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联邦法院和平集会判决：宪法保障与司法独立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联邦宪法条文释义。

其一，联邦宪法第10（1）（b）条：亦即“每一个公民均享有和平集会与结社的权利”；第10（2）（b）条“国会可以通过法律对上述权利施加合理限制，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

这么一来，我国宪法已明文保障公民的集会自由，国会可以为了维护国安与秩序作出限制。然而，“合理限制”必须符合比例，不能剥夺权利基本原则。

其二，《和平集会法令》第9（5）条：“若未遵守第9（1）条提前通知规定，主办人即属犯罪，可被判罚款最高一万令吉。”如今联邦法院否决的关键，在于第9（5）条不能将“程序性不合规”直接刑事化，过度干预人民集会的基本权利。

东姑麦润的判决重点，是基于比例原则与保障集会基本权。她指出：要求提前通知系属于程序性规定，是行政管理集会的必要工具，原则上合法，所以提前通知制度合宪。但是，将之刑事化则违宪，未通知即直接定为刑事罪行，对公民行使宪法权利构成威胁，更不符合比例原则。

东姑麦润认为，无事先通知未必危及公共秩序，执法者可采取非刑事措施处理；由于集会自由是宪法保障权利，不应以严苛刑罚为限制手段，集会自由不应以行政便利为理由予以架空。

司法独立是法律对抗滥权的防线

大法官的裁决彰显大马司法的宪政功能，亦即作为权力制衡、维护基本权的最后防线。当国会立法或行政执法对基本自由构成过度限制时，司法有责任审查与纠正是否违宪。

自2018年政权轮替以来，我国司法体系逐步迈向独立性。从1MDB贪腐案件，到近年的国会解散合法性挑战，以及如今和平集会法违宪裁决，均显示司法机构不再完全顺应行政部门的政治意志，而是回归宪法保障的原则。

根据经常集会游行的亚洲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作法值得参考。

首先是韩国《集会与示威法》规定，凡集会需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若未通知，警方可命令解散，但一般上不会直接动用刑罚，只有在违反解散命令时方构成犯罪。

其二是台湾《集会游行法》，于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改革，将“许可制”改为“报备制”，未报备虽可解散，但刑罚大幅减轻，保障民众合法集会自由。

其三是香港《公安条例》，要求提前7天通知警方，警方可基于国安与秩序理由反对，凡违规属于刑事罪。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国安法》架空集会自由，使得相关条文沦为空谈。

其四是泰国《公共集会法》，规定提前24小时通知，违规者可被罚款或监禁，执法偏严，但仍保留法院救济途径。

从比较法可见，提前通知制度为多国通例，关键在于：是否以刑事手段威吓人民？是否给予合理例外与救济？是否成为警方否决集会的工具？

此次判决废除第9（5）条刑事化规定，将我国集会游行的制度朝向“报备制”而非“许可制”迈进，这与台湾改革方向相似，确保行政仅扮演协调与安全维护角色，而不是限制人民行使宪法权利。

制度改革是强化民主的契机

大马宪法第10条列明，集会自由乃公民基本权利。然而，过去由于殖民法系、内安法思维与威权治理传统，集会常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严厉限制。

所以，联邦法院此次判决意义重大，具体展现：宪法优位原则，国会立法不能凌驾于宪法基本权利之上；比例原则适用，限制基本权利须合理、必要与最少侵害；司法独立价值，法院成为民主宪政秩序的守护者。

展望未来，国会应考虑修订《和平集会法令》，包括缩短通知期限、降低主办方的责任门槛，以及建立警方与主办方之间的合作机制，仿效台湾“行政协助”取代“行政审查”的模式，让集会自由真正落实于生活日常之中。

唯有如此，人民的集会自由才不仅止于纸上谈兵，而是民主世界的日常，让多元声音在和平与法治的保障下，共同塑造大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