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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尹／从墙体到介面——现代建筑皮层的当代诠释

在马来西亚，考量成本低廉及容易维养，多数建筑物外墙使用典型的砖墙或混凝土墙加上涂料，如排屋、公寓、洋房。商业大楼如酒店、办公大楼、百货公司等，则多采用金属板或玻璃帷幕系统，可塑性高也易施工，外形更符合摩登时尚的主流设计构想。文：黄美尹（台湾特约编辑，目前在台湾任职建筑设计工作）提及建筑皮层，普遍定义为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界面，如墙体、门窗、帷幕玻璃等，如生物的皮肤，将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区隔起来。从功用来说，建筑物的皮层，犹如室内外环境的调节器。因应不同气候及目的，透过设计与选材，达到隔热、保温、防水、防风、通风、隔音、采光等需求。先撇开传统建筑的土墙、木材不谈，现代建筑的皮层，倒是值得抽丝剥茧的。马台两地，建筑面材实务经验之谈在马来西亚，考量成本低廉及容易维养，多数建筑物外墙使用典型的砖墙或混凝土墙加上涂料，如排屋、公寓、洋房。商业大楼如酒店、办公大楼、百货公司等，则多采用金属板或玻璃帷幕系统，可塑性高也易施工，外形更符合摩登时尚的主流设计构想。我们在设计建筑时，都会先了解这些外墙及其包覆面材的厚度、基本构件、构筑形式等相关知识。在台湾工作时，有关上述的基本认知，我曾经历不小的文化冲击。首先，油漆涂料在当地并不受落，常被视为未完成品、维修区用等——见不得人的简陋衣裳。因应潮湿气候、市场习惯及日本殖民文化影响，无论是超高层或低楼层的集合住宅，皆以重点区石材、搭配大部分面砖控制立面设计，涂料油漆极为鲜见。越高级的社区，采纳更大面积的天然石材，形塑成尊荣的精品。平价的住宅大楼也不甘示弱，巧妙地使用人造石材、多面磁砖，打造独具一格的地产商品。因此，在从事相关设计职务时，额外接触了分割逻辑、比例美学、介面收边的养成训练。从厚重粗犷到细腻轻盈的清水混凝土裸清水混凝土建筑，是早期“粗犷主义”的其中一个标志，厚重的墙体、深沉的色泽、粗糙的质感，给人朴实无华的沉稳感。许多政治、宗教性建筑，都喜欢使用这种建筑表情，表达其诚实性与秩序感。后续随着设计的演变，尤其在名建筑师安藤忠雄的运用下，原被视为冰冷、压迫的清水混凝土，被颠复成轻盈、纯净的设计语汇——光影、空气及空间的载体。他最有名的作品如“光之教堂”，透过最纯粹的清水材质及十字光影变化，操作采光与空间，让最重的材料，呈现出最轻的空间感。随着清水被重新定义的趋势，工艺也日渐改良，从模板材料、纹路触感、孔洞数量、圆孔收边、养护涂料，都是专业建筑师及工班最在意的细节。裸清水建筑可视为单皮层建筑的代表之一，其建筑皮层与结构体合而为一，借由最少的材料介入，直接表现建筑本体的构造逻辑与空间精神。让建筑会呼吸的第二层皮肤 Double Skin Facade 上述讨论了最极简的建筑外皮，在建筑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推行建筑双皮层“Double Skin Facade”的设计手法。即是由建筑的“皮肤”加“外壳”构成，不同特性的面材之间，隔着缓冲空间，作通风空腔或维修猫道，借以改善建筑物的采光、散热、控温及能源表现之立面系统。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做法为：玻璃帷幕墙+金属格栅或扩张网、外墙+绿化系统等。尤其在热带地区，第二层外层可直接阻挡日射、减少空调负荷，甚至隔音，有效达到永续宜居的建筑形态。本地非典型的双皮层建筑案例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总部大楼（PAM Centre）的立面设计，充分展现本地热带气候下，双皮层建筑的环境回应策略。建筑外侧采用深色金属网格遮阳屏作为第二层皮层，与主要建筑量体稍稍隔开形成缓冲空间，有效阻隔强光直接进入室内。配合建筑内部挑空中庭与开放式楼梯，这种双皮层设计更允许自然通风穿越立面，促进垂直与水平通风，成功降低对空调系统的依赖，是本地热带永续建筑的其中一个设计典范。 PJ Trade Centre的立面设计，更有特色地以穿孔通风砖（ventilation blocks）搭配外挂遮阳屏构成第二层皮层，与主体建筑之间脱开，形成半开放的缓冲虚空间。这个空隙不仅创造都市天际线的视觉层次，更实际处理环境调节、导入自然通风，透过深阴影降低立面的热负荷。部分的缓冲空间，也形成阳台与绿意空间，使双皮层进一步转化为让建筑物和使用者呼吸透气的 “半室外生活层”，反映本地气候对低耗能办公建筑的回应策略。建筑皮层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对“边界”的重新理解。从厚重的墙体，到纯粹的清水混凝土，再到具有呼吸性的双皮层立面，建筑逐渐由静态的物理界线，转化为动态的环境界面。当代建筑不再只是回答如何隔开内与外，而是进一步思考如何让内与外互相影响，既暧昧又有火花。在这样的再定义之下，皮层除了作为建筑的外衣，更是建筑与城市、气候与人之间持续对话的场所。相关稿件：张国强／从麻坡到杜迈：跨过马六甲海峡的旅程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1天前

张国强／从麻坡到杜迈：跨过马六甲海峡的旅程

杜迈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境内，毗邻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的沿海城市波德申、马六甲、麻坡都有船运服务可以抵达杜迈。文：张国强（草稿策划编辑）杜迈（DUMAI）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境内，毗邻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的沿海城市波德申、马六甲、麻坡都有船运服务可以抵达杜迈，但船客几乎以印尼人为主，马来西亚人寥寥可数。搭船过来的印尼人以工作、探亲以及看病就医为由。虽然西马半岛和苏门答腊很靠近，但马来西亚人其实对此航线非常陌生，也鲜少搭乘。为了认识这座离我们很靠近的城市，也了解这个船班航线，我们搭上前往印尼的船班到杜迈一探究竟。印尼最大石油输出港城从麻坡到印尼杜迈的船很干净，冷气充足，船内也有电视播放电影以及售卖简单的杯面及咖啡服务。麻坡到杜迈船程在3小时以内会抵达，差不多是麻坡到吉隆坡或新加坡的车程时间。抵达杜迈码头，可以看到非常巨大的石油提炼工厂和港口，犹如电影中的科幻城。杜迈城也有油管连接最大的印尼米纳斯油田；从1970年代开始就建有可以停泊10万吨级的油轮码头，这里承载了印尼60%石油出口量。杜迈码头前还有鲁帕岛做为天然屏障。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协助杜迈港口的建设。从这些现象可以理解柔佛州政府近年为何在麻坡海口沿岸不远处大力开发马哈拉尼能源港Maharani Energy Gateway及深水码头，这其实跟周围的国际情况及世界局势息息相关。美中不足的是，印尼方面在处理当地旅游和进出码头流程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善，在马来西亚购买的来回船票需要到市区当地的船务公司才能换回程票，也要另外付费给过港费和登记费。购票保留非常传统的手写作业，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也很难找到非常完整的相关信息。守护能源永不停歇的工业城市杜迈城市由3条垂直于港口的主车道围绕连接着整个市区形成。城市建筑整体外观略显沉旧，城市尺度刚好，车流舒适；虽常看到大量的摩托车群，但不会让人感觉烦躁。杜迈不是华丽的旅游城市，可参观的旅游景点也不多，但仍然具备许多高档的酒店服务到此考察和石油工作相关的外派人士。城市有一间崭新亮丽的大型商场，内有非常豪华的电影院，有许多精致的商业及餐饮空间。在此次探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印尼清真寺都具备很大的社区功能，常伴随着市集、社区活动中心、运动场地一起出现。在不远处有一间福隆宫，庙内主要供奉清水祖师（与麻坡巴冬百年翠美古庙供奉同样的神明），也同样供奉多种南洋常见的神明；在这里可以遇见会说中文和福建话的华裔，当地还保留很传统的民间信仰。庙后方有大礼堂、咖啡店、篮球场供当地人使用以及主办华人重要的节庆活动。依靠大街小巷生存的人间烟火杜迈有一处非常有趣、特别的早市菜市集，藏在一群店屋后方，连接几个小巷，只有步行或摩托车方能抵达。此早市菜市集日复一日在粗犷的临时空间中服务在地市民，货品陈列方式非常有趣及吸睛，会让你想多看几眼。在这两层楼的建筑中，楼上还有售卖衣服的空间，据说有很多二手衣还是从马来西亚引进。杜迈街头的夜晚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路边摊餐车，服务值夜班的工人或不想那么早回家的青年。餐车路边摊周围都会配搭自由多样的桌椅，在热带凉风的吹拂下，坐在路边享受自己的深夜食堂让人备感温暖。印尼人对于咖啡的疯狂程度，不分白天和黑夜，喝法种类比马来西亚还多，即使在晚上也能找到。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从杜迈和麻坡，看见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两个都很容易在自家国家被人忽略的城市，也让人同时意识到，我们几乎也遗忘了马六甲海峡在世界航海地图里所占据的重要角色。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比如主要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穆斯林国家，以农业为生的平民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华裔在引领经济活动，在大家都在寻找更多可能让生活越来越好的今天，两国在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各种合作势必增加。而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紧密，这在经典的文献著作《马来纪年》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面对世界各国贸易竞争以及不稳定的局势，马印双方需要有更稳定的结盟来执行一些有效策略，共同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相关稿件：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

2星期前

张集强／没有围墙的大学

面对就业机会匮乏，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往往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当青年人口流失，城镇便失去了活力与创新的源泉。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城市衰老，我们该如何跳脱单纯的“旅游观光”开发模式，为历史城镇注入真正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生命力？文：张集强在马来西亚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大型都会区（如吉隆坡都会圈、槟城、新山），许多曾经辉煌的历史小镇却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人口老化以及严重的青年人口外流问题。位于霹雳州北部的太平（Taiping），便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典型缩影。作为马来西亚最早因锡矿业而繁荣的其中一个城镇，太平曾是半岛上最耀眼的经济与行政中心。然而，随着上世纪锡矿业的全面没落与行政重心的转移，这座被誉为“雨城”的历史名镇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经济动能。面对就业机会的匮乏，年轻一代在中学毕业后往往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当青年人口流失，城镇便失去了活力与创新的源泉。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城市衰老，我们该如何跳脱单纯的“旅游观光”开发模式，为历史城镇注入真正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生命力？大学不该仅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工厂” 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Adrian Cheeng在他的毕业设计论文《全民大学：社区内的知识转移》（University for All: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The Communit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与突破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策略：打破传统大学的实体围墙，将高等学府的机能直接“植入”历史城镇之中。他在设计论文中演示如何利用太平丰富的历史建筑与空间资源，透过教育与在地社区的深度融合，将太平打造成一座没有物理边界的“无墙大学城”。在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空间规划中，我们对“大学”的刻板印象往往是一片被高墙围绕、拥有气派大门与独立园区的封闭式象牙塔。这种“圈地式”的规划思维虽然便于校方集中管理，却在物理与心理层面上，彻底切断了学生与在地社区的联系。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不应被局限在真空的校园内。正如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批判的那样，现代大学往往沦为单纯提供职业训练的“工厂”，失去了探索宇宙真理与自然法则的启蒙功能。Adrian的论文探索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打破这种僵化的界线，让知识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自由流动，实现真正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新旧交融、跨越世代空间体验然而，如何将一座容纳数千人的大学，塞进一个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布满历史古迹的太平老城？答案是“弹性及适应性再利用”（Alternative & Adaptive Reuse）。该提案并非大兴土木去推倒重建，而是巧妙地盘点并利用太平市区内大量闲置、破败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建筑物，将空间重新编排与转换功能。首先，他将深厚历史底蕴的公共与政府建筑，以古迹再利用的设计手法转化成为大学的行政枢纽。例如旧公共工程局（PWD/JKR）、旧税关（Customs Building），以及承载着许多历史记忆的旧政府宾馆（Rest House），设计成大学的行政大楼与核心办公区。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公共属性与庄重感，将其转化为大学的门面，不仅拯救了濒临荒废的古迹，更完美契合了大学厚重的学术氛围。其次，为了解决大批学生的住宿问题，妥善利用市区内老旧的办公大楼与面临淘汰的旧饭店，将这些商业建筑群改造为学生宿舍，不仅能解决住宿需求，同时能将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直接引入市中心。当夜幕降临，办公时间结束后的太平传统商业街将不再是一座死寂的空城，学生在市区的日常消费、文化聚会与夜间活动，将重新激活老城的“夜间经济”。整个提案中最有趣的空间策略，是传统店屋（Shophouse）的楼上空间，改造为小型、去中心的教室、研讨室与创客空间。太平拥有大量具有古迹价值的店屋，随着商业模式的变迁与老龄化，许多店屋的楼上空间长期处于闲置或半废弃状态。这个提案，大学管理层可以跟商店的屋主租用这些闲置空间，有别于新建筑的庞大费用，一些建筑可以在巧妙的设计规划下，以经济的方式达到可再利用的目标。这种新旧交融、跨越世代的空间体验，也有机会促成社区中的“知识转移”。学生可以从老一辈那里学习到在地的人文智慧与工匠精神，而老城居民也能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接触到新的科技与世界观。走出四方课室的自然生态学堂众所周知，太平不仅是一座人文之城，其周边更是马来半岛一处非常丰富的生态环境。这里拥有国内历史最悠久、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拉律山（Bukit Larut／原始森林）；十八丁（Kuala Sepetang）红树林保护区与渔村生态。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环境科学、海洋生物学、林业管理以及永续生态旅游等学科，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活体实验室”（Living Labs）。学生可以走出冷气房，直接在真实的自然生态中做学术考察与气候变迁研究。与此同时，太平也具备了将学术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产业支撑。位于太平市北区的甘文丁（Kamunting）工业区，是北马区重要的制造业、电子与轻工业基地。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中，“产、官、学”（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Triple-helix Model）的紧密结合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关键引擎。甘文丁工业区的存在，补足了这块拼图。它不仅可以为工程、商管、物流与科技领域的学生提供绝佳的实习与调研机会，大学所孕育的科研成果、年轻人才与创新思维，也能直接回馈给在地企业，协助传统工业进行技术升级与数码转型。综合以上所述，《全民大学》这一设计提案，不仅是一项充满诗意的建筑空间改造实验，更是一场深刻的城市社会经济重构。透过引入一所“无墙大学”，它在太平老城重新建立起“供需法则”（Demand and Supply）的健康经济循环。相关稿件：张集强／与河共生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3星期前

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胡志明市大量住宅属于狭长型的管屋结构，建筑面宽很窄，却不断向内部延伸。建筑彼此紧贴，在其间留下细小的通行空间。巷子因此并不是规划预设的产物，而是由居住方式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结构。文：宋筱琪（草稿特约编辑）在许多现代城市中，道路严格分为人行道与车道，商业与住宅也明确区隔，公共与私密界线清晰。然而在胡志明市，空间并非依靠硬性的规划维持秩序，而是依靠日常使用不断调整。秩序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每天的相遇与让步中逐渐形成。在这里，巷子并不只是城市中的缝隙，更像是一条无形的划分线。当人从主要街道转入巷子，空间的状态随之改变。车流的喧闹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声音。随着巷子变窄、光线变暗，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人的身体也不自觉地放慢节奏。摩托车、行人和摊位同时存在，声音、气味与温度在短短几步之间发生变化。油烟、咖啡香与机车声交织在一起，城市的尺度不再宏观，反而变得贴近身体。巷子──连接各种日常生活的场所巷子在这里并非单纯的通道，更像连接邻里的生活空间。它承载的不只是通行的功能，更是一整套日常行为的发生场所。有人在门前修理摩托车，零件与工具散落在地面；塑料椅与小摊沿着墙边展开，占据了原本属于道路的空间；孩子在巷子中奔跑玩耍，对车辆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行人与车辆之间沒有明确的界线，而是在不断的闪避与让行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的秩序。这些看似狭窄的巷子，却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因本地人熟练的驾驶方式，小至摩托车，大至小型巴士，各种尺度的交通工具都能在这里找到通行方式。这种秩序并不是由明确的规则维持，而是由日常经验逐渐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巷子并非偶然形成，它根植于历史与制度的缝隙中。胡志明市大量住宅属于狭长型的管屋结构，建筑面宽很窄，却不断向内部延伸。这种形态部分源于过去以临街面宽计算的房屋税制。为了减少负担，居民往往将建筑压缩在最小面宽之内，并向后加长，形成高而窄、纵深极长的空间。建筑彼此紧贴，在其间留下细小的通行空间。这些原本只用于服务与通行的缝隙，随着人口密度增加，逐渐转变为真正的生活场所。巷子因此并不是规划预设的产物，而是由居住方式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结构。这种空间使用方式也与气候密切相关。在胡志明市的热带环境中，室内往往比室外更闷热，而狭长住宅的通风条件有限，人们自然倾向停留在门前的阴影、屋檐下或骑楼空间。半室外空间成为最舒适的停留地点，也逐渐取代客厅成为真正的社交场所，日常生活因此从室内延伸到街道与巷子。当地居民常常坐在屋外谈笑风生，做生意反而成了次要的活动。摊位或许存在，但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理由，让人停下来，与邻居聊天、交流近况。塑料椅沿着巷子摆开，人们随意坐下，谈话可能持续很久，也可能只是短暂寒喧。巷子因此成为一种低门槛的公共客厅，空间的边界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社交却自然发生。街道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未被固定定义的状态。路边摊每天出现又消失，塑料桌椅随时被摆出或收起；不同时间与天气条件下，街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空间的用途并非被严格划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改变、不断协商。模糊不清的灰空间藏着邻里间无限的互动在邻里之间，还存在大量介于公共与私密之间的灰色空间：门前的阶梯、屋檐下的阴影、半室外的平台、阳台与骑楼。这些地方既不完全属于个人，也并非彻底向公众开放。它们允许短暂停留、随意交谈，甚至被临时占用，却不需要正式的邀请。越南的日常空间正存在于一种允许被打扰的状态中，人与空间之间没有绝对界线，生活不断向外延伸。当人行走在这些巷子之间，身体尺度开始取代城市尺度。城市不再通过鸟瞰或平面图被理解，而是被一步一步地丈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筑之间的关系，都在行走、停留与回避之间感知。在巷子里可以穿梭自如的不仅是人，还有摩托车。它在这里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空间尺度的重要因素。相较汽车所需的道路宽度，摩托车使街道能够维持在较小的尺度，人们可以直接停在店铺门口，甚至进入巷子深处。商业活动因此不必集中在主干道，住宅区也能自然生成经济活动，巷子得以维持生活机能，而非沦为单纯的后巷。摩托车数量的庞大，也进一步影响了建筑内部的空间组织。一间小食店，楼上是用餐空间，楼下前半部作为点餐区，后半部则成为摩托车停泊处。商业、居住与交通在同一个体量中被重叠使用，空间并未被单一功能限定，而是被最大程度地利用。那些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空间，其实暗藏着符合当地生活方式的逻辑。城市的生命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道路或标志建筑之中，更多隐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巷子里。正是这些被不断使用、不断协商的日常空间，构成了胡志明最真实的样貌。相关稿件：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

4星期前

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

在厦门搭滴滴，即使司机紧盯导航，开错路的概率依然不低。偏差往往发生在通往高架与主干道的分岔口：一旦选错，便要绕行许久，才能回到原先的路径。这种“误入”并不罕见，它几乎成为大城市运行的一部分：路径被不断优化，也不断变得复杂；效率被极致追求，同时也制造了新的迷失。而在这些高架与快速路之间，城市的另一种结构悄然存在。文：潘铃（草稿特约编辑） “村”，原本指向聚居的形态，既是地理单元，也是社会组织。它带着密集的人际关系、共享的生活节奏，也常被附会以粗朴与未经修饰的气质。城市，某种意义上，是村的延伸与放大：从聚落到系统，从熟人社会到匿名网络。当城市发展到高度精密的阶段，“村”反而开始被重新想像。它不再只是被替代的过去，而逐渐成为一种被召唤的状态：更贴近人、更具温度、更允许不完美的存在。人为嵌入的退化村在一座老旧商场内部，我遇见了一个被称为“退化村”的空间。入口不算显眼，褪色的招牌与粗糙的灰色墙面上，贴满了大幅紫色与橙色的告示，像某种临时的指引，也像刻意为之的视觉噪音。顺着这些线索走入深处，空间突然发生了转换：仿佛从一条商业动线，滑入另一个层次的世界。它寄居在商场的室内空间和空中花园之中。向外望去，是辽阔的大海和对岸的建筑；而当视线收回，眼前却是一片被植栽过滤过的光线。白天的光柔和、流动，被叶片分解成细碎的层次。混凝土、铁件与碎石构成了空间的基底，未经修饰的表面显露出材料本身的质地与温度变化：金属与石材都在呼吸。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并非粗糙，而是一种刻意的退让。建筑不再试图成为焦点。统一的混凝土灯饰、极简的钢制家具、随意张贴的海报与纸张，都在降低自身的存在感，让空间成为承载个体差异的容器。小店、展览、即兴的活动与聚集的人，才是真正被凸显的部分。夜晚降临时，暖黄色的灯光与松散的音乐填满空间。人群并不拥挤，却持续流动。这里的“村”，并非自然生长，而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生活提案：一种关于如何在城市中重新组织日常的尝试。类似的策略，也出现在其他商业空间之中。通过“借景”，原本封闭的商场空间被重新编排：既有结构被保留，新的“村落”嵌入其中。它们不追求彻底更新，而是在既有系统中插入另一套节奏，使人短暂脱离城市的标准经验。这种“造景”的本质，或许并不在于复制村庄，而在于制造一种感知上的偏移，让人意识到，城市并非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历史嵌入的集美学村如果说这些被嵌入的空间是一种“被构造的村”，那么位于集美学村的街区，则呈现出另一种更接近历史延续的形态。学村因教育而兴起，如今同时承载学生与旅人的双重需求。古厝与新式店铺交织，街道宽窄不一，转角频繁，路径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与高架道路的精确导向不同，这里的移动更依赖步行与直觉。空间的尺度明显收缩。低层建筑与密集街巷，使人重新回到以身体为单位的移动方式。商业虽已进入，但并未完全覆盖原有结构：在热闹的店铺之间，仍然保留着安静的巷弄，被居住者视为日常的延续，而非展示的对象。老店与新店并置，不同时间层次在同一条街上发生叠合。这里的“村”，并非被重新定义，而是在持续使用中缓慢调整自身。城市里的村在这些经验之间，一种关于“村”的轮廓逐渐浮现。它不再单指地理上的聚落，而更像是一种空间关系：较小的尺度、可被感知的边界、人与人之间尚未被完全抽离的联系。它可以被设计、被复制，也可以在时间中自然延续；可以依附于商业系统，也可以嵌入教育与居住结构。城市并没有抛弃村，而是以不同方式重新容纳它。而这种容纳，往往伴随着转译与变形。当“村”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体验，它是否仍然保有原本的社会结构？当它被嵌入城市系统之中，其边界与自治性又如何被重新定义？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街巷，是因为适应了新的逻辑，还是仅仅被暂时搁置？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趟行走，让我重新思考“村”的意义与演化。它曾经是人们离开的地方，是被视为需要更新的起点；而当人群进入更大规模的系统之后，却开始重新寻找某种更贴近个体经验的空间。城市因人而运作，而“村”则因人而聚集。或许，“村”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不断改变位置：有时在地图上被抹去，有时在建筑内部重建，有时则藏在街道的转角与尚未完全规划的缝隙之中。在这些缝隙里，人得以重新确认自身与空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流动中的一个节点，而是作为能够停留、交谈、被记住的存在。而这，也许正是“城市里的村”之所以反复出现的原因。相关稿件：潘铃／当不再执著效率随心建立金门的空间与生活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1月前

张集强／与河共生

面对气候变迁加剧以及频发的闪电水灾，传统建立在“防御与隔离”之上的硬性治水与空间规划模式已遭遇瓶颈。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官思琪在其设计论文《河流都市主义：与河共生》（River Urbanism: Living with the River）中，为巴生河的永续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潜力的空间重构框架。文：张集强在吉隆坡的都市发展进程中，巴生河的角色经历了很大的结构性变化，随着陆路交通网络的扩张以及现代化公共卫生的建立，巴生河从昔日肩负运输与生活机能的“核心廊道”，退化为城市的“背面”。当前的都市规划往往依赖严格的地块划分（Zoning）与物理边界，导致河流保留地沦为三不管的隔离地带，而高耸的混凝土防洪堤则彻底切断了人与水体的空间连结。尽管近年来“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计划试图透过景观美化来活化河岸，但其干预多停留在表层的视觉修饰，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与河流之间的空间割裂问题。从“硬”转“软”──共生的真谛？此外，面对气候变迁加剧以及频发的闪电水灾，传统建立在“防御与隔离”之上的硬性治水与空间规划模式已遭遇瓶颈。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官思琪在其设计论文《河流都市主义：与河共生》（River Urbanism: Living with the River）中，为巴生河的永续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潜力的空间重构框架。该研究直接挑战了传统都市规划中对于“地块与边界”的刻板定义，提倡以“消除边界”（Eliminated Boundaries）的设计策略，重新缝合被切断的都市肌理。 “河流都市主义”的核心论述，在于将城市与河流视为一个共生的生态系统，而非两个相互排斥的实体。在空间与生态策略上，该提案主张将巴生河沿岸僵硬的“硬性边界”转化为“软性、具渗透性的边界”。这意味着在建筑与水体之间，必须建立具有缓冲与适应能力的过渡空间。透过引入阶梯式滞洪区以及重建河畔植被，不仅能为河流在雨季提供必要的溢流空间以缓解洪峰，更能透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过滤作用来净化地表径流，实质修复河流的微生态系统，让基础设施具备生态复育的功能。跨越物理边界的媒介在建筑型态的探讨上，该论文提出以“建筑复合体”（Architectural Hybrids）作为跨越物理边界的媒介。传统的隆市建筑往往背水而建，将河流视为排污沟；而《河流都市主义》则倡导建筑量体应主动向河岸延伸，利用建筑作为桥梁（using architecture as a bridge）来重新连结自然与人造环境。透过空间交叠（overlapping spaces）与弹性的动线设计，形成与河流交汇的公共场域。这种设计手法不仅打破了土地产权的刚性界线，也将原本封闭的社区网络重新导向水岸，使河流再次成为串联周边社区的社会枢纽。总结而言，巴生河的永续发展不应仅局限于水利工程的升级，而必须是一场深度的都市形态转型。《河流都市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环境反思的契机：吉隆坡的都市规划必须摒弃以车辆和僵化地块为主导的扩张模式，转而拥抱一种整合自然生态的弹性设计。透过空间边界的消解与生态机能的植入，巴生河方能从城市规划的“剩余空间”，转化为推动隆市气候韧性与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基础设施。相关稿件：张集强／创生型住宅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2月前

潘铃／当不再执著效率随心建立金门的空间与生活

在金门的古厝聚落里，迷路并不完全是方向感的问题，而是空间本身的逻辑不同。这些聚落并不是以车辆为优先规划的。文：潘铃（草稿特约编辑）在金门古宁头的古厝聚落开车，很大概率开着开着就迷路。导航显示前方有路，但车子开进去才发现，那其实不是一条可通行的道路。房子前面往往有一块空地，像院子，又像缓冲区，空地之外才是路。这些房子彼此并排，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街道边界，路的宽度忽大忽小，看起来可通过的地方，实际上却无法让车辆回转。导航在这里失准，车子也只能凭感觉前进；外来的小偷，很可能会被困在这里，找不到出口。不为通行而设计的聚落奇怪的是，这种迷路并不让人焦躁。每一次转弯，都可能通往一栋古厝、一座庙宇前的空地、一间不起眼的小吃店，或一座带着历史痕迹的洋房。有的墙面还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孔，一旁立着石碑，记录着这栋建筑在战争中的经历；路旁偶尔也可见从前的水井、战乱时代留下的防空洞入口与告示牌；那些本该被标示为“景点”的元素，在这里只是日常的一部分。在金门的古厝聚落里，迷路并不完全是方向感的问题，而是空间本身的逻辑不同。这些聚落并不是以车辆为优先规划的。房子前方的空地，既不是私人庭院，也不是公共的街道，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空间。居民可在此停放交通工具、摆放桌椅或秋千、种植花草，但它并不构成清晰的交通界线。道路因此变得不规则，宽窄不一。细节所指向的建筑几乎每家古厝都有贴近地面的石仔脚，厚重而粗糙。墙上开着带缝隙的石窗（称扁窗，或直棂窗），内侧再加上一层可推拉的木窗。与厚重的石墙和单一色调的砖墙形成对比，大门两旁以及两侧的墙面，在腰身以上的位置（即是连对堵和对看堵），常见雕刻或印花磁砖的装饰，每一家都不相同。再往上看，板瓦、瓦当、滴水和筒瓦层层堆叠。光是在一栋古厝前看这些细部，就可以停留很久。往侧面走，女儿墙上的雕刻、翘脊、脊塞和背坠，会让人换一个角度再看一次。连屋顶的排水口，也会雕塑成鲤鱼的形状。雨水从鱼口流出，不只是排放，而是被看见。这些细节并不只是装饰，各自指向不同的意义。在这里生活在这样的聚落里，人的活动方式与节奏也随之改变。早上的市场、市区的超市和聚落里的柑仔店供应着食材和生活必需品；也有人在房子附近的空地种菜，最普遍的有高丽菜、芋头、辣椒。仔细一闻，空气中会有桂花的味道。早上的街道旁，常常可以看到老人坐着聊天；只要对他们报以一个微笑，往往就会被拉进一段对话。我在古厝聚落闲逛时，遇见一位在金门生活的韩国人。他说自己有时候会花一个早上，在民宿前的空地观察鸟儿喝水，还架起摄影机记录它们停留的画面。在聚落醒来，是各种鸟的声音。它们落在湖边、树上、屋顶或电线上，时而停着，时而飞起。看着它们来来去去，或者盯着一个建筑的细节，也许就这样过了一整个早上。谁能留下来但在这样的地方，留下来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在金门遇到的人，多半都有各自的安排。有的人长年在台北工作，一年只回来一段时间，为了照顾家人；也有人选择留下来生活；也有一些店铺，看起来已经没有再营业，据说是在疫情期间撑不下去而关闭。我住的民宿主人赖姊，自20年前踏上金门后，便没有离开。她辞去在台北的工作，在这里生活，一边经营民宿，一边慢慢整理这栋老房子、打理院子里的植物，也处理日常的琐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特别，但需要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才会发生。我遇到的一位当地人，一边打理民宿，一边做导览、经营自媒体，也在电视台工作，让更多人认识金门。留下来，并不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地方，而是愿意接受这里的生活方式：时间比较慢，机会比较少，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建立。能够留下来的人，往往不是找到一种现成的生活，而是愿意在条件还不完整的情况下，把生活慢慢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一点，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其实依赖着一套被预设好的秩序：道路要清楚、功能要分明、时间要被安排。但在这里，这些条件并没有被完整建立。人可以停下来，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而这些行为并不显得突兀。当一个地方不以效率为前提，我们往往不是觉得它太慢，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在里面生活，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只会在被设计好的世界里生活。相关稿件：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2月前

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这家咖啡馆没有醒目的招牌，也不刻意制造所谓的打卡感。若不是特地寻找，很容易从楼下经过而不自知。文：筱祺（草稿特约编辑）在OUG花园一排普通的店屋之中，这间名为“摸鱼”的咖啡馆隐藏在二楼。它没有醒目的招牌，也不刻意制造所谓的打卡感。若不是特地寻找，很容易从楼下经过而不自知。正是这种低调，让进入这家咖啡馆的过程带有一种探索的意味。从街道的喧闹爬上一段略显狭窄的楼梯，城市的节奏逐渐被隔离，声音慢慢变轻，人也在无形中放慢脚步。推开门时，访客便从街道进入到一个更松弛、更像客厅的场所。在许多城市的咖啡馆设计中，室内空间往往被高度包装：统一的材料、精确规划的动线、刻意营造的视觉风格。但从建筑角度来看，这个咖啡馆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复杂的设计语言，而在于一种克制的介入方式。原有的硬装几乎被完整保留下来，地面仍是普通的家用地砖，没有被新的材料覆盖，也没有刻意翻新。那些细小的磨损与颜色变化都被自然保留，原本属于旧店屋的生活痕迹并没有被商业空间抹平，反而成为空间气质的一部分。装修时唯一明显的介入，是在两片墙体上各开了一个正方形的洞，让不同空间之间产生视觉与空气的连通。这种介入简单直接，却改变了空间的感知方式。原本被墙体分隔的房间，通过洞口建立起彼此的关系，访客坐在一个角落时，视线仍可以延伸到另一处空间。光线与声音也因此在空间中流动，让整体环境显得更加通透。这样的处理既没有大规模拆改结构，也避免了传统商业室内设计常见的完整包装，使空间保持一种略微未完成的状态，而这种未完成感也让空间拥有继续变化的可能。从场景设计到空间经营与负责人Fish聊天时才知道，她过去曾从事场景设计（set design），参与过不少电影与广告的拍摄。后来因为想转换人生节奏，她离开原本的行业，投入经营咖啡馆，也把自己熟悉的空间调和与摆设能力带进这间店里。因此，这个空间的个性更多来自家具与物件的选择，而不是建筑本身。店内的摆设并非统一采购的商业家具，许多物件都来自她过去工作仓库里保存下来的道具，经由重新筛选与组合后被放进空间。这样的布置方式更接近舞台布景的逻辑：通过物件之间的关系与摆放来形成场景。不同年代与风格的桌椅被重新组织在一起：有带着岁月痕迹的塑料绳椅、简单的长形木桌，还有随意摆放的露营椅。它们并没有刻意追求统一风格，却在这种不完全一致中形成一种轻松而自然的秩序。这样的空间看起来更像一个被慢慢填满的客厅，而不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商业空间。负责人说，她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空间，所以有空时也会重新调整室内布局，才不显得沉闷。桌椅之间的距离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角落甚至显得有些随意，但正是这种不那么严谨的布局，让人在其中能够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咖啡馆不再要求访客保持某种消费姿态，而更像是在邀请人暂时停下来。开放原属于个人领域的工作空间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原本属于私人工作空间的元素被直接搬到了公共区域。负责人把自己平时使用的工作桌也放在外面，与顾客共享同一个环境。她有时会在桌子上处理自己的事情，而顾客则在旁边喝咖啡或聊天。这样的安排模糊了“店主”和“顾客”之间的界线：空间不再是严格的服务关系，而更像是一个共同使用的房间。这种开放性也体现在空间的使用方式上。书架上放着可以交换的书籍、朋友留下的手作作品，以及顾客写下的寄语。负责人说，这些并不是她主动发起的活动，而是朋友和常客慢慢带来的想法，而她所做的，只是为这些行为留出空间。于是，这些元素并没有变成刻意策划的文化活动，而是像生活的一部分逐渐累积。这个咖啡馆就如其名“摸鱼”予人一种松弛不做作的感觉。它可以是咖啡馆，也可以是办公室、共享空间，甚至偶尔成为小型音乐会或创作表演的场地。这里不时会举办名为“音频人”的活动，把喜欢唱歌的朋友聚在一起，不唱当下流行的歌曲。届时，原本安静的二楼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表演空间：有人坐在桌旁，有人靠在墙边，还有人窝在露营椅上听歌。音乐在空间中缓慢扩散，既不会过于正式，也不会完全散开，形成一种介于客厅与小型剧场之间的氛围。在城市密集而标准化的商业空间之中，这样的地方显得格外小众。许多咖啡馆试图通过强烈的设计风格建立识别度，而这里却选择了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尽量减少设计，让生活慢慢填满空间。没有复杂的建筑语言，也没有繁华的设计概念，却通过最简单的方式重新理解店屋的二楼：不再只是被忽略的附属楼层，而是一个被重新激活的场所。这里没有严格规定的营业时间，也没有明确要求空间应该如何使用。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摸鱼”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微小却真实的建筑潜力：空间不一定要被设计得很完整，它也可以被慢慢生活出来。相关稿件：张国强／建筑学进化论建筑系毕业生的新出路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

2月前

张集强／创生型住宅

人民组屋（Program Perumahan Rakyat，简称PPR）往往被贴上刻板的标签：拥挤的居住环境、失序的公共空间、社会问题的温床。面临设施老化的问题，在维护方面，都是依赖政府的拨款来“修修补补”，除了向政府持续索取维护经费，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这些公共住宅“自给自足”？文：张集强在马来西亚城市版图中，人民组屋（Program Perumahan Rakyat，简称PPR）往往被贴上刻板的标签：拥挤的居住环境、失序的公共空间、社会问题的温床。在都市其他新式的公寓逐渐出现，形成新的都市面貌时，这些旧式组屋已经沦为都市景观格格不入的边缘地带。这些在早年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公共住宅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吉隆坡，独立时代兴建的公共住宅包括美都（Suleiman Court）、拉萨敏申（Razak Mansion）、蒂蒂旺莎十七楼（Pekeliling Flats）已经被拆除，变成新式商场或公寓，而在1970年代的人民组屋，许多已经面临设施老化的问题，在维护方面，都是依赖政府的拨款来“修修补补”，长时间以来的费用相当可观。除了向政府持续索取维护经费，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这些公共住宅“自给自足”？构想化消费型为生产型的绿色建筑在冠病疫情期间，当大家在担忧粮食供应的问题时，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苏嘉欣在其设计论文《食物未来城》（Food-Ture City）的设计提案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未来公共住宅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将传统“消费型”的城市组屋，转型为“生产型”的绿色建筑。她以孟沙（Bangsar）斯里彭亨组屋（Sri Pahang Flat）为例，提出“PPR 2.0”的新式创生型住宅概念，在设计提案中，以组屋的闲置公间，包括阳台、屋顶以及停车场等，转化为可生产粮食的空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整个设计提案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微观空间改造可行性，以及宏观社会经济重构的理论推演的基础上。首先在空间布局上，设计者打破了传统组屋封闭且死板的长廊式布局。透过调整建筑量体的座向，让立面迎向东西向的日照，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室内采光与自然通风，更是为建筑内的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日照条件。同时，提案中降低了部分原有建筑的楼层高度，让自然光与微风得以穿透建筑群，彻底洗刷了传统组屋阴暗压抑的居住体验。重新定义“空间效率” 这项设计最核心的亮点，在于对“空间效率”的重新定义。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低成本房屋往往追求极致的居住密度。然而，《食物未来城》反其道而行，采用了紧凑的模组化量体，并刻意将建筑群拆解为数个小型的社区聚落。在每个聚落中，设计者保留了高达30%的空间作为“农业挑空区”（Farming Voids）与“食品生产挑空区”（Food Production Voids），其余70%则作为主要的实用空间。住户的私人阳台不再只是晾晒衣物的角落，而是直接连接至这些公共农业区与屋顶水产养殖场的过渡通道。这种设计巧妙地将原本孤立的居住单元，缝合成一个充满互动的生产社区。《食物未来城》并非只是简单的“在阳台种菜”的空间改造，它的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自给自足的微型经济循环系统。在这个被称为“信任之桥”（The Bridge of Trust）的社区理念下，低收入住户不再只是被动的城市边缘人，而是城市食物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设计提案为居民量身打造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屋顶的水产养殖员、在“食品生产区”公共厨房里制作农副产品的加工者、穿梭在农业楼层的种植者、负责在底层（LG）与地下室（B1）市集分发与零售的摊商，以及在B2处理堆肥与物流配送的工人。这套完整的“食物操作循环系统”（Food Operative Cycle），不仅能有效创造收入，更打破了阶级隔阂，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微型商业与社会模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新的经济模式在营建技术与永续性方面，该提案也展现了务实的考量。为了符合公共房屋的低成本预算，设计大量采用工业化建筑系统（IBS）与预铸干墙面板。这不仅能缩短11%至15%的工期，还能降低约10%的建造成本。此外，建筑立面上的“农业墙”成为了绝佳的遮阳系统；而高达45%的绿化与农业景观覆盖率，更让这栋建筑有能力挑战严格的绿色建筑指标（GBI）银级认证。总结而言，《食物未来城》的设计提案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设计学探讨，它甚至能为一个都市社会贫富差距的结构性问题提出缓解的方案。经过慎密的设计规划、巧妙的空间编排与经济模式的植入，这篇设计论文向我们产示了即使是被视为廉价人民组屋，也能转化为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绿色节点。这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经济赋权的尝试，更是为吉隆坡未来的粮食安全与城市韧性，种下了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当组屋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生产力与社会凝聚力的发源地时，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公平与正义。相关稿件：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张集强／城市再生张集强／独立时代的人民组屋

3月前

【盲盒不退烧／01】从扭蛋、Tikam、福袋到盲盒花式“手气”大比拼

如果你是个“60后”，却又不解如今盲盒为何会令那么多新生代风靡，你或许忘了，在那过往的岁月里，你也曾蹲在乡镇上的一家杂货店或卖小孩零嘴的小店里，投入硬币扭着让花生豆掉下，并期待得到不一样的颜色。从Tikam、扭蛋到盲盒，形式可能一再改变，但不变的是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愿意拼一下自己的“手气”到底好不好。对于未知，人们心里都有抑制不住的好奇，总想扒开外层包装一探究竟，英国有一句谚语：“Curiosity killed the cat”（好奇害死猫），用于这类拼“手气”的事情上或许过于言重了，但正因为“好奇”，正好让商家把握心态，理想的运营了市场行销。报道．摄影：本刊李依芳泡泡玛特（POP MART）的盲盒热潮，在巅峰时期袭卷了全世界。事实上，盲盒品牌并非只有它一家，中国甚至有多个不同的盲盒品牌，从联名款到固定的玩偶人物设计都有，但还属泡泡玛特家盲盒产品中的Labubu、星星人、Crybaby、Molly、Skullpanda、Dimoo、Hirono小野等名气更大，辨识度更高，就连造型也更多变化。当上一辈的人几乎都无法理解新生代为何对“盲盒”如此热衷，为了能“抽”到自己喜欢的颜色、隐藏款，可以沉迷的一直埋头不停地买，在店里不断摇晃盒子预估空间，把盲盒放在掌心不停地上下掂量它的重量，尝试以各种方式猜测可以抽到哪一个款式。对于完全没有买过盲盒，没被热潮“烧”到，不曾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可能一时间就没有办法理解这种“谜一般”的行为。盲盒，正是现在时兴的一种“拼手气”游戏。人们可以透过挑选一个装在盒子里，在不透光、无法窥见盒里内容物的情况下，单凭运气挑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款玩偶。由于是个未知的玩偶，所以又称作“盲盒”，属于盲抽的状况。盲盒固然是新兴的潮流商品，但是同一个形式，过去却在不同的年代里先后出场，例如在日本发扬光大的扭蛋、Tikam、福袋，都是经过了特殊的包装，让人在未知内容物的情况下，拼一下个人的手气，希望可以抽到喜欢的物品或奖品。扭蛋原来起源于美国当提及扭蛋，总会直接联想起日本，更误以这就是日本的产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扭蛋原来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放置在杂货店门口的口香糖贩卖机和小玩具的自动贩卖机，所以又称作gumball machine，当时并没有密封的塑胶蛋壳，投币后便会有颗圆球状的口香糖从巨型的圆球里滑出。这个巨型圆球里头虽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口香糖，但是投币的人却不会知道最后“滚”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甚至不知是小玩具还是口香糖。 1950年代，美国Penny King公司研发出胶囊，解决了玩具和糖果一起混装的技术难题，为小玩具和口香糖，都找到了“包装”。可是，真正让扭蛋发扬光大的则是日本。自gumball machine于1965年引进日本后，便被重新包装，抛开了口香糖的前身，内容物换上了各种以日式动漫为主题的玩具，并将玩具装入可以打开成两半的“塑胶蛋壳”造型的包装中，自此，更让人沉迷于其中，甚至在过了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有人对它情有独钟，以至人们都忘了gumball machine其实源自美国，却记得扭蛋Gashapon。扭蛋“Gashapon”这个“称呼”源自于日语中转动扭盘和扭蛋落下的声音，贴切地形容了融合趣味与好奇心得到满足的那一刻。 2000年，日本扭蛋从动漫走向拟真化，大人系扭蛋从这时候崛起。自1980年代便开始深耕扭蛋玩具的TAKARA TOMY，在这时推出的《立体扭蛋百科图鉴》，更吸引成人收藏，也从此引领扭蛋收藏的风潮，扭蛋再也不只是小朋友的玩具，而是把所有成人心底的小孩都呼唤了出来。如今，日本扭蛋的种类格外丰富，并涵盖动漫、动物、日常生活用品、趣味创意等，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系列登场，各凭创意设计保持扭蛋热潮的温度，而消费者则需凭个人“手气”，才有机会扭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需要拼手气的，还有“Tikam” 近期见到一个扭蛋机上，列下玩扭蛋的规则，首先是兑换扭蛋机特定的硬币，接下来便是先祈祷可以扭到你心目中想要的玩具，幸运与否全靠手气拼。其实，除了扭蛋，需要拼手气的，还有Tikam和福袋。 1960年代，在新马地区十分普遍的“Tikam”，源自于马来文，意思是猜测游戏。 “Tikam”是张大纸卡，上端部分是印好的“中奖”号码，下端部分则密密麻麻贴上了折叠的小纸片。花个5仙或10仙就可以撕下一张，查看里面的号码，在现场就可以与纸板上端的中奖号码对奖。奖品一般都是模型飞机、昂贵玩具、漫画杂志，甚至是小额的现金。即使没中大奖，“安慰奖”也可以让玩家赢得零食、糖果、文身贴纸或便宜的小塑胶玩具，所以大多数的“Tikam”都出现在杂货店、零食小店里，对于那个物资较为匮乏的年代里，一件普通的玩具对小孩而言已然是个大奖。这种可以让他们以低门槛、投机中奖的“猜谜游戏”，是不少人的集体童年回忆。可是，也正因为具有投机成分、赌博性质，新加坡政府在1961年正式宣布“Tikam”为非法行为，警方当年也对外发出警告，禁止公众参与。如今，依然可以在少数的零食店里找到“Tikam”，只不过不会有付费撕纸的玩法，店家也不会设奖品，而是让人们可以把一整张大纸卡买回家，自行准备“中奖礼物”，作为聚会时的游戏。最早的“拼手气”游戏，是日本的“福袋”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应该不会对在元旦那天发售的“福袋”Fukubukuro感到陌生。取名福袋的意思，是意指这是个“装满福气的袋子”，购买者在拆封前不知道袋里的内容物，象征新一年带来好运与惊喜。人们如今所认识的“福袋”，是起源于明治末期（1900年代初期）银座松屋百货的传统促销手法，将过去一年的货品出清并回馈顾客。事实上，“福袋”的雏形可追溯至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的“惠比寿袋”。当时著名的丝绸店会在11月的祭典期间，将一年下来剩余的布料装袋出售，因价廉物美而在当时备受欢迎。如今，福袋已演变成新年必备的“试运气”购物促销文化，发售日期从过去传统的仅在1月1日元旦，发展成自11月起长达数月的促销期，热门的“福袋”甚至还开放预购。内容物的品项更从最初期的布料、百货商场出清的货品，到如今涵盖服饰、餐饮、电器等产品。内容物依旧保持远高于售价的传统，却从早期的以出清、回馈目的，转变成促销手法。为了吸引消费者，部分品牌甚至采取“部分透明”或“限定款”的方式，将“福袋”转化为高品质的促销与行销工具，让“福袋”更具魅力。隐藏式包装仿如潘朵拉的盒子人们的好奇心，远远超过想像。不论是最早出现的“福袋”、童年集体回忆的“Tikam”、风靡了半个世纪的扭蛋，还是现在热度仍旧未退的盲盒，它们的共同点皆是一个“隐藏式的内容物”。福袋可以知道产品的品项，扭蛋也可选择个人喜欢的系列，可是却不知道里头确切的物品是什么、是哪一个，也正因如此让人倍加好奇。这种隐藏式的手法，一个个仿如“潘朵拉的盒子”，强烈地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让品牌、商家也可以借此展开市场促销。不过，对购买者而言，若过度沉迷，引发的贪婪便会成了真实的“潘朵拉的盒子”。所以，收藏盲盒的“小雷”黎行顺就一再语重心长的强调，必需“理性”收藏。相关稿件：【盲盒不退烧／02】引爆盲盒达人小雷的“潘朵拉盒子” 【空间与关系／01】员工新自由工作式：在公司里游牧【咖啡派对／01】捧着咖啡蹦迪在清醒中也可以狂野

3月前

【盲盒不退烧／02】引爆盲盒达人小雷的“潘朵拉盒子”

在古希腊神话里，潘朵拉的盒子最后保留的是“希望”，拆盲盒前人们已许下心愿，将希望投放在所选择的盲盒里，希望在幸运的眷顾下可以拆到自己所想要的那一款。 “Alfred 小雷”的客厅被3个玻璃橱柜占了一面墙，里头大多数是盲盒折箱后的绒毛玩偶，也是他的“潘朵拉盒子”，为他带来每日的快乐与喜悦，是心灵上的支柱，还能带来满满的安全感。报道：本刊李依芳摄影：本报黄安健 “Alfred 小雷”（下简称为小雷）是黎行顺在社交平台“小红书”账号的名字，每一个上传的帖子都是他在分享开箱盲盒的视频，但是他所收藏的盲盒，并不是泡泡玛特类的IP盲盒，而是各个品牌在紧贴盲盒与Jellycat热潮下，因市场促销手法衍生的另类盲盒。提及Jellycat的火爆，不得不提之前网上分析这个来自英国伦敦在1999年创立的顶级毛绒玩具品牌，为何掀起一股热潮。Jellycat以极致柔软的材质、可爱且具创意的设计闻名，再加上在拟人化的设计下，各种食物、水果等造型都附上了豆豆眼及迷人的微笑，让外型设计格外讨喜，给予了购买者情绪上的安慰。 2025年结束前，有一份“Z世代”情绪消费的报告显示，新生代认可情绪价值，并愿意为能取悦自己的物品消费，这让盲盒、Jellycat一时间备受欢迎。消费者还可在购买Jellycat时，让店员来一段不一样的“表演”，从中获得了与过往不同的体验，将情绪价值最大化，更不吝消费。 Jellycat，让小雷深陷盲盒追逐中在小红书上刷小雷的视频，发现他所开箱的盲盒，通常是不同的品牌因促销活动而特别设计的赠品，如买上某某品牌产品消费满额后便会赠送1个盲盒。这类盲盒还会傚仿泡泡玛特的盲盒概念，不仅在一个系列有多款设计，还会设下“隐藏款”。总觉得一个大男生会这么热衷收藏盲盒，拍摄开箱视频可能都是“人设”，为配合业配而做，真正看到他家的收藏品时，他指着占了一面墙的3大玻璃柜说，“这里只有10%是业配，余下的90%或是更多都是我花钱买的。”这个讯息还真的让人感到意外和震惊，难道是小雷为流量而设的主题？ “我从小就喜欢毛绒公仔（娃娃），从小到大家人都没有时间陪我，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在它们的陪伴下让我觉得有安全感。上学时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只买麦当劳推出的Hello Kitty，也收藏过扭蛋。开始工作后因为用通讯软体LINE，所以喜欢收藏LINE FRIENDS。”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个橱柜笑说，“如果后来没有Jellycat的出现，我的收藏应该会在LINE FRIENDS这就停止了。” Jellycat的拟人式设计，仿如有生命一般，是他喜欢的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可是由于价格实在太高，他的柜子里只有一个朋友送他的太阳蛋吐司造型的Jellycat，其他的则是各品牌出的盲盒设计。所以，尽管喜欢毛绒玩偶，他都会只挑这类的风格，不会每个盲盒系列都盲目的买。只有这些酷似Jellycat设计风格，每个带有一双可爱的豆豆眼、或俏皮地眨眼睛，还有可爱微笑的表情，加上小手小脚的拟人造型玩偶，才会让他铆足劲把它们带回家。有时候，他甚至幻想它们会不会像Disney动画《Toy Story》的玩具那般，当他不在家时会活蹦乱跳、讲话。小雷：要把它们整整齐齐带回家小雷家中有接近2个玻璃柜子里都是从盲盒开箱而来的毛绒玩偶，若以消费50令吉可获赠一个盲盒的保守估计，这里的数量可预估当时的消费已经不低，可是最“炸裂”的部分来了──小雷说，他会把每一个喜欢的系列都集齐！就是说，一个系列里若有6个不同款的毛绒玩偶，他都会努力地把它们6个集齐，包括隐藏款！“我觉得，它们是一套的像一家人一样，就要把每一个都集齐，不要缺席。”觉得如果凑不齐就不美满了。根据他过往的经验，一般上要拿下全套齐全的盲盒玩偶，需花费200至300令吉，如果有一个月份里好几个品牌都推出了盲盒系列，而且又全都是他所喜爱的风格，那么那个月花在盲盒上的开销便达上千令吉。所以，在Bungkus Kaw Kaw推出盲盒系列并设快闪活动时，他在现场消费了数百令吉，开了好几个盲盒，依旧没有把全套集齐。第二天重返现场继续努力，才成功把全套系列带回家。这种近执拗的收藏，甚至引起了品牌方的关注。就因为要“集齐”的追求，让小雷在收藏的过程中也经历不同的挫折，如部分盲盒只限网购商品，他购买了6套满额的产品后发现收到的盲盒打开后都是同款。现场可以摇盒的情况下，固然可以凭心属玩偶的比例大小、重量，衡量盒内仍有的空间、听声音等猜测到底会到什么，至于命中率，他则腼腆的表示只有50%。尽管这么“拼”了，仍有一个Garnier有4个不同造型的娃娃缺了一只，他笑说真的好遗憾，希望之后有机会把它找回来。看着满屋的玩偶，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小雷对于这些娃娃的狂热，但他不忘补充，“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后，若真的是还是集不全，就会停手，还是需要理性收藏，不要过于疯狂。” 小雷的盲盒处理法喜欢盲盒玩偶的人，这些娃娃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宝。小雷表示他都会把所有的毛绒玩具摆到玻璃柜子里，让自己每天都可以见到它们，便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抽到重复的盲盒，到底该怎么办？对泡泡玛特的玩家而言，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有个别的群组可互相交换，又或是挂上买卖平台把它卖掉。“资深”的盲盒玩家小雷透露，尽管是消费商品所得的盲盒，也可以如此交换、买卖。“我曾在买卖平台上直接将缺失的那个盲盒买下，也试过端盒，也曾经在不同的平台上和其他的玩家交换。重点是要把握时机，一旦该品牌的系列盲盒上架，多余的就要捉紧时间挂上网卖出以及换出去，再找自己缺的那一款。” 尽管如此，在这两年的盲盒热潮下，他仍旧囤了两袋额外的同款盲盒玩偶。表示目前依旧会挂在网上慢慢卖，等要找它们的有缘人把它们带回家。 “也有人对我说，这些与黄金相比都是没有价值的垃圾，但是它们就是能给我带来快乐。” 盲盒玩偶以外的“收获” 部分人或许不能理解盲盒的魅力，值得让收藏者费这么多心力，2年来的盲盒潮，却让小雷收藏到了很多心头宝，也让他收获了其他。如在Bungkus Kaw Kaw的盲盒发布快闪活动上让他“一战成名”，甚至吸引了高管来和他攀谈。他笑说，“可能这能帮助我积累人脉？” 也通过消费不同的品牌商品，认识了更多之前没听过、用过的牌子，甚至在一些品牌联合集团下多个牌子一起出盲盒时，从中发现品牌之间的关系。过去也曾因为Pizza Hut推出盲盒，让他同时买了多套快餐以符合条件获赠盲盒，同类型的促销活动不少，所以他消费的商品更是多不胜数。食物会马上送到公司让同事们享用，过量的生活用品也会以低价卖给身边的朋友、同事。访问那天，就见到两大袋饮料和沐浴露，就是他为了品牌促销活动送盲盒而消费的商品。但是，也就因为收藏了无数的盲盒玩偶后，成为“资深”玩家，小雷也积累了经验，可以从设计和细节里知道哪些是有诚意的“制作”。“有些品牌会直接用别的国家设计，可是便会少了本土风味，我会更想看到品牌方的设计团队如何发挥创意，将大马风情与品牌风格相融合。” 有趣的是，小雷就曾为自己工作的公司及其他品牌设计过小玩偶，而且较早前在参加KL Tower举办的征选吉祥物竞赛上，他所设计的“大红花”主题玩偶在二百多份的竞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将联同“椰奖饭”和“犀鸟”成为KL Tower的吉祥物，数个月后到访吉隆坡塔就能买到他的设计作品了！这也是收藏盲盒的过程里，最大的收获。尽管经盲盒途径收获满满，但小雷坦言他个人并不喜欢这个机制，可是为了自己喜欢的盲盒娃娃系列，也唯有遵守游戏规则，所以当可以端盒的时候，会更加乐意买全套预知会“齐全”的系列。但他不否认盲盒、扭蛋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它们的玩偶设计，都是限量生产，甚至是平时买不到的，显得更特别、珍贵，尽管需要花费更多心力配合促销活动，也能吸引喜欢的人。小雷透露，他认识的一些玩家，已经不再执著于集齐全套，转向“佛系”收藏方式，即随缘在系列中只收一只盲盒娃娃就收手。看起来，品牌方在引用盲盒机制展开的市场促销活动已到尾声，可是小雷却相信，这个方式只要应用得好，仍会是可行的营销手法。相较于过去生活用品类品牌赠送杯碟碗盘的情况，送盲盒玩偶作为行销的手法，更能吸引年轻新生代的顾客群，也成了培养新一代顾客的方式，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原有顾客的导向。盲盒的魅力，还真不只是为生活带来快乐而已。相关稿件：【盲盒不退烧／01】从扭蛋、Tikam、福袋到盲盒花式“手气”大比拼【空间与关系／02】双钥匙公寓善用空间还是导致关系疏离？【中式复兴／02】新中式有什么能耐，让年轻人不再嫌古风老？

3月前

张国强／建筑学进化论建筑系毕业生的新出路

建筑学科如今不断地演变改革，以让年轻一辈不论从心智和能力上都有应对的能力。文：张国强（草稿策划编辑）近年来，全球各国面临房地产萎缩及出生率低靡的情况日益严重，大学院校建筑系专业已不再是过去亚洲在疫情前迅速发展时期最炙手可热、大家最向往就读的专业。建筑院校栽培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市场都需要直面挑战，面对公司非常不稳定的发展状态。毕竟建筑系这门学科培养出建筑师进入面对社会服务的建筑事务所是受当下政治、商业趋势及科技创新所影响。为了发挥与市场竞争的最大效益，许多建筑事务所开始合并、裁员，或者开始转型，以期在这不稳定且竞争的世界里，找到仍然能以建筑学知识提供世人更多价值的一条路。所以建筑学科也在不断的演变改革，以让年轻一辈不论从心智和能力上都有应对的能力。以下列出当今建筑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不进入传统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情况之下，究竟会到什么相关新兴行业或领域延续自己的理想，而且该工作性质是非常符合当今建筑教育思潮所培养的实践能力以及倡导的希望──让社会更美好的精神价值。（1）资讯工艺界面及体验设计一般资讯工程领域所谈论的UI（用户界面）及UX（用户体验）需要完成这些工作所具备的技能，正是建筑学科常常探讨“以人为本”也要达到赏心悦目，来达到实用和美学相结合的思维。比如要制作好一款APP应用软件，作为UI及UX设计师必须从图形、颜色、字体、大小、路径、主次前后关系都和建筑师要设计一栋房子、规划一个园区所需要具备的空间和场景营造能力不谋而合。加上一般此类工作起薪高，且完成反馈及成就感比建筑快，致使许多建筑毕业生趋之若鹜。（2）自媒体内容生产者受过建筑教育的学生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表达方式，往往有别于其他科系的人，会更有策略性及前瞻性，就如同做一栋房子般的前期调研工作，我们总要学习总结及提炼大家看不到的精彩之处，然后定位放大，成为一个设计思想的特点。而这种能力其实对于做自媒体非常加分，我们可以更快速地让读者明白你所表达或发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从未未发现的地方或观点。中国建筑及艺术美学科普媒体《何老师在发呆》，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诗涵所经营的《Human Edition》在居住地浮罗交怡岛及不同城市穿梭所持续不断产出的短视频内容，都让人非常期待。（3）庆典活动策划人大量冷冰冰资讯媒体时时刻刻接触我们的生活会催生出更多热闹激情、活生生庆典的产生，来唤醒我们回到人群。建筑学教育所学习到的多视角思考以及空间连贯的概念论述是一个好的庆典活动策展人所需要具备的。加上工地必须协调各方及统领各单位完成一件事的思维训练，与策划庆典活动的思维是相似的，差别只在于建筑呈现的是更长时间的空间存在，庆典是短时间的场景搭造连接人群，但两者都不能否认的，都是要营造让人们身心灵有一个更美好的向往所在，例如全球知名的知识分享大会TEDx以及起源于东京后传播世界的PechaKucha演说大会都是由建筑师创办。（4）地方创生工作者城市的竞争加上追求精致而产生内耗心理的“卷”文化，其实让许多年轻的建筑学青年回到故乡或其他二线城镇，投入一门地方产业与在地群众一起改变地方的未来。对许多理想的建筑系毕业生，寻找确确实实的人生目的，比盲目在城市里追逐金钱来得更有意义。他们更希望在小城或乡镇有对于建筑对于社会的实践及探索。举个例子，拥有建筑学背景的林书豪，带领星滨山地方团队在台湾基隆这座港口城市的各种社会实践，就为地方带来许多新活力和无限的想像。虽然全世界的建筑学教育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培育更多建筑人才，确保每一栋建筑物的空间动线及外观气质，能让群众安全及健康；但我们也要思考，我们需要更多不同以往的多元场景的出现，让整个社会有动力可以创造出让我们可以有不断锐变成长的勇气。如今，建筑学需要不断进化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出图和管控能力，那么当代建筑师究竟需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个进化不会失控，并往更好的未来迈进？答案是，要活得更通透自在。反着高效速度和精确数据走，我们要更多学习与人的沟通，要更多学习欣赏各种各样由人借着地球创造的美丽事物，那么我们才能达到建筑师进化的目的，找到让社会在科技不断进步下仍保有人性及主动搭建社群的温暖。相关稿件：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

3月前

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非体量化临时建筑的核心精神，不在于单纯地利用某一块废地，而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城市的活力非来自于冰冷的混凝土容积，而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文：张集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吉隆坡是一座在此消彼长中挣扎的城市。穿梭在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之间，很多人都会注意到在市中心那些自1990年代金融风暴以来便屹立未倒的“城市伤疤”——那些停工数十年、钢筋裸露的烂尾楼。其中，位于市中心心脏地带的人民广场（Plaza Rakyat），无疑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遗憾。它不仅占据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吞噬了原本属于这个社区的活力与记忆。在传统的推倒重建或无限期等待复工的二元选项之外，UCSI大学建筑硕士李谛铭在他的毕业设计论文提出一种被称为“非量化临时建筑”（Un-volumetric Temporary Architecture，简称UTA）的设计概念，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道困扰吉隆坡二十余年的死结。在荒废巨坑上建“临时”构筑物吉隆坡市中心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建筑实体的衰败，更在于“社会断层”的日益严重。随着中产阶级和原本的在地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而迁往郊区，市中心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中转站。当夜幕降临，办公楼人去楼空，留下的往往是流动的短暂人口。这种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原本属于吉隆坡的传统行业与邻里社交活动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单一化的外劳商业生态，或是那些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建、却缺乏社区灵魂的现代化购物商场。原本作为市民公共生活载体的开放空间，正在逐渐丧失其促进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的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UTA提出了一种反直觉的解决方案：既然永久的复兴遥遥无期，何不拥抱“临时”的力量？该设计并不追求建造宏伟的永久性地标，而是利用建筑工地上最常见的元素──鹰架与模组组件，介入像人民广场这样的未完成工地。想像一下，在那个已经建好7层地下室却荒废已久的巨大坑洞之上，通过轻量化、可移动的构筑物，搭建起图书馆、展览厅、教学空间甚至是社区市集。这些“非体量化”的介入，打破了建筑必须沉重、固定的刻板印象，以一种灵活的姿态，重新缝合了断裂的城市肌理。既是物理空间修复也是社会关系修复这一概念最精妙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种开发商与社区共赢的商业模式。对于烂尾楼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这些闲置空间不仅没有产生价值，反而需要投入维护成本。UTA方案通过模组的类型学目录，允许开发商在专案停摆期间，将场地转化为能够产生租金收益或品牌价值的场所；对于因仕绅化（Gentrification）而逐渐失去立足之地的当地社区而言，提供了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社交与商业空间。这不仅是空间的物理修复，更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让那些早已搬离的“老吉隆坡”有理由重新回到市中心，与新旧社群产生对话。以人民广场为例，其庞大的地下结构和部分上层建筑，完全可以承载这种模组的寄生与再生。设计者利用工地现有的建材赋予废墟新的功能，这种做法既环保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暗示着即便在最绝望的停滞中，也能生长出最活跃的生命力。这些临时的构造物，不仅是展览或市集的载体，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们在城市发展的“暂停键”上，重新按下了“播放键”，虽然播放的可能不是原本规划的宏大乐章，却是一首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小调。城市公共空间的真谛是…… 归根结底，非体量化临时建筑的核心精神，不在于单纯地利用某一块废地，而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城市的活力非来自于冰冷的混凝土容积，而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如果UTA能够成功落地，它将不仅仅是对人民广场的救赎，更是对吉隆坡现有僵化建成环境的一种补充与修正。它试图在过度商业化与城市废墟之间，开辟出第三条路径，通过短暂的介入，唤醒长久的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临时”的勇气。它不承诺永恒，但重视当下。对于渴望重拾活力的吉隆坡而言，这无疑是一剂值得尝试的良方。（本设计案为UCSI大学建筑硕士设计论文，非真实案例。）相关稿件：张集强／城市再生张集强／甘榜峇鲁的前路张集强／独立时代的人民组屋

4月前

【中式复兴／01】快点来“抄袭”老祖宗！新中式，一直都在

近两年人们提起经过改良的传统中装，便会将它称作“新中式”。中华文化五千年，朝代替换间服饰也一直在改变，直到现在提及华人传统服饰时，人们首推的中装里，旗袍往往最具代表性，近期马面裙也开始重新被关注。事实上，服饰文化一直都在改变，旗袍源自清朝的旗装，民初时期的中山装则是结合中式领口及西服，近期重回人们视野的马面裙，流行于明清时期，而起源则可追溯至宋末元初，“新中式”在服饰文化的演变史里，其实一直都在。综合整理：本刊李依芳图：取自网络每逢过年过节又或是特别的节庆里，华人都爱穿上中装，女性尤其爱旗袍，更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服饰。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旗袍其实也是那一个年代里的“新中式”。在过去不同的朝代里，服饰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在纽扣和拉链还未面世的朝代里，服饰多以系带的式样为主，清朝时期广泛采用由布料编织而成的纽扣，这种集固定衣襟与装饰功能的盘扣，又称盘纽、纽结，替代了明代的系带，也是中装里常见的。在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剧清装剧里，是现代人进一步认识古代服饰的简易途径。从《甄环传》、《如懿传》、《延禧攻略》剧组对剧中人物的服饰、礼仪的认真程度，近乎还原了那个朝代的服饰风貌，所有服饰上的细节也一再的被放大，让人可以借此认识那个年代里人们对于服饰制作的用心。精致盘纽、刺绣、马面裙、中式领口等，这些服饰上的细节，都是精髓，后来也传承到如今我们所见的传统服饰里。源自旗装的旗袍我们所熟悉的旗袍，历史上源于清朝满族的旗装，像是件宽身的袍子。清朝时期达官贵人家里的女子所穿旗装，延续了自宋代以来秉持的服饰文化，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的“两截穿衣”上下两件式的穿着。当时的“下裙”也是带褶叠式的马面裙。旗袍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当代女性意识的抬头。满族妇女的连体宽松旗装长袍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女学生模仿男性长衫，结合西式立体裁剪，逐渐将它演变成现代旗袍。最初的“旗袍”在开始转型式时，多以宽身设计为主，盘纽、中式领口也保留下来，可是现代人对于旗袍的认识，还有印象中的模样，则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面世的旗袍。那个年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旗袍，融合了西洋剪裁技术与中国传统元素，保留了中式盘扣、结合了西式的立领，再有的就是在细节上的精致处理。在1920至1940年间几乎风行全中国，旗袍成为名媛、知识女性的流行服饰。 1940年代，旗袍更遂渐发展成展现女性曲线设计的服饰，收腰之余更可展现身体曲线，与之前的式样相比显得更加大胆，改变了那年代妇女长期以来束胸裹臀的旧貌，打破以宽松服饰掩饰身型的服饰文化约束，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现，这与当时的风尚及女性解放密不可分。也因如此，穿旗袍的女性当时会被知识界认为是反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旗袍也在这股主张自由开放的意识下，受到当代知识界的欢迎。西方化的旗袍在当时更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象征，代表了女性从传统束缚上得以解放，并让旗袍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代表服饰。由于需要恰到好处地展现女性身型线条，对裁剪手艺要求极高，甚至脱离旗服自成一派。旗袍服饰文化在当时便传到台湾及香港地区，影响颇深，也因此让我们能透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电影中，见到许多漂亮且还原了上世纪旗袍的原有风貌与设计。至今，旗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了华人女性的传统服饰，在不少正式场合中都能见到旗袍的身影。结合了西服设计的中山装和年轻新生代提及中山装，一时间应该让人无法将它和一个历史人物联想起来。单提服饰名字，或许还会让人感觉有点陌生，可是在马来西亚一些官方正式场合里，除了峇迪外衬衫，中山装也曾是部长早期的“官服”。面世于20世纪初的中山装，是革命家孙中山于1900年代初在西装与日本学生装的基础上，结合革命理念以及实用需求，与裁缝师黄隆生联手构思设计、改造而成的服饰，正因为有了这一层渊源，因此日后人们也将这服饰称为“中山装”。在它出现之前，中国男子的服饰主流是满汉融合的清代服饰，多以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是当时最普遍的男装。而中山装当初创立的目的，则是为了“适于卫生，便于动作”，以替代费工且不便的传统长衫。孙中山同时也为它赋予了政治文化内涵。如：前襟的5粒扣子象征“五权分立”，4个口袋象征“四维”（礼、义、廉、耻），袖口的3粒扣则象征“三民主义”，是当时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标准着装。最早的设计曾有带中式的立领，后来演变为现在常见的翻立领与4个口袋款式。保留了传统的细节元素，再融合西式的裁剪与设计，由大环境的需要演变而来的中山装，也可称得上是当时的“新中式”了。马面裙重返人们视野马面裙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极具代表性的裙装，由来可追溯至宋代的“旋裙”，流行于明清时期。可是，在“马面裙”还未以“马面裙”让现代人认识时，它其实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那便是女子出嫁时的热门中式出嫁礼服──“秀禾”的下身裙款，特色是两侧打褶、中间平整的裙面。马面裙的雏形被认为是宋代的“旋裙”，源于当时为了方便女性骑驴或活动，设计出一种由两片面积相等、彼此独立的裙裾合拢而成的“开胯之裙”。随后在明代定型，将马面裙设定标准，裙式由清新的风格逐渐转向端庄，也成为当时汉族女性的典型着装。随后，在清朝进入鼎盛时期，在继承明代基础上变得更加华丽，刺绣、绲边的装饰工艺更添精致，并出现了“百褶裙”或“鱼鳞裙”等称呼。它宽松、舒适，可在行走时提供极大的活动空间，兼顾了实用与礼仪要求。有趣的是，“马面”一词并非指马的脸部，而是源于古代建筑术语。在古代城墙中，每隔一段距离会有一块向外突出的长方形墩台，称为“马面”，用于防御和观察。由于马面裙的前后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整区域，两侧则是密布折褶，因概念相似而得名。马面裙的历史甚至要比旗袍更久远，让这一传统服饰重回大众视野的，竟然是因为时尚大牌Dior在2022年的早春系列里，出现一款“中长百褶半身裙”，遭中国网民质疑是抄袭马面裙，更被指责是“文化挪用”。由于网络舆论压力过大，该产品最终被下架，马面裙也因此在中国年轻人中爆红，带动了一波时尚潮流。相关稿件：【中式复兴／02】新中式有什么能耐，让年轻人不再嫌古风老？【骏马专医／01】要让马儿跑　马蹄要保养好【资料收集／01】大选越近民调越夯默迪卡民调中心凭什么精准预测民意？

4月前

【中式复兴／02】新中式有什么能耐，让年轻人不再嫌古风老？

这几年透过中国剧、刷小红书、淘宝等，让你经常会听到“新中式”这个词，到底“新中式”是什么？今年新年前，社交媒体上几乎都会刷到adidas推出的一款带中装式样的外套，更被冠上“新中式”的字眼，让人好奇它意指何谓外，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新中式”？报道：本刊李依芳摄影：本报黄志汉部份图由设计师提供很多时候人们在谈起“新中式”时往往与服饰有关，事实上“新中式”所提及的不仅是服饰。根据ai查询所得，它是指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包括：书法、山水、盘扣、颜色等，与现代设计理念、材质及生活方式相结合下，创造出既有东方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与实用需求的风格，皆属于“新中式”的理念。它不仅是传统元素的应用，更是对传统中式风格的精简、提炼和现代化演变，追求端庄、清雅、舒适的风格，广泛应用于装修、服装、家居等领域，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演绎──略带中式古风感，又不失现代化的家具设计，并重新应用古风色调──完美地与现代人生活以及品味融合，展现“新中式”设计的活力。 adidas Originals的新中式服饰引爆 adidas Originals去年10月在上海时装周的服装秀上，展出带中式盘纽的运动风外套时，人们便立马被这股新中式吸引。正式上架时，品牌更特别邀来多位艺人及运动员来演绎，其中就包括李现、吴艳妮、金晨、欧阳娜娜、王安宇、马思纯等。上架时期，中国正值冬天，布料上偏厚，可当这系列的部分款式在大马上架时，依然成为热销品。对于这款结合了中式盘纽及运动风的外套，年轻新生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社交平台上还有人示范如何在一般的adidas外套，加缝上中式盘纽转换成“新中式”的手作版设计。新中式理念虽然可广泛地应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却在时尚领域贯彻得更为澈底──传统元素融合于备受年轻人喜爱的运动服饰里，更好的诠释了新中式。新中式无所不在新中式，听起来像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引用了另一个不同的字眼。一如旗装转化成旗袍，顺应时代变化的还有经改革的中山装及马面裙，传统的服饰随着时代的进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所谓的新中式，就是融合时代变迁的一种“进化”。从古至今，在每一个不同的朝代，甚至现代，新中式一直都是“进行式”的存在。可是，在服饰文化的这一环，“新中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从事服装设计工作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本地设计师Khoon Hooi，平时以设计时装为主的他在2002年开始设计农历新年系列。 “当时的专柜设在Isetan KLCC，近新年时所有的牌子都在陈列新年服饰，为了赶上这一波促销也就开始设计新年衣，当时多数以传统的旗袍为主，由于是自小就熟悉的传统服饰，难度也不大，初时设计的款式也不多。后期顾客希望可以融入现代感的设计，平时也可以穿，所以就在设计风格上调整，加入更多现代服饰的元素。” 在坚持每年设计农历新年服装系列，至今超过20年后，据过往的经验，他发现中式服装渐渐被年轻新生代重视。 “主要是现在大家都会关注社交媒体，经常会在平台上刷到其他人穿上漂亮的中装拍照，心里也会萌生效仿的念头，所以在新年前也会用心准备中装。” 新年时，穿上和家人一起拍照留念后，接下来现代人最常见的动作是──上传到社交平台上。如此推波助澜下，年轻人便被吸引了，而审美观一旦改变，他们便遂渐重视在过年过节时穿上传统服饰。传统服饰迎合时代，促成“新中式” Khoon Hooi坦言，新年里穿旗袍或传统服饰格外有气氛，如今在他所设计的新年系列里，虽然旗袍还是主要的设计，但是过于传统的旗袍却不那么适合现代人。 “我妈妈在年轻时也缝制过旗袍给自己，当时候的腰身是23吋。可是现代人日常摄取的营养充足，成人应该难以保持这么细小的腰身。过去的传统旗袍尤其注重腰身的设计，收窄腰身是重点；再来是偏高的领口，裙身部分往下也是另一个渐窄的V字型。穿起来就能更好地展现曲线美，而且显瘦，由于贴身设计，这样的裁剪就会让人自然地挺直身板，保持优美、好看的姿势，但就没有舒适感可言，况且这样的设计对身型比较有要求。 “现代人的生活已与过去不一样，裁剪上也需要迎合大环境的要求作出改变，所以会迎合人们的需要，以略带宽身为主，领口也不会设计得那么高。在设计上会融入具现代感的风格，比如在设计略带传统风味的式样时，会采用图案比较简单有现代感的布料。若是具现代感设计的中装，则会用比较有传统风格的布料，借此来平衡传统与现代感在一件设计上的比例。” 细节元素保留传统风味 “尽管要在传统的中装上加入现代感的设计，更能符合现代人的着装需求，但在细节元素上却不可马虎。早在前一年的4月份左右便开始构思设计，着手挑选布料，还有各种搭配的小细节，如中装上的纽扣还有绲边，使用的中式盘纽都会手工制作，这都是我会注重的细节。” 在Khoon Hooi的新年系列里个别设有量身定制及成衣系列，价格偏高的量身定制系列所使用的纽扣都是他精心挑选的，有时是翡翠，还可能是淡水珍珠，每一颗都不尽相同。 “虽然远看之下都不明显，细节也往往会被忽略，但是一旦靠近，精致的细节便是每件设计的吸引人之处。设计上则需巧妙地融合中西服饰风格，上下两件式的设计也易让人作为日后日常里的搭配，短裤搭配短上衣的款式也更受年轻新生代欢迎。” 在过去，用于缝制传统旗袍的布料或许都以各种丝质布料为主，但是据Khoon Hooi透露真丝的价格很高，而且如今的布料经科技革新已有许多变化，甚至以不同的材质混搭而成。 “在整个设计的过程里，为每个设计选择合适的布料，是挑战最大的环节，除了需要考虑大马的天气，还得确定个别布料是否适合个别的设计，能否带来立体感以及想像中应有的效果，更多时候需要依赖触及布料时的手感和经验来选择。” “新中式”让传统得以传承 Khoon Hooi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语言、食物，服装是另一个可以传承的载体，尽管一直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关键的元素，如：中式领口、盘纽等却传承了下来。在他的顾客群中，更不乏每年都坚持要在新年期间穿上中装的人。 “有个顾客每年都会买，而且会在新年前就开始把过去所买的先开始穿，出席年前的各种聚会和饭局，并在新年时穿上新的，深刻的感受了新年过节的气氛。” 在新一年的系列里，他也加设了适合不同年龄层穿上的中装，满足大家穿中装的需求，过一个充满仪式感、氛围感拉满的新年。相关稿件：【中式复兴／01】快点来“抄袭”老祖宗！新中式，一直都在【花开富贵】新年靡衣竞风采你主穿戴主自己的年【骏马专医／02】危险？难伺候？不简单的病患马医大挑战

4月前

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

当植物进入建筑时，最先被改变的不是空间形式，而是光线的状态。文：傅元姿（草稿特约编辑）在城市环境中，建筑往往被赋予高度明确的目标。效率、功能、流线与面积成为设计过程中反复被强调的要素。空间被明确划分，动线被简化为最直接的路径，使用与离开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停顿。在这样的结构逻辑之中，建筑更多被视为一种承载行为的工具而非可以被感受的环境。正是在这种高度理性与功能导向的城市建筑中，植物的存在显得格外安静，却往往能够深刻地改变人对空间的感受方式。它们不以结构性的姿态出现，也不主导动线或使用功能，却通过持续而缓慢的方式，影响光线、气候与人的行为节奏。光线，时间与空间感知当植物进入建筑时，最先被改变的不是空间形式，而是光线的状态。阳光在穿过叶片之后被削弱、分散，原本直接而强烈的照射变得柔和。光影在地面与墙面上缓慢的移动，随着时间与气候的变化不断重组，空间因此而获得时间感，不再只是一个静止的容器，而是会呼吸会发生变化的环境。在吉隆坡的The LINC KL中，种由植物引导的空间体验被清楚地感知。建筑并未将中庭完全留空，而是让大量植物自然生长，与上方的采光口共同构成建筑的空间核心。阳光在进入室内之前已被植物过滤，空气也因此显得较为柔和。与传统商业建筑追求明亮、通透、可视性的中庭不同，这里的空间并不急于被一眼看尽。植物遮挡了部分视线，也延缓了人们的行走速度。人们在穿行其中时，往往会自然放慢脚步，抬头观察光影的变化，或在植栽边缘短暂停留。这种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状态，使建筑不再只是消费行为的场所，而成为可以被体验的空间。停留的生成，而非被设计这种体验并非来自宏大的尺度或夸张的设计手法，而是由植物、光线与空间关系的共同作用所形成。植物在此并未被赋予象征的意义，而是以一种几乎“理所当然”的方式存在于建筑之中。正是这种由植物所带来的缓冲，使原本以通行为主的空间获得了停留的可能。人们在此等候、交谈，或只是短暂地停下脚步。植物并未明确引导行为，却悄然改变了空间的使用方式。建筑仍然履行着商业与公共功能，却不再显得急促或压迫。相较之下，当植物仅是装饰用途时，空间往往难以产生这样的关系。被隔离、被围起，或仅服务于视觉效果的绿植，只完成了“被看见”的角色，却未真正参与建筑的日常。它们存在于空间中，却与人的行为保持距离，这类植物往往是静态的，缺乏变化，也难以影响人的行为。不必强调而自然存在的绿色姿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可以在槟城的Hin Bus Depot中观察到。由旧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公共空间，并未刻意追求整齐或精致，植物生长在空地、建筑边缘与过渡空间之中，与市集，展览和日常活动共同生存。这里的绿植并不规整，却与人的使用保持直接而真实的关系。人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在建筑投下的阴影中活动，或在植物旁短暂停留。植物在此并非被视为景观元素，而是一种与建筑并行存在的环境条件。在这样的空间中，建筑的界线被自然地模糊。室内与室外不再被明确区分，而是通过植物、阴影与开放空间逐渐过渡。空间的使用方式因此呈现出高度的弹性，不同活动可以在同一场所不断发生与重叠。植物在这里并非为了营造视觉焦点，而是持续影响着空间的氛围与人的行为方式。这两个案例呈现了不同尺度与性质的建筑环境，却共同指向一种关系：当植物被视为建筑的一部分，而非后期添加的元素时，空间便不再只围绕功能运作。植物与结构、光线与动线共同作用，使建筑从“被使用的对象”转变为“可以被感知的环境”。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未必会意识到设计背后的意图，却会记住空间所带来的状态。是否愿意停留，是否感觉到舒适，是否觉得时间变得缓慢。这些感受并不张扬却在反复的使用中持续发生。建筑与绿植之间的关系，或许正体现在这些细微而重复的体验之中。它不需要被强调，也不必被标榜为“绿色建筑”或“生态设计”，却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静静调节着人与空间之间的距离。相关稿件：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草稿筑迹／一座小城里的时间容器──芙蓉泰和堂民俗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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