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边缘01】外籍家政工的诉求,你听见了吗?



在马来西亚,外籍家政工与难民长期处于在社会边缘,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家政工在雇主家辛勤工作,却长期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难民无法合法工作,生活里充满各种限制和不确定性。无论是安全的工作环境、应有的休息权,还是人身尊严与自由,这些基本权益对他们而言往往难以获得保障。尽管他们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维持生计、支撑家庭,仍被排除在法律和制度保护之外。
看见他们的处境,是社会的责任,既然我们看见了,就不能装作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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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刘紫晴
摄影:本报 林泓川
在本地,许多家庭都会雇用家政工协助处理繁琐的家务,因此家政工已成为支撑家庭日常运作的重要劳动力。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每年的6月16日是国际家政工日,旨在纪念国际劳工组织(ILO)于2011年通过的第189号公约。该公约肯定了家政工的贡献,并致力推动更好的工作条件、薪资和法律保障。
然而,我国并未强制落实家政工每周享有24小时休息日的政策,外籍家政工在本地仍普遍面对恶劣的工作条件,包括强迫劳动、权利被剥夺以及各种形式的剥削。根据ILO 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约三分之一的外籍家政工处于强迫劳动的环境中,再加上不固定工时、缺乏周休日,以及个人证件被没收等问题,使情况更加严峻。

据2019年的调查显示,我国约有13万名注册外籍家政工,其中72%来自印尼,25%来自菲律宾;估计目前实际在我国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数约为20万至30万人,而许多人属于非正规就业
在本地,几乎每5个家庭中就有1个雇用家政工,但她们却被排除在《1955年雇佣法令》所保障的基本劳工权利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她们提出想要休息时,会遭到雇主施暴、威胁或言语辱骂。一些家政工透露,雇主或中介会没收她们的个人物品,包括护照、合约和手机,间接剥削她们的自由。
6月15日早上,正值国际家政工日前夕,逾百名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家政工齐聚吉隆坡市中心一家酒店的会场,热烈庆祝属于她们的节日。只见她们穿着民族服装,在舞台上弹奏吉他和乌克丽丽;也有人随着音乐婆娑起舞。这一天,她们暂时卸下家政工的身分,展现工作以外的另一面貌。


此外,一旁的展示板写满她们的诉求和心声——“#24HoursWeeklyDayOff”、“#ForDomesticWorkers”、“Ratify ILO C189”“Emosi”、“Penat Tapi Harus Semangat”。会场上更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探讨外籍家政工应有的基本权益。这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想让外界听见她们长期以来的诉求。

罗西达:尽快适应陌生环境
来自印尼东爪哇的罗西达(48岁)来马担任家政工已有16年,回想起初到异乡工作的日子,她坦言当时压力非常大,不仅对环境陌生,也对雇主一无所知。她只好一边适应陌生的环境,一边学习和雇主及其家人相处。“关于雇主的家庭情况、性格、和居住环境,我都必须尽快适应。”
她的日常工作包括照顾孩子、煮饭、打扫家里,还要应付雇主家中来来去去的家人。“雇主有5个兄弟姐妹,经常轮流来家里住,所以要照顾很多人。”
然而,最让她崩溃的是她不被允许使用手机。在工作前两年,她一个月只能使用一次雇主提供的手机联系家人,但雇主经常更换SIM卡,使得家人无法主动联络她。通讯受限使她的压力更沉重,即使家中有紧急状况,她也无从得知,因此只能靠哭来释放情绪。
当雇佣合约到期时,罗西达向雇主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如果能使用手机,她就愿意续约。雇主起初表示同意,但每周检查她的手机,她果断拒绝了,她认为这涉及她的隐私。
经过一番来回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只要在工作时间不使用手机,其余时间她都可以使用。她说,是同行朋友提醒了她手机的重要性,那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隐私权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工作不忘照顾心理健康
对许多打工人来说,周休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罗西达而言,这却是她和同伴花了多年才争取到的权利。
在雇主家工作的11年里,她起初完全没有休息日。4年后,雇主才同意让她每3个月休息一天,而且每次休假都是由雇主亲自载她去探望在本地的亲戚,隔天再接她回家。直到2016年,她鼓起勇气向雇主提出希望每周能有一天休息。这个协商过程十分漫长,最终雇主同意让她每个周日从上午休假到晚上10点。
“休假日不只是让身体休息,也能照顾心理健康。我们可以和朋友见面、参加活动、分享彼此的近况,压力真的会减轻很多。你会感觉自己不是孤单的,原来有许多人和你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加入PERTIMIG争取自身权益
随后,她和同伴也加入了PERTIMIG(印尼移工家政工协会)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家政工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课题。我们凝聚在一起,就有力量去争取我们的权利。”加入工会后,她陆续参加了英语、电脑、商业和缝纫课程。由于擅长缝纫,她主动担任缝纫课导师,每逢休假日都会到工会教导同伴缝纫。她偶尔回家较晚,雇主会询问她的去向,她也会耐心解释。后来,她学会提前告知行程,让雇主放心。
“我会主动向雇主交代行踪,去哪里都会拍照给他们看。”
与雇主一家相处16年后,双方已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工作上,我们仍是雇主和员工,但在生活中可以像朋友一样沟通、交流。”在她看来,雇佣关系里的信任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莱艾妮:转做钟点工 自主空间更多
55岁的莱艾妮来自菲律宾中部的维萨亚斯群岛,在本地从事家政工作已有15年经验。她曾三度来马工作,服务过形形色色的雇主。多年的全职家政工作让她身心俱疲,于是她转为做兼职钟点工,以获得更多自主空间。
莱艾妮曾在汶莱和新加坡工作,如今则在吉隆坡从事兼职家政工的工作。她在2010年第一次来马当家政工,当时她刚结束新加坡的雇佣合约,由于新加坡雇主与本地雇主关系要好,经介绍后她便被派遣来马服务。然而,这段工作经历不到一年便划下句点。
她表示,新加坡雇主和本地雇主对待员工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在本地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厚道,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必须同时照顾婴儿和处理家务,而这是她认为非常危险的事情。更困难的是,她并没有住在雇主家里,雇主为了保持隐私,要求她每日往返,加剧了体力消耗。
最终,她与第一任雇主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雇主却称她擅自离开,这段经历也让她之后找工作十分艰难,但幸好一切都熬过来了。
自行保管证件享受自由
由于与第二任雇主存在语言差异,莱艾妮在沟通上面临不少困难,但她仍努力工作,直到雇主举家搬迁到迪拜。离开前,雇主询问她是否愿意留在本地工作,她同意后,在当地雇主的担保下继续留在本地当家政工。
在那段日子里,她几乎没有休息,她形容自己每天就像机器人一样不间断地工作,但值得庆幸的是她自行保管个人证件和护照,因此没有被剥夺自由。
如今,她已转当兼职钟点工,主要负责打扫住宅,有时需要照顾宠物,若雇主要求,她也会烹煮三大种族的料理。目前,她服务于两户家庭,一户每周5天,每次约4小时;另一户每周3天,每次4至5小时,薪资视工时而定,假期则会获得补贴。
相比过去的经历,她对现在的工作状态感到满足,因为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休息,也能参与社群活动。除了参加AMMPO(菲律宾海外家政工协会)的活动,她也享受独处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如看纪录片、阅读、散步。她还会照流浪猫狗,并帮它们寻找新的主人。

加入AMMPO了解自己权利
在离乡背井期间,她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丈夫和母亲相继离世。然而,碍于身分证件限制和工作忙碌,在丈夫去世时,她无法第一时间返乡去见最后一面,这也成为她心中最大的遗憾。来马工作的这些年,她都不曾回乡;直至去年,她才第一次回到菲律宾。同年母亲去世,她在母亲临终前见上了最后一面。
长期处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让莱艾妮逐渐意识到支持网络的重要性。直到去年加入AMMPO,她才真正了解到自己拥有要求休息日和其他劳动保障的权利。如今,她不仅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也积极向新加入的同胞普及家政工应有的权益。

政府须速立法保障家政工权益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移工与难民委员会联合主席拉玛切尔瓦姆指出,家政工在我国社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她们长期无法获得应有的劳动保障。
“马来西亚有超过10万名外籍家政工,但现行法律的保障仍未覆盖她们。政府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将法律保护延伸至所有家政工,无论本地或外籍。”
为了补上长期的法律缺口,他呼吁政府尽快立法保障家政工的权益,将她们纳入劳动法体系里。这不仅涉及我国的形象,也关系到国家是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拉玛切尔瓦姆提出两项明确的改革方向。首先,是落实适用于全国家政工统一合同;这份合约可确保雇佣关系透明、权利义务明确,也是许多国家保障家政工的基础。其次,人力资源部长具备法定权限,可直接颁布相关规例,加快改革步伐。
他表示,推动更完善的制度和立法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确保所有劳动者都受到人道对待;第二是避免我国在人权和劳动标准方面遭到国际质疑,尤其是在 ILO强调的强迫劳动议题上。
随着国际家政工日的到来,他呼吁政府严正看待家政工的权益议题,确保她们不再被排除在劳动保障之外。家政工的权益理应受到重视,她们的声音也值得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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