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或許會犯錯，但不能因此失去報道自由；政府可以依法行政，但公權力更應懂得節制。因為當第四權能夠獨立發聲，人民才能真正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當新聞自由受到尊重，民主才能走得更遠，而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干預中，失去最珍貴的新聞自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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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不是媒体人的成绩单，而是民主制度的健康报告。2026年大马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由第88位跌至第95位，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新闻自由度下降，将让人民的知情权失去保障。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大马的新闻自由在东盟仍排名第二，仅次于泰国；放眼亚洲，也属中上水平。但排名下跌是存在的事实，这意味着新闻自由改革停滞或公权力过度干预，这对力求改革与透明治国的政府而言，是不容忽视的警讯。
有人认为，新闻自由只是记者能否批评政府，其实并非如此。新闻自由真正保障的是人民能否接触到不同观点，了解政府的施政绩效，能否制衡与监督公权力？
民主制度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而新闻媒体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权”，正因为它肩负监督公权力的角色。如果不是媒体揭露弊案，许多贪污不会曝光；没有记者追查真相，许多滥权永不见天日；没有舆论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逐渐腐败。
因此，新闻自由并不是政府施予媒体的恩惠，而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近年大马陆续发生数宗备受关注的事件，引起社会对新闻自由界线的讨论。例如，《Newswire》因刊登国旗插图出现错误、《阳光日报》涉及警察总长背景报道，双双都受到官方调查。
毫无疑问，媒体犯错应该承担责任。新闻讲求正确与公正，任何失误都应公开更正及道歉。新闻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报道，而是建立在专业伦理之上的自由。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当媒体出现错误时，第一时间是否一定要由政府部门介入？还是应先由专业机构进行调查及处理？
去年正式成立的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MMM），原本就是希望建立“媒体自律”（self-regulation）制度。其精神是希望媒体的问题尽量由媒体专业机制先行处理，包括接受投诉、展开调查、要求更正、公开裁决，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新闻工作。
首相安华日前表示，对于不准确事实或纯粹政治批评的内容，政府不会采取行动，反而会优先向公众作出解释，而非采取执法行动。他说，政府已改善国家法律框架，包括修订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其中一项内容是确保针对首相或领导人的讽刺言论，不再被归类为刑事罪行。
如果媒体每一次出错，都立即面对警方调查、刑事程序甚至政治压力，记者日后必将产生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最可怕的，不是新闻不能刊登，而是媒体工作者的新闻与评论都会先过滤审查，以免招致法律风险；而编辑也会担心批评政府可能引来麻烦而选择删稿；久而久之，人民看到的新闻“愈来愈安全”，也愈来愈单一。这是对新闻自由的伤害。
当然，新闻自由并非毫无界线。大马国情特殊，凡涉及3R，即王室（Royalty）、宗教（Religion）及种族（Race）的敏感议题，确实需要格外谨慎。媒体更不能藉新闻自由散播仇恨、挑动族群对立、侮辱宗教或危害国家安全。但是，除了涉及3R、煽动暴力、诽谤或蓄意造假之外，政府对媒体工作者应采取更高的包容度。
民主国家成熟与否，不在于没有批评，而在于能否容纳批评。
放眼国际，即使是新闻自由传统深厚的美国，也面对新的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一些主流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形容这些媒体是假新闻（Fake News）、人民公敌，所以美国新闻自由度从去年的57名下跌至今年的64名，总统对媒体施压是很不好的案例。
然而在美国，即使政治人物与媒体互相批评，政府仍不能随意关闭媒体，也不能因为媒体报道不中听便限制其采访权。原因很简单，新闻自由保护的不是媒体，而是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政府若习惯控制新闻，最后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媒体，而是整个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媒体监督，政府容易失去警惕；没有公开讨论，政策容易偏离民意；没有批评声音，决策容易陷入自我感觉良好的回圈。
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媒体批评；真正成熟的民主，也不会因一篇报道便动用国家机器。
但话说回来，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媒体不能因为自由而放弃专业；政府也不能因为管理而削弱自由。
因此，未来若涉及新闻失实、报导失当或伦理争议，更理想的做法，是优先交由MMM处理，让专业回归专业。只有当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蓄意造假、仇恨煽动或危害公共安全时，政府执法机关才需要依法介入。这样既能保障新闻自由，也能维护社会秩序，更符合民主国家的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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