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能力安排昂贵的烟花与无人机表演，却买不到他们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尊重；我们能建出世界级的商场，却教不出一个懂得将垃圾带走、留给城市一分体面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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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旦倒数时被捉到的42位“垃圾虫”，或将是第一批在社区服务法令下，被法庭判刑去扫大街最多12小时的人。他们会穿上印有“我乱丢垃圾，我是垃圾虫”标语的荧光色背心，在执法人员监督下去捡罐子、扫落叶、割草油漆、可能还得去捡起在柏油路上被反复辗压的小动物干尸。
这样的劳改式社区服务，一定会登上新闻头条。“这样很好啊，乱丢垃圾就去捡垃圾，没毛病”。支持者一定会这样说，11年的国民教育，反复告诉你要如何做个好公民，怎么读到大专大学了，还是学不会如何使用垃圾桶？反对者会批评这种羞辱式的文明再造，“这跟文革时期，给人戴牌子后游行批斗，就是要把你的尊严按在地上来回摩擦，达到掌权者杀鸡儆猴，拿你立威看谁还敢反对我。”
自从有了各种街头庆典，包括街头示威，人潮散去后自会留下一地垃圾，或被收拾打包堆放一旁，或散落一街等待收拾。清道夫总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在狂欢倒数人潮散去后，在太阳升起，城市又再繁忙拥挤前收拾干净，彷佛都有仙女棒，挥一挥就有魔法。
42位行将被判去扫大街的“垃圾虫”，包括18位外国人，和2名小孩子。他们没有仙女棒，只有42枝扫把，要他们尊严扫地的去扫大街，这样他们才会长记性，不会再把公共空间当成后花园。
这是一场被动的、带有暴力色彩的社会教育，也因为有外国人，肯定会登上国际媒体，提醒要趁“2026大马旅游年”来吃榴梿喝椰水的游客，千万别侥幸以为自己只是丢一小截烟蒂、一小张纸巾、一小包吃不完的零食，一旦被捉就得穿上荧光背心去扫大街，还不能用罚款了事。
42枝扫能扫去多少垃圾，这还说不准。在这个捉禁区内抽烟、捉驾车用手机、捉超速危驾、捉裙子裤子太短都很积极的国家，接下来就是一场更多人加入的捉垃圾虫风气，猎巫式的捉不停，让人人都好害怕得谨言慎行，包括游客也一视同仁，挺好的嘛！
一场倒数活动，捉了42人出来“祭旗”，至于贡献了一地垃圾的其它人，也许是用光了一整年的幸运才没有被捉到。他们在最繁华地段的商圈蹦迪，他们对精彩的无人机表演发出欢呼，却把各种不要的物件往地上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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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能力安排昂贵的烟花与无人机表演，却买不到他们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尊重；我们能建出世界级的商场，却教不出一个懂得将垃圾带走、留给城市一分体面的公民。
42位垃圾虫低着头去清扫大街时，社会必然会为法治威慑的心理转型响起一阵喝彩，“终于，我们像新加坡那样，说到做到了”。
但你别太得意，我们都有随手丢垃圾的野蛮本能，他们只是运气不好的代罪羔羊，替那几万名同样在狂欢后丢掉闷热雨衣、喝完的饮料罐、吃完的食物包装后拍拍屁股走人、将公共空间当作私人垃圾桶的其它参与者，承担了众人的罪与罚。
从罚款到扫街，究竟能多有效？餐馆内外依然有人公然抽烟、司机还是边用手机边驾车、这些恶劣行为会被罚款，但乱丢垃圾却没跟你要罚款，却给你安排一件荧光背心和一枝扫把，无论你多有钱、统统都给我去扫大街去！
42个扫街人的背影，映现了教育体系最尴尬的成绩单—我们教出了会考试的资优生，却教不会“垃圾桶很好用你学会了吗”的人。
更深层的危机，是这42个垃圾虫，是在元旦倒数活动后被捉现行的。这里面的国民为何会觉得“我只是丢了个瓶子，有什么大不了”；这里面的外国人为何会觉得“我是外国人你又能待我如何”。
2位小朋友一定是看到大人都丢得那么顺手自然，为何他只不过丢了张零食包装，就被捉去扫街了呢？
我们习惯了用硬体建设来定义进步，彷佛有了双峰塔的傲气、有了无人机的灵动，我们就自动跨入了先进国的门槛。垃圾虫的“第三世界思维”，在有“第一世界设施”国度里剧烈冲突，让马来西亚在追求先进的道路上，显得步履蹒跚且充满伪善。
42枝扫把，或能扫干净一条后巷，但谁来扫去我们那早已习惯了野蛮、习惯了投机、习惯了在混乱中寻求便利的公民素质？
这不应只是针对42人的惩罚，更值得全民做集体反思：你该庆幸自己没被逮到，还是该耻于自己曾是那座垃圾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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