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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5am 11/02/2026

社交媒体

年龄限制

谭政宗

政言君子

Newswirer时事观点

青少年身心健康

未满16岁社交媒体禁令

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

谭政宗.数字趋势发展快于儿童适应能力

在一个数字发展远快于人类适应能力的时代,社会终于开始承认:并不是所有技术进步,都适合无条件交到孩子手中。对我国而言,这场政策转向,或许正是迈向更成熟数字社会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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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有人提议,允许13岁的孩子自由驾驶汽车、饮酒,或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我们几乎本能地会觉得:这太危险了。然而,当同龄孩子每天沉浸在以注意力和情绪为商品、由演算法驱动的世界时,社会却长期将这种现象视为正常成长的一部分。这种矛盾,正是全球开始重新审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根本原因。

每年于2月8日庆祝的国际互联网安全日不再只是提醒公众提防诈骗或文明上网的象征性活动,而是标志着一个明确的政策转折点。从澳洲到欧洲,再到东南亚,许多国家政府陆续倡议设立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并以立法方式落实执行。世界卫生组织也首次公开表态,指出社交媒体已成为影响的重要数字决定因素。这是一个基于科学、司法与社会现实累积而成的政策回应。

长期以来,13岁被视为社交媒体的安全门槛,但这个数字从一开始就缺乏医学或心理学依据。它源自1998年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目的是规范数据收集行为,而非防范成瘾、心理压力或社交伤害。90年代的网络世界,并不存在今日这种以无限滑动、即时回馈、精准推送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将一个为隐私合规而设的年龄标准,沿用到高度成瘾化的平台时代,本身就已脱离现实。

更关键的是,这套制度在执行层面几乎失效。所谓的,多数平台只是要求用户自行填报出生日期。大量研究与官方审计早已显示,未满13岁的儿童广泛活跃于各大平台,而平台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责任去真正阻止这种情况。违规的后果,往往只是账号被删除,真正承受压力的,却是家长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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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局面在近几年开始发生变化。欧美多起诉讼指控科技公司刻意设计会诱发成瘾的产品机制,利用青少年尚未成熟的自控能力来延长使用时间。2026年初,涉及Meta与YouTube的大规模诉讼正式进入审理阶段,TikTok与Snapchat也已选择和解。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将问题从“内容不当”,上升到“产品设计本身是否造成系统性伤害”。当法院开始介入,政策方向也随之转变。

澳洲是最早将这个逻辑转化为立法行动的国家。2025年底实施的,在短时间内迫使平台移除数百万个未成年账号。这是首次有政府成功要求科技公司主动清理用户群体,而不是等待举报之后才采取的被动行动。尽管青少年仍尝试透过技术方式绕过限制,政策也暴露出资源不平等的问题,但这项立法已明确传递保护儿童,不应再只是家庭的孤军奋战的信号。

欧洲国家则从公共健康角度切入。法国将社交媒体限制与校园手机管理并行,试图切断15岁以下青少年全天候被数字刺激包围的生活模式。西班牙强调实名验证,避免形式化的勾选制度。英国在既有的在线安全法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面的未满16岁限制。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将社交媒体问题视为结构性风险,而不是个别失控案例。

支撑这个转向的,是日益明确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青少年时期,大脑中负责情绪与奖励的区域高度活跃,而负责判断后果与抑制冲动的前额叶皮层,则要到二十多岁才完全成熟。社交媒体中的点赞、推送与即时回馈,正好精准刺激这个尚未平衡的神经系统。多项长期研究已发现,频繁查看社交媒体与焦虑、自我价值感波动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在这样的生理条件下,要求孩子理性使用社交媒体,并不现实。

我国推动,正是在这个国际背景下的本地回应。法令要求大型平台取得执照,并明确规定其照护责任,将儿童性剥削内容、诈骗与自残相关内容列为优先处理的严重危害。同时,政府也已原则同意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6岁。这意味着,国家不再只是呼吁平台自律,而是开始为数字环境设定清晰的责任边界。

这项政策的现实基础,并不抽象。执法单位近年来破获多起涉及儿童的网络性犯罪案件,诈骗损失金额以十亿令吉计,而社交平台正是主要传播管道。更令人痛心的是,因网络霸凌而走向极端的个案清楚的告诉我们,数字伤害并不会因为关掉手机就自动消失。它是全天候、无处不在的。

当然,年龄限制并不是灵丹妙药。它需要配合替代性的安全空间、学校与社区的支持,以及家长的数字能力提升。政府在国际互联网安全日推动的相关培训与技术协助,正是弥补这缺口的重要一步。真正有效的保护,必须是制度、教育与社会共识的结合。

有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过度介入私人生活。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社交媒体是一种以牟利为目的、对心理具有影响力的产品,那么为儿童设立使用门槛,本质上与烟酒、交通或食品安全管制并无不同。这不是剥夺自由,而是承认未成熟者需要额外保护。

社交媒体年龄限制的全球趋势,反映的不是对科技的恐惧,而是对儿童成长节奏的尊重。在一个数字发展远快于人类适应能力的时代,社会终于开始承认:并不是所有技术进步,都适合无条件交到孩子手中。对我国而言,这场政策转向,或许正是迈向更成熟数字社会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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