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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2月前
陈剑虹老师与我,算不上是课堂授受的师生关系,但也不能说不是他的学生。更进一步地说,陈剑虹老师是我走出校门之后,少数维持长期联系的中学老师了。 中四的那一年,陈剑虹老师来校上任历史科主任。我当时在理科班;可能是纯男校的关系,同学多对繁琐又死记的历史科不感兴趣,学校直接给我们派了地理课。因此,高中两年,我都与历史绝缘,没机会听陈老师讲史。但是,新老师的出现总会吹皱一池春水,同学间闲聊时说,新来的老师放学后就到理科大学当助教,在大学课堂进出的呢!高中生进不进得了大学都还不知道,只能心向往之。于是望之弥高。后来史地学会的布告栏张贴一系列的图文资料,负责的同学说,那是陈老师提供他自己写的书影印的,益发觉得老师果然是“有料”的! 中六两年继续理科生涯之后,决意转读中文系,那时回头找陈剑虹老师,开始聊一些文史哲话题。中六毕业的大孩子,蒙陈老师不弃地促膝开聊,但到了某一个点上他会说,好了,这个等你上大学了再谈吧…… 从台北毕业回来,又终于从新加坡回到岛上之后,也重新跟陈老师联系上了。这个时候,陈老师聊的话题就多了许多,也不再有“这个以后再谈”的坎限了。是的,从中学到念了研究课程回到家乡,话题可以继续伸展再深入的老师,要是陈剑虹老师排第二,恐怕就没有第一位了。 后来自己展开去国还乡的各种槟城书写,更是不时向陈老师请益,核实一些历史的刻纹。天知道,当时自己提笔写槟城,并不是以为很了解槟城,而是相反:就是觉得不够了解自己的乡土,才透过“写”这个事情的完成,来让自己对脚下的土地了解多一些的。在这一方面,如果说谢清祥先生提供了我生动的时代叙事,那么,陈剑虹老师则是我核对历史准度的凭借了。 从教书到书写槟城史 大约二十多年前陈老师曾告诉我,虽然过去都在中学教书,但他长期让自己维持至少一年一篇论文产量的自我绩效设定,谈话的时候一边展示两厚册装订好的整理稿,那是他过去二十来年的成果累积。那当儿他已从职务上退下,在家却不赋闲,而是集中精神与时间埋首书写,《槟榔屿潮州人史纲》、《走近义兴公司》等等专著,都是晚年辛勤爬梳史料的成果。即令如此,陈剑虹老师很谦虚地自称为“独立历史工作者”,意思是他在学院体制之外从事历史研究,不是墙内人。然而,依我们这些后辈的体制内视角,陈老师确实是严格意义的槟城历史学者,这是著毋庸议的。 因为情牵槟城历史,我一直与陈老师维持长期的联系,也写了不少槟城的文字。但是,陈老师深耕土地的治史事业,却是我难以为继的。我的槟城书写可说是左手的写作,右手始终都在从事佛教与佛学研究,那也是我当初自理转文走上中文系路途的最初动机也是最终目的,中间也不曾搁置。当初因一念不懂槟城而提笔书写,主要是为着去国还乡后“回家的仪式”。因此,后来写了长长短短的槟城文字再一一结集出版,都不曾动念要请陈老师赐序;我另有所图的槟城书写,对于严谨治史的陈老师,就不打扰和为难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我槟城书写的文字背后,一开始就有着午后在陈老师住家聊天谈历史云烟的茶余饭后时光,所以举凡出书,都无法绕开陈老师;新书推介礼上有陈老师在座,无论是作为推介嘉宾发言还是仅止于座上宾,心里才始终感觉踏实! 2019年的“华夷风起:槟城文史研习营”,陈剑虹老师应邀担纲一个讲次的主讲者。事前他告诉我,这个活动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了。那时老师不几年就八十了,依然结合图文并茂的简报讲了近两个小时,全场声如洪钟。活动后翌年,就是疫情蔓延的锁国禁足,漫长两年的封锁下来,八十高龄的老师,就绝少外出活动了。去年年底,《城视报》的家源突然通知,说有陈剑虹老师的新书推介,我因半年前已答应的研讨会发表,遗憾没有赴约,只关切地问说,老师手里有两厚册的早年旧稿值得出版的呢,如何?家源说,就是那两巨册选出来的。那真是太好了!是为《乡土云烟:地方故事与历史记忆》,这是最后的出版,却是陈老师早年的成果结集,幸好一切都来得及!此书虽说“云烟”,实却如同磐石,就如陈剑虹老师一生为槟城治史那样,让学人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开展后续研究。
4月前
4月前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这一期聊聊印刷。 累积14年出版社编辑资历,他说自己仍不够格;直到去年在印刷厂实习后,马保靖才自觉终于有资格撰写这本谈论本地中文出版市场的书——《编辑饭特稀》。“一本书诞生的过程,印刷这环很重要,”了解印刷厂实际作业,“一个编辑也才看得更全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这么写:印刷像赌命,出版绝对是在玩命;哪次赌赢了?哪次赌输了?玩命十余年,是什么让他没有赔上这条命?“因为我对得起任何人,”保靖说。 |上纸要进风,叠齐纸堆也是功夫| 出版社每年都会招收实习生,身为总编辑他有责任教授出版知识,关于一本书是如何诞生。“就是分享故事,也许说不上是理论课。”这堂课重复讲解好多年,是在2025年他突然意识到,每个出版环节他都熟悉,唯对印刷一知半解。“当我提到印刷,就只用‘印刷’两个字带过,”没能讲出更深邃的什么。 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一名印刷厂老板,“如果我是书痴,他就是印刷痴,”说到印刷眼睛会发光,“很神经啊他。”他对“神经”老板提出同样“神经”的诉求——让我到印刷厂实习吧;一餐嘛嘛档时间老板欣然答应。于是卸下出版社职务后,这次轮到保靖中年当一回实习生。 多年跟印刷厂交涉,基本原理不会不懂;“到印刷厂实习后,我才真的看到、体验到,”亲手搬挪尚未裁剪成一本书尺寸的大张纸堆,“我才知道它的重量。” 纸张与机器有自己的脾性,需要摸索一套让它们服帖在手中的亲密语言。 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从上纸开始。上纸,是把整沓大片大片的纸张齐整叠在印刷机入口;“不容易,单单这个步骤我已全身汗。”一令纸500张有数十公斤,“我需要分三次来搬。”大片纸张不好使唤,至少31吋长21.5吋宽的大小,“叠起来一定参差不齐。” 所以要学会进风,在纸与纸之间注入空气。进风后,纸堆才能对齐,纸张才能顺畅地输送到机器里,降低卡机风险。进风说的是一种手势,“要拗一拗”,保靖用影片展示怎么拗,影片中他双手抓着纸堆两边折角,轻轻往上折拗、摆动,像是在晃出不成形的纸浪。 叠齐纸张也见功夫。 印刷厂老板向他示范时动作幅度较大,他观察厂里头手仿佛只须动动指头纸堆就乖乖听话,一派轻松,“老板说他用阴力,很神奇。”保靖用了多久时间掌握?“几天,老板讲我有天分啦,”他笑,“不过还不是很理想,比如80gsm的simili paper和cream paper比较轻,我能做到;难的是105gsm的art paper,因为它更薄、更软,却更重。” 纸张也分好多种,什么情况要用什么纸?以终为始,是印刷厂老板反复的提点。 |以终为始:开本、选纸、封面加工| 实习结束他着手新书出版事宜,送厂印刷前苦恼开本大小,把疑惑抛给印刷厂老板定案,“他反问回我,你要卖给谁?你出这本书目的是什么?”由结果倒推源头,答案瞬间变得清晰。 他想了想,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把书做得不一样,有别于常见的本地出版品。 “本地书籍多是A5大小,或是再大一点,我希望做小开本。”可小开本容易被挤兑,如何让它突出于书堆之间?“所以封面颜色必须鲜艳,”于是《编辑饭特稀》封面采用专色印刷(spot colour),成色更加饱和亮丽,取代成本较低的四色印刷(CMYK)。 玩了开本玩选纸,选纸他玩得更疯,索性将常用的4种纸张并存在同本书里。“以后我跟作者谈出版计划,不用再带着大包小包的样本,带这本书给他看就好了。” 书里占比最高的是cream paper(米黄色道林纸),“我个人最喜欢,”纸色偏黄,适合长时间阅读。嵩厚纸bulky paper纸面摸起来较粗糙,磅数轻,放久了边缘容易泛黄。至于道林纸simili paper与铜版纸art paper纸色偏白,“看久会刺眼,”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但适用于附有图片的彩色印刷;其中art paper纸面光滑,印色更鲜艳,却容易反光。 《编辑饭特稀》为何选在特定篇章采用不同的纸,是随意为之,抑或藏有玄机?“因为白纸会刺眼,会反光,就不会看得太清楚,希望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快快翻过去……”说着说着他自顾自地笑。嗯,是保靖自己的黑色幽默。 玩完内页,再玩封面。 封面用纸常是铜板卡纸art card。为了提升触摸质感,很多书籍会额外加工(finishing)。加工最常见有雾膜(matt lamination)与亮膜(gloss lamination),前者降低反光,后者提高色彩饱和度。此前他不知道,实习后才晓得这两种加工并不环保,“材料无法分解。虽说印刷要讲环保很难,但我问印刷厂老板,能不能用其他成本也没那么高的方法?” 老板提议先弄一层纹理压凸(texture emboss),让封面摸起来有浮雕立体感,再过油(varnish),“抹一层油在上面,触感近似雾膜的效果,但可以分解,也能防水防脏。” 保靖翻开印刷厂目录,展示加工程序还有好多选择可以玩,“其实你去采买日常用品,也可以观察它们的包装。”所以他想把这本书做得不一样,“目的是鼓励设计师也好,编辑也好,”或许我们可以有其他想像,书并非只能是一种样子。 |印刷像赌命,赌输了怎么办?| 做书可以有很多玩法——是保靖在印刷厂实习后更深的体会。 比如凹凸压印(emboss & deboss;让纸张表面呈现凹凸立体触感)的加工工艺,可不可以不一样?他从家里翻出一本10年前中国出版书籍《方道·文山流》,仔细抚摸封面的压印处,凹槽会有不一致的深度,有深有浅,仿佛有什么私密话语想静静跟你说;“我们这里常见的,它的厚度都是固定了,”摸起来也就死板了些。问印刷厂老板有能力做到吗?“他说做到,但较考验功夫,他也没接过类似案子,因为本地没人玩过。” 追溯缘由,逃不了成本考量,不玩似乎也就更省钱。如何打破死循环?保靖说,得要回到教育本身,灌输年轻世代,读书可以不为功利的回报,读书可以就只是生活一部分,才能真正扩大市场。 在有限范围内,追求不一样的念头,保靖一直有在尝试。比如蔡添强的《加影自由刑》,收录不少作者入狱期间手绘的画稿,于是封面纸选用牛皮纸(craft paper)衬托;比如《我只是吴柳莹》在封面之上外加一层半透明描图纸(tracing paper),“就像是说,外人看见的她可能也像裹了一层雾,你要翻开里面,才是她真正的内心。” 玩也像是一场赌。《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写着:印刷像赌命。问他曾有赌输的时候? 有回跟作者谈好,封面纸采用鹅卵石纹纸(pebble paper)增加质感,代价是纸张触感粗粝不宜置入作者头像,没想到书印好后作者反悔,出版社只好吞下闷亏,改用普通纸张,置入作者头像,安排加印。另有一次书印好后送到作者手上,未料封面折口的作者头像裁掉少许头顶发丝,作者咆哮不吉利,尽管送印前已给他检查确认,只好请印刷厂重印,费用由出版社承担。 《编辑饭特稀》也出了差错。离职出版社后保靖创立C世界文化工坊,申请书号时他填写的是住家地址,等到书封面印好后才发现自己忘记在版权页把地址删掉。“我所想到的补镬方法,是让印刷厂老板加印贴纸,我再亲自一条条贴上去。老板说贴纸难看,他帮我加工一层hot stamping(烫印,用高温高压将箔片贴在纸面),”遮蔽住家地址。 “也不是说赌输,就一直想办法补救。” 又成功闯了一关。 【后记】一本书的背后,出版人的姿态 采访结束我们待下来闲聊,保靖拿起《编辑饭特稀》随意翻翻;迄今出版未满两个月,“我再看回去,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改。”真挑剔。“不是挑剔,你看,我很常用‘我’,其实是赘字,可以删。” 他继续碎碎念,“有些篇章差不多八九年前写的,到现在还适用。”换句话说,整个大环境似乎没有进步多少。会有使命感想要改变什么吗?“我就做我能做的。” 什么是他能做的? 保靖总说自己离不开书。幼儿园看故事书,后来喜欢小说与漫画,躲进书的世界,可以很长时间不跟人说话。所以出版社编辑的位置他待得自在,“喜欢帮助人家出书的过程。”常常收到作者回馈谢意,“可是我都觉得,其实我没那么伟大,因为我在帮你的同时,我也从中得到一些我预料不到的收获,”收获的都是无形的资产,“其实是双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也写着这么一句话:出版绝对在玩命。 “做书的过程,其实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玩咯,好像在闯关。”玩命十多年,是做对了什么,才不至于赔掉这条命?“我对得起任何人,我不能说使命必达,但我尽己所能去帮,作者也好,客户也好,我帮我所能帮的。” 这天我们窝在书中那被遮蔽的地址里,咖啡还香,猫在探头,书是永远都要堆乱桌面,离不开的了。 更多文章: 【爱书人在读什么?】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4月前
回望过去10年的出版成果,好书当然不止50本。我们期望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未来阅读、出版与书店经营走向的讨论,并重新思考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在资讯爆炸而阅读耐性减少的时代,我们为何仍要为读者评选年度好书,甚至推出50本好书精选?说到底,我们始终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能让世界更美丽。 回望过去10年的出版成果,好书当然不止50本。我们期望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未来阅读、出版与书店经营走向的讨论,并重新思考我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全民读书会】特邀出版界人士、作家、教育工作者、媒体人与书店经营者,一同回溯过去,前瞻未来的阅读与出版市场。 大众书局书展项目经理余丽兰满怀成就地表示,过去30年来,她与两百多名书店同仁共同深耕霹雳州的校园书展。在各校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校长们的配合下,阅读得以透过书展形式走入校园,让她所服务的书店,成为师生亲近阅读的桥梁。 这套成功的“阅读推广模式”,不仅止于一般印象中的静态展览。余丽兰与团队会主动征询并配合学校需求,策划适合师生的阅读内容,并依不同主题邀请本地作家走入校园,与师生分享写作经验与创作故事。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伍燕翎也表示,自接任会长一职后,便与团队积极展开对外接轨的工作,携手各方力量推动文学阅读、鉴赏与写作。去年甫落幕的“五条港文学采风”,成功结合作家、在地文史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取得亮眼成果。 马来西亚小而美的文学出版品牌有人出版社总编辑曾翎龙,则提出了“继承人”的问题。从学林书店即将于月底结束实体店营运,到老牌印刷公司益新印务缩小业务规模,再到少儿与青少年阅读市场的持续萎缩,阅读所面对的挑战,早已不仅是市场层面的起伏。 在科技快速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社、印务公司与书店如何实现永续经营,避免陷入断层的结构困境,已成为马华出版与阅读生态中,一颗不得不正视的烫手山芋。 ●如何在AI时代重拾阅读? 在网络2.0蓬勃发展时期,出版业与专业读者一度忧心,实体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取代。年轻作家陈凯宇在阅读媒介的选择上,更侧重于便利性。他认为,实体书虽然在触感与阅读体验上更真实,但在不断移动的生活状态中,电子书无疑是更方便的选择。 陈凯宇也认同,网络生态已深刻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阅读层面上,他指出,这种影响同样促使阅读口味发生转变,尤其表现在注意力的缩短。他分析,当下读者更倾向于能“瞬间遁入”情境的内容,这类作品更易引发共鸣与传播。相对地,在创作层面,书写者也在这波演变中,调整他们的写作方式。 当数码科技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活跃于科技、华语与英语语境之间的科技人孙德俊,以“我希望情况是乐观的,但眼见尽是悲观情境”为阅读在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作出注解。 那么,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阅读,而不陷入悲观?孙德俊认为,唯有具备相对成熟的鉴赏力、判断力与学习力,才能有效地与人工智能工具协同运作,进而发挥大效应。这三种能力的养成,唯有透过持续阅读,拓展对世界的认识,我们才能建立足够的鉴赏力,作出正确判断,并保有不断学习的能力。 ●如何在AI时代重拾阅读? 在网络2.0蓬勃发展时期,出版业与专业读者一度忧心,实体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取代。年轻作家陈凯宇在阅读媒介的选择上,更侧重于便利性。他认为,实体书虽然在触感与阅读体验上更真实,但在不断移动的生活状态中,电子书无疑是更方便的选择。 陈凯宇也认同,网络生态已深刻影响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阅读层面上,他指出,这种影响同样促使阅读口味发生转变,尤其表现在注意力的缩短。他分析,当下读者更倾向于能“瞬间遁入”情境的内容,这类作品更易引发共鸣与传播。相对地,在创作层面,书写者也在这波演变中,调整他们的写作方式。 当数码科技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活跃于科技、华语与英语语境之间的科技人孙德俊,以“我希望情况是乐观的,但眼见尽是悲观情境”为阅读在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作出注解。 那么,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拾阅读,而不陷入悲观?孙德俊认为,唯有具备相对成熟的鉴赏力、判断力与学习力,才能有效地与人工智能工具协同运作,进而发挥大效应。这三种能力的养成,唯有透过持续阅读,拓展对世界的认识,我们才能建立足够的鉴赏力,作出正确判断,并保有不断学习的能力。 ●谁是读者,谁是狼人? 如何思考未来马来西亚华文出版、书店经营,以及潜在的“书籍”消费者? 作协宣传主任谢增英分享了国语与英语出版源流中,已公开的书籍销售数据。她指出,在人口红利的带动下,国语出版的书籍只要行销手法得当,透过 TikTok、Shopee等平台,在店员与作者联手推广之下,销量往往可突破数万甚至十万册。那么,类似现象是否可能发生在华文出版领域? 对此,槟城岛读书店创办人庄家源并不抱持过高期待。尽管岛读书店在选书上累积了良好口碑,他仍认为那更多是一种文化圈内的认同。他坦言,位于世界遗产区的岛读书店,实际进店购书的多为游客。 近年来,马华出版品中销量表现最为突出的,首推黎紫书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的《流俗地》,而“购买这本书及其周边地图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游客”。 那么,该如何让这批来自中国的读者,进一步认识并购买其他马华作家的作品?对此,曾翎龙提出了一个补充视角“积极打造马华文学与作家的IP(知识产权与个人品牌)”。然而,这样的策略目前更多吸引的是海外读者,对本地读者而言,马华文学以及华文出版品依旧处于相对冷淡的位置。 谁才是马华文学的主要消费者?是校园里的教师、学生,抑或来自海外的华文读者?华文书籍的出版、销售与购买之间,牵动的是尚未解开的供需结构问题。这道难题,宛如留给未来读者的“狼人杀”,读者既是参与者也是关键决策者,在这场供需博弈中,持续思考文学创作、文化书写、华文出版与书店经营是否得以永续,并在下一个10年,谱写出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的“繁华录”。 ●当作家必须站在镜头前 一本书的出版,究竟应以作家名气为先,抑或内容本身更为关键?还是必须双管齐下、并驾齐驱?对此,大将文化副总编辑李金城认为,作家个人品牌的经营至关重要。他以“宠粉”著称的杜韩念为例,指出作家若能保持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温度,将有助于书市行销,让出版社得以事半功倍。 作协副主席吕育陶则提出另一种看法“好作品会形成好口碑”。他不否定在社群媒体上经营个人品牌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交出好作品”才是根本,一部好作品的完成,需要作家全神贯注长时间投入心力。然而,在资讯高度分散的时代,作家若仅仰赖作品累积口耳相传,往往难以快速转化为销售动能;因此,出版社与作家本身的社群媒体经营,也在当下扮演着愈发吃重的角色。 吊诡的是,出版社与作家使用的,同样都是脸书。孙德俊一语点破:“分享一碗咖哩面的图文贴文,往往能换来可观流量。”反观读后感或好书分享,在脸书演算法作用下却常常能见度有限、点赞凄凉。 作协执行顾问潘碧华则笑言,如今马华作家恐怕真得练就三头六臂,还要能说会道,为自己的作品叫好叫卖。玩笑归玩笑,但作家需要读通《演员的自我修养》,书店必须活泼走向人群的时代确实已然来临。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未来本地华文作家,是否真要坐在镜头前,活在手机荧幕里?在光纤与演算法构成的网络行销的结构中,作家与书店业者贩售的,并非三文鱼、衣物或养生保健品,而是一本本需要被反复阅读、反复分享其价值的书籍,也正因如此,这场行销与传播,注定艰难。 ●在试错中继续前行! 关于阅读与写作,年轻作家梁馨元有着自己的解读。她认为,此时代的新生代写作者拥有更多对内心的关照,而“私我”或“公我”之间,不存在绝对的衡量标准。以她现阶段的体悟,她更期许自己能够学会“走出去”,不仅走出自我也走出熟悉的生活环境,让书写面向开阔的世界。 刚出版首本诗集的陈宏量则提出不同的看法。10年前刚进入大学时,他开始大量接触经典文学作品。然而,随着阅历递增,他的阅读重心逐渐转向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对于经典文学,他的态度是“偶尔回望便好”,而非停驻之所。 回忆起过去推广阅读与写作的经验,潘碧华无比怀念千禧年以前的阅读与文学氛围。那个时代的老师,仿佛文学灯塔,引领着渴望探索新知与新世界的学生,走近书籍,亲近文学与写作。 担任作协会长期间,潘碧华结合教育界、媒体与民间团体力量,推动并举办了作协品牌“深耕文学创作课程”,为教师和热爱文学的普罗大众提供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养分。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并爱上马华文学,在潘碧华任内,作协时任副会长伍燕翎从中一至中五华文课本所收录的22位马华作家作品中,精选16篇,并结合作家、学者与文学系讲师之力,共同为中学教师解读马华文学文本。 放眼未来,下一个10年的马来西亚华文出版与马华文学,仍是一个开放且持续讨论的课题。任何人都可依据自身对阅读趋势的观察提出评论。若一定要归纳出一个方向,无论是出版社的网络行销、作家与作品IP的经营、书籍设计的突破、书店从静态销售到活动频繁的尝试,或许正如庄家源与孙德俊所言,唯有不断试错才能逐步找出合适的方案。 作家冯久玲曾说“文化是门好生意,但不应只是买卖,生意必须是生动的主意”,创作、出版、销售与阅读都难脱此范畴。无论我们未来将以何种形式阅读,正如与会者林慧玮所指出的,好作品需要“语言接地气、内容接地气”,不要在无意间把读者拒之门外。 更多文章: 【全民大阅读(下)】十年磨一剑,书香映时代  
5月前
(依斯干达公主城14日讯)新山永年太极拳学会30周年庆工委会主席黄建成表示,若有老前辈想要出版太极拳书籍,该会出版社将义务协助出版,以留存宝贵资料,供未来学习使用。 该会今日举办《情牵三十,太极永年》午宴,他在致词时如是指出。 黄建成也说,该会会长黄金兴原本将参加今日的午宴,但却于4天前突然离世,让他深感遗憾。 基于该会有不少年长的前辈相继去世,他有感而发,认为有必要将前辈遗留的太极拳手稿或相关书籍保存起来,以免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随著故人离去而消失。 他说:“一些前辈的孩子在他们离开后,将他们生前收藏的书籍都丢掉,这是非常可惜的。” 他提及,为了挽救这些珍贵的资料和书籍,该会数年前设立图书馆,里面有许多太极拳相关藏书,欢迎大家借阅。 另外,该会也特别成立太极文化出版社,希望将武术前辈的心血透过文字保存下来。 “所以,前辈们如果想要出书,我们的出版社将义不容辞帮忙。” 出席活动的嘉宾尚有国际永年杨式太极拳联盟主席傅清泉、工委会副主席黄宥蓝和财政吴锦珍,以及代表士都兰州议员曾笳恩担任大会开幕人的卢立基。 傅清泉致词时提到,其祖父傅锺文是于1944年,在中国上海创立了世界第一个以“永年”命名的太极拳学会,至今已整整81年。 “‘永年’是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 他指出,再过几天,即12月21日,就是太极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5周年纪念日,而新山永年太极拳学会恰逢迎来30周年庆,因此,希望彼此携手努力,继续推动及弘扬太极拳这项运动。 另一方面,大会特别颁发奖励金给学员张子科,以奖励他在“新加坡国际内家拳交流赛”中获得太极刀金牌。 会上也有系列太极拳观摩表演,让与会者对不同类型的太极拳大开眼界。
6月前
既喜欢文学又喜欢编辑,做文学书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我也有过一段时间没有在做文学书。那时候在想,文学与编辑都喜欢,该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后来思考过这个问题,发现在某个时间它们都是一样的位置,但在之后的日子,编辑已排在前面。编辑可以是阅读者多于写作者,但同时也需要具备筛选的眼光。但一开始他必须是阅读者,能够去辨识各种错误和不嫌繁琐地检查。我觉得编辑有时候不是一种“浓缩”,而是能够“兼备”的一种职业,因为有时候需要身兼多职。 以解决问题为前提 编书是各种细致增加,危机感随时提高的一种工作。记得和友人旅游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招牌,他让我停下来,他跟我说:“你看是不是写错了。”我发现还真的是把“颖川”写错了。那次和姐姐旅游的时候,也发现食肆宣传版上的“Chicken”写成了“Chiken”。记得编过一本书,因为书封需要画上药煲,那时候和作者来回沟通:这个药煲现在是否还在使用,设计师画的药煲外观有没有和作者诊所的药煲相似呢?推荐人的头衔也需要再三检查和再三确认,因为推荐人可能已更换他的职务,头衔也随之改变。之前也曾经参与一本书的制作,书里会画上地图和地理位置,需要把自己整理好的资料发给美编。回想起那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地图路线是否有所改变,马来文地名转为中译是否有误,同时也需要检查作品刊登在其他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和日期是否统一。 每份职业都需要沟通。编辑更是需要。经历了好几次和不同人的沟通:设计师、作者、上司、同事等,残忍的是并非每一次的沟通都有效。与其说沟通,不如说我们每一刻做的其实更像是说服。说服,可能是一件好玩但也危险的事情。说服一直是单方面的行为,但过程却需要双方去面对或进行。像是如何取得国际书号,试过和同事等了好久都没收到回复,书本却即将出版,于是开始致电相关部门询问,之后就收到回复了。那时候遇到书本出现错误,但已经到印刷的阶段,所幸错误还能弥补,而第一时间是想办法如何弥补错误。我觉得这些情况都需要编辑冷静地同时与多方沟通。因为需要和作者、美编、印刷和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必须先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继续其他的步骤。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个人情绪在后,这是每个编辑必须具备的条件,编辑也需要锻炼强大的内心。 每个编辑都需要设定排程表,即使排程表无法顺利进行,因总会被一些事情打乱。书本何时能够出版,作为个人立场,在稿件齐全的情况下,就能和相关人员讨论书封设计、排版设计、校对等。但我不接受在稿件还没齐全时,就交出尽快出版的回应。即使我是作者,也没办法强迫对方的团队做这件事。不了解出版运作的人,可能只会留意分秒必争,但出版不纯粹是一门生意,无可否认的,业绩非常重要,然而出版品质和理解出版运作也是重要的。如果作者或是相关人员能尝试了解这些运作,那合作起来会更为顺利。 如果想让一切变得可控,那不如自己成立“一人出版社”。我曾经想过,但觉得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条件都还不足,同时我也有了一些群体工作的经历,满喜欢和同事一起努力成就一件事情的氛围,也喜欢和同事在休息时间边吃午餐边聊天,那大概是满自在的半休息氛围了。 习惯独自游荡和工作的自己,也会有想和他人共同陪伴和奋斗的时候。而在马来西亚少数的出版行业或是书业里,我觉得合作的对象,还是需要能够相互理解,并拥有共同目标的人。因为要一起持续走下去并不容易。
6月前
好像还在8年前的台北咖啡馆,诗人林蔚颖先生和我一起喝咖啡,并且送了我一本诗集《蓝色糖罐子》。这些年来,这本书放在我的背包里,和我常常研读的唐诗肩并肩。我不时读古诗和现代诗,穿梭在不同的时空。 和林蔚颖先生的缘分早在十多年前,他的出版社出版拙作《明月千里》。有一年,我们分别应《Newswire》邀请,出席在吉隆坡的活动。行程匆匆,未能畅谈。直到8年前,我们在台北相聚,听他细诉从事出版、创作的人生,佩服不已。 其后,几乎每天都在手机上,收到他的写的诗和照片,一诗一图,我日日沉浸其中,带著它往返新加坡、汶莱、香港、加拿大、澳洲……途中和亲朋好友分享,感受他胸怀原野,心藏静谧,表面抒写相思,实质是对人生的追想。尤其是他的摄影作品充满光影之美,我随着他的镜头,拜访台湾、日本、越南……体会他的心绪。 最难忘的是他的新作〈可菊〉:“ 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王羲之爱兰/王徽之爱竹/唐明皇爱牡丹/ 米芾爱石/东坡爱砚/太白醉酒/玉川品茶(茶仙)/ 而我/只爱一个人”。  短短一首诗写尽典故写历史写文化,细数古人之爱,最后让人惊艳的是“而我/只爱一个人”,此话震动我心啊! 我想,林蔚颖先生最爱的是一生把一件事做得最好,也许,他最爱的是出版,最爱的是文字,所以,超过半世纪,他自己创作,也为作者出版,全心全意在文化工作中,体会生命之爱。 欣闻他将出版新作,嘱我作序,于是8年前的咖啡香再度返来,光阴似箭,林蔚颖坚持写诗,留下瞬间的灵思,令人感动。 (本文作者简介:汶莱华侨,先后担任香港《联合报》资深编辑、《亚洲周刊》副总编辑,英文《汶莱时报》集团副总编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山桃花 诗◆林蔚颖 为自己 开一朵爱的希望 然后 默默地送给你 期待满山花香 得到风精灵仙子的 祝福 仙丹花 诗◆林蔚颖 如果情感真挚 就不在乎花有几瓣 四瓣是本心 也是初心 拥有初心 恒久不变 五瓣幸运 六瓣幸福 四瓣 不也如意
7月前
连续在【星云】版读到几篇关于榴梿的文章,不禁令我有所感触,因为吾师唐承庆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专谈榴梿的论述。 专谈榴梿的书,的确不多见,尤其中文方面的,更如凤毛麟角。所以老师文本《榴梿诗话》出版之后,成为我争读之作。也属巧遇,我和文友们的合著《我们的歌》也在香港艺美同年面世。唐老师的《榴梿诗话》出版于1961年,也由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出版。 《榴梿诗话》薄薄的一本仅有63页,若要与今天动辄三四百页的著作权衡,真个天差地别,难以定调。但在当时,百页以内的作品不在少数,时代风气使然吧﹗ 唐老师崇尚“我手写我口”黄公度浅白易懂的五言诗,本身也善于五言诗创作,而且能够“出口成诗”。记得有一回,有位日本柔道武术家到学校推广柔道,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什么一个妙龄懂得柔道少女足以轻易扳倒几个壮汉,柔道最适宜妙龄女子防身云云……。说得不只男生怦然心动,连女学生也痴迷入醉,忘记了唐老师还有一堂课。等到我们回到教室,见到黑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云: 弃文而就武,不知师心苦; 儒林传一序,明日再来补。 (当天正好教到〈儒林传序〉一文) 当年掌校的是广为人知虚怀致祥的陈致超校长,据悉陈校长与唐老师属旧识,招聘唐老师到校教授华文乃理所当然、顺应所需。记得开学当天,陈校长请唐老师上台演讲,只见唐老师神情淡定,炯炯有光的眼睛横扫一下台下的学子,开腔说: “我从繁荣而带点浮华风气的新加坡,来到这个宁静朴素的小镇江沙,心情也从激烈的跳动恢复了安详平和。从学生服装白衣黑裤和白衣黑裙看来,小地方也凡事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唐老师的演讲声音宏亮,内容也掷地有声,非常吸引台下的我们。 讲声落下,掌声立刻“啪啪”响起。我还记得,那掌声悠扬闲适,仿佛今天依然回荡在我心窝,袅袅不去! 那年我升读高二,刚好唐承庆导师成为高二班华文导师,让我于第一时间有机会受教于承庆师。我猜测,唐老师年龄莫约四十出头,国字脸,嘴唇边长着一颗黑痣,整个脸颊型态具备威慑力。 唐老师讲课,抓住课本从容不迫,缓缓演绎,从不翻书后的注释。可见唐老师的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书中答案早已镂刻心扉。 唐老师的书斋,叫随斋。关于随斋,也有个故事,值得一提。 根据唐老师自己的说法,早年他壮志凌云、心怀大志,所以书斋取名“三立斋”。三立者︰立德、立言、立行也。可惜后来年纪渐长,感觉一事无成,所以把“三立斋”改为“三不立斋”。又过去几年,认为“三不立斋”仍然坠入“三立”的构想,念念不忘原意,随后又把“三不立斋”改为“随斋”。 看来唐老师费尽心思,将书斋一再改名,确是有一番人生沧桑的回忆与感受。唐老师原是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的特派秘书,后因联合国转向承认中国大陆,唐老师失却了秘书一职,唯有改任教职。所以被陈校长招聘到崇华母校,同时也促成了我们难得的师生缘。 随着唐老师来到崇华母校执教,他的大公子唐中也转学到崇华就读,所以我们成了同窗。崇华中学毕业后,我因经济关系无法深造,进入园丘当督工,一呆消耗尽是25个春秋岁月,山岚云海,一飘而过。 那次火锅成了最后一面 回忆唐老师,真是无尽的思念,一缕一篇,都是长长的缅怀。 再提唐老师的五言诗。他出入随意,出口皆文章,举手尽诗意,完全是黄公度的追寻者。 就因为随斋关系,唐老师又被称为“随斋诗人”。举个实例,就像他在教室等待我们太久而闷然而去,也会用五言诗表达,足见他在这方面的随意潇洒,唾手可得。 《榴梿诗话》原文,连载于60年代的《南方晚报》的〈晚园版副刊〉。《南方晚报》虽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晚报,销售却也极其有限。所以,当时读过《榴梿诗话》原文的人可能不多。可经营晚报的出版人在编排方面却毫不含糊。 也即是说,《晚报》的编排十分讲究,非常精美,唐老师连载的《榴梿诗话》自然更不例外,除了绘制一幅版头画,另外还加了一个框图,看去十分炫眼。可见编者对唐老师的作品另眼相看,更因为与品质有关。当时我有一位同学订阅晚报,我几乎每晚出入他的家,为的是不想错过唐老师在该报连载的《榴梿诗话》刊载。 《诗话》连载结束不久,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本《榴梿诗话》,原来这本就是在《南方晚报·晚园》刊出的《榴梿诗话》,书市上架我就马上采购了,以免向隅。 唐老师的大公子唐中,崇华毕业后到台湾深造,我因家境拮据,独靠家母执胶刀维持,没萌发升学的梦想。所以高中后离校,就拿起割胶刀回到绿色树林里“切切切”割取胶乳液,讨取三餐温饱。不久获得机会,陟升为一名督工,有机会对胶工指指点点,纠正他们的错误。 回说唐老师的《榴梿诗话》。能够把有关榴梿的诗词搜索收录成书,的确不简单,而且也很耗时间;但是,唐老师实现了。可惜的是,唐老师只重视旧体诗,对有关榴梿的新诗,一概不录。新诗一不仄韵,二不讲对仗,三不讲音律,在唐老师的眼里,完全不被看待为诗的。 其实,这和多次与唐老师对话时,老师对新诗所持的态度,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唯我们师生的情缘,并未因此而疏远;对唐老师的谆谆教诲、意犹未尽,这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尤其是老师所著的《榴梿诗话》,展读回味时而有之,更觉得《诗话》对榴梿的陈述,非一般普通作者所能详尽。 自陈致超校长退休之后,唐老师也告别崇华母校,回返新加坡养老,我们的师生缘暂时告别。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间想起“随斋”的往事,唐老师所著的《诗话》涌入脑际,就直接写了一篇回忆唐师的文章,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陈校长读到,把报章剪寄给唐老师,我和唐老师于是又恢复了联系。 感激陈校长的热忱,让我和唐老师用文字恢复了师生缘。原来唐老师退休之后回到新加坡,并没有停歇手中笔,以金礼生笔名写专栏,每天一篇千字,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时事短论。后来还将这些论述收集出版,书名为《金礼生文集》和《金礼生二集》。 这期间,唐老师在新、台之间时有往返,因为唐中在台湾的清廉署任职。1980年我出席亚洲作家大会,唐老师刚巧也在台北,我们便相约在唐中家里吃火锅,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缘聚。因为不久唐老师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进了老人院。 继《榴梿诗话》之后,《金礼生文集》已成为唐老师的遗作。
7月前
80年代,我还是个中学生,阅读量也从那时增加,除了报章与书籍,杂志更是热门读物。当时,华文杂志种类繁多,涵盖文学、教育、娱乐、武侠连环漫画、青少年读物等,其中有《蕉风》、《南洋文艺》、《儿童乐园》、《新潮》、《风采》、《姐妹》、《龙虎门》、《中华英雄》。这些杂志或漫画曾经是我串书局的囊中物,可惜,不少已停刊。   最近,收到来自Algy Pereira 代表 Direct Group Pty Ltd.的来信,读着读着心就淌血了——《读者文摘》印刷版即将停刊,将退还3期未履行的订阅期数。 回想1981年,还是个初中生的我就认识了《读者文摘》,因一篇〈怕见阳光的人〉(1981年9月号),我开始爱上这本杂志。由于当时家里经济能力有限,前后只购买了3期,然而,心里却一直牵挂着它,我决定省吃俭用,存起零用钱。两年后终于开始订阅,每个月期待它的到来,喜悦与兴奋之情总洋溢心怀。 三十年的珍贵情谊 从初中到高中,从年少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如今已快耳顺,这本杂志一直陪伴我走过无数岁月,段段皆是美好的阅读时光。为人师表后,我也不时从中抽取各类型故事作为教材,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向善,遇到困难、挫折时不轻言放弃,要坚定心志,努力学习,跨越难关。同事向我借阅,我更是乐意分享,分享的快乐总是加倍。 每回出外或旅游,包包里总少不了一本书刊或杂志。无论天涯海角,这已成习惯,然而,当书报杂志公告停刊,意味着它决定早退,不再伴我们前行了。要割舍、道别这段珍贵情谊,心情难免沉重,没有设防,意外得仿佛掉进了万丈深崖,又被卷卷滚浪打进深海,摸黑寻觅。 这样的一本历史悠久的国际刊物,近80年来,翻译成多种语言,以各种形式,从月刊到双月刊,曾尝试各种途径继续出版。今天,还是无奈地宣告步入停刊程序——不再印刷。根据客户服务部的消息,纸本停刊后,亚洲也不会有数字版或脸书版杂志面世。 一般上,一本书刊或杂志停刊的因素很多,包括市场变化、财务压力、广告与读者订阅下滑,还有数码冲击,甚至转型不成功等,编辑部往往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随着时代变迁,新一代更倾向网络、社交媒体、影音平台,加上纸张印刷成本不断飙升,销量又不足支撑开销,而线上还能免费阅读,怎不削弱纸本刊物、书报等的发行量呢? 过去,文学刊物推动了马华文学的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综合杂志、女性或娱乐刊物更是反映了社会与流行文化的演变,陪随我们成长的书刊杂志,努力着墨的铅字印刷,停刊等于有几许无奈就有几许矛盾。 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曾言:“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我只能道:割舍还休杂志情,滴下多少绵绵记忆。
7月前
选编的过程中,我时不时会问自己,相较过往不同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在疫情后时代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集,要如何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需要年轻的面孔。 由马来西亚笔会发起的“Connections”系列丛书,今年4月间正式推介首本成品《Objects of Desire》。 这个翻译计划在2023年9月就诞生了。那时,Buku Fixi出版社创办人、笔会成员Amir Muhammad希望能参与英国Comma Press出版社旗下的“阅读城市”计划,并出版《吉隆坡的故事》小说集。一开始他找到我,是希望我能推荐几篇马华作品,也帮忙寻找合适的译者。 无奈,发给出版社的电邮音讯全无,这个出版计划也就胎死腹中。后来,我们决定换个主题,从吉隆坡的故事换成本地非英文作品的翻译计划。最终,通过Amir的协商,这本书确定由笔会出版。 笔会理事一致同意由马华文学打头阵,以文学为媒,搭建英文读者与本地其他语文作家的桥梁。既然是桥梁,那以“Connections(连接)”作为系列名称是最适合不过了。 选编的过程中,我时不时会问自己,相较过往不同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在疫情后时代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集,要如何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需要年轻的面孔。我指的年轻,不仅仅局限在年龄,更多的其实是“我们还可以向读者介绍哪些作家”。 解决了作品,接下来就要开始翻译了。10位中选的译者当中,有的本身已经是作家或编辑,有的是旅英旅美的硕博生或自由业者,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谢谢译者们在完成翻译后仍然给予大力配合,在谦虚地接受修改点评的同时,也提出专业意见维护自己的“产物”。10篇故事、10位译者,意味着10种不同的风格。除了基本的语法标准,我们尽可能让译者发挥所长,以呈现文字和文学的多元性。 新书推介后,我从一位译者口中得知,华英文学翻译和出版的机会在本地其实是十分难得的。这一本翻译选集的出版,除了满足了我自己推荐马华文学的“欲望”以外,也轻轻地将华英文学翻译推了一把。由衷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不谙华语的读者对马华作家和作品更感兴趣,让我们往后更加卖力地推广马华文学的翻译工作。马华文学在翻译的这条路上,至今还是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路还有很远,但同时,可探索的事物也绝不会少。 更多文章: 【书市小耳朵】夏木 / “素人写作”为什么这么火? 寄一张从死亡边缘归来的明信片:她行遍大马13州唤回对土地的好奇与柔情  
8月前
【编按】今天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本期有90后翻译工作者李浩杰的文章,给你简单介绍本地翻译的情况。李浩杰毕业于理科大学翻译系,从事翻译已有7年,主要专注于华马翻译。他以“搭桥”来形容翻译的意义:翻译工作,如同在人心之间盖建一座桥。李浩杰认为华马互译的价值不可忽视:“我们总不能不去搭桥,又抱怨族群之间了解太少。”曾经有作家说,因为认识了李浩杰,才发现很多马来青年作家,其实也和马华青年作家同样关注着相似的自由、自身与独立意识等议题。 今年的国际翻译日已来到第九个年头。虽然国际翻译家联盟在1991年就已经提出成立“翻译日”,但直到26年后,联合国大会才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而我的入行经历,相对来说是幸运的。从理大毕业之后就投身翻译领域,每每告诉别人自己是做翻译的,尤其是马来文译者,得到的回复不外乎两个:“那你的马来文一定很厉害咯?”或者“怎么会想要做这份工?” 毕业后经友人介绍,说有家文化中心恰巧刚开始经营翻译和出版业务,问我有没有兴趣。老实说当时并没有想得太多,只觉得既然是“学以致用”,就答应了。结果一待就是7年。 ˙我是如何开始探索马来文书? 相比起出书,对马来文书产生兴趣这件事其实让我更有满足感。可以说在2016年以前,除了中学必读的马来文学文本和参考书,我几乎没有碰过其他的马来文书。反倒是在大学二年级看了几次马来语戏剧和音乐表演后,才萌生了对马来文书的探索。从大众书局的选书,到国家语文局出版的书,到最后自己走进国际书展的一个个展位慢慢发掘一本又一本的马来文学和社科类书,以致走上现在家里书橱近七成都是马来文书的“不归路”。 ˙马华文学“巫译”的出版与推广 说到马华文学的翻译,大马译创会和语文局分别在1990年(《这一代》)、1994年(《相中人》)、2000年(《细雨纷纷》)、2004年(《梦过澹台》)、2015年(《凿痕》)和2023年(《慈善家》)联合出版的“马华短篇小说巫译选集”系列,可以算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短篇小说,语文局在80、90年代其实出版了不少诗作和儿童短篇小说翻译,例如❶《拾零》(1988)、❷《问候马来西亚》马华诗歌巫译选集、❸《魔轮》(2004)、❹《金色的马》(2004)马华儿童短篇小说巫译选集。另外,从202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陈育青奖”马华短篇小说翻译比赛,也是该会积极推广马华文学的努力之一。 其他近期出版的马华文学巫译书籍包括国家语文局(2017年出版《爷爷的故乡》马来文译本)、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年出版《夜行》台马小说选译本)和Nusa Centre(2022年出版《湖面如镜》马华短篇小说巫译选集)。如果也纳入新媒体,那就不得不提到“口口诗刊”在不久前推出的第三期:《翻墙——默迪卡!翻译马华》数位诗刊。 ˙马华文学“英译”的发展与思考 马华文学英译则是另一番天地。从《吉陵春秋》(2003)、《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7)、《湖面如镜》(2014)、《民国的慢船》(2016)、《可口的饥饿》(2017)、《陈瑞献诗歌英译集》(2021)、《告别的年代》(2022)到《群象》(2025),不难发现国外的出版社更倾向翻译长篇小说。当然,这些都与学者的研究方向以及出版社的行销考量有关。既然国外出版社已着手长篇小说的翻译,是否意味着我们本地可以专注于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翻译? 去年应马来西亚笔会理事Amir Muhammad邀请我编辑《欲望之物》马华短篇小说英译选集也是抱持着这种态度。从一开始计划收集以吉隆坡为题材的马华短篇小说,到最后成功找到10位译者把李天葆、张永修、龚万辉、牛油小生、薇达、卓振辉、张栢榗、李尚量(笔名)、杨焌恒和疯木圣上的短篇小说,都翻译成英文再出版。对我而言,能够将马华文学,尤其是更多马华作家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群,都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事实上,从毕业之后,我最想做的,是将马华文学翻译成马来文,或将马来文学翻译成中文。 ˙本土译者与文学推广的责任 译作在本地的推广,尤其是文学翻译,还是需要加紧脚步的。我们不指望像《哈利波特》中文版或印尼版那样迅速出版,但只要各个组织和单位都着手不同的文体,是不是就可以更快地将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的全貌介绍给读者?扪心自问,马华文学的推广,甚至再扩大到马来文学的推广,如果不是由懂中文、懂马来文,又对纯文学有兴趣的本地译者来操刀,难道还要拱手让海外译者替我们宣传吗? ˙AI时代下的“可信”翻译 今年,国际翻译家联盟为国际翻译日定下的主题是“塑造可信的未来”。虽然这主题与联合国宣布的“联合国国际和平与信任年”和从2022年开始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布的“国际土著语言十年活动”有关,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多与原住民或土著相关。但我仍想故意“指鹿为马”,把AI元素拉进来谈。随着AI在各行各业越来越广泛地被利用,包括翻译领域,我常在想,读者对于译本的“可信”或“不可信”,是不是该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译者是时候把对“可译”或“不可译”的探索,转化为“如何译得比AI更好一点”。 当然,世上没有最完美的翻译,只有最适合的,至少在文学翻译这一块我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想借此机会,向我认识的那些曾经和正在为马华翻译付出心血的译者们致敬:吴天才、(已故)陈育青、(已故)杨贵谊、陈妙华、(已故)乌斯曼阿旺、张发(年红)、吴恒灿、李玉涓、安华礼端、林尊文、黎煜才(碧澄)、曾荣盛、吴尚雄、庄华兴、周芳萍、张锦忠、廖丽珊、林玉蓉、傅嫦梅、严文灿、朱培兴、(已故)胡德乐、郭紫薇、张永新、陈伟哲、邱宝良、郑田靖、梁馨元、陈凯宇等。 更多文章: 马华作家 x 翻译工作者合作,让更多人走进马华文学世界 【全民读书会】我们一起守护,美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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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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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午间去国家会议中心是种挑战,阳光直射,酷烈、乾燥,四处晒得发白。这座庞大的建筑位于“鸟巢”和“水立方”的北边,同处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奥运会时承办了击剑比赛。 好在进入会场就清爽许多。我是来逛书展的,事先预订了免费门票。此外还有“专业观众”的单日费、通票,可以游览的场馆稍多,参观绘本展、插图展、艺术书展都要另行购票。 6月18日到22日,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下称BIBF)在这里举行,主题是“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交流互鉴共赢”。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七百多家展商参展,22万种图书亮相,展览面积有6万平方公尺,分为国内出版展区、海外出版展区、网络出版展区等若干部分。 会议中心布置着大量条幅、展板,提醒来客今年的主宾国是马来西亚。考虑到中国是2023年吉隆坡国际书展的主宾国,颇有礼尚往来的意味。 BIBF始于1986年,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书展,仅次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后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眼下的展览形式始于1949年。 BIBF也是中国图书业“三大盛会”之一,另外两个是通常年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和举办省份不固定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真是算法驱动的年月,自从关注BIBF资讯,小红书推送给我的书展消息就越来越频密。BIBF的举办场地时有变动,有一条推送很悲伤:一位来北京出差的出版人不小心订错酒店,住在名字很像但距离蛮远的地方。 ●误入孩子的乐园 我想探索主宾国展台,却一头闯进孩子的乐园。相对于行业切磋、版权交易,这里恐怕是全场最活泼的展区。姆明80周年和泡泡玛特“我们都是星星人”的展览都很欢快,一个是芬兰老品牌,另一个是中国新秀。大家挑到什么喜欢的童书,直接买回家就好。 稍微逛一圈,我就发现神情专注、口若悬河的直播卖书人员。她们对着手机大力推荐手头的绘本,声情并茂,同事在一旁的电脑上管理后台。不远处还有几对搭档做着同样的业务,只不过推销的童书不一样罢了。 童书是国际版权推介的重点。官方媒体举例,以出版童书闻名的21世纪出版社推出《紫云英合唱团》《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超过100种原创书籍,达成二十多项版权输出与合作意向。河海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小雨大河”童书品牌,首套作品是带有道德教化意义的“淳美家风”系列。 ●寻找主宾国 BIBF展区安排横平竖直,无奈类别繁多,且分布于4个楼层。马来西亚展台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按说是醒目的。我第一次进去居然没有找到,询问工作人员再转身走回原路,到尽头才发现主宾国的地盘。 查阅新闻,18日开幕时这里挺热闹。新华出版社向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诺曼穆罕默德和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赠送了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显然是官方活动。 本次BIBF有二十多家马来西亚出版商、大学出版社和创意工作室参展。北京出版集团与汉文化中心、青城出版社举办了版权合作签约和新书发布仪式,现场有中文图书签约,亦有马来文版图书首发。红极一时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签署了马来文版出版协议。 E展览区分布着几处较大的国别展台,绝大部分是中国各省和省级行政区的展台。马来西亚展台就与广东展台背靠背。六百多家中国国内出版商按省份各就其位,在本省展台的书架上展示新书。 本届名家名作译介展的中国作家是麦家,展出了三十多个语种的作品译本,以及若干国际媒体报道。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纪实文学《汪洋缀星: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与绘本《海的那一边》来到BIBF。她看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共通的情感与追求”。 阿联酋展台扼守着展区大门,人来人往不说,还时不时载歌载舞。旁边的日本展台总被声浪吞没,交流业务一度得咬耳朵,像在讲闲话。“阿联酋人天天跳舞吧?”我问了一句。保安人员默默点头。 与许友彬谈话: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 在主宾国展台流连时,我遇见正好空闲的红蜻蜓出版社创始人、作家许友彬。我们坐下来聊天,不远处的舞台上,文化官员正介绍马来西亚的出版状况。她们热烈欢迎大家前往年底的雪兰莪国际书展(SIBF):“来呀!来呀!看我们做得怎么样!” 许友彬参加了主题为“大家一起做好书”的中马少儿出版论坛。红蜻蜓的日常业务已经由他的儿子许书其打理,后者也是论坛的主持人之一。 对许友彬来说,“这次来就是交交朋友”。他在大陆有合作多年的出版业朋友,甚至见到了多年未见的马来西亚同仁。以前他每年都去中国,到学校销售输出版权的书籍。他毫不讳言,红蜻蜓在中国的业务状况正在变化。2005年到2015年是红蜻蜓的黄金年代,其间的2010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靠马来西亚市场,红蜻蜓可以活下去,但很多利润还是来自中国的版税。销售渠道的影响很大,开始时书店占大多数,接下来网购为主,现在互联网卖书超过一半。“到抖音的时候,渠道会选择书,不是书选择渠道。”科普书、历史书如今畅销,儿童文学类就很难从这种渠道卖出去,毕竟没什么“功能性”。2015年之后,少子化和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也影响了在中国的销量。 “有些东西的潮流不一样。”他说,“真是越来越难卖了。”2016年去马来西亚的学校,一二年级学生都拥有智能手机了。学生做完功课就看手机,没时间读书。红蜻蜓未来可能更专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市场,一部分童书做双语,或者翻译成马来语。 许友彬70岁了,还在写小说。以往通宵写,时间越晚状态越好,现在挪到清晨写作。“我越老越不急。”他先写着,不急于出版,“就算我失智了,书还可以不停地出。” ●书的艺术 与许友彬告别,我上4楼买票欣赏艺术书展。刚瞥了几眼“大卫·霍克尼主题展”,楼下惊天动地。原来阿联酋人开始表演了,我只好坐电梯直奔一层。他们这次在展馆门口表演,游客们早就呈半包围状照相录影。 原来这种表演叫艾亚拉(Al-Ayyala),是阿联酋和阿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艾亚拉动作不夸张,但内涵丰富,吟诗、鼓乐、舞蹈,模仿战斗的场面,在婚礼和节庆表演。几位中国小朋友进入流转的表演里,懵懵懂懂地在书展中体会欢庆。 围观一会儿,我回去4楼。BIBF与企鹅出版公司合作了“企鹅90周年纪念展”,展品是企鹅在不同年代出版的书籍。其他展览还拆解做书的手艺,用图画一步步展示。无论作为载体还是物件,书籍都惊艳而令人感动。出版业筚路蓝缕地走到今天,积累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像小红书显示的那样,书展是个呼朋引伴的好地方。刘绍禹平日待在望见远山的书房,听说我们在书展,坐了17站地铁赶来。我住天津,真是难得一见,全托书展的福。同来的巴塞罗那人夏海明花9个月把《三体》第三部译成了西班牙语,最近译完阿来的大部头《尘埃落定》,正在出版社走流程,还不晓得什么时候能上市。 一起走马观花地逛完艺术书展,黎紫书的演讲要开始了。 黎紫书演讲:我的马华文学 听演讲要穿过网络出版馆,展的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出版业态成果”。我们抵达演讲现场,黎紫书的演讲题目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的马华文学”。座位已经满员,听众大概超过百人,我们遂站在后方。有趣的是不远处另有一场教育类讲座,倒相安无事。十月文艺出版社刚刚更新了《流俗地》的发行数据:5年加印26次,计25万册。 “到了今天,我还是感觉自己像是在一片汪洋里漂着的一艘小小的船,随时要做好被大浪打沉的准备。作为一位马华作家,我们知道自己的创作生涯是困难的,而在这样的困境里创作出的作品,我抱着这样的希望——它能够活得比我长。”黎紫书说。 她提到几位马华作家,包括贺淑芳、龚万辉、马尼尼为和林雪虹。马尼尼为的《故乡无用》列入了出版品牌新经典的2025年引进计划,不过目前尚无出版迹象,另外3位的作品则已经正式引进。虽然尚未官宣阵容,8月的上海书展也将邀请一批马华作家。 “我们这么小的一群马华写作人如果想要被这个世界看到,就要自己主动出击,要找到每一个机会。我们也会一直尽己所能,为马华文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精选集《余生》年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便早就很受欢迎,读者还是在签售环节排起长龙,目测近百人。 ●书展落幕 5天的书展安排了千余场文化活动,规模大小不一,个别场次在会议中心之外举行。比如日本作家吉井忍和中国作家乔叶的对谈,就在PAGEONE书店双井店举行。 21日,吉井忍和黎紫书都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们要参加“世界作家话中国”研讨会,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趋势”。参会的还有一批汉学家和莫言、西川、乔叶等中国作家。学校的官网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提到了黎紫书的想法:“最大的危机并不来源于人工智能本身,而在于读者放弃了阅读和思考的权力,读者的态度决定了写作者今后如何生存。” 为了总结,我查阅了书展结束后很快发布的官方数据:“据初步统计,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成了2826项,入场参观者将近30万人次。”BIBF明年再见,希望不会有人订错酒店了。 更多文章: 【我在韩国首尔逛书店】萧悦宁 / 首尔钟路街上书香飘扬 【我在高雄逛书店】张锦忠 / 一座港都城市的书店记忆 【我在美国加州逛书店】彭敬咏 / 出差到沙加缅度,我也逛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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