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江.总编辑的江湖风险

内政部、警方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一旦接获投报，依法按程序展开调查，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起调查往往由三个机构轮流介入，让总编辑们疲于奔命地接受盘问，反复说明失误的原因，无形中形成沉重的压力。如今，新闻工作者所承受的政治化与刑事风险，已明显升高。

过去出错，最多只是更正或道歉；但今天，却可能随时面对刑事调查、拘留，甚至被上手铐。这不仅对新闻专业构成寒蝉效应，也为媒体人带来巨大的心理与职业压力。

因此，我认为，一旦接获针对媒体的任何投诉，政府应优先把调查工作交由国家媒体理事会处理，而非直接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或警方介入。这才是媒体理事会存在的意义所在——在保障问责的同时，也为媒体人筑起一道必要的缓冲，降低刑事化处理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说回FMT记者事件，通讯部长法米指出，陈传旭一案所引发的风波，并非源于网媒所刊载的内容，而是由在场民众录制后上传至社交媒体、遭到广泛转传所致。既然如此，为何至今仍未见执法机构针对这名刻意上传、并企图破坏社会和谐的人士展开调查？这些人明显是在蓄意煽动，并放大种族憎恨情绪。

至于那些动辄对涉案者家属进行人肉搜索（doxing）的行为，更应依法、且高调地展开调查，以收震慑之效，也让滥用网络便利者，清楚意识到法律后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批评陈传旭问了一个不够成熟的问题，但其实不至于让他承受如此巨大压力。作为一位在6个月前才成为正式记者的新人，除了需要累积与提升个人的见识，也需要磨练发问技巧。

这个事件也让我想起敦马哈迪任相1.0时的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我和多位来自不同语文媒体的记者，被邀到吉打州莪仑采访柏华惹钢铁厂开幕典礼。开幕结束后，敦马照例召开新闻发布会，我抢着发问。敦马听完我的问题后立刻站起身，转身离开，并留下一句话：“你们从吉隆坡专程来这里采访，却不是问柏华惹的问题……”。的确，我应该先请他谈谈钢铁业或柏华惹的发展，而不是问一个跟政治有关的问题。

我和在场的记者们互相对望，随后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哎呀, Kuik”那一刻，我对自己未能掌握好采访技巧，感到既尴尬又难受。毕竟，那时的我，已不是菜鸟。

在职场上，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犯错、改进与学习的过程中成长。社会应该给予年轻人，包括媒体工作者，纠正错误与成长的机会。作为人类，有谁不会犯错？只要不是存心之过，人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宽恕的机会。过度的惩罚与行动，只会助长那些刻意制造社会不稳定者的阴谋。

实际上，一些所谓的“错误”，往往是在政客蓄意挑起与放大后被政治化，才导致犯错的媒体机构遭到调查和打压。

在处理此类高度政治化事件时，执法单位应依案件性质与轻重，兼顾法理与情理，审慎行事，避免采取易被视为过激的手段，以免引起矫枉过正的观感。

媒体工作者不像那些政客，会为了个人或党派的政治利益，不断炒作种族、宗教等敏感课题，撕裂社会与族群关系。这些政客才是最应该受到约束与问责的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善良、关心社会、经常报道警察故事与贡献、传递政府施政信息、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的媒体工作者。

当然，作为媒体工作者，我们更要谨记任重道远的职责与使命。

在假新闻与虚假信息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必须守护媒体的公信力、专业与底线，不可为了抢流量、追速度而不断犯下各类低级错误。严格把关，是我们守护社会和谐、推动进步与维护公众知情权的最重要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