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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吉隆坡逛书展】梁馨元 / 逛书展，盲目寻找与不期而遇

2026年，海外华文书市来到第20届，以“20年的邂逅：传递温暖，书出力量”为主题。大众书局作为主办方，更特别筹备20周年音乐会“一首歌，一年代”，由巴生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演出，带来横跨1980-2020年代的经典好歌。在展厅中，可见霓虹招牌、老旧冰室、瓷砖、路牌汇聚而成的港风“香港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处所资助的“腾飞创意——线上线下香港馆”首度入驻海外华文书市，于“得奖专区”展示68项在“香港出版双年奖”以及“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得奖的佳作，极具可看性。对KLCC海外华文书市的印象，第一是多人，第二是难找停车位。午间从展厅离开，地下停车场数辆陌生车子驶向我，摇下车窗，问我是否要离开。陌生人不打照面，而这些开口说话的司机，都是绕了一刻钟还找不到位子停车的绝望的人们。人在绝境中要懂得变通，于是开始争取，寻求解决方案；人在绝境中也读书，于是你看书市里卖得大好的心灵励志／自我成长类书籍，无不成为现代城市人郁闷的解方良药。这个年代，人们为何还逛书展？想看的书在网络书店一键付款，马上即可享用电子版。与这样高效便捷的阅读体验不同，逛书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体力活。在市中心塞车／搭公交、找停车位、排队买票，在那超过10万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来回踱步找书（还不一定找到你要的书），人挤人、排队付款…… 也许，正因为这种“费力”，书展保留了一种与演算法无关的偶然性——盲目寻找与不期而遇。遍地都是存在焦虑于是在展场内不停遇见《停止内耗》《学会接受，不必被喜欢》等一系列关于表达、关系与自我管理的励志书籍；人们驻足翻阅，神情专注，仿佛试图从字里行间寻找某种答案。多年来，黄山料、Peter Su等疗愈系作家，以“理解你”的书写方式承接情绪，持续占据畅销榜。在今年书市，黄山料更是连续签书7小时，签出2000本。逛着，不小心听见身旁一对母女的对话。妈妈让女儿找些自己喜欢的书，看看“能否从中学到一些什么”。阅读的本质是学习，应是无可否认；但近年书展选书甚至书店柜位似乎悄然起了变化，会否也折射出大众阅读心理的微妙位移？刚好，眼前摆着的书山，有《逻辑表达力》《用指尖聊出好关系》《目标达成技术》等聚焦表达、人际与思维训练的自我优化类书籍。过去，工具书解决的是“如何做事”的问题：教你摄影，或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时，教人操作Photoshop。如今，学习具体技能的成本不断降低，看影片学技能反倒更快。要求存，便也需要变通——好似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工具书”不再教人如何操作工具，而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更高效、得体，以至于更不容易被淘汰的人。因而才有了《复利思维》《持续的技术》《12周做完一年工作》等书，教你如何“变好”，或更容易适应社会／成为竞争力更强的劳动工具？一般上，这类书籍会以心理学、哲学或生活美学的行销策略来包装，但似乎总能隐隐闻到一种功利的目的。阅读可以是功利的吗？怀抱一个疑问去寻找解答，跟前者的动机必然差不远。但我肯定的是，阅读必然不仅止于此。香港馆乍泄文字流光——文学与电影的转译书总会有各种可能，好比从文字到影像的转译。走进本次书市的亮点“香港馆”，满满的港风电影味。城市霓虹，颇有老香港的前尘韵味，展馆巧妙地以“中环”、“九龙”的路标贯穿全场，四周坐落怀旧的书店、当铺、冰室卡位及候车站等经典港味视觉元素，营造出浓厚的港式情怀与电影感。一如时光中穿梭——文字是流行文化的前世，影像则成文学的来生。 “腾飞创意——线上线下香港馆”首度入驻海外华文书市。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10月，其以“我们的香港故事”为主题，已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图书博览会“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展出。香港馆主舞台一侧，“创意角”以“从纸页到光影”为主题，串联起金庸、倪匡到许鞍华、关锦鹏等创作者的跨媒介创作。经典文本在导演的镜头下转译为视觉语言，而近年大热IP《九龙城寨》也展示了从小说、漫画到电影的改编。走进帘幕，沉浸式体验专区更将刘以鬯名作《酒徒》中的意识流文字，幻化为视听感官装置，让文学的诗意在光影穿梭间触手可及。大学时期选了李碧华原著《霸王别姬》为组别作业，那时方知电影里的诡丽与痴缠，早在文字里扎了根。金庸江湖里的刀光剑影，在胡金铨、徐克的镜头下变成了大写意的留白；而倪匡笔下卫斯理的奇想，在那个特技尚显笨拙（却极其真诚）的年代，竟也在银幕上碰撞出一个科幻宇宙。文字筑起心象的城池，影像则铺展成感官的奇观——仿佛，那是香港作家与导演之间的盟约。而这份盟约的具现，就是复古艳丽的香港馆展厅。资助带动高水平出版走到“得奖作品专区”，68本精美的展品让人想花上一天去看，去摸，也一窥香港出版业走到多远。远远便被展示柜上大胆的封面设计吸引，走近拿起，纸页的质感、印刷技术的用心皆可在触碰之间感受得到。尤其喜欢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木匠说》，获得了“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资助。轻轻的一本，记录了香港木家具工艺的兴衰，还从木匠精神中打捞出沉浮的城市记忆。深褐色的书封在灯光映照下，隐约透出繁复而细腻的木纹质感——不仅贴合主题，还隐约在说，书从木里再生；此刻，知识与匠人精神巧妙合一。香港出版水平之高，绝非无本之木，还应该是香港出版总会与香港印刷业商会多年的积淀。成立于1994年的香港出版总会，汇聚了从图书文具业、出版学会到联合出版集团等八大核心同业力量。此次海外华文书市的入驻，更是为开拓东盟市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处的资助下，香港出版总会与香港印刷业商会联手完成。本地阅读生态的分流？回到本地展区，可以清晰看到另一种生态。中文书籍、CD和DVD，以及教材参考书聚集在第一和第二展厅；其余的英文书籍、文具、电子产品则在第四和第五展厅展示。本届书市的一大特色是同步举行的第16届“大众书局—Newswire读者票选好书奖”以及“大众书局—BH读者票选好书奖（Anugerah Pilihan Pembaca）”。在书展的开幕典礼上，Newswire与大将文化共同推介了5本重磅新书，其中包括大将文化的三部作品：由世华媒体（马）集团总编辑拿督郭清江撰写的《郭总时间》、其英文版《A Kuik Cup of Tea》，以及泌尿外科专家罗华伦医生的《泌尿问题不尴尬》。除此之外，另外两本同样分量十足的作品，则是出自Newswire活力副刊专题丛书的【典藏活力副刊】系列，第一本是《走读马来西亚》，深入挖掘本土风物与文化积淀；第二本是《吃的不只是味道》，从味蕾探索人文温情。本地阅读市场中，漫画、青少年读物与轻阅读出版占据主流位置。著名青少年读物出版社“红蜻蜓”与大将文化摊位毗邻，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本土叙事力量。大将文化在本次书市带来约20本近年的新出版品，主打低门槛的轻松阅读，旨在将阅读渗透进大众的零碎时间。大将文化也投入有声书制作，让阅读不再局限于视觉，亦回应了视障群体的需求。出版社也在展场策划“一日店长”活动，让作者与读者近距离互动。

4星期前

输了当下，赢得时间——东南亚版《金庸作品集》往事/罗时秾（吉隆坡）

上个世纪50年代，金庸小说一开始连载即风靡社会，读者争相阅读。因此大概连载7天，就被猖獗的、抢在前头盗版自印的“爬头本”占了发行先机，这曾令作者相当苦恼。这股金庸热，来到90年代，仍然热情未退，横跨几代读者。当时，书局中必有几排架子，都是摆放着几套甚至几十套的《金庸作品集》。那个武侠小说仍盛行的90年代，金庸俨然武林盟主，虽需面对翻版书，却已信心满怀，并说它也有推广之功。为了提倡出版的正当性，明河社在新马设立分社，经商务印书馆的经销，正式出版了一套36册的《金庸作品集》。这套书籍每册封面各异，选图为山水画，既有风流蕴藉的人物、也有笔墨疏朗的山水，让人尚未开卷阅读，已想像着高山流水下的金庸武林，意境深远，磊落情怀。这套书籍，我们一般称为“明河社东南亚版金庸小说”，它前面没有彩页，但字体清晰，带有书衣，使用的是米黄色轻型纸。与这套东南亚版平行于市场的，有香港明河社版正版书，也有翻印自这个版本的翻版书。在八九十年代，读者最先接触的金庸小说多为翻版书，三十二开本，原本的彩页经过删减，印成黑白色，色泽暗淡；正版书则为二十五开，前面配有彩页。正版翻版的较量下，不少读者都选择翻版书籍，因为它们随处可买，字体虽然较小，但纸张多为米白的纸张，握在手上较为厚实。反观正版的香港明河版，采用米黄色轻型纸印刷，放久容易起斑点，若没有前面的彩页，可说难以辨认哪个才是正版。在价格上，翻版书一本折扣后大概五、六令吉；正版书一般只能在大众书局看见，且是用玻璃纸紧紧包着，价格每本接近20令吉，且不能拆封，可望而不可及，让人因接触少而与之疏离。东南亚版金庸小说定价为每册14令吉，与翻版书相比显得昂贵，与正版香港明河版相比，却因为少了前面的彩页而逊色不少。金庸在小说后记曾言，希望读者通过这些彩图，多了解中国文化，也曾明言可通过彩图更了解小说的内容。若无彩图，对不少读者来说，必然是一个遗憾。稀缺让经典更贵处于这种尴尬的位置，价格与翻版比较略显昂贵，与另一正版相比，虽然较为便宜，却因少了彩页，而成为拥护正版的读者的阻碍。因为市场经济的关系，它只印刷一次，便戛然而止。这套东南亚版，在当时的出版策略上，夹在中间，虽有特色，却失去广大读者的首选条件，输了当下。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杨晓斌的《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却大为推崇这套东南亚版。除了盛赞它装订精美，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稀缺性。在市场上，由于只有一刷，产量不大，现在已不易购得。听一位金庸迷书友说，他经营二手书籍买卖，常往返新山、新加坡，得知这套书单本价格已涨至新币四五十元。这真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当然，这套书籍现在能获书友青睐，确实得益于它的独到之处。它封面精美，颇具巧思；更为难得的是，它毕竟是在新马一带正规出版的金庸小说。购得此套书籍，摩挲其轻巧的页面，翻阅间传来淡淡的纸香，欣赏其寓意丰富的山水画，在旧书中得见岁月的流淌，已是一种难得的情怀。东南亚版也许不是最好的金庸版本，但是凭借其独特的优点，它已在一些金庸读者心中，悄然占有一个位置，赢得时间。当下的成败得失，绝非永恒的判定。就如《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当下虽然无望匡正中原，却在南洋这块土地，开疆拓土，走出另一番天地，拥有自身的乐国。我有幸购得此书，虽然尚未搜得全套，已是一种难得的想望，一丝理想的岁月留白，赢得了长流中的一泓清水。

2月前

潘耀明 / 金庸与《明报月刊》的文化传奇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裏，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樑。”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 1966年的香港，电车在铜锣湾礼顿道的弯道上当当驶过，车声嘈杂中，那是旧唐楼一间三百多呎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人的梦想正在静静萌芽。那时的查良镛，尚未成为万众读者心仪神枱上的“金庸”，他只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决意要在狂飙的时代中，为中国文化点亮一盏不灭的灯。谁能想到，这盏灯一亮就是大半个世纪。它不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当年下决心出版这本杂志的时候，我是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 多年后，金庸在《明报月刊》四十周年纪念号上写下的这段话，迄今读来仍让人心头震颤。1966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刚刚燃起，一股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暴席卷神州。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一个香港文化人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创办一份纯粹的文化杂志，以“独立、自由、宽容”为信条，与毁灭文化的狂潮“对着干”。 “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金庸深知，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一份刊物意味着什么。但他义无反顾。早期《明月》的编辑部设在礼顿道二号A唐楼的二楼，简陋而逼隘。总编辑金庸，编辑许冠三、丁望，助理编辑兼校对王世瑜，4张办公桌挤在一起，每天伴随着电车的当当声埋首编务。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从百德新街踱步而来，在靠墙的小桌上奋笔疾书，写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离去。就是这样一个简朴得近乎寒酸的团队，却开创了华文世界一份传奇刊物的历史。这份决心，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郭靖死守襄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这一次，大侠坚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根脉！ ■名牌西装背后的文化远见 1991年，我第一天到《明报月刊》上班，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金庸的办公室，问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办一本亏本的文化杂志？” 金庸的回答简洁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这句话，令我当时似懂非懂。直到后来明报集团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广州，才有机会真正理解这位老板的远见。金庸告诉我：“明报上市时，每股实质资产只有两毫钱——不过是北角那幢旧明报大厦。但一上市，股价便跃升二元九角，多了近15倍的价值。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品牌的价值。” 这就是金庸的过人之处。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更有价值。他用一份亏本的杂志，为整个报业集团注入了灵魂，赋予了品格。当其他报纸在商海中随波逐流时，《明报》因为有《明月》这件“名牌西装”，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风骨，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但《明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金庸曾说，这本杂志要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精英沟通的桥梁。在那个两岸三地隔绝的年代，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地方，身处边缘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维系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她发表两岸作家无法在当地发表的作品——陈若曦的伤痕文学、聂华苓被台湾腰斩的《桑青与桃红》，无名氏在内地无法发表的《金色蛇夜·续编》等都在这里得以完整呈现。她组织学者撰写南海主权的论证文章，为国家利益提供学术支撑。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三百多万字，六大卷，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纪录。一本杂志，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尊严。 ■群星灿烂的人文精神 “《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这是金庸退出明报集团后所作出的评语，颇为剀切。翻开《明月》的顾问名单，就是一部当代华人文化名人录：白先勇、余英时、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杨振宁、饶宗颐、刘再复、聂华苓……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构成了《明月》最宝贵的财富。白先勇说，《明报月刊》“树立了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她的优良传统都得以薪火相传，一直是世界华文读者的重要精神粮食”。余英时则深情回忆：“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报月刊》最欣赏的几点特色。” 这份“中国情味”，正是《明月》的灵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势力的传声筒，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立场，只忠于文化本身，只服膺于真理与良知。正如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兼容不同的见解，还要表现客观的立场。1993年，当中英关系紧张时，《明月》做了一个特辑，同时邀请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和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撰稿，让读者看到不同的见解，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险的边缘。这种中性的价值观，这种兼容并蓄的胸怀，正是金庸武侠世界中“海纳百川”的侠客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张手写聘书的温度 1991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桥的电话：“查先生要见你。” 我诚惶诚恐地走进北角旧明报大厦的办公室，金庸与董桥已坐在那里。寒暄过后，金庸让我稍候，自己走到办公桌前伏案书写。空气静寂了约半小时，金庸起身走来，亲手递上一份墨香扑鼻的聘书——手写的，从内容到签名，一笔一画都出自金庸之手。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这份聘书的特殊之处，还在于金庸特意写明，除总编辑职务外，还要我兼任总经理。他知道我在纽约大学（NYU）曾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两年后《明报》上市，我才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这份细腻的用心，正是金庸作为卓越领导者的过人之处。金庸退休后所写的文章，几乎都交给《明月》独家发表。金庸未卖明报集团时，每期《明报月刊》出版，都会通读一遍，发现错字别字，便亲自写字条提醒。日理万机的报业钜子，对一份本文化杂志的用心之深，令人动容。有一幕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记忆中。世纪之交，我与曾敏之先生策划了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会议休息的间隙，金庸讪讪地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说来话长，1994年金庸卖了明报集团。他写的武侠小说于1975年已经告一段落。他当时雄心勃勃，想专心写历史小说。他让我辞掉《明报月刊》，到他自己创办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当总经理兼总编辑，让我策划一本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得以在这本杂志连载。并与我签了5年合约。我于1995年4月1日上班，他却于同年3月22日因中风入养和医院。医生发现他的血管严重阻塞。后来他动了心脏手术，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后再写不出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要做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囿于精力所限，他已经无能为力。我处于尴尬时期，我只得辞职，重返明报集团。当时我主动的辞退，公司并没有作出任何善后，有点不欢而散。不善言辞的金庸，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那一刻，我发现他不仅曾是我的上司、老板，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成功的秘诀：用人不疑的智慧金庸的成功，绝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这样的三栖传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也很可能绝后，他的成功秘诀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8个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学。他深谙用人唯贤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早年创办《明报》，他大胆起用只有中学毕业的潘粤生做主编，只因欣赏他的干练、文章和幽默感。金庸与潘粤生、沈宝新组成的铁三角，合作无间，共同造就了一番传媒事业。《明报》创刊三十周年时，金庸亲笔撰文〈儒雅风趣的潘粤生〉，对这位老搭档不吝赞美之词。但金庸的成功，远不止于用人之道。他对新闻的理解，同样独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图。文章要短，像林语堂说的“演讲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轻松，妙趣横生；要近，贴近新闻，贴近时代；要物，言之有物，读之有所得；图要少而精，活跃版面，画龙点睛。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报纸副刊的金科玉律。他还教导后辈：“要杂不要专，知道的事愈多愈好，‘专’是不足够做报纸的。”他深谙读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体的新闻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终是传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会公器，具有引导读者的功能。这一点，从《明报》到《明月》，从未改变。 ■文化的价值，永恒的明月今天的香港，媒体竞争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令人担忧。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报月刊》等的存在，就没有人会这样说。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洁。60年来，她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承载了几代华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从最初对抗文化浩劫的决绝，到后来探讨学问、传播思想的从容，她始终坚守着“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金庸本身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强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视通过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和地位。这些成功的业绩，是过去的人所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看也不会有。五百年内不会再有第二个金庸。五百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但文化的传承，本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金庸用《明报月刊》点燃的火炬，无论媒介如何变化，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盏灯还亮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就不会断绝。倪匡曾预言：“新金学”必将超越“旧金学”，这不只是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更是对金庸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从《金瓶梅》到金庸，从“旧金学”到“新金学”，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得莫言访港时，曾三度赞扬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几乎有华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者。他还说，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学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以“纯文学”的傲慢轻视大众文学，反而真诚嘉许，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够跨越雅俗、感动人心的最好注脚。而《明报月刊》，则是金庸留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份礼物。她不像武侠小说那样拥有众多读者，不像《明报》那样有广泛的流量，但她承载的，是金庸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怀。 1966年的那个1月，当第一本《明报月刊》在香港面世时，没有人能预见她的未来。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她依然在那里，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照耀着华人世界的文化天空。金庸曾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园地，成为沟通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桥梁。”这个愿望，早已实现，相信也会传承下去。今夜，当我阖上手中的《明报月刊》，仿佛又看到那个在电车弯道旁的小小编辑部里，4个身影埋头编务，窗外传来当当的车声。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们只知道，为了中国文化，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更多文章：潘耀明.华语世界的筑梦者和实践家——怀念兼具文化情怀和企业担当的张晓卿先生张启川 / 金庸小说及各版本趣闻

2月前

黄子伦 | 当你拿到慕容复的剧本

你拿到了慕容复的开局条件，仰仗自己的斗转星移（不断拿到政府工程，例如MRT和东海岸铁路），但遇到政局洗牌就只能看着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在金庸小说里，有这么一个人物，他不需要像张无忌那样，经历家破人亡，身中绝症差点离世；他也不需要像令狐冲那样，总是被师父当作间谍般提防，看着心仪的师妹钟情于他人，还还被各路高手弄得自己内力全失；他更不会像韦小宝那样缺乏教育资源，整天只能混迹在龙蛇混杂的环境，结交三教九流之辈。他一出场就有私人领地、有忠诚的家臣为其赴汤蹈火、家中书库就是武林秘籍、武功悟性极高；又有聪明美丽，一眼就洞悉各路武学的王语嫣对他一片真心。没错，这个人物就是慕容复。即便是另一个和慕容复 “齐名” 的乔峰，他的成长环境也远远不如慕容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现代人眼里堪称“人生赢家”的人，最后却活成了疯疯癫癫的模样？这当中自然少不了金庸刻意用慕容复来衬托主角们（尤其是乔峰和段誉）的文笔手法所致。不过，金庸既然是大师，就必须为慕容复的失败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他就会沦为那种如免洗筷子般的一次性反派——看似可恶，却极度平庸。《天龙八部》也不会成为一部可以不断重看，甚至是不断重拍的好故事。慕容复会走向失败有很多原因。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就是要光复大燕，即便他自己未必喜欢，也不知道怎么做，但因为自己是姑苏慕容一族，所以就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因为不知道方法，他选择走捷径，去结交有势力的群体，所以他看到星宿派和丐帮人数众多，就去结交。然而，当主角团向他抛出橄榄枝时，却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辨别真正的价值。最后，当他想要做大事时，却发现自己结交的 “豪杰们” 全都树倒猢狲散，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武学上，他靠着祖传的斗转星移闯出一点名气。但金庸老爷子也是有点故意，给慕容复学的这套斗转星移，其实是乾坤大挪移的低配版，只拼技巧地搞一些借力打力，但不讲内力。虽然武功上限不高，但容易上手，且足以应付大多数江湖人士。毕竟很多人一旦看到慕容复用自己的招式反制自己，心理上往往已先弱了几分，与败北几乎无异。但当这套武学遇见乔峰这类段位明显较高的对手时，破绽尽露，就连江湖初哥段誉也打不过，狼狈非常，足以显示慕容复想要靠这套斗转星移，一招打天下是多么不切实际。好啦，铺垫了这么久，该说说正题。最近看到IJM董事建议拒绝Sunway的收购献议。根据交易所披露的文件，IJM提到的理由很多，而最主要原因是Sunway的献议价格太低，且认为IJM有许多价值尚未完全释放。在给分析师的文件中，IJM甚至提到这笔收购献议将会导致官联投资机构在具备战略意义的国家资产里被大幅稀释，最终成为Sunway创始人家族控制的资产。在这笔收购献议细节出炉时，我曾撰文评论Sunway的收购方式极为巧妙。不过，随着事态发展，我开始觉得这事情有点变味，尤其有了政治炒作的势头，这使得收购难度大幅提升。 [vip_content_start] 那么，IJM董事的答复是否有道理呢？从动机上来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把自己贱卖，也不会有公司觉得自己的估值过高。我见过的上市公司创办人和管理层，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公司是很值钱的，是被低估的。他们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公司价值若没有被低估，怎么会有人要收购呢？大家都想要赚钱嘛。但是，有些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我自己看这些创办人在计算自家公司的价值时，也觉得非常离谱。因为他们的计算假设都是以 “潜能充分展现” 为基础。我心想，如果你的潜能都充分展现了，那么我作为收购方要赚什么？如果说因为某个行业的成长潜力非常难以估算，且成长空间巨大，例如人工智能之类的，那么我能够理解那些如天般高的价格和估值，因为搞不好卖股份的人自己也说不准其潜能处于什么水平。不过，如果是一个非常稳定且成熟的行业，就不存在 “难以估算的未来潜力” 。 IJM可以辩称，倘若他们能够充分展示这些价值，最终受益的还是投资者们（包括官联投资机构），因为价值最后是被创造出来了。但问题是：如果IJM这么有价值，那么多年来始终无法让这些价值充分展现出来的管理层，是不是要负责任？既然过去做不到，又凭什么让人相信未来就一定做得到？ Sunway提出收购献议的当下，他们就认为自家的成本管控能够让IJM的价值进一步提升。而Sunway也不是靠嘴巴说说而已，从过去10年财务数据来看，他们的税前净利润率一直保持在双位数，而IJM则是在个位数和双位数之间反复徘徊。如果以上市公司的眼光来看，和在1983年上市的IJM相比，2010年上市的Sunway只是一个后起之秀，彼时的市值不到35亿令吉，而IJM的市值将近80亿令吉左右，两者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Sunway的市值虽然有在增加，而IJM的市值则是起起伏伏，但整体上来说，IJM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直到2018年。 2018年，不仅是马来西亚政坛 “变天” 的一年，也是许多官联公司遭到冲击的一年，因为原有的生意模式发生了改变。你纯粹靠吃政府工程的那一套玩法，已经行不通了。也就是那一年，Sunway公司的市值开始稳定超越IJM。凭着近几年赢下许多数据中心的工程，长期良好的成本管控，医疗业务的崛起，使得Sunway的市值实现阶级攀升。在今年1月提出收购献议之前，他们的市值已经达到可怕的350亿令吉左右，是IJM的4倍之多。我们就不看本益比这种估值方式，只看公司的市账率（Price-to-book ratio，下称PBR），因为这侧面反映公司运用资产的效率（公司运用得越好，PBR就越高）。更别提类似股本回报率（ROE），也是Sunway更胜一筹。还是那道问题，你拿到了慕容复的开局条件，仰仗自己的斗转星移（不断拿到政府工程，例如MRT和东海岸铁路），但遇到政局洗牌就只能看着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你有家底，有智囊团，却始终没有 “充分展现你的潜能” 。如今，有人抛出橄榄枝，你认为出价太低，而自己 “再努力努力” 就能行。当然，现实生活不是小说，我们也不是金庸，能够直接决定故事的走向。IJM董事们建议拒绝收购献议也未必完全是坏事，起码现在他们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得把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成败与否，只能交由时间来判断。相关新闻： “怡保工程值180亿” 李振辉：核心资产被严重低估加速释放旗下资产价值怡保工程2业务放眼上市双威收购计划“不公平不合理” 独立顾问：怡保工程股东应拒绝

3月前

金庸曾拜为师 “棋圣”聂卫平与习近平是青少年好友

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棋圣”聂卫平周三晚在北京病逝，享寿74岁。

5月前

李系德／新明日报的金庸小说与生鬼标题

《新明》总编辑钱博先生与《新生活报》的梁纪元（慕容公子）同是报界著名的“标题王”。有次一名失明人士去召妓，与“红牌阿姑”发生争执闹上警局，《新明》标题是〈盲人射盲箭〉……70年代末期中国与越南爆发战事，越南恶人先告状撒赖，《新明》打出〈越南宣布改姓赖〉……

6月前

带你看世界

金庸昔日豪宅传命案恐沦港最贵凶宅

香港超级豪宅“山顶道1号”近日惊传命案，一名31岁菲律宾女佣周三（8日）早上7时35分被发现在房内上吊身亡。山顶道1号曾是已故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的住所，目前市值逾5.6亿元（港币，下同，逾3亿令吉）。

8月前

带你看世界

蔡澜逝世｜跟金庸黄霑倪匡被封“四大才子” 曾谦称不够资格

著名美食家蔡澜25日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享年83岁。

12月前

许国伟 | 金庸早就写出马华的困局

马华如今是体会了段延庆的心情，正道走不通了，偏锋也走不出路，实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难也！” 金庸写武侠小说，说的是政治人性。《天龙八部》里有一段珍珑棋会的故事，很有意思。逍遙派掌门无崖子设计的珍珑围棋，由弟子苏星河出面招募天下英雄來破解。段誉虽然棋思精密，但循规蹈矩下了十几路棋，还是破解不了只能认输。慕容复自信想出了破解方法，但没下几子就被鸠摩智打乱，本來筹划好的全盘计划谋都落空，又被鸠摩智带偏了节奏，一句：“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么？”搞到慕容复信心崩溃。段延庆棋力很高，凝神思索良久才下一子，下着下着就越走越偏。少林寺大师玄难提醒他，这棋局用正道解不开，纯走偏锋也是不行。段延庆陷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难也！”的纠结，也差点崩溃了。金庸在书里写了这三人失败的原因：段誉败在爱心太重，不肯弃子；慕容复输在执着权势，敢弃子但不肯失势；段延庆的问题在于，他走旁门左道，心性容易外魔入侵。今天马华纠结要不要退出团结政府？要不要退出囯阵？其中困境，不正是一局破解不了的珍珑吗？当然，小说不是现实，也不可能完全对应现实。马华在国阵的困境，早从2018年全国大选后就开始了；只是如今在团结政府的架构下，更是艰难。即使马华循规蹈矩，但只要不肯弃子，不放弃政治上的争和政策上的诤，就一样受到巫统和希盟的局限压制，破解不了珍珑。就算马华肯弃子，放弃选区竞争，对争议也静静；但只要马华怕失去权势不肯失势，就一样被巫统和希盟拿捏，跟行动党一直在边角纠缠，破解不了珍珑。马华如今是体会了段延庆的心情，正道走不通了，偏锋也走不出路，实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难也！” 固然，民政党和Muda都是离开国阵和离开团结政府的血淋淋教训；但去留之间，都该有个决断，毕竟一直拖着也是在內耗自己。明知留下是死棋，又担心出走看不到路，说到底就是执着权势，才令心魔作怪，再內耗下去就只有哀莫大于心死了。《天龙八部》里，破解珍珑的，是 [vip_content_start] 不懂围棋的虚竹。他闭着眼睛下了一子，把自己被黑棋围得密不通风的白棋杀死一块。別人眼里这是自杀，把苦苦挣扎的一线生机都杀没了。这正是破解珍珑的关键：先死后生。金庸说，这是“天地一宽，不如以前这般进退维谷了”。其实虚竹不懂围棋，他只是“先死”；如果沒有段延庆力挺，也破解不了珍珑，就没有“后生”。玄难说，纠纏于得失胜败就无可破解，不着意于生死，不着意于胜败，反而勘破了生死。当然，要政治领袖不着意胜败，不着于政途生死，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像社会学大师韦伯说的，政治是一种志业，是一种兼顾热情和判断，出劲缓慢而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政治和政党，是长期的投入与斗争，不只争一时，也要争千秋。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有时候是需要逼自己一把。马华，敢不敢逼自己一把？

12月前

【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一篇】曾毓林 / 阅读就像要完成一块人生的大拼图

阅读对于我就像要完成一块人生的大拼图。在我的人生里面，所缺少的知识、阅历、经验、都是透过阅读来补足。逛书店、选书，其实就是像在收集着人生的拼图块片，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就收集怎么样的块片，然后一片片、一块块的补上去，直到它变成自己的完整人生。这次共享，我挑了收集的金庸小说评论集。金庸小说架构了一个江湖，什么样个性的人物都有。在金庸小说里，很多人被故事情节吸引，实际上里面更精彩的是人物错综复杂的人性。读金庸小说不要只是关注情节，那也是人性的百科全书。我们一般读者容易被故事情节带着走，读金庸小说也要读评论集，这样才不会错过个中精华。编按：本期【全民读书会】先摘录6个参展人现场有贴堂的“爱书絮语”，让你一睹为快。有空我们也一起到现场看看吧！【“私の书房”联展】 •日期：即日起至5月5日（展延至5月12日，星期一） •时间：11AM – 7PM •地点：阅心（城邦阅读花园1楼）相关文章：【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一篇】曾毓林 / 阅读就像要完成一块人生的大拼图【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二篇】走进饮食文化世界【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三篇】陈愐壮 / 写给书的一封封情书【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四篇】黄美锦 / 流著泪也直面生活【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五篇】罗咏京 / 杂食读者的书房【爱书人在读什么？（上）第六篇】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1年前

陈文强 | 蔡澜

83岁的蔡澜活得很透彻，他常说如果能力许可的话，就应该多出去走走、吃吃、喝喝，别老是想着“等下次”，或是“先苦后甜”；因为，下一次你未必等得到，而先苦也不一定会后甜，反而是先甜则一定会甜。开朗豁达的天性造就了他老年的自在，在老伴逝世后他断舍离了很多牵挂，甚至搬到酒店长期居住，并聘请了数位专业人士来打理生活，同时坚持着不受人管的生活态度。他的潇洒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传奇人物，笑看天下和人生，不拘泥不假道德，这样的一生岂能不令人羡慕！我在20多岁时曾出席一场蔡澜的说谈会，现场没有任何限制和规矩，他一上场坐下就倒了一杯酒，然后开始侃侃而谈，把自己的生活想法、美食、美色一股脑的对着台下的观众输出，说到开心处就哈哈大笑，毫不造作。面对观众一连串的问题，他都没有回避，记得当时一名女士提出一个深度问题时，蔡澜马上站起身很礼貌的给予回答，这份君子的态度确实让我上了一课。会后他也没有马上离场，反而走出会场和观众闲聊，由于当时没有智能手机，大家也不像现在这般一直举着手机拍照，加上那时的人都比较害羞，只会远远的看着。当蔡澜看到我提着大相机站在一旁时就笑着对我说：“你有相机啊，还不过来拍照！” 于是，他便叫助手拿了我的相机，亲切的抱着我的肩膀拍下一张具有纪念性的照片。后来，成龙的拍摄队伍来到吉隆坡赛车场补拍“霹雳火”戏份，作为经纪人的蔡澜也随同到场。那时的我初生之犊不怕虎，胆粗粗地就直接跑进片场，很幸运的没有被工作人员驱赶，因此顺利拍到成龙准备进入赛车场前的化妆画面。随后，我只能在大太阳下继续等待拍摄工作结束；这时，蔡澜刚好抵达赛车场，他见我站在阳光下就过来叫我进去冷气帐篷休息，并从冰箱中拿出一罐饮料给我，笑着告诉我这是他亲手调配的凉茶，很清凉多喝一点。所以，从日常中可以看到蔡澜和善的一面，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名气就显得高高在上，这点让年轻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如今，他也80多岁了，可是每次看到他的访谈都是那么愉快和轻松，他的态度其实是最佳养身之道。

1年前

【爱华文】笔尖上的华文情怀/张雅芳（古晋中学国民型华文教师）

1.这回轮到我“被教育”了！ “老师，罚你写3篇文章。” 平时学生犯错，我总是让他们写文章长知识。这次轮到我“犯事”，他们岂会轻易放过？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明明是星期三，我却把时间表记成了星期四。按照“错误的记忆”，4A原本没有华文课，我却安排了一场辩论比赛。而本该有课的4E直接成了“弃婴”。等我辩论结束后神清气爽地走到4E教室门口，他们起哄说：“老师，你的课已经过了。”我当场石化，脑袋里一连串问号：“我的课不是第三、第四节吗？”回过神来，才明白是自己记错了时间表。我试探性地问他们：“那刚才两节课，你们都干嘛了？” 他们同声同气：“站着朗读了3篇文章。” 嗯，真乖。 “老师，我去办公室找你3次，都找不到。你的闺蜜还打电话给你，你都没接。” 就是那么恰巧，我当天没带手机出门。因为担心辩论赛激烈声会吵到SPM考生，所以我们在会议室进行，他们当然找不到我。接着，判决书下达——“老师，罚你写3篇文章。” 全班热闹起来，像似支持同学的建议。哦，这回轮到我感受“被教育”的力量了。我对他们回眸一笑，僵硬得像断了电，然后瞬间消失在课室门口。课室里传出笑声。我心里嘀咕：行，我写，反正我天天都在写！写完再让你们写读后感，看你们后悔不后悔。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既然是华文课引发的，就当抒发我对华文的深厚情怀吧！ 2.华文让我踏上写作之路当年，我在他们的这个年龄，便对华文情有独钟。在那个没有手机、少有诱惑的年代，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阅读中。青涩的青春年华里，我怀抱着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每天清晨4点就设闹钟起床，点起油灯细细品读。后来，在二姨家第一次接触到《马来西亚日报》。由于家里没有订报纸，我便经常跑去二姨家读报。那时，我特别喜欢追读报章上刊载的严沁小说——《鬼屋》。偶然间，我又发现了报纸上的“莘园”版投稿天地。那里的每一篇文章都让我流连忘返。渐渐地，一颗写作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萌芽，开始激发我提笔写作的渴望。从此，我对华文的热爱更加深厚，为写作迈出了初始的一步。于是，我用笔名“雅雅”开始了写作之路，用笔尖把文字爬成一格一格的小世界，投稿给《马来西亚日报》的“莘园”版。幸运的是，不少作品被录用刊登。这让我备受鼓舞，加上稿费的激励，写作变得格外勤奋。起初，我的文章大多是虚构的小故事，后来，我尝试写小说。或许是因为对小说的热爱让我拥有许多天马行空的遐想，非常幸运，那时创作的小说《错过》被连载刊登，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这些作品的剪报，我已经小心保存了30年，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如今回头读那些稚嫩的文字，总会忍不住莞尔一笑。 3.用华文书写青春与梦想中六那两年，学校未开设华文班，这让我感到十分失落。但我和另外4位同学决定自修华文。回忆起那段日子，手中常常捧着厚厚的《三国志》。那是文言文版的，阅读起来十分艰难，也不容易理解。为了更好地明白三国的故事，我通过父亲的朋友借来一套《三国演义》的戏剧，反复观看。此外，每周二晚上，我都会准时收听电台广播的三国故事，再通过写作投稿的方式，加深对三国人物的理解。除了《三国志》，巴金的《寒夜》和《文选》中的经典篇章也深深吸引了我，它们的文字让我回味无穷。这些自学华文的经历，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最终，凭借中六成绩，我被师范学院录取。少女情怀总是诗。在师范学院时，我以“杨过”、“小龙女”为笔名创作了许多关于亲情与爱情的小说，收录于《凿石集》。这些文字承载了我的青春记忆，记录了我与华文文字相伴的美好时光。因为热爱华文，我选择成为一名华文老师。回首这段历程，虽充满挑战，却让我更加珍视学习华文的初心与收获。问我为何爱华文？都是因为阅读小说和写作这两件事。巴金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因为才华，而是我有感情。”我想，我也一样，生活中拥有不一样的感情，触动书写的灵魂。对我而言，热爱写作或许源于对丰富生命足迹的感悟，抑或是因在平凡生活中捕捉到了那些不平凡的瞬间。青年时期，我逐渐学会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学会捕捉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身边隐藏的美好与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在这一阶段，以笔名“寒心”写作投稿，内容从小说转向散文，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将心中所想化作文字倾泻，用文字交流情感，记录点滴心绪。后来，我参加了傅承得老师的讲座。记得傅老提到，写作要为自己的文字负责，因此他始终以真名投稿。从那次讲座之后，我也放下了笔名，开始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投稿。这段期间写作逐渐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开始勇敢地表达自己。这时我发现，写作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一种理解自我、关怀世界的心灵实践。通过写作，我得以深入探索内心，同时与外界建立更深的联结，让生活的点滴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写着写着，我拥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散文集——《记忆·卷起千层浪》，字里行间记录着自己的真实故事。 4.推广华文写作传承文字之美能继续用华文写作，是我最大的快乐。我深感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愿意执笔写作的学生。这些年来，因为对写作的热爱，我在校内积极推广写作的风气，与学生们一同踏上这条文字之旅。从最初的不情愿、不知如何下笔，到如今他们愿意写、能够写，这一点一滴的小蜕变，思维的逐步成长，总是让我由衷地欣慰与欢喜。每年都有多项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写作比赛。我常对学生们说：“写吧，得不得奖并不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参赛，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写作水平；只有不断练笔，才能逐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我相信，每一篇文章都会成为他们思想的碰撞与心灵的交流。尽管有些比赛未必受到教育部的正式认可，但我坚信，学生们正是通过参赛，在实践中不断磨炼写作技巧。他们不仅丰富了写作题材，拓宽了视野，还增长了见识，提升了对生活的观察力。那些愿意写的学生，总能让我看到他们在不断进步；而那些抗拒写作的学生，却始终停滞不前，即使勉强拿起笔，也难以下笔。这就是差距所在。写作的路，需要勇敢迈出第一步，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心之所向。在校园推广写作并不太容易，繁琐的审核工作常让我感到疲惫。然而，每次有学生递交作品，我总会全力以赴，或许是因为珍惜他们的努力。每当看到他们在比赛中获得，脸上洋溢着喜悦，我内心也充满难以言喻的满足。这份满足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在推广华文教育的路上倾注更多心力。因为华文，我们相遇，这是一场心灵的共鸣，更是一份传承的使命。因为热爱华文，我们携手踏上写作的旅程，用文字记录心声，用故事点亮生活，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独特篇章。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这篇文章早已超越了被学生“惩罚”的初衷，而是自己对华文的深厚情怀在学生的激发下重新涌现。愿每一个文字，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每一次书写，化为创造未来的起点。

1年前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旧书页之间的历史残影

《南洋书话》就像萧永龙的个人藏书展，分为香港、南洋和民国3个展厅。走进南洋展厅，有日据时期的出版品——《惊弓集》由诗人瘦鹤所著，收录近体诗百首，以诗话史，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填补了史事细节的空白。《南洋书话》由季风带出版，集结作者萧永龙这些年发表于各大报章的书话成册。在资深媒体人郑明仁眼中，作者早已是一个练达的藏书人。因此，以求真的心态阅读这本书，读者除了得以探究历史真相，亦能收获推理的意趣。以前阅读风气正盛，报章常有连载小说，而连载小说结集成单行本时，作者往往会修改作品。萧永龙以张爱玲《秧歌》为例，对照单行本与原版连载小说之别，评论道：“正是这份对文字完美的追求，让张爱玲的文字达到精准的掌控，逐字逐句都有其存在意义……”除了张爱玲，凭借巨大的藏书量和作者刻苦的求证态度，作者还为读者从内容、情节、甚至是插画分析几个版本金庸的不同之处。台湾宝瓶文化社长朱亚君写过：“出版为后人种树，留下历史的纪录。”借用出版品回顾襄昔，尤其是战乱年代出版的书，的确为后人提供了丰富想象和理解素材。《南洋书话》就像萧永龙的个人藏书展，分为香港、南洋和民国3个展厅。走进南洋展厅，有日据时期的出版品——《惊弓集》由诗人瘦鹤所著，收录近体诗百首，以诗话史，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填补了史事细节的空白。此外，作者精心摘录了另一本书《南岛风云》的情节，所以哪怕我们没有机会接触这本旧小说，也能读到日据时代的进犯过程、轰炸场面和经商生活。我们从作者列举的书籍，窥探旧时代的出版生态，以及其与时下政局互为影响的关系，即使是儿童杂志，也能透露那时的政治风气。萧永龙举例1950年创刊的《世界儿童》，其中内容蕴含大量中国元素，“单看内容，编者明显带有华夷之分的大中华概念，处处渗透着中国开发建设南洋的念想……”另，通过作者对鲁白野《马来语月刊》的介绍，我们读到官方宣传以外，民间推动国家团结的努力。来到民国展厅，萧永龙为我们介绍民国时代的《求子百法》，一窥当时人们求子的心法。萧永龙不止于介绍，亦持批判精神审视这本书虽想摆脱怪力乱神的偏方，却在缺乏西学医理的前提下，难逃传统框架。作者也罗列几本与女性处境相关的书——《小姐手册》鼓励女孩以容貌为武器；《主妇之友》以小说形式谈论家庭生活；《女界文学读本》讨论女权运动——有趣的是，《西风邮箱》本是为女性读者解惑的栏目，反倒让后人看到了那个年代女性置身的种种困境。主答者黄嘉音的回复透露出与现代截然不同的观念。例如，她认为丈夫出轨，妻子也需承担一定责任，还劝诫来信者“家丑不可外扬”。通过这本书，我们仿佛重临热热闹闹的出版业旧景，那时作者和出版社都极富影响力，层出不穷的盗版书与盗用作者名字的风气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影像时代，阅读人口骤降，走出萧永龙的藏书展，只能感叹往日辉煌不再。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在书堆中挖掘南洋萧永龙/50年代本土童年回忆——你记得《世界儿童》吗？萧永龙／民国女性与女权的“文学读本” 萧永龙／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与再创作萧永龙／从《小姐手册》到西风信箱想像的民国女性萧永龙/沦陷期史诗百首：谈瘦鹤《惊弓集》

1年前

林家豪／金庸与蛇

一说起金庸武侠中的蛇，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毒”欧阳锋。欧阳锋擅长用毒，且好养蛇，所以江湖称他为“老毒物”。为了要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技压群雄，他曾经观察蛇的动作而独创一套“灵蛇拳”……

1年前

许国伟 | 郭靖难寻，不少政客都混成了裘千仞

不是每个有了权力的人，都能像郭靖，不忘初心护国爱民；不少人其实都混成了裘千仞，当了帮主反而勾结金人通敌卖国害民。徐克执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上映后引发热议，评价两极。我不懂电影，有兴趣的是“侠”。从小就爱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对武侠的江湖世界也痴迷不已。金庸笔下的郭靖，确实是一代大侠。侠义之心，固然有先天使然，更重要是后天养成。年轻的郭靖在《射雕》里，就经历多位恩师及母亲的教导，一步步塑造及坚定他的侠义之心。那么，侠之大者，是什么？相信不少人都会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出自《神雕侠侣》里，人到中年的郭靖对年轻的杨过，说出对侠的理解。郭靖说，练功学武行侠仗义、济人困厄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真正的大侠，是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大侠的这番道理挺深奧。年轻的杨过懂不懂，不得而知，倒是年轻时的我，不太理解。毕竟，为国为民这话很高尚大，但具体是什么还真不好说。直到后來，读到罗家伦先生说的“侠自于伟大的同情”，当下有如醍醐灌顶。年轻少时，只羡慕侠身负武功能快意恩仇扶弱锄强；人到中年，才明白侠也是普通人，重点在于能有同情心且不忘初心，适时地发声出手。有同情心，人们才会对不幸不公不义的事有所触动，才会想出手帮忙处理；这是成为侠的基本条件。愿意出手和勇敢出手，这就是侠。所以，即使没有身负绝世武功，日常生活里让座给有老弱病孕，扶起跌倒的人，接济有需要的人，救援受难受伤的人等等，这都是侠。只是，就算是侠之小者，在现在社会可能都不容易做到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帮人救人可能反过來被讹的几率增加，这类案件多了让更多人选择明哲保身，置身事外。连侠之小者都不易做到了，那么侠之大者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手牵手來守住襄阳才是侠之大者。因为，“为国为民”套在现今社会，说的正是从政者的 [vip_content_start] 职责所在。从政者要有同情心，才能理解民间疾苦；要有伟大的同情心，才能改革不公不义。投身政治的人，是需要有侠气的。不论是当了官或掌握了权力，更要不忘初心，信守承诺，兴革除弊，为民解困，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正是郭靖难能可贵之处。当然，不是每个有了权力的人，都能像郭靖，不忘初心护国爱民；不少人其实都混成了裘千仞，当了帮主反而勾结金人通敌卖国害民。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没有侠气的官之大者，就是祸国殃民。这正是《射雕英雄传》的精髓。

1年前

邂逅炎炎之情——遇见金庸小说/罗时秾（吉隆坡）

生活在此处，人们总是面对炎天酷热，若无雷阵雨，下午的天空刺眼明亮，人走在马路上，难免汗湿全身，几缕头发贴额而行。遥想当年，我们同学放学之后，总还心有不甘，不想就此回家度日、埋首功课。于是，大家总喜欢聚集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的家，喝着冰凉的汽水，吹着风扇，闲聊各种电影、漫画、小说，玩着各种游戏、打球、看球、聊球、下棋等，无所不及。某日，一名同学颇为多事，眼观四方，手摸各处，到各地翻找寻觅，以厌足其好奇的眼球。他竟然从容不迫，从客厅闲逛到房间，进而打开他人衣橱，而此间主人竟然也不以为忤，任其所为，包容甚广。衣橱咿咿打开，只见除了日常衣物，间中一格，竟然排满一排书籍，飘进鼻端的，竟是阵阵纸页似朽木又似草纸的幽幽气味。这友人抽出其中一本书籍，页面已是满满皱痕，触手软绵，页面泛黄。大家打开翻阅，纸张颜色自深而浅，靠边的呈深褐色，而中间则呈暗黄色。其字体有深有浅，当其深时，字体笔画揉成一团，几不可辨；当其浅时，字体却要读者加以猜度衡量。此书成色不佳，后来亦得知是翻版书，却是被主人珍而重之收藏衣橱之内。我们竞相翻阅，主人对书中故事侃侃而谈，引发了大家各种遐思，意欲一探究竟，窥见里头究竟有何奥秘。我展卷翻阅，顿然发现了另一个气象万千、浮想翩然的天地，难以释卷，欲罢不能。从此，青葱岁月中开启了多趟想像的驰骋、高山的奇伟、绿水的诡谲。金庸江湖世界，让人反复阅读玩味，即使读罢全书，不久之后再抽取其中一段观看，其人物形象、情节推动，情感波澜，仍然对读者充满吸引力，历久弥新，总有一番体会。它是一个承载悲欢的载体，悲而让人忘忧，欢而让人平静。武林争雄永留心间遥想那炎热的放学天气，破旧的书页，带来的却是深广无垠的精神世界，也许江湖已远，岁月已逝，其中的爱恨情仇、奇思遐想，屠龙宝刀，武林争雄却是永留心间，无法磨灭。初遇金庸小说，此书片纸寸楮之泛黄霉烂，暗沉腐朽，单观外貌，弃之于市，亦难以获得收集破烂者之青睐，但字里行间的炎炎之情，却犹如那熔铸屠龙宝刀的热炉，铸造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异之物，使江湖争端四起，杀戮不断，尔虞我诈。于刀光剑影，风波险恶，波谲云诡之中，在武林人物如何应对的情节发展里，却包含了人间温情，重现光辉的人性。《倚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宝刀，号称武林至尊，获得此刀的老者海东青德成，即使身受重伤，遭遇杀生之祸，仍怕宝刀转手他人，对宝刀死抓不放，因此被俞岱岩反讽诘问，既然手持此刀即可称为武林至尊，为何却不能号令他人听其命令，言辞简明易懂，实在可信，无奈其利欲熏心，炽热难解，闭塞心灵，最终殒命。随着情节的推进，俞岱岩身中蚊须针之毒，兼之再被大力金刚指重创，矛盾冲突之情更是愈发热火朝天。然则，处于此难，张三丰全力施为援救徒弟，再命张翠山下山探明其中关节，情深迫切，则彰显了师徒之情、兄弟之义，彼此荣辱共存，祸福与共，已非日常师生之情可以比拟。张翠山下山遇见“妖女”殷素素，于滂沱大雨的小舟之中，彼此交往，君子慎独，越岸随行，彼此却是情愫渐生，表现则别具一番温情。此种情感，于武林纷争中的徐徐展开，不温不火，却乃是人们最普遍追求的深情厚意。在阅读经历中的精神想像里，金庸小说中的人间温厚、纯真情感、理想追求，读者读罢，可葆永不熄灭的炎炎热情。也许同学已老，很多同学亦忘怀了往日团聚斗室的那番情景，那套糜烂的书籍亦复归于尘土，然则其中的鸿爪，于我则在心间难以泯除，化育成点点之火，于某日某景，再行放射其焰光。此一邂逅，犹如炎日，烈日之余有温情，且回环往复，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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