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Mind the Gap/02】视障者城市求生记:盲道不完整,他们该如何摸索前行的方向?


从健全到失明,黄家勇的人生被一场罕见疾病骤然改写,而真正漫长的考验,并不只在失去视力之后,而是在重新踏入社会的每一步。
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公交系统,对他却处处是“看不见的障碍”:没有语音提示的闸门、断裂的盲道、被占用的无障碍通道,以及月台与轨道之间的安全缝隙。这些设计上的Gap,让一段原本简单的通勤,变成不断试探与修正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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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勇用十多年的摸索,为自己建立一张“看不见的地图”,也提醒我们:一座城市是否真正友善,不在于有没有设施,而在于这些gap,是否被认真看见与填补。

今年35岁的黄家勇,在23岁之前是个健全的人,然而一场看似小病的感冒,却因自身的免疫力,让他感染了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在重症病房治疗了一个多月,虽然保住生命,但生命从此失去光明。
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是一种罕见且极严重的药物或感染引发的皮肤黏膜过敏反应,黄家勇正是因为感冒去看家庭医生,因对药物过敏而出现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
“虽然最后挺过来了,却逐渐失去视力。刚苏醒的时候,眼睛好像长了眼膜一样看不清楚,两天后就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失明之前,他与哥哥一起工作,失明后也等于失去工作能力,只能在家养身。
从健全的人变成残障人,经过十多年自我调适与学习,他已经走出舒适圈,外出工作,与视障朋友聚餐,甚至唱K,还能自我安慰地说:“至少我不是天生失明,我知道蓝天的蓝是怎样的颜色,太阳的红是怎样的变化!”

重返社会,面临出行最大的Gap
家住雪兰莪巴生的黄家勇,现在的工作是流动销售员,必须在吉隆坡中环车站周围售卖东西,一周回家一趟,来回都是乘搭电动火车。
距离黄家勇家最近的火车站约9公里,他会预约电召车司机到家里接载到车站,然后独自搭电动火车去吉隆坡中环车站,到站后就跟伙伴在车站周遭兜售物品,下班后走路到附近租住的房间休息,一周回家一趟。
“已经习惯了,刚开始是靠视障朋友教路,但对盲人而言,每个人的着落点都不一样,如朋友告诉我大概走10步就到站口,或者左边走5步就有柱子,但每个人的脚步快慢都不一样,还是要靠自己摸索,才能找出适合自己的着落点。”
他直言,病愈初期在家休养时,是无法接受自己成为视障者。在家窝了两年,家人不断开解才慢慢接受事实,开始外出工作,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
他表示,巴生捷运系统未开通前,电动火车是唯一选择,即便不方便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对我来说,或者对一个看不见的电动火车搭客来说,最大的‘gap’应该是每次进闸时扫描车卡,闸门不设语音通知,所以很常闸门开了我都不知道,几秒钟后又关上了,我必须走到柜台要求柜台人员给我开特别通道进去。”

在障碍处处的城市,每一步都需要自己摸索判断
除了科技上的隔阂,车站盲道或触觉引路带也不是必然的设备,包括作为交通转站枢纽的吉隆坡中环车站也不完善。
他表示,吉隆坡中环车站的盲道有一个盲点,就是进入月台后就没有盲道。开始时每次入闸后,他必须找路人带路,才能在正确的位置等待列车,慢慢的自己摸索后,才克服这个障碍。
“大马的好心人很多,只要开口身边一定有人愿意帮助。不过,也许真的有人不想帮忙也不一定,因为我看不到,也不知道身边有没有人,只有别人发出声音或伸出援手,我才知道有人愿意帮我。”

“第三个gap,就是大部分车站范围外都没有盲道,出了车站后就要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在一个从未到过的车站,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必须要靠旁人帮忙。后来遇到一些经常使用这个车站的盲友教我辨别方向的技巧,如数从出闸后走到墙的距离,或靠盲杖敲打到垃圾桶的位置来辨别方向,尽量利用各种着落点来规划自己的路线图。”
“然而,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盲道,而是被挡住了。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骑士经常把摩托停放在车站出口的盲道上,我们走着走着就被撞到,所以有跟没有之间(设备),人的意识才是基本。”
所以他认为,主动开口问是很重要,有需要帮忙就开口,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黄家勇比其他视障者多一个难题,就是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的长期后遗症,也就是气喘,上楼梯会气喘。因为跟盲友学习路线是走楼梯,所以即使车站有升降机,他还是使用楼梯。

一步之差的险境,是看不见的公交隐患
铁轨公交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月台与铁轨之间没有月台闸门,不只是视障者的盲点,甚至也曾经发生过正常搭客掉下铁轨的意外。
黄家勇就曾经历过这惊险的一幕。有次他跟一位视障朋友一起搭电动火车,在月台等候时听到列车声音快入站,朋友就往前等候,岂料走太前踩空掉下轨道,幸好那班列车是相反方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我听到朋友惨叫声,可是当时不是繁忙时间,车站没有其他搭客,我就跟车站保安一起把朋友拉起来,幸好没有大碍。”


活在无法用眼睛掌握的世界里,每次解锁一个新车站时,黄家勇脑海必须先模拟一个画面,首先要找到盲道,确认走进月台的方向,这个过程必须重复两三趟才能深化印象。
他认为,在3种铁道公交中,捷运是相对安全,一应安全措施都到位,如月台闸门,提醒搭客车厢开门方向的播报,无障碍设备做得很好;相对的轻快铁是最危险,因为有的车站是架建在高空,且没有月台闸门,也发生过多宗搭客跌落轨道的意外,希望未来的轻快铁的无障碍设施,都能做到如捷运般友善。
他也提到一个对视障者是挑战的现实现象,就是现代人大多数都是低头看手机,不太留意周遭环境,有时要求助也仿佛身处在无声世界,所以他养成了进入车站后就靠着盲道行走的习惯,找回自己的安全感。

我不是伪装盲人,我也需要大家的帮忙!
无障碍设备乏力,大马人对残障者的疏离感,是另一个令残障者不愿外出的原因。
黄家勇表示,由于他的情况特殊,虽然是视障者,但经常被人质疑为“伪装盲人”,因为他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眯起来,不像是真正的盲人。
“我哥哥说我的眼睛看起来就好像被眼屎粘住打不开似的,这也是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的后遗症,所以常被人怀疑我是假盲。有的人看到我是盲人,想要带我过马路,但不知道怎么带,只能看着我,直至我开口。首先就会举起手说‘不好意思,有人可以帮帮我吗?’”
“所以当我需要帮助时,然后等待他人回应,否则呆呆的站在那边,也不会有人主动来帮我!”
他认为,社会与残障人士的隔阂是有形与无意识的,缺乏认知自己认为是“一下子而已”(sekejap saja)态度,会给其他人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曾经有一次,我跟一名视障朋友走斑马线过马路,被一辆车撞到,轮胎直接辗过我们的脚板,驾驶者下车时说没看到有人在过马路。这些我们看不到的意外,多小心也避免不到,但还是要走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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