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一定会觉得，禁酒是一场历史性的低级错误，切莫重蹈覆辙。
最近，本地许多政客都利用酒精大做文章，不断给酒精冠上各种罪名标签，炒作得不亦乐乎，搞得首相不得不发表看法，让我看了哭笑不得。
今年的东盟峰会在吉隆坡举办，世界各地的国家领袖都会出席，包括那位阴晴不定的美国总统，你们竟然还有余力为酒精争吵？你们不是应该花更多精力去处理国家大事吗？蛤，要办一家清真航空公司？还嫌亏得不够多，不够冤吗？
这些政客吃着民脂民膏，行为却像是那些看到校园暴力新闻，就嚷嚷着要禁止学生玩游戏的恐龙家长，以为只要把某样东西打成“原罪”、列为“非法”，然后进行切割，这个世界就会恢复成他们幻想中的清净模样。
首相大可问问特朗普如何看待我国的禁酒议题，我相信他听了估计会露出吃惊模样，心里蹦出三个英文字母，无言以对，然后请幕僚代为回答。其幕僚则会让安华去搜一搜，1920年至1933年期间在美国推行的禁酒令。
那时候的美国也有相同民间诉求——认为酒精造成许多社会与健康问题，进而要求政府出面禁止。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支持下，禁酒令席卷全国，各州也纷纷制定执行措施，力度不一，此处不详细赘述。
如今，美国禁酒令已不复存在，但这段“大规模社会实验” 却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参考的资料。
首先，社会与公共健康问题方面，禁酒令确实有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酗酒造的健康问题有所下滑；犯罪率则难以判断，没有确切的数据记录。
但是，这些禁酒令不是零成本的。
美国民间本来就有饮酒习惯，且历史悠久。这样的习惯，不可能因一纸禁令就此消失，越是禁止就越难管理和控制。举例来说，我国政府越是禁烟，对烟草公司施加越高的税收，走私烟越有利可图。马来西亚不是内陆国家，我们可是四处沿海，要如何监督？
同样情形也发生在美国。禁酒令推行后，产生了各种新的社会现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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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酒饮成了一门生意，黑帮分子满怀感激地收下政府这项 “厚礼” ；有人发现葡萄汁放置60天后会发酵成为高浓度葡萄酒，所以民众拼命买葡萄；医疗酒精也能酿酒，于是医师和药剂师借此卖出更多医疗酒精；酒吧改为地下经营，门面上则伪装成唱片店、书店等等；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工业酒精在缺乏监管下被用于酿酒，导致许多人饮用后致失明、瘫痪或死亡。
值得玩味的是，执法人员对低收入阶层展现出“高效率”。记者调查发现，工人最容易被针对，上流社会阶层则在禁酒令出台前，就已囤积了大量的酒精饮料，其中更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哈定。
嗯？你说为什么会双重标准？
很简单，因为权力不对等，也因为法律资源不对等（并非法律不平等，而是处理法务上的资源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许多政客动辄要禁这个，禁那个的想法有所保留，也提醒身边亲友无需随之起舞，因为一旦实行，这些禁令也只会落在社会最穷苦、最边缘的群体上。
这也是为什么，若安华就禁酒议题咨询特朗普，后者会无言以对的原因。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觉得，禁酒是一场历史性的低级错误，切莫重蹈覆辙。
说了这么多，我并非鼓吹饮酒。我自己就不怎么饮酒。
但是，从国家经济产业角度去看，酒精确实不应该禁止。你可以禁止人们在街上喝酒，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社会问题，但你不能否认，酒精饮料是个能在许多庆贺或愉悦的场合里烘托气氛的工具。而在娱乐产业，譬如说旅游业，酒精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毕竟，相信没人会希望出国旅游时，高兴起来要喝几杯，也受到诸多限制。反之，一个拥有多项限制的国家，人们不去也罢。
有人结婚了，我们干一杯；有人升职加薪，我们干一杯；一笔生意谈成了，我们干一杯；家中孩子高中状元，我们干一杯；几位好友聚会，聊起过去的人生高低，我们干一杯；喜欢的球队进球了，我们干一杯；即使没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干一杯。活着，也是件喜事。
我们干一杯，莫使金樽空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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