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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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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1月前
眼睛一眨又到清明,大家扫墓了吗?有没有给最近消逝的众多生命也上炷清香? 发现这几年的清明流程越来越现代化,好几个月前便已看到墓园周遭贴满了各种推广传单、申请手续及祭品指南,提醒亲友家属做好网络预订,以便在高峰时段能够让拜祭更流畅更有效率。 每次看到用户手册或应用指南,我都会仔细阅读(绝对不是向Sheldon Cooper看齐)。这些文本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做好。在工程世界,编写手册是专人负责的血汗活,马虎不得;这些专业人士就是技术作家(Technical Writer)。 清明节拜祭指南是为了让生者与逝者的交流更顺畅,产品使用指南则是技术作家为创造者与使用者搭建沟通桥梁,避免鸡同鸭讲以至酿成灾难。 个人十分崇拜的科幻小说家姜峰楠(Ted Chiang),就是专门替软件公司写字的自由技术作家。一直很佩服他在编写那些生硬呆板的技术指南之余,仍能创作出《你一生的故事》(电影《异星入境》原著)这样细腻的哲思小说(虽然故事中还是有很多纯属严谨细密理工脑的蛛丝马迹);毕竟文学创作讲求的留白与隐喻,是技术书写的最大障碍。技术书写追求“言尽于此别无他意”,若要重置一台机器,便应该指明“长按电源键10秒,等待荧幕转黑然后进入开机画面为止”;总不能写“怀抱希冀触碰生死玄关,心存侥幸地静待佳音”吧? 语言界限即世界界限 应用指南主要有两大类,一种供给专业用户,如软件的API文档或芯片的集成手册;另一种,也是更难的一种,就是提供给一般用户的使用手册。 为什么难? 首先,讯息传播本来就不能避免量化递减。当作者把大脑意象转换为文字时,意义已经流失了一部分,轮到用户阅读文字再转化为脑中资讯时,又再流失好一部分,何况还有专业术语时时刻刻在干扰着交流。维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界限,即是我的世界界限”,工程师术语一般会被普通用户的语言滤波器定义为噪音。 技术作家的专业,就是为这高耗损的沟通管道力挽狂澜、过滤噪音。他们必须先把充满工程术语的复杂操作流程理解透彻,然后再用最直白最没有歧义的语言写出来,这根本就是逻辑归纳能力的终极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经常克服“知识的诅咒”,时刻提醒自己读者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同时不能用太荒谬的例子让顾客看来像个傻瓜。 试想想,当洗衣机突然停转发出警铃,用户根据荧幕上的错误代码翻查说明书,却只看到“电机堵转”或“电磁阀错位”时,会是什么心情?在另一种极端情况,当用户阅读手册,看到一堆“不要把手放入通电的搅拌机中”、“不要把塑胶袋套在头上”的告示时,又是什么感觉?(好吧,我承认我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警句。) 好几年前曾负责开发低阶自助点餐机,使用了采购部推荐的“高性价比”打印机。器材供应商为了省钱没有雇用技术作家,让设计工程师编写使用手册。供应商呈上的初稿,先在工程团队的一审中通过,再被技术写作部的二审秒速退稿。工程师们不服气,项目经理便找来8位文员,让他们依照手册操作打印机,结果超过半数无法把纸卷正确送入走纸通道。由此可见,大部分时候我们确实被“预设”蒙蔽了客观判断。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手册无用化;他们要求设计师、技术作家和应用界面专家联手,把说明书的内容直接“写”进产品的设计直觉里;最顶级的产品设计及技术写作,或许就是让用户感觉不到指南的存在。乔布斯在世时,就传闻他对产品的“快速入门指南”有近乎偏执的洁癖,要求文字极少,最好只用图像。(不过若想玩转iPhone,使用手册还是过一遍吧。) 回头一想,如今清明祭拜,我们不都会给先人烧一些时下最新最酷的产品吗?那些产品全都不带使用手册!这是因为产品设计都已经达到乔布斯心目中的完美状态,还是因为先人们比我们这些地上的行尸走肉更醒目? 无论如何,下次购买新相机、复杂的音响系统,或一辆划时代的自动驾驶电动车时,不妨读一读说明书,看看有哪些不合逻辑的地方。与别人沟通时,也不妨多些共情少些预设,或许世界会因此稍微美好起来。
2月前
2月前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时尚。 那不是因为它耀眼,或被称作潮流,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吸引。走秀影片里,模特转身时裙摆划开的弧线;杂志内页中,新奇服饰总能吸引我的目光。它们不像在展示衣物,更像设计师正以布料为语言,诉说着故事、传递着情绪。 我常常想,这份喜欢或许并非偶然。 我没有见过外公,只知道他是裁缝师。关于他的形象,我只能从长辈零星的话语中拼凑出来。我无从想像他的模样,也不知道他缝制衣服时的心情。但有时我会忍不住猜想,也许某些喜欢,是透过血缘悄悄留下来的,即使素未谋面,也依然存在。 上学之后,课本与笔记的空白处,成了我最初的伸展台。 那里住满了我画的小人。他们没有五官,没有名字,却穿着我为他们设计的衣裳。我反复描摹每一道裙褶的垂坠,修改每一件外套的肩线,让它们更贴合身形。那些画,没有被任何人看见,却是我最认真的时候。 其实,我想成为服装设计师。 这个愿望很早就埋下了,但我从未让它正式发芽。它像一颗被小心摁回土壤的种子,只在独处时,才敢探出一点稚嫩的、脆弱的芽尖。 母亲告诉我,设计这条路很难。 她说,如果没有背景,很难在业界里站稳脚步。她的语气平静,像是在替我提前拆解风险。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取,只是慢慢地,把那点渴望收起来。 有些梦不是被否定的,而是被现实轻轻覆盖,最后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于是,那些画在纸上的小人,成了我与理想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像微弱的小火苗被一次又一次的熄灭,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存在过,也陪伴过我,只是没能走到现实,而是慢慢的淡出我的人生。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大家眼中理想的大学。大一那年,我跟着留学团出发,在旅途中遇见了许多即将走向不同方向的人。我们谈论学校、专业,也谈论对未来的想像。就在那段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她谈起理想时,语气笃定而自然,仿佛早已接受未来可能带来的所有不确定。我站在一旁听着,心里却泛起一种安静的羡慕。不是想成为她,而是羡慕她能如此坦然地走向自己想要的人生。 深夜在赶设计的身影 我们加了Instagram好友。 后来,她的生活不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赶设计的深夜、散乱的工作桌、毕业展前的紧张与期待。每一张照片,虽然疲惫但却有一种踏实感。相较之下,我的世界显得单调许多。实验室、数据、反复确认的流程。没有不好,只是缺少某种让人心跳加快的瞬间。 我并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快放手,现在的自己,会不会更靠近内心一点。 毕业后,我们各自没入人海。直到某天,从旁人口中得知,她没有成为设计师。她回了国,在一家大型快时尚门市担任销售。 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无声的空白。并非失望,而是像看到远方一座始终为我亮着的灯塔,忽然静默熄灭。她那么有才华,对美那么有见地。可我忽然明白,现实并不会因为才华而让路。有时,它只是要求你先活下来。 也许,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把她当成了自己理想的延伸。她不是她,而是我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她替我走过那些我没敢走的地方,也替我承受了那些我无法承受的现实。 如今,我们已经没有联络。但在某些特别安静的时刻,我仍会想起她,也想起那个在课堂角落画画的自己。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快乐,是否会在折叠衣服、贴上价码的某个瞬间,突然想起某个未完成的设计。但我始终愿意相信,真正热爱过的事物,不会那么轻易被带走。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她能再次靠近自己的理想。不必是宏伟的、万众瞩目舞台。也许是在为客人搭配时的灵光闪现,也许是在笔记本里的随手一笔。只要那份对创造的悸动还在,光就没有消失。 理想从未死去,它只是被现实暂时折叠收好,等待一个可以被重新摊平的时机。而我们,都站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界地带,默默守着各自的光。在务实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有温度的小径。
3月前
3月前
(新加坡25日讯)新加坡政府拟为电动车换上绿色车牌,三款设计一出即引发热议,受访车主与车牌制作业者认为,新设计虽有助提升辨识度,但在视觉效果和实用性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民防部队,计划规定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使用不同车牌,以便前线人员及交通与执法摄像系统更快识别车辆类型。 当局星期一(3月23日)公布三款设计,并称会在收集各方意见后定案。 三款设计分别为深绿色底、浅绿色渐变底(由浅绿过渡到更浅色),以及浅绿色底,三者均搭配黑色字体。受访电动车主普遍认为,这些设计方案都不够理想。 驾驶电动车约五年的新加坡车主梁玮宏(34岁)认为,三款设计整体过于显眼。 他说:“我理解当局希望更容易辨认电动车,但目前提出的方案,整体视觉效果过于突出。” 他建议参考马来西亚的做法,在车牌一侧加入绿色条纹,既容易识别,也不会过于张扬或影响整体观感。 另一名电动车主郭凯翔(22岁)则指出,绿色车牌设计略显过时,与多数车身颜色不太协调。他也指出,在某些光线条件下,绿色底配深色字体可能较难辨认。 他认为,提高辨识度未必须要更换整块车牌颜色,可参考英国或马来西亚做法,在车牌一侧漆上绿色条纹,同样能达到目的。 “马来西亚的设计甚至融入国旗元素,是个值得参考的方向。当局可借此在功能与美观之间取得更好平衡。” 网上也有人提议,可通过贴纸区分电动车,例如在挡风玻璃显眼位置张贴标识,同样能快速辨别车辆类型。 业者:配色与材质或影响车牌可见性 目前,英国、澳洲、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已采用不同方式识别电动车,包括更换车牌底色,或在车牌上加入电动车英文缩写“EV”等标识。 从事车牌制作逾50年的业者谢明芬,从技术角度提出顾虑。她指出,深绿色底配黑色字体属于“深色叠深色”的搭配,在夜间或光线不足时可能影响辨识度,甚至干扰测速摄像机读取车牌。 至于浅绿色渐变底设计,她认为视觉上较为柔和,但关键仍取决于是否采用反光材质。“据我了解,中国采用类似设计,并搭配反光材料,因此夜间辨识度不会有问题。” 她也建议考虑其他颜色方案,例如韩国电动车使用浅蓝色车牌,同样能达到区分效果。 谢明芬指出,若全面采用绿色车牌,也可能与现有车牌制度产生冲突。例如,仅限非繁忙时段行驶的“红牌车”以红色车牌而得名,未来若出现电动红牌车,颜色如何区分仍有待厘清。 新加坡陆交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新加坡共有4万9110辆电动车,同比增加近九成;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则有2449辆。
3月前
4月前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这一期聊聊印刷。 累积14年出版社编辑资历,他说自己仍不够格;直到去年在印刷厂实习后,马保靖才自觉终于有资格撰写这本谈论本地中文出版市场的书——《编辑饭特稀》。“一本书诞生的过程,印刷这环很重要,”了解印刷厂实际作业,“一个编辑也才看得更全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这么写:印刷像赌命,出版绝对是在玩命;哪次赌赢了?哪次赌输了?玩命十余年,是什么让他没有赔上这条命?“因为我对得起任何人,”保靖说。 |上纸要进风,叠齐纸堆也是功夫| 出版社每年都会招收实习生,身为总编辑他有责任教授出版知识,关于一本书是如何诞生。“就是分享故事,也许说不上是理论课。”这堂课重复讲解好多年,是在2025年他突然意识到,每个出版环节他都熟悉,唯对印刷一知半解。“当我提到印刷,就只用‘印刷’两个字带过,”没能讲出更深邃的什么。 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一名印刷厂老板,“如果我是书痴,他就是印刷痴,”说到印刷眼睛会发光,“很神经啊他。”他对“神经”老板提出同样“神经”的诉求——让我到印刷厂实习吧;一餐嘛嘛档时间老板欣然答应。于是卸下出版社职务后,这次轮到保靖中年当一回实习生。 多年跟印刷厂交涉,基本原理不会不懂;“到印刷厂实习后,我才真的看到、体验到,”亲手搬挪尚未裁剪成一本书尺寸的大张纸堆,“我才知道它的重量。” 纸张与机器有自己的脾性,需要摸索一套让它们服帖在手中的亲密语言。 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从上纸开始。上纸,是把整沓大片大片的纸张齐整叠在印刷机入口;“不容易,单单这个步骤我已全身汗。”一令纸500张有数十公斤,“我需要分三次来搬。”大片纸张不好使唤,至少31吋长21.5吋宽的大小,“叠起来一定参差不齐。” 所以要学会进风,在纸与纸之间注入空气。进风后,纸堆才能对齐,纸张才能顺畅地输送到机器里,降低卡机风险。进风说的是一种手势,“要拗一拗”,保靖用影片展示怎么拗,影片中他双手抓着纸堆两边折角,轻轻往上折拗、摆动,像是在晃出不成形的纸浪。 叠齐纸张也见功夫。 印刷厂老板向他示范时动作幅度较大,他观察厂里头手仿佛只须动动指头纸堆就乖乖听话,一派轻松,“老板说他用阴力,很神奇。”保靖用了多久时间掌握?“几天,老板讲我有天分啦,”他笑,“不过还不是很理想,比如80gsm的simili paper和cream paper比较轻,我能做到;难的是105gsm的art paper,因为它更薄、更软,却更重。” 纸张也分好多种,什么情况要用什么纸?以终为始,是印刷厂老板反复的提点。 |以终为始:开本、选纸、封面加工| 实习结束他着手新书出版事宜,送厂印刷前苦恼开本大小,把疑惑抛给印刷厂老板定案,“他反问回我,你要卖给谁?你出这本书目的是什么?”由结果倒推源头,答案瞬间变得清晰。 他想了想,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把书做得不一样,有别于常见的本地出版品。 “本地书籍多是A5大小,或是再大一点,我希望做小开本。”可小开本容易被挤兑,如何让它突出于书堆之间?“所以封面颜色必须鲜艳,”于是《编辑饭特稀》封面采用专色印刷(spot colour),成色更加饱和亮丽,取代成本较低的四色印刷(CMYK)。 玩了开本玩选纸,选纸他玩得更疯,索性将常用的4种纸张并存在同本书里。“以后我跟作者谈出版计划,不用再带着大包小包的样本,带这本书给他看就好了。” 书里占比最高的是cream paper(米黄色道林纸),“我个人最喜欢,”纸色偏黄,适合长时间阅读。嵩厚纸bulky paper纸面摸起来较粗糙,磅数轻,放久了边缘容易泛黄。至于道林纸simili paper与铜版纸art paper纸色偏白,“看久会刺眼,”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但适用于附有图片的彩色印刷;其中art paper纸面光滑,印色更鲜艳,却容易反光。 《编辑饭特稀》为何选在特定篇章采用不同的纸,是随意为之,抑或藏有玄机?“因为白纸会刺眼,会反光,就不会看得太清楚,希望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快快翻过去……”说着说着他自顾自地笑。嗯,是保靖自己的黑色幽默。 玩完内页,再玩封面。 封面用纸常是铜板卡纸art card。为了提升触摸质感,很多书籍会额外加工(finishing)。加工最常见有雾膜(matt lamination)与亮膜(gloss lamination),前者降低反光,后者提高色彩饱和度。此前他不知道,实习后才晓得这两种加工并不环保,“材料无法分解。虽说印刷要讲环保很难,但我问印刷厂老板,能不能用其他成本也没那么高的方法?” 老板提议先弄一层纹理压凸(texture emboss),让封面摸起来有浮雕立体感,再过油(varnish),“抹一层油在上面,触感近似雾膜的效果,但可以分解,也能防水防脏。” 保靖翻开印刷厂目录,展示加工程序还有好多选择可以玩,“其实你去采买日常用品,也可以观察它们的包装。”所以他想把这本书做得不一样,“目的是鼓励设计师也好,编辑也好,”或许我们可以有其他想像,书并非只能是一种样子。 |印刷像赌命,赌输了怎么办?| 做书可以有很多玩法——是保靖在印刷厂实习后更深的体会。 比如凹凸压印(emboss & deboss;让纸张表面呈现凹凸立体触感)的加工工艺,可不可以不一样?他从家里翻出一本10年前中国出版书籍《方道·文山流》,仔细抚摸封面的压印处,凹槽会有不一致的深度,有深有浅,仿佛有什么私密话语想静静跟你说;“我们这里常见的,它的厚度都是固定了,”摸起来也就死板了些。问印刷厂老板有能力做到吗?“他说做到,但较考验功夫,他也没接过类似案子,因为本地没人玩过。” 追溯缘由,逃不了成本考量,不玩似乎也就更省钱。如何打破死循环?保靖说,得要回到教育本身,灌输年轻世代,读书可以不为功利的回报,读书可以就只是生活一部分,才能真正扩大市场。 在有限范围内,追求不一样的念头,保靖一直有在尝试。比如蔡添强的《加影自由刑》,收录不少作者入狱期间手绘的画稿,于是封面纸选用牛皮纸(craft paper)衬托;比如《我只是吴柳莹》在封面之上外加一层半透明描图纸(tracing paper),“就像是说,外人看见的她可能也像裹了一层雾,你要翻开里面,才是她真正的内心。” 玩也像是一场赌。《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写着:印刷像赌命。问他曾有赌输的时候? 有回跟作者谈好,封面纸采用鹅卵石纹纸(pebble paper)增加质感,代价是纸张触感粗粝不宜置入作者头像,没想到书印好后作者反悔,出版社只好吞下闷亏,改用普通纸张,置入作者头像,安排加印。另有一次书印好后送到作者手上,未料封面折口的作者头像裁掉少许头顶发丝,作者咆哮不吉利,尽管送印前已给他检查确认,只好请印刷厂重印,费用由出版社承担。 《编辑饭特稀》也出了差错。离职出版社后保靖创立C世界文化工坊,申请书号时他填写的是住家地址,等到书封面印好后才发现自己忘记在版权页把地址删掉。“我所想到的补镬方法,是让印刷厂老板加印贴纸,我再亲自一条条贴上去。老板说贴纸难看,他帮我加工一层hot stamping(烫印,用高温高压将箔片贴在纸面),”遮蔽住家地址。 “也不是说赌输,就一直想办法补救。” 又成功闯了一关。 【后记】一本书的背后,出版人的姿态 采访结束我们待下来闲聊,保靖拿起《编辑饭特稀》随意翻翻;迄今出版未满两个月,“我再看回去,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改。”真挑剔。“不是挑剔,你看,我很常用‘我’,其实是赘字,可以删。” 他继续碎碎念,“有些篇章差不多八九年前写的,到现在还适用。”换句话说,整个大环境似乎没有进步多少。会有使命感想要改变什么吗?“我就做我能做的。” 什么是他能做的? 保靖总说自己离不开书。幼儿园看故事书,后来喜欢小说与漫画,躲进书的世界,可以很长时间不跟人说话。所以出版社编辑的位置他待得自在,“喜欢帮助人家出书的过程。”常常收到作者回馈谢意,“可是我都觉得,其实我没那么伟大,因为我在帮你的同时,我也从中得到一些我预料不到的收获,”收获的都是无形的资产,“其实是双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也写着这么一句话:出版绝对在玩命。 “做书的过程,其实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玩咯,好像在闯关。”玩命十多年,是做对了什么,才不至于赔掉这条命?“我对得起任何人,我不能说使命必达,但我尽己所能去帮,作者也好,客户也好,我帮我所能帮的。” 这天我们窝在书中那被遮蔽的地址里,咖啡还香,猫在探头,书是永远都要堆乱桌面,离不开的了。 更多文章: 【爱书人在读什么?】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4月前
开发产品有好些圣典,替项目打头阵的叫产品需求书;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企业指引、市场趋势及客户愿望的蓝图。把蓝图解构成工程师能够理解的技术参数,就是产品规格。 规格有纯技术性的,如额定电压、功耗、工作温度等,也有功能性或可靠性的,如传输端口、工作频率、运行速度、抗跌高度等。要把参数具现成实体其实不难,棘手的是怎么拿捏“设计余量”(Design Margin)。 如果说规格是给用户行走的“安全区”,余量便是工程师留下的“急救包”。 以日常生活中的电子产品为例,规格书上若标示输入电压为110V到240V,电路设计至少能处理正负10%的浮动;专业相机的快门寿命若标示为15万次,实验室的极限测试至少从20万次起跳。厂家说防水50米,就绝不能在49.99米挂掉。 按照这个逻辑,余量堆下去就是了,还拿捏什么?的确。可惜这世上有样东西叫董事会,而设计余量恰恰与成本利润过不去。于是,取得足够余量和合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就成了企业和品牌文化,甚至底蕴。 曾为日本、德国和美国公司开发产品的经历让我见识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工程师们对余量的理解与哲学,其中的差异竟也和这三大民族的既定印象十分契合。 谨慎的日本人设计余量往往较大,藏得也较深。规格书若标示工作温度“5至45摄氏度”,工程师至少会要求设计能够在零下5至60摄氏度的环境中稳定工作。又例如Grand Seiko就比很多有天文台认证的瑞士表精准耐用;这大概是源于“不给人添麻烦”的执拗保守吧?与其不达标被投诉,不如让用户在使用产品时能有惊喜。 严谨的德国人对待规格如同执行法律。德国产品一般隐藏余量不多,却能把规格书承诺的参数执行到极致。我曾有打印机设计项目因为某个技术困境延迟了好几个月,缘于产品经理坚持“即使用户把一张A4纸印成全黑”,设备的速度和功耗也不能偏离规格参数,除非说明书标注不能打印全黑。这就是德国人可爱的地方,他们确保产品在规格范围内是世界顶尖的同时,也对超出那明确界线的使用者不予斟量。 基于国土广袤,美国工程师对余量的认知各司各法,既有如德国人般态度虔诚,也有像日本人一样隐藏惊喜;唯有强调做足“防滥用”的设计余量这点,可说是一以贯之。大概是深受粗犷文化影响,他们也清楚自家消费者的德性,所以美国产品被扔到皮卡车后厢、被拳打脚踢,或被汽水咖啡泼洒后,一般仍能正常运作。牛仔的哲学是:无论怎么折腾,只要还能开机就是好产品。 由此可见,“一般认知”非常重要。这个“一般”,是地方文化和历史脉络,是集体生存及互动的规格和余量;它圈出合理范围,让设计师能酌情处理范围外的“麻烦”(nuisance)。 做人留余量最智慧 人类本身也有“产品规格”,虽然不确定是否有类似漫画《天地创造设计部》里的“产品需求”(即使有,也不能是“擅长搞砸地球”吧?) 反正这份规格的技术层面挺严苛,余量范围也不一而足——体温、体重比、心跳、血压、胆固醇、肝肾功能、排泄物状况、卡路里及水分的摄取等;偶有超标也未必世界末日。 性能规格则因人而异——有人速度超群、有人耐重负荷、有人诚实可靠,虽然牵涉先天规格,更多却是后天选择;至于余量有多少,就视乎一个人平日把自己吹多高了。 问题是,这些只要稍动指头就能取得的规格书,却被多数人视而不见。我们狂热地试探人类的设计余量,时时刻刻都想在规格外运转,挑战各种生理系统的负荷阈值,给出各样超越自身能力的空头承诺。 一部机器长期无视规格运行,结局注定报废。超频电脑出现过热警告,也会先暂停然后关机检查错误吧?身体或境况发出讯号时,人类却往往选择无视然后继续透支余量。工程师留余量是为了“救急”;做人留余量才不用每天吃“速效救心丸”。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谨此希望大家万事有余(量)。
4月前
4月前
7月前
记得当年第一眼看到它时,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张书桌。从正面看,四个柜脚是蛮特别又古典,从侧面看,上半部是斜的。直到先生一拉下斜面板,才发觉到它竟然是可以放平的书桌!这样的设计的确是特别、而且节省空间。 工作期间,通常是晚上和周末才会用到这张书桌。无论是备课、准备教材、写建议书或写文献等,这张书桌总是默默地让我把有关的书籍、笔记本电脑、文具等往它台面摆。没有它,无法想像该坐在哪里备课或完成那些文书工作?一年又一年,这张工作台的默默贡献是外人所不知的。除了付出,它也从不计较我没曾问一问它会否“累了”。任何时候,只要一打开斜面板,它就提供最佳台面让我工作。 据先生说,他一出生不久就有了这张书桌,是当年公公请他熟悉的木匠师傅设计及做的。当年公公是学校督学,除了注重孩子们的教育,还特地请木匠师傅设计一张特别的书桌,是否也“隐藏”着他对后代子孙的寄望就不得而知了。六七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只有那几所大学,公公能让4个女儿都读到大学毕业,可见他是开明的,更没有重男轻女! 看似简单的一张书桌,一个简单的工作台,却隐藏着设计者的智慧与先辈的付出。如今要再找这样的书桌也许不容易,当后辈的除了缅怀及感恩他们的付出,更应当珍惜所留下来的一切。
7月前
第一印象里,老师的工作台一定是堆满学生作业本和文件的。而我的,却是学生画的时装设计图纸。马来西亚技术学院的时装设计室里,我的裁缝工作台静静伫立在靠窗的位置。15年来,它陪伴我走过无数课堂。晨光透过百叶窗,映照在布料与岁月痕迹上,让我心中倍感安定。 每日清晨,当我推开设计室的门,手指轻拂木质台面,便仿佛在与老友问好。剪刀、量尺、划粉各安其位,布料与图纸整齐排列,等待年轻的手去描绘与创造。它见证了许多故事。记得有个学生,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当年她总是最早到、最晚离开。第一次独立画款式图时,手抖得几乎拿不稳铅笔,而这张台子默默承载了她的紧张与期待,陪伴她从生涩到娴熟。去年她重返校园,轻抚台面,笑说:“这台子比老师还记得我当年画错多少次呢。” 创意与坚持在台上绽放 工作台前迎来送走了无数年轻面孔。有的学生手巧,几次便能掌握比例;有的则要反复练习才能画出规范图纸。但无论资质如何,它都一视同仁,静静承载他们的努力与成长。台面上的划痕与笔迹,正是奋斗的印记。课余时分,这里也是我沉思的天地。夕阳西下,我常在台前整理教学心得。深夜,设计室在灯光下格外安静,我尝试新的布样与手法。针线与笔墨交错的声息,成了夜里最美的伴奏。最让我动容的,是学生们围绕工作台讨论设计方案的时刻。不同的创意在台面上碰撞,布料与图纸交织出无限可能。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我仿佛看到未来的设计师正从这里启程。 15年过去,这张台子早已超越工具的意义。它不仅是教学的助手,更是教育理念的延伸,是匠心与梦想的见证。新学年伊始,当一批批年轻的身影再次聚拢在它周围,我明白,这里传递的不只是技艺,更是一种态度,对传统的敬畏,对创新的追求,对完美的坚持。我的工作台或许普通,却承载着无数梦想。它让我与学生明白:教育如同缝纫,需要耐心,也需要在重复中孕育创意。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并肩而行,在台前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慢慢缝织属于他们的人生蓝图。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