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故我在专栏| 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 ——2022基金会报告折射香港—东盟合作的方向

全球经贸格局正在重组，香港与东盟合作不再被视为一般性的区域交流，而应被提升为香港未来增长路径中的战略支点。云集香港商业、产业、学界精英的“2022基金会”（2022 Foundation）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传统“超级联系人”角色已不足以应对供应链重组、地缘经济碎片化和全球南方崛起的新局面；香港必须坚实转向真正的“超级增值人”，以金融、法律、认证、物流、知识产权、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增值服务，深度嵌入区域产业网络。与东盟加强合作，正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方向。

一、 扭转“出口市场”错觉 认知东盟的复合价值

香港主动与东盟合作的战略意义，首先来自其增长韧性和产业升级。报告显示，东盟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长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以来在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由约10%升至2024年的15%，且半导体、汽车等高端制造投资明显增加。这说明东盟并非单纯的低成本制造腹地，而正在成为亚洲新一轮产业重组、绿色转型和高端供应链布局的重要节点。

报告毫不忌讳地指出，以往很多商人只把东盟看作“出口市场”，这是一种错觉，长期下去，将错失其作为产业伙伴、金融对象、标准场域和人才网络的复合价值。而在该报告发布会当日，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指出，香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缺乏对东盟、拉美、中东等区域的研究人才，自然不利于香港与这些区域深化经贸合作关系。

二、 打造“一站式专业服务平台” 替出海企业“降风险、建信用、增价值”

报告的内容为香港—东盟合作指名了多个方向。当务之急，是应打造面向东盟的“一站式专业服务平台”。内地企业“走出去”已从单纯的出口，转向海外生产、当地合规、品牌经营和供应链协同。许多中小企业在进入东盟市场时，面对法律、税务、用工、认证、融资、品牌、关务和政治风险等多重门槛而望而却步。而香港虽然一直说帮助企业出海，但香港能够提供有关服务的各专家却比较松散。因此，香港各界应由特区政府牵头，联合商会、律所、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保险机构、仲裁机构、物流企业和高校智库，建立“香港—东盟企业服务枢纽”，为企业提供市场准入、风险评估、合规审查、跨境融资、争议解决和本地伙伴对接服务。香港的价值不在于单纯替内地企业“搬货”，因为这样其实并不能“增值”，也无法建立一套长期盈利的机制。香港的价值在于通过搭建可持续的高质量服务业合作平台，实事求是地为出海企业“降风险、建信用、增价值”。

三、 数字化赋能与掌控供应链“两端”：构筑区域“指挥塔”

应尽快通过贸易金融和数字贸易打通香港—东盟合作。该报告就特别指出，香港可通过贸易金融把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流整合起来，并服务大湾区、东盟、“一带一路”与海外市场之间的实体经济联系。目前香港贸易金融仍面临数字平台割裂、纸本流程繁复、跨境数据和信用互认不足、出口信用保险覆盖不充分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小企业正在试图面向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却难以获得充足保险和融资。

因此，香港金融界应把东盟作为贸易金融升级的试验场，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原产地证、供应链数据授信、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绿色贸易金融，为中国—东盟的合作形成可验证、可融资、可追踪的数字贸易链条。同时，为了让东盟受益，应该为东盟发挥香港在区域供应链“两端”的优势。

具体来说，由于香港土地和劳动力有限，不宜也不可能与内地和东盟争夺大规模中游制造，而是要占据供应链高价值的“两端”，一端是研发、设计、孵化、知识产权和金融安排；一端是品牌、营销、认证、标准、贸易和全球市场的进入。认清香港的位置，对香港—东盟合作而言尤其重要。追根究底，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正在承接电子、汽车、半导体、绿色技术和消费品供应链，香港基本不生产这些物品，但可为这些产业提供测试认证、知识产权交易、产品合规、品牌国际化和资本市场服务。换言之，香港的目标并非成为“东盟工厂”，更不可能大量为东盟国家提供香港商品，东盟在与香港合作的过程中无需担心市场被侵占的问题。毕竟结合香港寸土寸金的土地价格、较高的人力成本与有限的制造业事实，香港不可能对东盟制造业构成威胁。可见，香港有潜力成为整合“东盟—中国—全球供应链”的一座“指挥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