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杰.凭什么用无辜者的血汗钱为罪恶买单


不判死,不足以平民愤;不执行死刑改判长年监禁,不仅平不了民愤,更是把纳税人按在地上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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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政府,为了缓解监狱人满为患、满足废死联盟的主张、同时让本来就该死的囚犯承受同等的刑罚,于是祭出一个可以同时满足三方的刑罚:累进截肢刑。
威利宾汉是第一个接受这个刑罚的强奸杀人犯。他奸杀了一名女童,那个地方的政府判他累进截肢刑,由被害人家属决定截割他哪些器官,每次只截一部份,不能再多,等伤口愈和了再截。
这个本就该死的奸杀犯,被女童的父亲一次次指定截去他的肢体,像切香肠一样,今天切掉你的一根脚趾,明天切掉一只耳朵,后天截去一条小腿,就是不让你痛快的死。
你觉得,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野蛮的极致?
这不是狂想,这是我在长周末看的微电影情节,一部很多人没看过的冷门电影─《威利宾汉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Willie Bingham),由澳洲团队拍摄的惊悚短片情节。
最恐怖的不是血腥,而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冷静─医生护士穿着洁白的制服,拿着手术刀,一次次的肢解一个活人,像是在修理一台故障的机器。
威利被截肢后,还要到学校去演讲,现身说法警示青少年。慢慢的,威利的手脚没了、五官没了、只剩下一个连着头颅的肉躯。女童父亲─那位掌握生杀大权的父亲,其实并没有复仇后的快感,只有无尽的空虚和愈发扭曲的愤怒。
他要求切得更多,彷佛只要威利还有一块肉存在,他的痛苦就无法平息。
短短十几分钟,却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地锯在观众神经上。短片抛出了一个极具挑衅意味的问题:让一个人“慢慢消失”,真的比直接给他一颗子弹更具正义感吗?
电影终究是电影,文明国度并没有如此恐怖的累进截肢刑,但我们正走向电影要表达的困境—在废死呼声下,我们让死囚活着,但代价不仅仅是正义的缺席,更是纳税人真金白银的流失。
那些高举人权大旗的废死派圣母们,总喜欢把死刑描绘成野蛮的公权暴力。他们主张用终身监禁来取代死刑,认为这才是文明的体现,认为让罪犯在牢里忏悔,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别开玩笑了!抛开那些虚无缥缈的道德高调,我们来算一笔血淋淋的经济账:
以台湾法务部为例,该部曾透露执行枪决的子弹造价,大约是新台币220元(约30令吉)。即便加上麻醉剂、法医验尸和火化的费用,送走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不过是几千块台币的开销,就几百令吉的事儿。
这几百块钱,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了结,彰显了社会公义,也震慑了潜在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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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自从废除强制性死刑(但还保留死刑),并赋予法官裁量权,将死刑改为30至40年的监禁后,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豢养这些本该偿命的凶手。
根据马来西亚监狱局的数据,一名囚犯每天的膳食费、医疗费、水电费及管理成本,平均约为50令吉。这还是保守估计,未计算监狱设施的维护和狱卒的薪资通胀。
让我们按下计算机:1天50令吉,1年就有1万8250令吉、30年是54万7500令吉、40年是73万令吉。
为了展现所谓的人道主义、为了让一个杀人犯活下去,以展现他可教化的样子,我们每一位奉公守法、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必须集体掏出超过50万令吉来养活他!
这还没算上通货膨胀,若这位可教化的杀人犯在狱中生病了,就像威利宾汉那样需要动手术,或者患上慢性病,这笔医药费又是全民买单。
为何不拿50万令吉去铺桥修路施医赠药?能不能用来提升破旧学校的设施?能不能用来津贴B40群体的医疗?
为什么我们宁愿把这笔巨款花在一个强奸杀人犯的身上,也不愿用在无辜的贫苦百姓身上?这就是废死派口中的文明吗?那这种文明未免太过昂贵,也很虚伪。
在《威利宾汉的消失》,女童父亲看着被切成人棍的凶手,心里并没有得到救赎。现实中,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对受害者家属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凌迟”?
他们知道凶手还活着,还在呼吸,甚至还在狱中享受着免费的饭菜和医疗,而他们的至亲却早已化为白骨。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与电影里物理上的截肢,本质上是一样的残忍。
死刑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止损。
它止住了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它止住了社会资源的无限浪费,一颗子弹,成本不到50令吉;30年的牢饭,成本超过50万令吉。
在电影里,威利宾汉的身体一点点消失,换来的是一种变态的满足感;在现实的马来西亚,死刑的威慑力正在一点点消失,换来的是国库一点点被掏空,以及社会正义一点点被稀释。
天天嚷嚷要废死的,主张留他们一条命,是为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我更想问:凭什么要用无辜者的血汗钱,去为罪恶买单?
当正义变得太昂贵,当惩罚变成了一种对罪犯的长期豢养,那我们与电影里那个病态的刑罚,又有什么分别?
不判死,不足以平民愤;不执行死刑改判长年监禁,不仅平不了民愤,更是把纳税人按在地上摩擦。
威利宾汉最后“消失”了,中国政府对干诈骗的明家与白家十数人先后团灭了;在这里,那些本该消失的罪恶,却因为我们泛滥且廉价的慈悲心,正以一种昂贵的方式,苟活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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