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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1天前
3星期前
新山优景镇一只流浪狗疑遭捉狗队车辆撞击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我和很多人一样感到愤怒,也感到心痛。 我始终严厉谴责任何残忍对待动物的人,也支持执法单位彻查,因为它不只是一只流浪狗,也是一条生命。 不过,在愤怒之余,我觉得社会也应该更深入思考,为什么流浪动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这几天,我接触了一些长期救援流浪动物的义工和爱狗人士。他们告诉我,流浪动物课题背后,其实牵涉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弃养、失控繁殖、缺乏责任感的饲主,以及长期缺乏系统化管理等。 与此同时,我也不时收到居民投诉,有些饲主养了狗,却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放任狗四处乱跑、随地大小便,甚至发生追人、抓伤路人的情况。 这些也是新山市议会在接获投诉后,必须介入处理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一些承包商粗暴,甚至残忍的处理方式,但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从源头避免的。 如果今天每位饲主都愿意负责任、做好照顾、做好结扎、不要随意弃养,我相信流浪动物问题,至少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其实,新山市政厅从2024年开始,陆续推动多项与流浪动物管理相关的措施与活动。 除了与动物组织及兽医团队合作,展开流浪狗结扎计划外,也积极推动宠物领养活动、社区醒觉运动等,提高饲主负责任饲养宠物的意识。 [vip_content_start] 其中,新山市政厅去年曾主办“2025流浪动物管理运动”,希望透过社区合作、领养机制及教育方式,推动更人道的流浪动物管理,新山市长当时也亲临活动现场给予支持。 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好的开始。 在与一些爱狗人士交流时,他们也进一步跟我分享,目前很多国家及地方政府,其实已开始采用更长期及系统化的管理方式。 如TNR,也就是诱捕、结扎、放回及管理,希望透过控制繁殖的方式,逐步减少流浪动物数量,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单靠捕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然,我也理解很多居民会担心安全问题,尤其是追人、攻击及扰民等情况。 所以我认为,任何制度都不能太极端,不能完全没有管理,也不能只有“处理掉”这一条路,真正需要的是平衡,既保护居民安全,也尊重生命。 我也认同,未来除了继续进行结扎计划、教育醒觉及领养机制外,新山市议会或许也可以继续探讨更多长期方案,如流浪动物收容所、社区协作机制、弃养执法以及动物福利教育等。 因为如果只是单靠“抓”和“处理”,问题很多时候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我也不否认,任何制度里面都会出现一些“小拿破仑”式的做法,甚至做出令人愤怒或无法接受的行为。 但我认为,也正因如此,制度才更需要被监督、改善,而不是让问题继续恶性循环。 我始终相信,流浪动物课题不是任何一方可以单独解决的,这需要政府、动物组织、居民,甚至每位饲主一起承担责任。 我也相信,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从来不是愤怒,而是责任、制度、教育,以及所有人愿意一起改变的决心。
3星期前
3星期前
2月前
2月前
2月前
近年来,柔佛州在制度与发展方向上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在柔佛州王室的倡议下,柔佛民族(Bangsa Johor)的理念逐步深化,强调州民共同身份与凝聚力。同时,州政府提出“柔佛前进”(Maju Johor)发展蓝图,在基础建设、投资环境及行政效率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塑造出较为稳定的发展轨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州内政治生态也面临新的检视标准。人民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口号,而是更重视治理能力、执行效率以及政策的一致性。任何政党若要赢得支持,必须证明自身不仅有理念,更有落实理念的能力。 行动党作为国内重要政党之一,在全国层面拥有一定影响力。然而,其在柔佛的表现却引发不同评价,因为该党在地方与州层面未能有效契合王室所提倡的柔佛民族的认同,也未能充分回应柔佛特有的发展路径。 此外,政治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是争议焦点之一。我认为,行动党在推动多元社会议题时,未能妥善平衡各族群之间的敏感性与实际需求,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引发更多不必要的紧张与误解。 更关键的是,执政能力始终是检验一个政党的核心标准。因为单靠理念或口号,难以支撑长期治理。政策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危机应对能力,才是真正决定成效的因素。若一个政党无法在这些层面展现稳定与成熟,其执政前景自然会受到质疑。 柔佛的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需要的是高效、务实且具备前瞻性的治理团队。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州政府不仅要吸引投资、创造就业,也要在社会结构上维持和谐与平衡。这些都对政治领导层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未来的政治选择,不应建立在情绪或标签之上,而应回归理性判断。选民需要思考的,是哪个政党或联盟能够真正理解柔佛的定位,并具备推动长期发展的能力。 政治竞争本质上是良性机制。它的意义,不在于排斥某一方,而在于不断提升整体治理水平。任何政党,若要在柔佛立足,都必须证明自己能够融入柔佛民族的发展脉络,并以实际表现赢得人民信任。 最终,柔佛的未来,取决于人民是否能够选出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这才是民主制度应有的方向。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年纪到了,有些事情,想否认也否认不了。三高,就是其中之一。 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时间慢慢堆积的结果。日子一天天过去,数字悄悄写进体检报告里。医生说得平静,我听得也平静。身体陪我走了这么多年,有些提醒,迟早要面对。 那天,我到政府诊所复诊,预约时间是9点半。我提前半小时到达。不是着急,只是年纪渐长后,我越来越不喜欢匆忙。慢慢来,反而让人安心。 诊所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有的头发花白,有的行动缓慢,也有些精神尚好。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自安静地坐着。很少交谈,却不显冷清。空气里有一种默契——大家都是为了健康而来。 抽血、验尿、量血压、看医生、拿药。流程清楚,安排有序。号码一到,便有人轻声示意前行。没有催促,也没有混乱。那一刻,我才发现,被好好安排,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照顾。 健康来自每天选择 等待中,我不自觉观察四周。护士轻声提醒,医生耐心解释。有人听不清楚,护士便靠近再说一遍;有人动作慢了,工作人员也只是微笑等待。没有不耐烦,也没有责怪。 来这里的人,大多已经走过人生最忙碌的阶段。孩子长大了,工作慢慢放下了,身体却开始发出各种讯号。我们坐着,不再为成绩排队,而是为还能好好活着而等候。 轮到我看医生时,他并没有急着谈报告数字,而是先问我的生活——是否运动,饮食是否清淡,心情如何。我一一回答。他提醒我,健康不只是靠药物维持,更来自每天的选择——多走动、少油腻、保持心情开朗。 那一刻我明白,医生看的不只是我的报告,而是在看我接下来要如何生活。 拿着药走出诊所,阳光洒在身上,我慢慢走着,脚步不急。心里感到温暖,因我知道有一群人在默默地替我们这些慢慢老去的人,把健康守着。那些早已写进制度里的安排,没有任何收费。对我而言,这不仅减轻了负担,更像提醒——在这个年纪,我仍被社会温柔照顾。 变老是无法避免的事,但至少在这条路上,我不是一个人。
3月前
《汉丽宝》落幕后,我一直记得的,并不是哪一个高音最响亮,也不是哪一幕最动人,而是散场之后,极少数在走廊里停下脚步的人。有人轻声讨论,说:“舞台太拥挤了,真担心那两个小妹妹耍剑会不会误伤彼此。”也有人问:“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这些话窜进我的耳朵里,也映射出民间创作的微观现实。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资源下,演员要完成复杂而高风险的表演,而创作者则在调度、空间和细节之间不断权衡。观众看到的,只是表演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创作者承受的,是长久累积的压力和不易被看见的隐性成本。《汉丽宝》的回响,并不止于剧场,而是在这些尚未被正视、尚未被回答的问题之中——既是情绪的回声,也暗藏着现实的重量。 我听见的第一个回响,是民间创作对历史的渴望。它并不宏大,却异常执著。从1971到2026,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叙事任务,也不是为了替谁交差,而是出于一种近乎本能的担心——如果这一代不写、不唱、不演,某些记忆可能就真的消失了。《汉丽宝》并不是孤例,它只是让我们再次看见,民间始终有人在为历史和经典保温,只是这种保温,往往靠时间、情感,以及某些人所能承担的一切代价。 第二个回响,更为现实,也更沉重。许多观众赞叹作品的完成,却很少有人能回答:这样的创作,如何避免一次性燃烧,同时燃尽?我在回响里听见的,是创作者对后续的期待,却又不敢奢望太多。不是要求被供养,而是希望不要每一次,都从零开始证明“值得”;不希望每一次完成后,都被拉回起点,仿佛之前的努力从未留下痕迹。 走到这里,回响已经不再只是情绪的涌动,而延伸到制度与支持的层面。从大局观出发,这也是文化治理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支持往往来得及时,却停在项目结束;肯定往往说得热烈,却缺乏持续承接的机制。当制度习惯回应“项目”,却未必准备好承接“后续”,回响便只能短暂存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或许,人们真正期待的,并不是更多一次性的掌声,而是一种更具耐心的安排——让创作被允许慢慢生成,让作品在不同阶段被理解、被讨论,并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历史型创作从来不是快消品,它需要时间发酵,也需要有人愿意陪它走得更久,甚至在制度与社会的支持下,让回响落地,延续下去。 站在这些回响之中,我愈发清楚,《汉丽宝》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完成了什么,而是它让许多原本安静的问题,逐渐被听见。那些关于延续、关于传承、关于“然后呢”的疑问,本身就是回响的一部分。 回响之所以动人,并不在于它有多响亮,而在于它是否真的引来后人的脚步声。如果有一天,当下一部民间历史作品诞生时,“然后呢”不再是令人沉默的问题,那么《汉丽宝》的回响,才算真正抵达了它该去的地方。
4月前
4月前
当制度运作对个人不利时,情绪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靠流程与证据,反而更有胜算。 有些风险,不在账本里,也不在计划中。可一旦发生,对家庭带来冲击,并不亚于一次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 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则真实经历,某住户因电表被指存在问题,遭电力公司一次性追讨长达五年的电费。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情绪性讨论,但若冷静拆解,这其实是一堂非常典型、也极具现实意义的风险管理课。 这不是情绪事件,而是制度事件,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风险。很多人看到这类新闻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第二反应是庆幸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必须坦白说,只要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这类风险就与你的距离就不遥远,例如: 家中用电年限较长; 曾经更换过电表; 从未认真思考过,一旦出现争议,自己该如何自保。   我们与当事人之间,往往只差一封通知信。那么,天哥怎么看呢? 我们得先明白,电力公司的逻辑是否成立。目前来看,对方的说法并不复杂:电表出现异常,导致过去电费被低估,因此需要追溯补收。 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只要稍微用投资人的思维推敲,就会发现这套逻辑并不稳固。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电表属于电力公司的资产,而非用户所有。安装、封印、检测与更换,均由相关单位负责,这些全都是电力公司得责任,用户依法既无权也不应接触电表。在这种前提下,若设备本身出现问题,责任归属并不能轻易转嫁给用户,除非能明确证明存在人为干扰或非法行为。 其次,是追溯年限的问题。在公用事业与消费者纠纷中,一项普遍遵循的原则是,除非涉及欺诈或非法行为,否则收费追溯应具合理期限。设备老化、系统误差或管理疏失,属于营运风险,本不应由消费者无限期承担。从过往案例与监管实践来看,合理的追溯期多集中在数个月至两年之间,一次性追讨五年,本身就具有高度争议性。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vip_content_start] 数据的前后对比。如果旧电表确实存在低估用电的情况,那么在更换为新电表后,用电记录理应上升,或至少保持相近水平。然而在案件中,却出现账单下降的情况,这在逻辑上直接削弱了原有指控的可信度。反而看起来像电力公司之前多收了钱,应该退回给受害人呢。 面对争议,真正重要的不是情绪 就好比投资,我常提醒身边的朋友和读者,风险管理并不只存在于资产配置之中,它同样存在于日常生活。当制度运作对个人不利时,情绪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靠流程与证据,反而更有胜算。 若类似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最重要的,是处理顺序。 首先,这类纠纷并非刑事案件,报警通常无法产生实质帮助。其次,任何反对立场都应透过书面形式明确表达,包括不承认相关金额,并要求对方提供检测报告、计算依据及法律基础。口头抗议无法留下记录,白纸黑字才具保护作用,所以尽可能都以书面交涉,不要回避,也不要拖延,直接以电邮回复并留下往来纪录,这些都会在将来的审判中带来实际帮助。 更重要的是,公用事业单位并非最终裁决者,其运作受监管机构约束。将争议提交至监管单位审视,往往比与前线人员反复争执更有效率,也更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就好比上述案例,受害人指出,柜台人员直接以无礼态度回应,甚至抛出“法庭见”等带有威吓意味的说法,但事实上,也轮不到那位柜台人员作主。 所谓的法庭追讨,更多是给普通人施加心理压力,毕竟他们知道,大部分人都怕麻烦,所以若数目落在可负担的范围内,多数人更倾向于私下解决。惟即便真正进入司法程序,举证责任、成本与社会观感,都是相关单位必须慎重考量的因素,毕竟社会舆论普遍还是倾向于普通人,而非大财团。 从投资角度看,这是一堂生活课。表面上,这是一起电费纠纷;本质上,它提醒我们三件事。 第一,制度型风险真实存在,而且并不罕见。第二,不理解规则的人,往往最容易在规则之下吃亏。第三,冷静、流程与证据,始终比情绪更有价值。市场教我们如何争取回报,现实则不断提醒我们,如何避免在制度中被动承受不必要的损失。 钱,该给的,我们不会少给;不合理的账,一次都不能乱认。 在投资中如此,在生活中亦然。真正成熟的投资人,不是只会在市场里赚钱,而是懂得在制度面前,不轻易把自己的权益交出去。共勉之。
5月前
长期以来,政府是否承认统考,成了华社公共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命题。然而,若冷静观察现实,会发现许多统考生其实早已不再执着于这个答案。 无论政府态度如何,统考毕业生已经在世界各地升学就业,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现实证明,统考并未因为缺乏官方承认而失去价值,反而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自身的信誉与国际认可度。 在华裔人口比例逐渐下降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思考一个关键问题:继续把全面承认统考视为终极目标,是否仍符合时代与社群的长远利益? 如果承认只是停留在缺乏清晰制度配套,例如升学管道、奖学金资格、公务体系准入等,那么这种“贸然承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甚至可能制造新的不公与混乱。 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承认或不承认”,而在于统考是否必须被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之内。 统考原本就是一套由民间社会自发建立、长期运作的教育评估制度,其优势正在于自主、稳定与延续性。一旦完全纳入政府体系,是否会受到政策更迭、政治立场或行政干预的影响,反而削弱其原有的公信力,这是必须正视的风险。 放眼国际,多语言、多元教育并非新鲜课题。一些国家并非通过“统一化”来处理语言与教育问题,而是透过制度承认多种体系并存的合法性。不同语文、不同教育路径,各自有清晰定位,却在国家框架内互相尊重、互不否定。 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要求所有教育体系“同化”,而是承认差异本身就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 回到统考课题,或许更成熟的思路并非一味追求“完全纳入”,而是推动制度层面的对等承认:政府在升学、奖助学金、专业资格等关键环节,承认统考的实际效力;统考体系则继续保持其课程、评估与行政上的独立性。这种“制度承认而非体系收编”,既保障统考的长期稳定,也避免教育被过度政治化。 归根结底,统考的存在价值,不是由政府一句话决定,而是由一代又一代毕业生在世界各地的表现所累积而成。 在多元社会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被谁收编,而是谁能在差异中共存、在制度中被公平对待。与其执着于一个模糊的“承认”承诺,不如推动更清晰、更务实、更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这或许才是统考与国家之间在未来更成熟的关系。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