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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

20岁这一年,我把自己放逐在吉打毅达师范学院的一场冷雨里。 那是北马特有的雨季。雨水顺着颈间钻进领口,激起一阵凉意。身为班上年纪最大的“新生”,我坐在冷气嗡响的课室里,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每当导师要分组讨论,同学很快就各自成群,而我总慢半拍地站在原地,不知该走向哪里。那种被忽略的感觉,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留下来,甚至一度动念放弃,想回到原本熟悉的方向。仿佛只要逃离这片冷漠的雨林,我就能重新找回那个被认可的自己。那时,我脑海里唯一浮现的,是小学时那个温和的声音:“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于是,我指尖颤抖,拨通了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这种自我怀疑与我入学前的满腔孤勇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其实,报考师范辅导系曾是我的一场“豪赌”。我想救妈妈,也想救我自己。那时妈妈患有抑郁症,常把自己关进透明的罩子里;而外婆正逐渐陷入阿兹海默症的荒原,连至亲的名字都开始遗忘。看着妈妈在照顾外婆与对抗病魔之间两头受气、几近窒息,我想掌握一把心理学的钥匙,去开启她们紧锁的心门。而所谓的“救自己”,是希望通过这份保障工作握住安全感,并远离那个总拿我的成绩与他人攀比、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的家。然而,入学第一课导师便告知:辅导者不可为亲友咨询。我的“英雄梦”瞬间支离破碎,在这间宏大得令人心惊的学院里,我像是一叶迷航的孤舟,寻不见足以依傍的港湾。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我拨通了我的小学辅导老师——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电话没接通,我心灰意冷地坐在走廊尽头,任凭潮湿的穿堂风揉乱发丝。孰料数分钟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冼老师特地回拨了过来。即便隔着电波,我仍能听见她那边翻阅文件的细碎声,显然她还在百忙中处理着公事。她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只是静静听着。我断断续续地说、反反复复地哭,将近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打断我,只偶尔轻声回应一句:“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待我哭声渐止,她才悠悠地吐露了那句贯穿我岁月的真言:“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 这句话穿过几百公里的电波,精准地撞进了我心里那片最荒芜的废墟。它很轻,却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厨房里,二伯教我蒸鱼的情景。二伯是位对火候极有讲究的人,他一边掐着表,一边用浓重的广东话对我说:“滚水落鱼,火唔使急。火急肉就韧,心急鱼就腥,你要等个蒸气透出嚟先得。”(热水下鱼,火不用急。火太急肉就老,心太急鱼就腥,你要等蒸汽透出来才行。)原来,我也是一条心急的鱼。老师的“尽力就好”是那句没说完的“等蒸汽透出来”。 这句话陪我走很久 进入第二年,试炼接踵而至。在华小考察期间,我因拿不到理想评价而满腹牢骚,甚至对辅导的初心产生了动摇。冼老师仿佛洞穿了我的脆弱,她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发来长长的文字,分享她当年在教职基层打拼的经历,并叮嘱我:“燕萍,别急,要守住你内心的火苗。”透过那些细碎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她在田径场的烈日下,嗅着塑胶跑道被晒出的焦味训练学生;看到她在图书室里,理顺泛黄的岁月。 于是,我将那句“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化作了数千行代码。在无数个深夜,我对着屏幕调整三语界面的每一个词义,终于制作出一个专属于辅导员的互动平台。 在这款由我亲手搭建的平台里,最让我珍视的是那个“不留底稿”的线上画板。当我第一次看着一位缩在角落、不发一语的学生,颤抖着手在屏幕上涂抹出一大片压抑的乌云。我问他:“你想让这场雨停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亲手按下了“清除键”。那片乌云消失了。 窗外的月色透过玻璃,很安静。 在某一个失眠的深夜,我将制作平台的初衷连同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敲成一条长长的留言发给了她。老师很快便回了信,那跳动的文字仿佛在说:“看,你已经做到了。”她与我约定:回乡见一面。 回到家乡那天,老师请我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餐桌上,她坦诚分享了她评分也曾只有“普普”的经历。她温和地敲醒我:“如果环境不能改变,你就要尝试改变思维。只要问心无愧,尽力就好。”那一蔬一饭,很暖。 如今,面对外婆重复了十遍的旧事,我能耐心听完;面对妈妈疲惫时的沉默,我会递上一杯温水。我依然会定期向老师报喜或诉苦。她的回复,有时很长,有时只有一句“我在”。 那句“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真的很短却陪我走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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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6日讯)参加私会党,还当过阿窿跑腿,几近把监狱当“家”的前囚犯,起初抗拒七旬义工给予的辅导,在义工不言弃下,常约见聊天,还带他探访孤儿院感化人心,终让他洗心革脸。 《新明日报》报道,已年届七旬的义工曹志华是退休人士,他在40多岁时已开始接触各种义工活动,并于2023年11月成为监狱署旗下的个案管理志愿者(VCO),协助囚犯重新融入社会。 成为个案管理志愿者需要经过培训,他们也为融入社会的前囚犯提供后续关怀,并协助志愿者了解社区受监管者在融入社会时可能面对的挑战,以及如何提供支持,以降低再犯率。 谈到成为VCO后,曹志华忆述曾接触过一名30多岁的前囚犯,让他印象深刻,对方自小父母离异,跟祖母相依为命,求学时误交损友,经常逃学,过后还加入私会党,当过大耳窿跑腿,监狱仿佛是他“第二个家”。 他指首次接触对方时,曾被他的样子吓坏。“他的整张脸都是纹身,而且那时他还有跟私会党的人往来,因此他很抗拒我的出现,当时我没被他打已经算很幸运了。” 深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曹志华循序渐进,先不断关心,宛如朋友般约他出来见面聊日常,倾听对方的难处与心声。过后他也约对方一起探访孤儿院,让对方产生同理,软化他的心房,籍此感化他。 最终,对方在半年内洗心革面,其祖母知道后非常感动和开心,欣慰孙子重新做人。    曹志华说:“当初他们因为无知而误入歧途。而我们的出现,让他们有机会慢慢远离那些不好的。” 囚犯改过推动前进 健康允许就会继续 曾萌生退休念头,但看到不断有囚犯改过自新,驱动曹志华想帮助更多人。 七旬的曹志华原本已到了退下来的年纪,但每当看到有个案洗心革面、重返正途,他就会觉得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仍需帮助。“如果健康允许,我就会继续下去,这是一种责任,有能力帮助一个人从万丈深渊逃脱,何乐不为。” 接触过80岁老囚犯 有人传道授业,有人倾听回馈,他们在铁窗里点燃希望,让人温暖。接受专访的四位监狱义工,大谈如何用经年累月的坚守,助迷途者洗心革面。 曾接触的前囚犯年龄从20多岁到80多岁不等,要他们敞开心扉分享经历,并非易事。 曹志华说,早在数十年前,当他的教会与监狱署有合作后,他便定期到监狱传教与辅导囚犯。之后他也陆续参与黄丝带社区计划、新加坡狱外监护协会、新加坡肃毒协会的志工活动等。 “我也是监狱署辅导员(befriender),负责去监狱里和他们聊天。他们没机会接触外面,有的没家庭、有的已离婚,或父母、孩子不要他们,真的很孤独。” 他透露,所接触的囚犯从20多岁到80多岁,当中不乏有大学学历或是白领。他称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敞开心扉,因此只能慢慢沟通,给予绝对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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