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贵生.砂拉越终结童婚

根据媒体报道，盖伦卫生与社会政策中心的支持，将这一议题明确界定为公共卫生问题。

早婚和青少年怀孕、母婴健康风险升高、教育中断与长期贫困密切相关。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而是卫生专业人员与社会工作者在实地反复记录的现实结果。

砂拉越的民间团体，尤其是关注妇女与儿童权益的组织，长期指出，童婚并非文化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源于弱势处境，如贫困、教育不足、家庭压力以及法律保障薄弱等因素。

因此，将法定结婚年龄提高至18岁，并不被视为对传统的冲击，而是一种保护措施，旨在保障那些常常缺乏权力拒绝替他们做出重大人生决定的儿童。

此外，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不论族群或信仰，许多马来西亚人都有理由支持这一改革。

将结婚年龄设为18岁不仅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常理与基本判断。

婚姻意味着法律义务、情感责任及经济负担。让未成年人承担这些责任既不切实际，也常常带来伤害。推迟结婚可让青年完成学业、心智成熟，并以更自主的姿态迈入成年生活。

与半岛的情况形成对比，值得深思。尽管多个州已进行法律改革，童婚仍然时有发生，而且常常以宗教或道德理由作为辩解，包括将其视为应对青少年怀孕的手段。

然而，许多穆斯林团体和学者，也对这一做法表示不适，他们意识到婚姻往往被用作应对更深层社会问题的“速成”手段，例如性教育不足、贫困以及家庭支持缺失。对此的不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逐渐增加。

因此，砂拉越的提案不应被孤立看待。它预示着马来西亚在应对童婚问题上的潜在转变，从单纯的道德恐慌与法律漏洞，转向注重预防、保护儿童以及关注长期的社会影响。

这也表明，改革不必通过对抗方式才能具有意义。砂拉越将提案建立在健康数据、儿童福利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从而以更具说服力的方式重新界定了讨论，使其更难被忽视，也更易获得支持。

毋庸置疑，阻力必然会出现。以文化传统或宗教自主为理由的反对意见在意料之中。然而，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法律的存在正是为了在习俗无法保障弱势群体时提供保护。如果砂拉越能够成功将18岁确立为普遍且不可逾越的最低结婚年龄，这很可能为全国树立一个标杆。

进步有时不靠高声宣告，而是通过在关键原则上划出一条明确界限而实现。在婚姻与儿童权益方面，砂拉越似乎正准备划出这样一条界线，这值得社会给予重视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