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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认同

前文提要:莹莹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住家确切地址?毕业后有什么梦想?要做什么工还是继续深造?无可奉告,唯一确定的是她喜欢写日记。(继续读上篇) 自从参加了那个什么领袖训练营后,我就发现不太对劲,一直有人跟着我。长话短说,首次见面就在小镇的KFC,阿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CID)借故问路搭讪,过后请吃KFC表明身分道明来意,我不吃白不吃,更何况除了经常偷考卷(只有一个人知道)也没犯什么法。阿李放了几张远镜头拍摄的照片在桌上,主角都是同一个人(当时大家都叫他营长),问我他说了些什么,最好巨细靡遗一一告知。这可考倒我了,我参加那个什么鬼领袖训练营只是为了接近莹莹,其他的我根本没兴趣,但是看在KFC份上,加上我敏锐的生存本能,我便开始不咸不淡地编了些内容,什么华教风雨同路,反击资本强权、拥抱无产阶级等等,我还说有好些内容记不住了,要回去找找当时做的笔记(屁啦)。就这样我每两周就必须到深蓝色建筑物报到,每次都编内容,离开时裤兜里有200块。这种编故事赚快钱的日子,让我轻松愉快乃至兴奋莫名,不过我仍然继续着坏学生的生活,经常暗自窃喜于自己的卧底身分,幸灾乐祸于学校那群无知的傻瓜。我以为这种操作神不知鬼不觉,直到那天气窗外钻入这样一句话:“你见过阿李了?” “你说什么?” “这次不要你的50块,只要你告诉我他们问了些什么。” “……” “往后在灌木丛那边谈。” ●  每张薄膜50块免了,加上阿李姚警官那边每两周就有200块,我的生意顿时壮大了起来,吃KFC已是家常便饭,我还给莹莹买过精美日记本,带香水味的,在最后一页我偷偷留下两句诗。可是这美好的一切,却突如其来地被打破了——有人在女生宿舍偷内衣裤而且人赃并获——束手就擒的竟然是风哥。 事发当晚约6点,也就是宿舍生在食堂的晚餐时间,莹莹没吃几口就独自一人回宿舍,她在门口就发现有个男人在翻找她的储物柜,一些新的旧的内衣裤七零八落摊在桌上,莹莹没有喊,只是开口问男人你在做什么?不要再来了。那男人不慌不忙,回过头来双眼对视,没有说话,只是赶紧把内衣裤收拾好,盖上储物柜的门,正要从莹莹右侧快步离开,可是已经被陆续回来的女生逮个正着,事情就这样炸开了锅。学校警卫来了,校长也来了但说暂时别报警,先问个明白再说(不就是爱面子嘛)。那男人就是风哥,双手下垂低着头站在校长室,莹莹则坐在一旁但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校长盘问,确认风哥在女生宿舍偷内衣裤,人证物证确凿无从抵赖,必须采取纪律处分,但鉴于风哥人到中年,加上在校服务表现向来良好,因此不报警(你看),但要他马上走人。风哥望了莹莹一眼,默不作声回到那个属于他的楼梯间下方的幽暗空间,收拾铺盖骑上摩托就这样消失了。令人更惊讶的是,莹莹隔天一早也神秘失踪了,校方紧张了一阵子就当她自动退学,过后一切回归日常。你问我是高兴还是难过?无所谓高不高兴,因为一张薄膜50块在风哥离开前早就免了,没差,阿李那边的200块也照编照拿,没差。可是说没差,心理却老是觉得某个地方有个难以名状的落差,直到我捡起莹莹留给我的那本带香水味的日记本。 那天在油印机旁边的垃圾桶里,我没有发现半张薄膜,这不奇怪,风哥还在时也发生过,确实有些老师比较严谨,吩咐风哥油印完毕必须把薄膜卷子整套归还,这种情况我和风哥都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接下来的机会。 那天,香水味有点喧宾夺主,抑制了油墨味和我那桀骜不驯的坏学生特质。日记本只用了一页,不对,是两页。莹莹在第一页只写了七个字,而她应该也没有看到我在最后一页写(抄)的两行诗。 ● 风哥看来的确衰老了许多,在第七下踩踏发动器后,他那台同样衰老的本田90cc夹仔终于回过神来,也算是鞠躬尽瘁了吧。风哥颤颤巍巍人车一体流向前方,左边就是深蓝色建筑物,不过风哥看都不看就拐右去了。叭!后面的车子急躁地催促我踩油门越过红绿灯各走各路各不相干。对了,我还没告诉你莹莹在那本带香水味的日记本里写了哪七个字: 他是我爸郑旭峰。 而我在最后一页写(抄)的是〈七里香〉开头: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相关文章: 夏国文/风哥、莹莹与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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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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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司徒雷登决定到中国传教,正想是不是孤身一人,姻缘降临,他看中一位名叫艾琳(Aline Rodd)的女生。他经历奇特,言之有物,为人稳重又有才华,从容气质吸引艾琳。1904年11月两人结婚,她随他前往太平洋彼岸。 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传教士。父亲林顿(John Linton Stuart)的脚步比前两代跨得更远,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1868年派遣第一批共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当年他28岁,是其中一员,5年后他因病回美国度假休养,认识母亲玛丽(Mary Todd),1874年夏天二人结婚,圣诞节当天新婚夫妇抵达中国,住杭州城北武林门内,贫民区传教士寓所。林顿传教之余筹建男校,玛丽在美国本是女校校长,她互补丈夫理念,创办女校。 在中国两年后司徒雷登出世,随后家中又添三位男孩。最小弟弟7岁去世,记录寥寥。小他两岁的老二鞍维.托德(David Todd) 和小他4岁的老三沃伦.雅顿(Warren Horton)都能讲流利中文,理解中国习俗和文化,日子自在安详。 司徒雷登回忆录取名《在华五十年》,我一时兴起,细算五十虚实。郝平《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附录大事年表,省我不少麻烦。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1887年回美国念书,1904年到中国当传教士,1914年带生病太太回美国就医,1915年返中国,1949年8月以美国大使身分离开中国。他自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从1922年至1935年,10次到美国募款,没有休假意识,纯为工作而忙。若这些不计,他在中国的日子一共55年。 老二习医,在美国读完书后也回中国当传教士,后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1909年在苏州打猎时,因枪走火身亡,遗体被接回杭州安葬。老三15岁才回美国读书,他是耶鲁大学博士,1910年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居留中国一共32年,直到1927年离开。 父亲林顿1913年病故后,母亲就与司徒雷登同住,1924年母亲去世。司徒雷登依俗把遗体由北京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墓旁。当时正值内战,只能先到天津,由海路去杭州。北京政府提供的车厢本为慈禧太后特制,外层雕饰盘龙,镶金勾勒,内部装潢同样奢华。母亲迷恋中华文化,司徒雷登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走完最后一程,她在天之灵必感欣慰”。 身分认同来自文化属性 父亲在中国的时间大约45年,母亲大约50年。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1906年独子出世,她生产时受伤,落下病根,一直没有痊愈。她的家婆乐于参与公共活动,她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对中国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她在中国生活了22年。 身分认同的资源可以来自文化属性、职业、语言、宗教、国家、政党、阶级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领域或组织,这一家人没有异乡情怀,他们沟通无碍,到处都是朋友。宗教情怀是他们生活依据。《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对他的熏陶只有利而无弊,生于斯老于斯:“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属性如此自然,他的美国朋友也这样看他。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马歇尔在1946年推荐司徒雷登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理由是:“你生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都已中国化。”杜鲁门完全同意马歇尔的看法,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重的西方人很少。他说司徒雷登可大力协助马歇尔的工作:“流利的中国话让他和各方领袖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在〈梁惠王〉中说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必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利益,孟子的回答家喻户晓,他希望梁惠王不要说利、只说仁义就行。儒家经典中司徒雷登最喜欢〈孟子〉。他在中国的日子比美国长,中国有事他不会袖手旁观,二战以后国共纷争让他担心,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促进双方和谈是他担任大使最重要任务。本以为向燕京大学请假一年即可,他如孟子般讲仁义不讲利益,最后发现善良意图左右不了诡谲的政治变化。 《在华五十年》第一章第一段话他表达难以言喻的伤感,他说在中国度过童年,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分回来:“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无预兆下,我被委美国驻南京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怀着不满和遗憾,我被迫离开那片当时不幸的土地。”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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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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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艺君,新加坡目前最受瞩目的新生代诗人。 10岁,她跟随父母从中国厦门移居新加坡。这里的一切看起来相似,又不。即便和旁人能用福建话沟通,庆祝中国也有的文化节日,但幼小的她,总能从一些细微末节中,看出自己和他人的不一样。为了更好地融入这里,林艺君学会察言观色。但她却不曾想过,这么个技能,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 林艺君将一路以来的观察写成诗歌、小说和散文,探索个人与历史、社会和国际关系,思考身分认同的复杂和多元性。透过文字,她不单找到了出口,更找到了自己和土地的连接。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敬晖 “我第一次写的主题,好像也是和土地有关的,关于坟墓的事情吧。但那是很早的事情,我有点忘记了。” 她的声音轻柔,额头前的刘海,扎成马尾的长发,像是甫出社会的新鲜人。1993年出生的她,刚过30。今年出版首本个人诗集《新房客》,收录72首现代诗。 “身旁的人总说,我写的东西很冷血,没有亲情,没有爱情……但创作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想要说什么就去写。最后我发现,我想说的东西都是‘身分’。” 离开原生地,来到新加坡,林艺君说是被父母“骗”来的。     拒绝在群体中“最特殊”   “我妈妈说来新加坡旅游,中国小学9月份开学,我和哥哥8月底就说要回去了,问说‘怎么还没订机票’,我爸妈竟要我们明天去新学校报到。”听了意料之外的答案,那个晚上,兄妹俩嚎啕大哭。 10岁,看似不大不小的年纪,但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如今,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身旁的人说的语言相通,但又不同。“我记得刚来新加坡时,像是农历七月拜拜,虽然很多文化一样,讲的福建话一样。但你会发现,就算我们讲一样的语言,也不是同一种人。” 而学校授课用的,也不是她的日常语言。说到这里,一个有趣的过去,唤醒她的记忆。 林艺君热爱运动,但因为陌生的语言,听不懂老师说的游戏规则。她靠着同学的复述,却不敢三番四次地询问,怕麻烦别人。于是,她学会不懂装懂,学会了观察。 “我开始模仿别人的语言、别人的动作。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要跟你们一样,因为我不要做特殊的那个,我不要做另类的那个,我想要融入。”在原本的地方状态还不错却被硬拉出来,林艺君这么形容被迫南下的童年。 “在一般的学科里,数学也难,也是用英文授课。在英文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很多东西被打乱,我需要重新塑造语言、思想的方式。像是别人已经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我却始终在这里。”   误打误撞加入创作班 观察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但林艺君始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直到大学二年级,友人把她叫去创作班。 “他有意识地要去创作,但我没有。”误打误撞,她在分享创作之路时直白的说。 兴许是因为自己最擅长的语言,也或是课与课的间距长,单纯找个地方吹冷气……她就这样窝在课室的一角,成了班上的一员。 “老师讲的话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文字可以这么被写出来。在那之前,我都一直在写模范的作文,觉得只要语句通畅,拿到分就可以了。” 慢慢地,林艺君从旁听、交作业,渐渐地开始自我创作。她的观察自此有了出口。   内心反复思考“我是谁?”    2017年,她到台湾高雄当交换学生,成为了探索身分认同的开端。 那时的她,不再是当初靠模仿融入新加坡的小女孩,早已熟悉圈子里的语言,亦获得新加坡当地人的认同,“他们觉得你就是和我们一起的。但到台湾读书时,我却被分到大陆生那里,新加坡的朋友在另一边。” 只因为,她拿的仍是中国护照,直接明了地代表着她的身分、国籍,即便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数十年。 “大陆的朋友会说,‘你干嘛过来,你是新加坡人啊,不是我们的’。”甚至在跟台湾人用福建话对话,她的身分也遭到质疑,“他们会疑惑,‘哩夕歹丸郎嘛’(你是台湾人嘛)。我否认后,他们第二个反应是‘那你是新加坡人’,但我又不是。” 在那半年里,当再有人问起“你从哪里来”,林艺君都会统一回答“我从家里来”,“也不会有人问起你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家’变成一个流动的家,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个家,你就哪个家。”     在台湾的日子很短暂,但她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若说,社会像一个圆圈,虽然她在圈子的外面,但外面的人看她,她又在圈子的外面。 “当时,我一直处于漂浮的状态。对于反复强调‘我是什么人’的这件事,冲击很大。如果语言也代替不了你的身分,母语也不是你的身分,护照是你的身分,可是你又不归属于护照。有种‘我是谁’的感觉。” 隔年,她创作了诗歌〈实里达人的朝圣〉,借用新加坡原住民实里达人的历史境遇,探索对身分认同的困惑。此作品在当时获得新华文学青年诗歌文学奖金奖的肯定。   历史结合经历写成诗    我梦见旧居某处,风已经发生 并且无需太长的路程 就从山芭赤脚走到了财启村 加龙古尼(Karang Guni)召拢来无数个想取暖的实里达人 簇拥地坐在路沿的并排 看回程的车,游在三言两语间 绕过陡峭的人群 剖开车轮才倾泻出一胆遥远的液体 连带他身体最后的那个人,也单薄地 和课本上不断游向过去的实里达人一起塌陷 我和实里达人站在历史凹起的两端 原来他也是 刚参加完自己的葬礼然后 再步行回到这里 ——截自〈实里达人的朝圣〉的第三小节〈忠邦城的实里达人〉   以组诗的概念,林艺君将消失的实里达人,放到了她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常角落。有别于求学时趋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她在〈实里达人的朝圣〉放入历史背景,再加入自己的经历。 “我回想在新加坡这段时间往哪里朝圣呢?”她从一个大主题,分成四个小主诗,最后回到了她来到新加坡第一个晚上住的地方,忠邦城的对面,“这算是我第一次找到那种‘原来我可以这么写’的感觉。” 秘密是可以共享的  除了是文字创作者,林艺君也是一名时政记者。记者这份职业,对她的创作有所帮助,“我学会更系统性地写组诗,希望诗歌跟小说一样有起承转合,是一个更完善的故事。” 不单是诗歌,林艺君同时也在写小说和散文。对她来说,无论创作的载体是什么,核心在于主轴不变,“必须要有话要讲。我比较害怕没有话要讲,却硬要写出来。那个作品就是个空壳,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问及时时刻刻和文字打交道,会否有疲惫的时候,她说:“套用一句很老土的话,文字在治愈很多事情。”通过文字,她更了解这个社会,同时亦学会思考,“我希望大家在作品中,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或有某一部分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 后记:有意识地活着 若没有离开,就不曾有现在会写作的林艺君。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的身分,现在的她都认同。 “我们这些外来者挣扎很长一段时间,要取得本地人的认同。但在得到认同之后,又想要认祖归宗了,所以很多人在五六十岁开始寻根。”她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或许只是在追逐认同感,“有点像你对这个东西祛魅了。” 有意识的活着,她反复强调。 “在新加坡能写作的人很多,我不是唯一可以写作的人,只是我坚持下来。大家到了社会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不要让很多东西麻痹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有意识的活着。”她说。 更多【新教育】: 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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