她负责带队赏鸟、观察飞天鼠与夜间观星活动。澪さん还在累积经验,一路上分享陷阱摄像机录到的野猪、羚羊、兔子、黑熊等野生动物踩出山径到溪边饮水的影像,还直播迷你树屋里飞天松鼠正在酣睡的画面,这里有雄鹿巨角摩破的树皮,那里有黑熊在樱花树干上留下的爪痕,列举此地生物多样性的凭证。就快下山的时候,澪さん在地上发现一坨熊粪,有许多颗粒状的东西,很像她不久前指给我看的细齿南星果实,那也是熊爱吃的食物。 “新鲜吗?” “喔,应该是的,昨天还没有的。” 借机问她不觉得熊危险吗?她一边走下山坡一边琢磨遣词用字,最后用英语说“because we recognize them”,工作人员熟悉山里每头黑熊,知道该如何应对,正确的认识,是一切行动的前提。 ● 隔天我又来到野鸟之森。 因为害怕在轻井泽一无所获,出发日本前狠下心向Picchio订了私人观鸟行程,3万8000円,由跟我接洽的年轻导游宫﨑航平负责。他浓眉大眼,长得颇像新加坡演员杨志龙,但身材更高大,模特儿的骨架子,穿一件绣有Picchio标志的Patagonia毛外套,语速缓慢地在脑中翻译,努力用英语同我沟通。 在车里,他主动谈起熊的问题,分享Picchio的育熊工作,如何为野熊戴上定位器,如何降低人熊冲突。当我问他是否赞成政府杀熊,他思考良久,许是难以英语全面厘清他的想法,担心误会,最后谨慎而又恳切地回答:它们数量太多了,才必须这样做,但绝非长久之计。 听起来模棱两可的答案,背后有复杂的工作要去执行,人熊冲突,其实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洗牌,绝不是针对一个物种就可以解决的问题。1920年代美国激烈的灭狼运动使野生灰狼几乎灭绝,猎食性物种消失后,生态学家发现黄石公园的加拿大马鹿数量失控,几乎把植被吃光,最后决定在1995年野放14只灰狼,尽管数量不多,能猎杀的马鹿不多,但马鹿忌惮灰狼,避开山谷等开阔处,当地植物得以喘息。灰狼也捕杀土狼,土狼少了,小型哺乳动物数量上升,吸引猛禽等物种,繁复的食物网重新被建立。这个有名案例告诉我们,人类不能随意从大自然中抽走任一物种,就像抽掉卡牌城堡中的任一卡牌,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明日续完)
6月前
7月12日,任Sing合唱团在新山苏丹后查丽雅歌剧院完成了《阿卡:音乐小说》的实验。这部作品改编自马华作家牛油小生(陈宇昕)的散文集《阿卡贝拉》。创作团队希望突破传统音乐剧的框架,因此除了融合音乐与剧场叙事外,更着重凸显“小说”的特色——他们希望观众能重新感受“文字”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文字并非旋律的附庸,演出中的声音与视觉元素都围绕文字展开,这让平面的马华文学跳出纸页,再次拥有了立体的模样。 阿卡穿过隧道,离开奇异的废矿湖世界,告别故友叶佩雯,回返现实——新山苏丹后查丽苏菲雅歌剧院主舞台大幕合起,熄灯,台下没有人敢鼓掌,跟预期的不同,但控制室里的舞台监督陈俊荣还是坚定地换幻灯片场景为指令,大红幕俄顷掀开,转入两年前新山宽柔中学大礼堂《幕起——廖立彬音乐创作分享》的现场,阿卡的音乐救赎旅程起点…… 如此说来,2025年7月12日,任Sing合唱团在苏丹后歌剧院上演的《阿卡:音乐小说》颇有种前传的意味:阿卡从一个恋爱脑面对从前暗恋对象结婚而遑遑不可终日,到走入合唱团伙伴们温柔的怀抱,并在缅怀故人的旅程中,思考周而复始的工作生活之意义,寻找未来的可能性。 回看不是为了逃避,旅美歌唱家、合唱指挥谢伟吉今夏回到家乡新山,给任Sing合唱团的密集彩排,像是一次次文本细读,帮助歌者思索歌词与旋律、合唱编排的关系。只有在细读之后,合唱才能共情,才有反思的空间。 伟吉说:“演绎旋律性/叙事性强的作品,对于诗词的诠释相对更重要一些。然而,当一首曲子是以结构为基础,那我们就得更加注意各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有效地突出声部之间相辅相成的架构特色……” 对伟吉来说,音乐作品无论是古是今,都必须好好分析与诠释,这是表演者的功课与挑战。 在人工智能轻易可以生成人声歌唱的时代,歌者的意义,就是共情(了解)与反思(演绎),更重要的是:记忆。 一如这次演出最让主创之一、游走新马两地的李易恩深刻记忆之画面:“〈敬礼〉的后半段,我看到伟吉的眼里蓄满泪水,身边的人和我仿佛一起呼吸,处在同一个频率上,我看不见台下若隐若现的人,那一瞬间我忘记了自己正在演出。” 其实一开始决定把《阿卡贝拉》书中部分内容改编成《阿卡:音乐小说》的时候,牛油没有考虑太多,只有一个简单的念想:新山已经不需要再多一场串烧式的音乐表演了,任Sing合唱团就应该任性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没能力也不喜欢音乐剧形式的牛油某天想到要把说书、绘本与歌唱交织起来,就一股脑去做了。 2023年末写了一篇8000字小说〈贝拉结婚那天〉,原计划与紧松(张锦淞)合作,请他以漫画的方式与小说对话,让图与文交错叙事,没料到几个月后紧松突然生病入院,吓坏一班老友。康复后,也不敢再谈漫画的事。本以为计划就要无限期搁浅,这时《阿卡:音乐小说》的出现又让牛油想起这篇小说,异世界哏加上个人的追忆似水年华,感觉很合拍。紧松又是任Sing合唱团的成员,演出的视觉由他执笔再合适不过,《阿卡:音乐小说》与〈贝拉结婚那天〉就这样同步进行,“骑着马来貘的阿卡”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牛油从《阿卡贝拉》的人物篇中选了几篇作为《阿卡:音乐小说》里阿卡穿越入废矿湖异世界的主要追忆点,包括能看见鬼的晓梦——新山室内合唱团指导、女高音张彩霞为牛油的词谱曲,还亲自演绎,诡异中不失幽默,是这次作品中唯一因应剧本而创的歌曲。其他歌曲多是牛油与李易恩(育恩)先有诗词再由廖立彬、张钦丽、黄俊达(台湾)、陈长毅(新加坡)作曲的作品,牛油再根据内容嵌入剧情。虽然有点取巧,也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庆幸牛油与易恩一起在新山成长、新加坡工作生活,同时热爱合唱,作品中有许多共鸣,写进阿卡的故事也不会太唐突:像是追忆师长的〈敬礼〉和〈风〉,讲述城市白领盲目工作希望重新寻找生活意义的〈落花〉和〈梦,飞一次〉。 涉及政治的〈越过长堤回家吃早餐〉,带着调侃语气,正好为阿卡穿越之荒谬背书,陈长毅的纯人声创造,加入许多好玩的元素,包括方言与张国荣〈追〉的旋律,神展开,极考技巧,让团员一度练得怀疑人生——那不就是阿卡的写照吗? 从《幕起》到《阿卡》,作品基本先有诗或词再有曲,不走流行歌曲市场常见的为曲填词模式。两者各有优劣,只是任Sing更希望以文字为重,看看不规则、不押韵的断句与诗词结构会带来怎样的音乐效果。 事后诸葛才发现,两场音乐会选曲感伤者居多,如何加入玩心、同观众互动,或许就是下个阶段要考虑的事情。总之,有了这次经验和基础,下来任Sing就可以更有野心去构思与创作了,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曾纳闷为什么本地有这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者甚少,若能形成有机循环,原创、二创、再创,彼此刺激,除了新创意还可以带动原著销量与传播,不是最美好的文学教育方式吗?没想到就连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都常有捉襟见肘的时候。这次扮演说书人的洪玉珊就提醒牛油,不能整段文章朗诵,文章是文章,搬上舞台,还须翻译口语。到了总彩排,为让节目更紧凑,我们仍在最后关头删减与改写——“作品是服务受众的”这一命题,在现场的演出中更为突出。 不同的媒介就应该以不同的节奏运行。 ● 演出也必须配合表演空间,而场地永远是新山表演艺术团体的噩梦,从三四十年前陈徽崇老师振臂高呼兴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厅,到现在,新山始终没有一个标准的音乐厅。 这次很荣幸可以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柔佛州分会)的旗帜下,得到苏丹后查丽苏菲雅歌剧院与富丽公主湾的支持,任Sing才能够登上歌剧院的舞台与大家见面。团队在一年前开始筹备,2025年农历新年前完成计划书呈交歌剧院,过完年开始几乎每周的集训(当然还有宵夜,宵夜很重要),本地男高音胡志强老师风雨不改孜孜带团练习,待6月伟吉从美国暑期返马与合唱团打磨作品。 歌剧院的硬体设备齐全,舞台很深,天花板够高足以容纳城堡布景,非常适合戏剧演出,但构造上歌剧院仍非音乐厅,不能做不插电(真正意义不插电,完全不靠音响系统)演出,一旦没有音响辅助,合唱团的歌声会被困在镜框舞台里,无法抵达观众席。演出前两个月曾到现场试台,陌生的空间让大家一时难以适应,声音效果的问题又让团队担心了好久。幸好团队很早就与新加坡专业调音师Steve 柯锡殿敲定合作。两年前在宽中大礼堂,《幕起》演出也陷入音响输出的困境,幸得谢伟吉老师联系Steve拔刀相助,才解决了最关键的声音问题。有了上次的因缘,这次《阿卡:音乐小说》,通过歌剧院优质的音响系统,Steve让我们的音色保持自然圆融的状态,仿佛就是任Sing的原汁原味,无非说明经验与技术可以抵消空间的限制。 立彬说:“歌剧院后台和休息室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合唱了几十年,到过不少场地,但从未在我们的发源地——新山,看到如此专业的后台和休息室。观众也能在如此美丽的地点聆听,我觉得很美好。” 或许阿卡的故事、任Sing的歌声,最后归结的,总是“新山”二字。对易恩来说,新山生我育我,要展现这个地方的特色,不能划地自限,任Sing的作品应该要与其他地方连结,〈梦,飞一次〉与〈越过长堤回家吃早餐〉与台湾作曲家黄俊达、新加坡作曲家陈长毅合作,是新山的,也是台湾和新加坡的作品。 “如果一味追求100%纯新山创作,会是一个局限。” ● 文学与音乐自古关系紧密,立彬说,古诗词不也是拿来演唱的吗?只是没有流传。如今有了数码科技,当下的作品都能够有效记录下来:“我相信它的影响力会持续发酵。” 最后以伟吉的话作结:“虽然文学与音乐的合作方式无法超越‘歌’或‘曲’,但只要不被固有的演绎形式限制了自己的想像力,便能创造出更多可能。就好比说任Sing合唱团的《阿卡:音乐小说》。” 相关文章: 【立体的马华文学】新纪元马华文学书房系列影片:见证本土文学的光辉时刻 【立体的马华文学】马大中文系文学双周《苏瑞亚》舞台剧:马华科幻文学端上台
11月前
午饭后开车上福隆港,斐仍得看版、赶稿,身心都不得好好休息。上福隆港必经的旧GAP路是观鸟人流连忘返之处,随着山路爬升,可以欣赏中低海拔到高海拔物种变迁的奇迹。19世纪末这条路上都是扛着锡米的苦力与牛车,如今多是扛着相机的观鸟人,偶尔也有打卡的游客。 在半山迎接我们的是三只赤红山椒鸟(scarlet minivet),一雄二雌,雄鸟浑身艳红夹杂黑羽,雌鸟则一身金黄缀以黑色,三只鸟在树冠追逐,展翅如花盛绽。还有缨鹃鵙(lesser cuckooshrike)、黑耳拟啄木(black-eared barbet)、褐背鹟鵙(bar-winged flycatcher-shrike)、古铜色卷尾出现。 没来得及好好欣赏,斐便收到电邮,不得不蹲在山路旁看版。副刊记者工作在新媒体时代,哪怕躲进深山里都要被编辑揪出来,我也曾经历过,38岁选择离职,就是想像林鸟一样,能活得神秘一点,在这个“over-connected”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秘境,等待有缘人就好。 【手札 #05】 Silver Park与咬鹃惊鸿一瞥后,回旅馆和斐吃午餐。福隆港餐厅选择不多,好些店只在星期四五六日营业,周二上山的我们能选的就更少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再逛逛,走过小镇中心标志性的小钟塔交通圈,周围还有警局、邮局、诊所、马华支部,都是百年老建筑,警局上标示着1919,斐说,这是时间定格的地方,尽管没落,但难得清静,我也祈求无为而治,让山林鸟兽继续野生野长,下次带食材上来,自己下厨,不必再有什么网红店登场让人打卡。 殖民风的餐馆菜单有一页特别撰述福隆港历史,写道苏格拉商人、冒险家弗雷泽(Louis James Fraser)开发此山,1910年神秘失踪。后来新加坡主教到此寻找失踪者,意外发现好地段,开辟避暑胜地,把山命名Fraser’s Hill,马来语Bukit Fraser,纪念最早的开山者。边吃边想起鸟友曾说福隆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因为这层渊源? 不过后来我在R.E.Hale于2018年出版的《Fraser’s Hill and Lewis J. Fraser of Singapore》读到截然不同的故事,失踪传奇对他来说是胡说八道,当今马来西亚制作的官方旅游宣传品以讹传讹,甚至连人名都搞错,到都赖(Tras)开采锡矿的弗雷泽是Lewis James Fraser,不是Louis。此人出生于大英殖民地新加坡,1岁的时候随家人回英国,长大了才又重返东南亚,先在新加坡经商,但生意失败被控诈骗,坐了牢,减刑出狱后才来到马来半岛,在雪兰莪与彭亨边境东山再起,在锡价最好的时期赚得盆满钵满,约于1900年回返英格兰,没有失踪。但奇怪的是 ,作者完全没找到弗雷泽的肖像。 至于中文命名,此地早期又称“白须港”,Hale描述弗雷泽蓄着招牌白胡,华工都称他“白须公”——读到这里忍不住发笑,上山前和斐在新古毛一家华人餐厅吃了一条清蒸鲶鱼“白须公”,非常好吃,老板说是附近雪兰莪河水坝蓄水池里野生的新鲜河鱼——没有不敬的意思。一座山为何称为“港”,有说是因为开矿形成矿湖,湖边小镇有此“港”称,或是广西人的习惯,无关港主制度。至于福隆,除了好兆头,还可能是因为曾有一家名叫“福隆”的矿场或一伟大的包工头叫“福隆”的缘故。 这些近代历史还未被好好梳理与记载,好在山里的鸟种,在年复一年的福隆港观鸟赛中,被世界各地的观鸟高手详细纪录了下来,此山或许是全马鸟类数据最详尽密集之处。 【手札 #06】 福隆港人烟密集的地方除了洋燕(pacific swallow)、无所不在的鹊鸲(oriental magpie-robin),还有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白腿叶猴(white-tighed surili)。回房的时候,发现纱窗歪了露出一条缝,房里基本没被翻动的痕迹,只是少了三合一咖啡、茶袋与砂糖奶精。斐怀疑是一只小猕猴干的案,后来真的在阳台见到它从楼上拿了私货下来,与落地窗内的我俩面面相觑,一边还吮着它的战利品,但很快便知难而退。 午饭后我们拐入Jalan Majer散步,路旁密林间有溪流,高原天气凉,中午时分鸟儿仍很活跃,几只金头穗鹛(golden babbler)摘竹叶忙筑巢,还有绿翅短脚鹎(mountain bulbul)、山雀鹛、大仙鹟(large niltava)雌鸟与羽色蓝黑相间特别抢眼的蓝䴓(blue nuthatch),这便是所谓的“bird wave”吧,一群不同种的鸟类集体出动,有的吃果子,有的待吃果子的鸟儿惊扰虫子现身再出手,仿佛鸟的浪潮也有先素后荤的顺序。 这波鸟浪很快来了一只样子滑稽可爱的长尾阔嘴鸟(long-tailed broadbill),它黄色的头颅仿佛戴了顶黑色假发,就日本搞笑节目里常看见的那种,扁平如马克笔涂彩,加上一脸专注表情就更反差萌了。它在相当靠近我们的树桠上抹嘴巴,斐笑它跟我一样特别爱现,枝桠间飞飞停停,多角度让我们拍照。 接着是一只大青鸟,火簇拟啄木(fire-tufted barbet),粗壮的喙与额头之间长出长长的毛,尾端呈橘红色,“火簇”顾名思义。 隔天早上我一个人逛的时候,又在同个地点见到一只火簇,在树上发出哔哔哔的叫声,再飞入地下一断剩成人高度的枯木的洞中,一定是只育雏中的亲鸟,旋又哔哔哔飞走了。在福隆港散步途中,我和斐一直听见一种让人很在意的蝉噪般渐大的声响,山林里此起彼落的,却一直找不到主人,结果我是在回到平地整理照片比对鸟种的时候才愕然发现,那正是火簇拟啄木的歌声(song),与其鸣叫声(call)大大不同——在密林里,耳朵比眼睛重要。 在群鸟觅食的浪潮中,一只红头咬鹃雌鸟悄悄停歇在与我视线水平等高的树杈上,我镜头对着她,她也好奇地扭头看我,斐也拿出手机拍照,难得的近距离。与雄鸟不同,她的头呈棕褐色,胸前围着一条毛茸茸围巾贵妇似的,并不急着吃东西。几个小时前与怡保的Leong大哥千辛万苦才引出一只雄鸟,几个小时后与斐随便散步竟不期而遇碰到雌鸟,两种截然相遇模式,不正是自然探索方法论色谱的最两端吗?无论何者都是美好的因缘。其实,哪怕没碰到,也是一种修习,比如福隆港的看板鸟——银耳相思鸟(silver-eared mesia),这次便无缘一见。可以浪漫想像错过也许是为了下次相遇的喜悦作准备,当然也有鸟友表示,因为气候变迁,福隆港的银耳相思鸟越来越少见了。它们一般生长在海拔900至2000米地区,若气温持续上升,福隆港的1200米也不够为这种美丽的鸟儿降温了。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们唤回来?缺乏专业知识,我没有答案,但肯定那绝非播放鸟鸣录音或设几个喂食点可以办到的,必然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盘规划与指导原则。 【手札 #07】 次日大雾,露水困在山谷中,随风形成雾偶尔落作雨,我起个清早,不抱期待再走一次Jalan Majer与Jalan Richmond,惊喜还能看见好几只大黄冠啄木鸟(greater yellownape)、白喉扇尾鹟(white-throated fantail)、山皇鸠(mountain imperial pigeon)。在看似荒置了的Singapore House度假屋外,五六只长尾奇鹛(long-tailed sibia)在三四十米高的大树上觅食嬉闹,叽叽喳喳,初以为是什么鹦鹉。距离太远,完全无法拍摄与观察,意兴阑珊离开之际,却又在斜坡水沟旁看见前天与斐一起见到的白喉短翅鸫(lesser shortwing) 。这只雌鸟老神在在,沿着沟渠跳跃,但也许是我因它那两道白眉而带入人类主观意识才羡慕起它的精气神——也许于它而言,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活动方式。 最后回到溪流处,几只栗头噪鹛(chestnut-capped laughingthrush)就在眼前觅食,它们像是画了白眼圈的小丑,刻意笨拙地在低处现身,是这趟旅行最常见的明星鸟。尾随着噪鹛的是几只长尾奇鹛,也许就是不久前才在Singapore House见到的那几只,特意降到了几乎让人唾手可及的高度,我才终于看清了它的红眼睛,但很快,它们又窜入树冠,叽叽喳喳聊天去了。 山上有超过300种鸟,匆匆造访,我见到的不足十分之一。观鸟让人痴迷,使人上瘾,爱鸟的美国小说家法兰岑提出他的“鸟问题”,经常为一只稀有的鸟儿振奋不已、做足功课,同时自嘲婚姻危机、母亲去世与新恋情,走上观鸟之路成了他感情生活的分水岭。于我,走上观鸟之路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我没他那么drama,也没有他所处的庞大英文阅读市场支撑,我只想任性一次,试试看能不能在欧亚大陆最南端,做一个认真观鸟与写作的人。 法兰岑的鸟问题也包括为辨认错物种而羞惭,我也经常将枯叶或树枝误认作鸟,放大一看才知道自己“草木皆鸟”了,有时还会把机器发出的噪音误判为鸟鸣——怎么可以不怀疑呢?澳洲琴鸟(lyre bird)就能发出各种机器的声响。而大部分的鸟都害羞且擅于隐藏自己以保护色。观鸟之旅往往既期待又容易受伤,有时走半天一只鸟也不见踪影,却在决定离开的时候飞来难得一见的物种。有时有好开局,之后颗粒无收,像一场烂尾的球赛。 总之,没有“包吃”的旅程。
12月前
2025年5月26-28日 20-26°c 阴天 平均海拔1200公尺 【手札 #01】 托一对怡保赏鸟夫妻档的福,在寻找福隆港明星鸟——红头咬鹃(red-headed trogon)的时候,我们在Bishop Trail步道入口悬崖边的一株小植物里发现一对爪哇红翅鵙鹛(white-browed shrike-babbler)雏鸟和亲鸟。 雏鸟一动也不动待在枝桠里,亲鸟捕到虫子先在对面树上视察附近有没有危险再回到孩子身旁,举凡育雏的亲鸟都会这样做,而赏鸟人循此规律找到观察育雏的最佳时机。 机会难得,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才能让观察更趋近于真实,任何介入都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可是不观察又无法理解——两难的命题。不是有个笑话说,每个印地安人的家里都住着一位人类学家吗? 怡保大叔自我介绍叫Leong,10年来到福隆港观鸟上百次了,熟门熟路。他太太抱着一只可爱的博美犬。见我是J开头车牌,惊讶我大老远从半岛南部过来,但其实他们从怡保过来也不算太近。爱鸟人士,哪有怕远的?就是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夫妻俩以广东话沟通,对我则很自然讲起英语。无论新马,观鸟人士之间第一语言往往是英语,毕竟这是跨族群的兴趣,英语是最大公约数,但追溯历史,博物学最初也是西方随殖民扩张传播至此,留下最早的系统化记录。而我们所处的这座山,之所以会成为避暑胜地,也与锡矿开采的兴衰、英殖民者一战后在热带寻找高原开辟复原疗伤的hill station有关。在我们这块多语的土地上,单从一个物种的中英马来语(还有印尼语)俗称命名,就能看出许多好玩的文化性格差异,一如这对爪哇红翅鵙鹛,中文名字强调了地方与外型,英文俗名除了形容外表,还暗示了它具有伯劳(shrike)的凶猛与鹛(babbler)的好歌喉,马来名称burung rimba cekop belalang透露其林鸟的性质外,直译还有“林鸟蝗莺”的意思。如果我能懂一点淡米尔语或梵语,肯定会比较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Leong播放红头咬鹃鸣唱录音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我在山路上徘徊,有时走远了不知道是真的有咬鹃在叫抑或是听到了录音。拍鸟人常用录音与食物引诱特定物种,但这可能改变物种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毕竟每次鸣唱都要耗费鸟儿不少能量,远远飞过来还找不到伴,见到的是拿着相机的人类,不是很滑稽很悲伤吗? 蜿蜒山路两边的雨林藏着非常多娇小的鸣鸟,像是成群出没的棕胸雅鹛(buff-breasted babbler)、山雀鹛(mountain fulvetta),成双成对的黑头穗鹛(grey-throated babbler),与喜欢藏在树冠里的栗头鹟鹛(chestnut-crowned warbler)——在寻找某个明星物种的途中,总会意外邂逅许多不同物种。 【手札 #02】 福隆港平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上物种与平地雨林里的大不同,只生活在高海拔的文背捕蛛鸟(streaked spiderhunter)在山里就很常见,在高山花圃中采蜜,因为爱吃芭蕉,又被称作芭蕉鸟,叫声很响,很容易循声发现它们的踪迹。长嘴又吃花蜜,不少人第一反应“那是不是蜂鸟?”但其实蜂鸟属于中南美洲独有的物种,在东南亚,吃花蜜的鸟儿有花蜜鸟(又称太阳鸟)和捕蛛鸟,而捕蛛鸟也捕蜘蛛来吃。会直接联想蜂鸟,许是大家常看的生态纪录片,总爱把蜂鸟塑造成看板物种,久而久之形成的印象,就像我们对各种创作的认识,总是先看外国的经典、时下流行的外国电影或小说,才在不经意(比如不小心读本地的中文系)的情况下,接触到一点本地创作。 城市鸟几乎都不会上山来,一只家乌鸦(house crow)、爪哇八哥(Javan myna)、家八哥(house myna)都没有,亚洲辉椋鸟(Asian glossy starling)倒是常出现在高高树木的枝桠上,但体型又比山下的要肥壮一点。不过在高尔夫球场边我还是见到了几只白眉黄臀鹎(yellow-vented bulbul),这种城市公园鸟出现在山上,可能是丛林颓败的迹象。 而我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偶然才能遇见的古铜色卷尾(bronzed drongo),在福隆港山林里特别活跃,观鸟两日就见到不下七八只,还会模仿其他鸟类鸣唱,对观鸟初学者来说是极大的迷乱,还以为出现了什么别物种,肾上腺素七上八下 。 【手札 #03】 最终是在Silver park公寓外的一棵大树上找到红头咬鹃。老经验Leong持续播放鸟鸣录音,守株待兔,而我沿山路乱逛,遇到也按捺不住出去寻找明星鸟的Leong太。 当“呜、呜、呜、呜”的真实咬鹃歌声越来越近,一只红身白尾的大鸟越过山路窜上Silver Park的大树,就从我的眼前掠过,赶紧追到公寓外,大群燕子聒噪,在我头顶飞来飞去,抬头分辨不出属于哪一种燕子,低头偶有松鼠逃避我的目光,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更高处又传来咬鹃的歌声,才终于看见它,勉强用长镜头捕捉它的背影,那鲜红色的头扭过来,像是要告诉我它是一只雄鸟。静静观察一阵,才知道它鸣唱的时候会低下头,连同整个身体,尤其屁股都在发力,每一声都要震颤,长尾巴随着“呜、呜、呜、呜”连续顿音翘翘板似的摆动——鸣唱入木三分才能在这山里回响吧?难怪声乐老师指导我们合唱团的时候一直提醒,歌唱是全身运动,你必须善用全身上下的肌肉与腔体,才能发出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如刚出生婴孩的啼哭,一种赤子、原始的声音。 隔天我在山雾里发现一只金头缝叶莺(mountain tailorbird),大概拇指头大小的鸟儿,发出短笛似的高音旋律,乐句由几个半音阶升降组合,田园诗般好听极了,穿透迷雾,让我想起两个月前与斐在日本伊豆高原,清早窗外传来如歌的日本树莺鸣唱(Japanese bush warbler)——先是一个较低的长音,接着几个急促的百转高音,错落,悠扬。自古多少作曲家都曾借用鸟鸣创作,从韦瓦尔第《四季》、贝多芬《第六号交响曲(田园)》、大流士《孟春初闻杜鹃啼》到劳塔瓦拉《北极之歌》,欧洲常见的乌鸫(blackbird)、夜莺(common nightingale)、大杜鹃(common cuckoo)都是音乐缪思。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更是深深为鸟鸣着迷,写过《乌鸫》《百鸟苏醒》《鸟类图志》,简直就是音乐界第一鸟控。二战时期,梅西安被关入Stalag 8-A战俘营,写下《时间终结四重奏》,作品的起点是第三乐章〈群鸟的深渊〉,沉静凄美的单簧管独奏,他后来写道:“深渊(abyss)是时间的悲哀与疲惫。鸟声则是时间的反面,它们是我们对光明、星星、彩虹和欢快歌声的渴望。” 鸟声是时间的反面——反刍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每一只鸟的鸣唱,每一声啼,都记忆了一个物种几百万乃至上亿年的演化史?我们因而有机会听见某种远古的声音空间,一如遥望星空,每一盏星光都是千万光年的历史距离,一个星系的存在证明。 新马物种繁盛,鸟鸣交响,个人特别喜欢四声杜鹃(Indian cuckoo)“ti ti dol la”的四声旋律与节奏,最近每遇作曲家朋友,都会诱惑他们写首本地鸟鸣大合唱作品,或舞曲,一定很好玩,也一定会跟欧洲中心那些作品不一样。 【手札 #04】 斐在丹绒马林就有点喉咙不舒服,依大讲座结束,我们到新古毛过了一夜,集装箱组成的Sarang by the Brook旅舍很有风味,窝居的概念,只是夜里壁虎声扰得斐无法安眠。旅舍主人Chen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10年前选定这个距离吉隆坡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开展新事业,离开城市喧嚣,经营旅舍也带团走山玩激流。他养了五六只猫,都很愿意亲近人,我一蹲下来,小猫便躺下翻身露出肚皮,十足的信任。看见猫,斐也精神了一点,但有只小猫太缠人,跟着斐到房里,躲到床底下,最后得我出手把它抱出去。 在新古毛没太多时间观察周遭生态,但集装箱旅舍就在山脚下,旁边有溪流,吃早餐的时候,目及一株大树上有头马来亚巨松鼠(tupai kerawak hitam)跳跃,几只文喉鹎(striped-throated bulbul)一直在旅舍范围内发出鹎族招牌的类似电台转频的歌声,越过溪流远处的枯树上还出现了两只黑枕黄鹎(black-crested bulbul)和一只小须凤头雨燕(whiskered treeswift)。 不过我也观察到几只黑头鹎(black-headed bulbul)在嬉耍,它们喜欢生活在森林边陲或次生林,如果数量多起来,可被视为林野自然状态颓败的象征。犹记第一次在新山附近至达城的公园里见到黑头鹎时的振奋,但在认识它们与森林的关系后,每次相遇,我都难免忧心。这算不算是庸人自扰?(明日续完)
12月前
牛油小生/我家后面有瀑布(上) 前文提要:无论如何,多年后因为开始观鸟而发现白鹦鹉并不来自马来西亚,这一点,并不影响《爱在瘟疫蔓延时》于我心中崇高的地位。 至于《八月见》里的大蓝鹭,属于美洲一端,是我们欧亚地区常见的苍鹭的近亲,照片上看实在难以分辨。到日本旅行的时候,经常看见苍鹭缩成一颗棉花糖杵在河道里若有所思,走起来踟踟蹰蹰的,像个怪北北,所以宫崎骏才会把它刻画成一只肚子里藏著中年大叔的怪鸟吧?电影里苍鹭虽然很烦人,但没有他,真人就无从冒险,就无从走一趟与记忆/历史和解的救赎之旅啦。人类世界里被当成宠物的鹦鹉,在电影里反倒是可怕且躁动不安的看客,完全颠覆大多数人对鹦鹉的想像——唱反调不就是创作者的艺术责任吗? 突然一只翠鸟飞过,这小小的生灵,名字虽然叫做“普通翠鸟”,对南方的观鸟人来说可是明星级候鸟,一点也不普通,可我问过台湾鸟友,她的反应就“喔,那种公园鸟喔”。物以稀为贵吧。所以当我在脸书上看见有台湾观鸟人为一只小小的朱背啄花鸟疯狂,排队拍摄的时候,我内心也使坏:“喔,就那种公园鸟喔”,小小报复了一下。原来赏鸟也会赏出嫉妒心来。 翠鸟停在落木,蓝羽间有白色小点点缀,“耳”后两抹白特别显眼,肚子棕橘,仿佛星空与麦田之组合,难怪梵谷要画它。正忧郁间,一只绿蓑鹭出现在落木另一端准备向河里猎物进击。也许它一直都在那里,以完美的保护色融入背景中,而我正被忧郁而美丽的翠鸟吸引——它们总是神经质地扭动脖子。开始拍摄鸟儿才发现,将注意力灌注摄像窥孔,耽溺于那狭小而集中的视界里排除周边一切打扰的同时,也排除了其他美的可能性。到底要聚焦一点钜细靡遗地观察呢?还是应当分配好时间,充分搜索不要错过任何可能性?是观鸟人鱼与熊掌的永恒命题。 几天观察下来,除了普通翠鸟,河边还常见白领、白喉,甚至还有一只鹳嘴与一只蓝耳翡翠出没。观鸟人没有不爱翡翠的,人类自古贪图其美色,中国古代竟想到取翠鸟羽毛镶嵌在饰品上的精致工艺,所谓“点翠”,不知杀了多少翠鸟。如今一只翠鸟被油污缠身就连新加坡部长都要社交媒体时时跟进救援进度,人们对美对生死的重视大大改变了。拍鸟人可以在池塘边驻守几个小时,就等翠鸟入水捕鱼的画面,那个瞬间不仅美,还启发工程师中津英志解决日本新干线穿过隧道时产生音爆的大难题,从此新干线火车头化身一只只翠鸟。要是哪里出现赤翡翠一类罕见明星鸟,在消息灵通的社交媒体年代,一下子就把鸟儿出没的地点重重包围,摄影师架起大砲,颇有攻城拔寨的阵仗。 喜欢翠鸟,看什么都像翠鸟。新年煲剧,是枝裕和为向田邦子《宛如阿修罗》增添画意,卷子疑心老公鹰男外遇,穿著和服在房里面向障子发呆,女儿洋子在背后偷看,桌上那台小四方电视机的灰屏幕映著卷子身影,孤绝之美啊,只可惜画面一闪而过。换作电影,是不是应该就用长镜头处理呢?卷子大吃醋这天,鹰男加班,卷子必须陪姊姊去相亲,这原是卷子的阴谋:怀疑老公偷吃,她就迁怒姊姊当人家的小三,于是托鹰男安排男人相亲,说是要斩断姊姊的不伦恋情,其实是给鹰男暗示,每次看日剧都有种“为什么不说明白呢?”的感慨。就在卷子喋喋不休的时候,鹰男坐下来,在桌上按了一个翠鸟模样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向田邦子小说里那一段都是对话,根本没有空间描写,赶紧截图上网求救,斐灵光一闪,告诉我,她家小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装牙签的,网搜“牙签鸟”,果然出现她记忆中那玲珑翠鸟(好吧,其实只是一只长嘴的黑鸟),每点一次头,就刁起一根牙签。也许是枝裕和是在嘲讽卷子为姊姊找男人就像挑牙签那样随便吧?就爱作品里暗藏的这些细小玄机,观鸟其实也一样,在密林里、汪洋中寻找一只小鸟的踪迹,要弄清楚一声鸟鸣来自何方,促成观鸟人对这个世界文本细读的偏执。 观察河道之后,我都会把车停到“加嘎”后门附近的桥上,从高处往大龙沟里寻找鸟影,果然就有苦恶鸟、矶鹬和一只灰鹡鸰。 矶鹬和灰鹡鸰一样,一边走还要一边摇尾巴。 就此,我完成了我家后面瀑布的第一次自然调查。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我家后面有瀑布(上) 【特辑.非常文学奖】牛油/全世界最好的作品,你还没读到! 牛油小生/跳水男孩(上)
1年前
碧兰东河(Sungai Plentong)流经我家住宅区东侧,出“加嘎”后门,开车3分钟到附近的廉价组屋区,就可以从土地爷与观音像旁的小路走下去。路是那种人踩出来的,最后一段如断崖,必须抚著一棵横卧的枯木才得以安全降陆。平日里有不少人下去捕鱼,有人用钓钩,有人撒网,我问满载而归的钓客,好吃吗?他不置可否,只说可以煮亚桑。 还没下去探秘之前,一个正在洗校车的老人家看我拿著相机,好奇问我是不是去看瀑布?我也好奇反问,哪来的瀑布?他就给我指了那条路。他还说涉水沿著河可以走到柔佛再也花园(Johor Jaya)Jalan Teratai的蚬壳,那家我常去打油的油站。我心里琢磨,按地图这条河认真走下去可以到柔佛海峡的出海口,我想我不会要这么做,匆匆道谢便去探险了。 若是十几二十年前,我一定不敢这么做。新山可是罪恶城市,柔佛再也花园更是治安黑区,老爸可是在家门口被人砍了一刀抢走手机的……也许是因为曾经的黑历史,我们才不敢走出安全区吧?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到新加坡上大学看见年轻男女竟然在深夜里跑步会那么惊讶,原来享受户外的美好并不是天赋人权,而是因地制宜。好在这几年新山治安好转了,或说犯案大都往线上发展了,我才有了走出家门的余裕?当真不敢乱想。 走下去,河道状况不算好,放眼轻易可以看见上游冲下来的拉圾,也可能是钓客留下的痕迹。瀑布原来是住宅区大垄沟终点泻返自然河道的断层处,从组屋区另一个土地爷像的入口走下去,可以近看瀑布冲出的“深潭”。在那里近观其实感觉不怎么样,换个角度,走入河道深处回头望,在绿荫与水色的相框里构图,竟然就有了瀑布的美感,就只是水花偏黄了一些。我是农历小年夜初访,后来连续几天又到河道观察,许是新年附近居民用水量大,瀑布越感混浊,散布的垃圾也多了。若是能稍稍治理河道,此地足以成为人间天堂,修个栈道,我们就不必去九寨沟了,干,发什么白日梦?城市人的思维。见有破衣挂在树上,被我拉来踏青的堂哥估计那是水位高涨时卡在树上的残骸,雨季可不能开玩笑。如果要造公园,还得监控水位呢,拜托洽询专家!我这个空想家。 异味渐浓,还好白鹭不怕脏——小时候对它们的印象总是大便池旁的白鸟,常出没在往百万镇大路旁特别显眼的田字状水塘,当真出淤泥而不染——三五只白鹭在河道中觅食,黑嘴的是小白鹭,黄嘴体型较大的是中白鹭或大白鹭,若根据物种分布图,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点。我还不大会分辨,只知道成熟繁殖期的大白鹭眼眶有一抹景泰蓝。白鹭鸶总是干干净净地现身,为这杂乱的热带场景带来稍嫌刺眼的圣洁之光,点染甘榜风情。感觉它们特别警惕,我还没来得及站好脚步欣赏,它们就起飞远避,其中一只还发出沉沉铜鼓的警告声,像一个拘谨的哨兵。 记忆中白鹭鸶老爱飞到黄牛身旁,如今碧兰东高压电线附近马来甘榜还能见到牛与鹭的组合,难怪马来谚语要说:“Setinggi-tinggi terbang bangau,hinggap di belakang kerbau juga”,直译就是:“不管白鹭飞得再高,还是要回到水牛背上”,总之是要回家啦,就像我这样。 忽而想起余秀华有一首诗的结尾,感情正好相反:“那些在草地上蹦来蹦去的麻雀儿/给了我对事物怀疑的快乐/翅膀来自哪里//它们说:飞得高有什么用呢/饿的时候/就会落下来”。 飞下来跟落下来是不一样的,突然间鸟儿好悲伤。但我又想,还有燕子啊,蜂虎啊,佛法僧,它们在空中捕虫子吃,千姿百态真好看,动静都由它们自己作主,并没有落下来的问题啦。余秀华也说爱一个人要送对方一本关于庄稼的书,那我要送我爱的人一本关于鸟儿的书,我们一起参详事物的多方面貌——开始观鸟后,仿佛我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再耻于言爱了”(谢谢崔舜华的诗句)。 除了白鹭,还有苍鹭和紫鹭作伴,更有白身黑羽分不出是白鹮鹳抑或彩鹳的大鸟飞过。白鹮鹳很稀有,不大可能,加上与外来物种彩鹳杂交生出混血后代,物种存续出现危机。在文学创作里,在后殖民文化理论中,混血往往能够带来救赎,但在物种保育的维度里,混血似乎不被鼓励。生物学与文学,似乎总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我还太嫩,没能参悟出什么答案。只想,如果河道干净些,这里一定会更热闹,脑子里闪现好莱坞式开场画面,穿过树林,一只大鸟飞过,眼前豁然开朗,鸟兽遍野,阳光可爱。 “呆子!”远处传来长尾猕猴打斗的声响。除了这些猕猴常客,还有一群眼镜叶猴出没,它们像是戏曲里白脸的丑角,愁眉不展,所以正式名称才会叫做郁乌叶猴吧? 摄影:牛油小生 *   *   * 瀑布声外,这里还可以听见缝叶莺与黄腹鹪莺饶舌般的清亮哨音、噪鹃力竭声嘶、鸦鹃低吟、乌鸦嘎嘎,还有八哥与翠鸟的聒噪,以及让你错以为是什么鸟的松鼠叫声,大家都躲起来歌唱,就像冲凉房里的我,明知道别人听得到,却假装自己藏得好好的,补脑一番似乎就成了掩耳盗铃抑或不甘寂寞的再现。 摄影镜头里,比起白鹭鸶的优雅,苍鹭与紫鹭更沧桑些,它们长长的脖子缩起来伫立在一个地点久久不动,像是藏著许多故事的样子。 马奎斯在他的遗作《八月见》中安排女主角安娜·玛格达莲娜每年像候鸟一样到小岛扫墓,湖畔酒店附近一定会有大蓝鹭出没,只可惜小说后半段再没有大蓝鹭的镜头,但其实马奎斯其他小说里总有鸟,《百年孤寂》开篇老邦迪亚建村的时候就制作了捕鸟机关和鸟笼,一下子用关起拟黄鹂、金丝雀、蓝鸲和知更鸟的笼子装饰了村庄,那些吉普赛人便也循著鸟鸣来到马康多。当鸣钟代替报时的鸟儿,乌尔苏拉在家中布置鸟舍救济其他迷途的飞鸟,一如她悉心维护的家庭,总有许多不速之客落脚。许多年后,乌尔苏拉一百二十几岁高龄去世,葬礼当天天气极热,连飞鸟都霰弹般撞墙身亡,迷信的马康多人还以为是“流浪的犹太人”带来的厄运,但其实那是马康多没落的先兆。 哥伦比亚有超过两千种鸟,世界之最,其中80种是其境内独有物种。成长于赏鸟天堂,千姿百态的鸟儿自然要在马奎斯的魔幻写实世界中傲娇。只是在《爱在瘟疫蔓延时》里,我产生了疑惑——当阿里萨第一次进入船长家,并在往后的日子与船长夫人偷情之前,他首先见到的,是一只在阳台上纯白无瑕的“马来西亚白鹦鹉”,叙事者形容那是阿里萨见过最美丽的动物。白鹦鹉到底何方神圣,我手中2023年马来西亚鸟类全图鉴和手机app都没有类似的纪录——马来西亚的八百多种鸟种里头甚至没有凤头鹦鹉科生物——最接近的物种是印尼的两种凤头鹦鹉,其中戈氏凤头鹦鹉因为宠物买卖在新加坡脱逃,于岛上找到栖身之所开枝散叶,我常在红山附近的亚历山大树林窥探到它们洁白的身影,听见它们嘹亮、骄傲的鸣唱——无论如何,多年后因为开始观鸟而发现白鹦鹉并不来自马来西亚,这一点,并不影响《爱在瘟疫蔓延时》于我心中崇高的地位。(待续) 相关文章: 牛油小生/我家后面有瀑布(下) 牛油小生/黯然神熵 牛油/牛油的联想 牛油小生/无猜(上)
1年前
编按:同往年一样,我们也请了几位年轻作者写下本地中文出版的印象文,作为你的选书参考。 流散、回溯:马华故乡与身份的再思考 文:李婷欣(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 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之下,迁徙与游走成为常态。“故乡”书写逐渐超越对原生地的情感依恋,转向一种回望的本能,与文化再现的实践。2024年“读家选书”(文学类)多部作品以多重视角探讨“故乡”,展现层次丰富的叙事形态。在“空间”—“时间”双重迁徙背景中,个体的回溯映射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多代写作者在叙述中展开对话,使“故乡”成为马华文学演进的重要纽带。这些作品以多样的文学地景,承载着对成长记忆、离乡情愁与身分思考的深刻书写,构筑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图景。 故乡书写必要性 海凡以其马共游击队经验,透过《落香》在二岛之间穿梭书写,将生态观察融入文本,描绘雨林共生的自然景象。上次写胶林生话,这次写沙巴管理油棕园的岁月,冰谷在《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透过奇谈形式串联荒野记忆,从在“风下之乡”五年的“拓荒史”,重新审视故乡与身分的复杂关系。 故乡的书写因个体记忆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的书写中逐渐形塑新的文化意义与认知。以槟岛为例,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谈关于自身游走各地,但无论所见为何,“终究是从槟岛人的目光出发。”;梅淑贞在《游花园》对乔治市过度观光化的变迁提出批判,写道:“我是归人,不是走马看花的过客……” 这些文本不仅捕捉地方变迁,亦重塑个体与城市的情感联系。 麦留芳自传性散文《流水滚石》写了新/马两地的流金岁月,也聚焦于霹雳北部一带:槟岛、霹雳玲珑、怡保街巷,勾勒出故乡的时空延续性。牛油小生的《写给未来情人的足球指南》虽采博物式叙述视角,仍不脱新山作为故乡符码的影响。故乡书写或许并非刻意为之,却常成为自我定位的深刻倒影,折射出个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 从土地至故乡——马华文学的“故乡” 书写,不仅重新诠释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想像。马尼尼为在台,以另外的视角批判地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无用》再现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因肉身在他乡而长期受压抑的乡愁,游子逐渐失落——“我这一代人很多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乡愁在流散中被压抑,最终化为身分迷失的征象。这一书写反映出马华文学在时代洪流中的流散与重构,亦突显其对故乡议题的当代省思。 以书页为介质,马华文学在流散与重构中不断探索身分与文化的多元样貌。或许,我们能进一步追问:当代马华文学中的关于地域/故乡书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怀旧回望、讲古,还是一场对身分与文化的持续重构?在流散/定居的交织中,我们如何避免将故乡过度理想化,而是以更深度的视角回应其复杂性?这些未竟的问题,或许正是马华文学未来持续需要寻找的。 变变变! 文:叶福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在整理完2024年的马华出版品并贴在个人脸书后,陈静宜留言问:“今年的出版品较往年蓬勃吗?”以出版本数来看的话,过去一年的整体出版包括再版、再刷以及新版,大致上仍维持在既有的水平之上。不过,若分别从文类、内容及出版的版图来看,它们有着不同面向的倾斜。 从文学类的书单中,这一年可以说是资深作家的盛年。从年初由有人出版社推出一套7册的《梅淑贞文选》,一直到年末以冰谷第二本自传《荒野惊奇》,颇有前后呼应、文学定调的意味。只是,这一年甚少能见新人的出现。在个人所知的范围内,只有3位诗人,包括骆俊廷《大寒以后》、覃勓温《夕惕斋诗稿》以及章楷治《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或许,单从一年来看无法判准文学生态的现象,但不失为一记录。 不过,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一年马华文学是以儿少时光、家乡为书写主题。有别过往都围绕在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如此写作的集体改变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几年来,许多马华作家都在谈论个人的写作如何摆脱马华的既定印象。我想,过去一年的文学出版提供了不少的思考点。毕竟,马华文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极具生机蓬勃的多元及多样态发展。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在非文学类的书单中,发现有关于华人与政治论述的减少。在过去一年里,最印象深刻的两本,即是祝家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征程》和冯垂华《街头的共同体》。当然,马华出版中常见的宗教讨论、地方史撰写,仍是非文学类主流常见的内容。它或已成为一种特定的出版类型,而这也涉及马华出版生产链的课题。 过去,我一直都在关注普及大众的出版品。它不仅占了出版市场很高的比例,也是拉动出版业很重要的存在。现阶段来说,它一直正在积极成长中。陈静宜对饮食文化的讨论、赖昭宏以大体老师家属的自白、陈亚才对印裔社群及宗教的介绍——这一类的大众书写相当重要,也是从阅读进入思考的重要媒介。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马华出版市场并未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若要细数种种可能的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即书籍出版也开始走向分众化,出版社能明确提供读者他们在阅读上的需求;另外,整体出版市场的版图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或许出版社也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定位。 无论如何,这一年来的改变也只是个过渡。我相信,不久将来就能见新的版图出现。而在可见的未来里,整体的马华出版品必然是朝向多元的发展,也将在读者与市场的主导下,带起不一样的出版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南洋岛屿的“地方性”再发现 文:潘舜怡(马华文学与文化研究者) 回顾2024年,以“南洋”、“马来半岛”及“东南亚群岛”等区域性和地方性视角为主题的马华文学作品,似乎再次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影视方面,廖克发的一部时长5个小时的纪录片《由岛至岛》,反思二战期间,日军、台籍日本兵、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之间的历史创伤遗绪,试图重新梳理南洋岛屿的战争网络以及庶民叙事。此片获得2024年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备受瞩目。而在印刷出版方面,也“由此地至彼地”,出现了不少聚焦探讨南洋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宗教信仰、文学地理、小镇历史的叙事,散发着关于马华岛屿/地方书写的魅力。 首先在北马部分,三可马凯丽的《乔治市的老店铺》带领读者进入槟岛乔治市,通过栩栩如生的建筑插画,叙说城镇老街、小巷的小铺故事,展现槟岛老建筑的生活美学气息。此外,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则以散文笔触,回忆在乔治市生活的童年往事。本散文集透露了作者对于祖父母、父母、亲友的抒情叙事,让读者感受属于槟岛小孩在市镇成长的记忆“温度”。 转移至中马部分,朱宗贤的《霹雳地方掌故》引领读者进入霹雳州的各个县市,从教育、经济发展、新村、医疗、饮食、宗教、小镇老街等面向,探讨该区华社的文化记忆。本书内容巨细靡遗,娓娓道来,尽现霹雳华人生活的地方风情。至于白伟权的《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则回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现场,考察拿律地区的华人史,当中牵涉了华人苦力移民、矿工的社会日常,谈及地方瘟疫、会党帮派斗争、华人经商群体的盘根错节,打开了离散华人于南洋“重生”的史迹剖析。 至于廖文辉编的《居銮老街的社区建构与发展作用》,则是本年度南马社区观察的代表作。本书属于学术研究作品集,书中收入了9篇关于柔佛居銮的华人社区建筑老街、教育、华人领袖、家族企业等探讨。另外,廖文辉的《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资料汇编》以及安焕然的《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分别考察了移居南洋的闽南、海南华人群体,讨论他们的宗族史、精神文化史,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对华人“由岛至岛”流动的历史叩问。 有趣的是,留台作家兼画家马尼尼为似乎“背道而行”。她的小说《故乡无用》叙述的是一个20世纪从中国移居至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所产出的“无用”的家庭故事——叙述卖咖啡营生的“阿公”以及14名儿女如何面对疾病、死亡、迷信,思考原乡平凡“无用”的反讽性。而本书为第24届台北文学年金获选作品之一。 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南洋的“地方性”书写题材丰富,内容多元,无论从文学或者非文学类的出版读物而言,均发现作者们对华社地方的大历史与小叙事的关怀与想像。 相关文章: 【2024读家选书(上):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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