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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2星期前
古代人在酒楼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和我们今天刷手机看网红吹水,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一样。场景变了,媒介换了,人却始终坐在原地,等一个人开口。 我对“说书”最深的印象,来自周星驰饰演的韦小宝。在丽春院里,他坐在一张张叠得高高的桌子上,说起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传奇:“他身高八尺,腰围也八尺。”台下立刻有人反问:“那岂不是四方了?”这段画面听过无数次,每次还是会笑出来。 笑点并不复杂,却很有效。因为那并不是在讲历史,而是一个人,现场把故事讲给你听。 有时候我会想,现在的自己,和当年坐在酒楼里的听客,或许有点相像。很多时候,我听网红讲新闻、讲事实、讲历史的时间,反而多过直接去看正规媒体。事情被拆解成段落,裹进故事里,语气轻松,节奏恰到好处,听起来并不费力。 无论是酒楼里的说书先生,还是屏幕里的网红,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用个人的表情、语气和演绎,把内容“讲给你听”。听众或观众接收到的,往往不只是信息,而是一个有情绪、有温度的人。那种“他是在对我说话”的感觉,很容易带来信任感,也顺便赠送一点陪伴。 当然,这样的讲述方式,未必每一句都经得起核查。这一点,大家心里多少有数。但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疲惫的大脑,真的还渴望一份逻辑严密、数据齐全的完整报告吗? 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结构简单、带有情绪、符合既有认知的故事。这样的叙述,听起来省力,也安心。个人化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捷径”。 身为一介草民,或许我们寻找的,从来不只是“真相”本身。一个冰冷的事实,远不如一个能引发共鸣、带来轻松或释放焦虑的故事来得吸引人。说书人的演绎让人心潮澎湃,网红的日常分享让人感觉有人陪伴——我们消费的,往往是一种情绪体验,而不是事实核查报告。 反清复明只是口号 还有一种东西,叫认同感。当我们听一个“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说话时,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影子。网红和说书人替我们讲出口的情绪,都在反复确认一件事:我们是一伙的。这种隐约的社群归属感,是抽象权威所很难提供的。 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陈近南的那段话—— “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都在清廷里当官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决不能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 这两段话当然不能写进正规历史课本,也不适合放进学术论文里。史书讲究证据、分寸和立场,而这段台词,讲究的是痛快、直接和一句说穿。它只适合出现在说书人的嘴里,或者电影的台词里。 但不得不承认,听的时候,就是爽。 或许从酒楼到屏幕,从说书到视频,人类对于故事、情绪与认同的需求,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变的,只是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坐的位置。
3月前
一、缺席的汉都亚 “汉都亚将军呢?”明朝大使狄普护送汉丽宝公主抵达苏丹满速沙的宫殿时,因不见汉都亚而有此一问。原来汉都亚刚升任海军都督,正在海上督导军务。 坐在观众席的我这才想起:是啊,汉丽宝和汉都亚是同代人呢。根据“契诃夫法则”,如果前文提及一支枪,后文一定会扣动扳机。那么,汉都亚必然会在危急时刻登场,用盖世武功力挽狂澜吧? 当然没有。演员表里都没有汉都亚。 一部剧只能有一个主角,怎可能让别人抢去风头?况且,这是一部悲剧,汉丽宝必须殉国,满速沙必须心碎,才能成就其意义。然而,为什么编剧白垚要多此一举,让一个终究缺席的人物出现在对白中呢? 同为创作者,我深信从旁支末节最能窥见作者的匠心。一场刻意设计的缺席,必然也为叙事而服务。此剧的最重大情节,是波流陆国入侵中国山。但当时马六甲国势如日中天,一个小国怎可能斗胆进犯?这么一安排,情节就合理了:都怪汉都亚出差去了,边防出现缺口,才让敌人有机可乘。 此外,汉都亚虽是传说,但毕竟太深入民心了,几乎与苏丹满速沙硬性绑定。若全然不提,反而启人疑窦,干扰观剧体验。不如主动出击,用一句对白消弭观众的悬念。 甚至,连消带打,抛给观众一个假希望:当主角们身陷绝境了,汉都亚会及时赶回护驾吗?当年的观众不像我们对剧情已知梗概。他们当时必然悬着一颗心,期盼剧情出现转折。当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那种震撼与哀恸反而更加深沉。 可见白垚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掌控。他有讯息要传达,且要传达到观众心里最深处。 这种叙事策略,比契诃夫那支意料之中的枪,不是更高明吗? 二、凤凰意象 剧中有这样一段虚构情节:三宝山原名凤凰山,满速沙把汉丽宝一行人安顿该处时,才赐名为中国山。看到这里,我稍微出戏:现实中的三宝山,何曾称凤凰山? 直到剧末火光升起,我才恍然。原来这是伏笔。我猜想白垚先是预设了“凤凰浴火”的隐喻,才安排汉丽宝葬身火海。前半段的改名之说,是为产生前后呼应的效果。 至于为何选择西方神话的火凤凰? 从表层看,汉丽宝身为公主,在中华文化中以“凤”为象征。虽然中国凤凰与西方不死鸟(Phoenix)名同实异,但在艺术创作中贯通两者亦无不可。 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承载汉丽宝的崇高精神。她以身殉国,侍女双铃与微波亦抗敌身亡,象征华人对斯土斯壤的绝对忠诚——再没有比奉献生命更极致的了。 然而,倘若主要人物都悉数犠牲了,这股精神如何延续?于是,就得借助凤凰浴火重生的神力,使之得以升华、传承。 三、怎样才够爱国? 汉丽宝有两次明确表态,对故国毫不眷念。 第一次是跟满速沙互诉衷情时,苏丹问她是否想念中原故土。她断然否认,两人的情感于是更无芥蒂。 第二次是波流陆国的坏王子沙莫剌企图把她掳走时,用尽花言巧语诱骗她,声称要带她离开这“蛮荒之地”,护送她“回归祖国”(一种更为阴险的“balik Cina”)。汉丽宝自是誓死不从。 如今回看当年这些剧情,不免百感交集。多年过去,华人在这片土地,常被要求爱国、更爱国,永远不曾足够爱国。也有人过于急切地表现爱国、宣告爱国,仿佛必须比其他人更爱国,才够资格成为国民。这种焦虑,难道不是一种可悲的扭曲? 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挑战。而《汉丽宝》里头那份最纯粹的忠诚与归属感,恰可让我们找到回应这份挑战的力量。
4月前
4月前
欧大旭在《码头上的陌生人》里记叙了这么一段往事:留英期间,英国友人曾相互调侃,比拼谁能忆述更多曾祖母的事迹,而他们确实也掏出了各自的家族故事——有人的曾祖是加利西亚海员之女、有的是牧羊女或裁缝,甚至有与法国伯爵有染的轶闻,细节丰富,精彩纷呈。唯独欧大旭沉默不语,内心尴尬,因为他对自家曾祖的认知几近空白,无从说起。 欧大旭回忆与长辈相处的时光,发现他们似乎都刻意避谈往事。这或许是南洋华人家庭的普遍写照。我们的先辈多为底层劳动阶级,谈论往事,无异于重提那段贫穷、卑微且困顿的生活。欧大旭将这种不愿多说的心态,用一个词概括:shame。 无论是羞于启齿或其他原因,这种集体失语导致了家族记忆的断裂,广泛而论,更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记忆的流失。神枱上的祖先牌位虽提示我们血脉源自中国,但在“起点”与“此刻”之间,似有关键一环始终笼罩于迷雾,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面目,说不清自己的故事。最终,我们成了自己身世的陌生人。 叙述才能见自己 半个世纪前,白垚(刘戈)也曾透过他的视角,作过相似的观察吧。那时,“友联出版社”诸君致力提倡“纯马来亚化”的在地文艺,试图建构华人的身分认同。白垚将民间传说“汉丽宝”改编为歌剧,堪称神来之笔。无论作者初衷如何,“汉丽宝”恰可填补族群叙事的空白,成为文化记忆的共同锚点——一个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起源神话”。如今这部歌剧即将盛大重演,我第一时间购票,想从中一窥白垚对当时华社的情感与寄望。 汉丽宝不见载于正史,虚多于实,这恰好提供了诠释与创作的空间。马来西亚还年轻,许多事物仍具可塑性,无需定于一尊。白垚笔下的汉丽宝,是一位为国牺牲的忠烈女子,替建国之初的华社表白心迹。多年过去,若今日由新生代执笔,肯定会有不同的呼吁及关怀。 我想起在各种吹水场合常听到的笑话:“大明皇室怎可能让公主下嫁番邦?送来的不过是婢女、妹仔。”语带戏谑,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嘲。如今我却觉得是绝佳的小说素材——一个假扮公主的婢女,有何不可?你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皇亲国戚。 若白垚的汉丽宝属于宏大的“大叙事”,欧大旭则在《码头上的陌生人》里,用私密的“小历史”来回应关于身分的叩问。书的后半部,他为心爱的外婆作传,钜细靡遗地书写那些琐碎的生活片段:无疾而终的年少恋情、不算快乐的婚姻、坐守杂货店的无聊时光,以及她乐天宽容的个性和可爱的小癖好。欧大旭用文字再现了那些不为人察觉的个体生命意义,仿佛为泛黄的黑白照填上了色彩。哪有什么shame呢?只有满满的爱与不舍。 无论是“大叙事”还是“小历史”,虚构或真实,只有不断地叙述,让故事不断交织,我们的面貌与身分才会愈发清晰。但任何作品都需要受众的支持,方能永续。所以,广告时间:请多支持马华文学,更别错过1月30日至2月1日在Klpac演出的《汉丽宝》。
5月前
新的一年,我最想删除的一句话是“啥本事也没有”。 在我个人的观念里,一直认为“啥本事也没有”是无伤大雅、自我调侃的一句话。没想到说得多了,无形中却给身边的朋友留下了不自信的印象。 潜意识里或许真的有不自信的成分在,所以才常常把“啥本事也没有”这句话挂在嘴边。 求学的时候,我已经设立了一个有本事的框架:成绩名列前茅,成为运动健将,能歌善舞,擅长讲故事、诗歌朗诵、演讲、写作、画画、会弹钢琴等等,即使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只要其中一两样出色,于我而言就是有本事、有能力。 后来踏入社会工作,除了多才多艺、才貌双全,有本事的框架又添加了许多事项,诸如房子、车子、身居要职、高薪、财富自由等等。职场打滚多年以后,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才能拥有大房子、大车子、做大老板、月入百万、千万。有本事的人,才能将好变得更好,然后成为最好。 虽说没有刻意去攀比,但是生活在众人眼中有本事的框架里,自然而然地就将平凡一生的自己纳入“啥本事也没有”的行列。久而久之成了口头禅,然后变为常常用来自我调侃的一句话。兴许浸泡在这个想法太久,不经意间也就觉得自己是真的“啥本事也没有”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亮点 以前还在上班时,曾经极度不认同上司,硬要强迫员工加强自己不擅长领域的举动。彼时的我总喜欢反问:为何不能先将自己有的本事发挥到极致,然后再加强自己没有的本事?当时认为上司不理解表现一般般的员工心理,员工会因为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而倍感无力和挫折。不自信也因此逐渐在内心深处积累起来。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底下,慢慢地形成了坚实和很有杀伤力的冰川。但与此同时,却也理解上司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原因。我想,每次脱口而出的“啥本事也没有”,是底下冰川带来的杀伤力,它在自我调侃的同时,其实也存在着不自信。 朋友给予的意见犹如当头棒喝,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想法,一直被困在以前设立好了的框架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想的追求的东西已经有所不同,让我禁不住反思现有的框架里,是不是欠缺了一些东西。除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多才多艺、才貌双全,拥有大房子,大车子,做大老板,月入百万、千万之外;依据自己的需求和条件,去拥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舒心日常,简单生活,过得富足快乐,不也是一种本事? 跳出框架后换位思考,也就觉得有没有本事,见仁见智。而对本事的定义,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给予不一样的看法。本事本事,细心咀嚼其中的含义,就是将自己本分的事做好。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亮点。找出自己独有的亮点,然后坚定、耐心地将身上的亮点擦亮,那么删除“啥本事也没有”这一句话,指日可待。
1年前
从几年前的一个不起眼的事迹开始说起。 那是正在面试大学科系的时候。因为非常紧张,虽然整个过程说不上记得非常详细,但至少还保留约70%。犹记得那时候的面试官问了我一句:你喜欢文学吗?我自信满满地点头示意。然而接下来的面试问题就足以颠覆刚才的回答:你认为文言文应该保留下来吗?你对现代中国文学有什么想法?显然我是硬着头皮随便乱掰才懵然过关的。 尽管后来的我如愿考上理想的科系,但这个记忆始终在我脑海里无法退去。它会在我偶然感到得意忘形的时候跳出来警示着我,同时又像是提醒一件我至今仍无法认可的事实。 不知从何时起,每当到了自我介绍的环节,除去姓名年龄等重要信息,随之而上的必然少不了这一句:我喜欢阅读和写作,或我的爱好是阅读和写作。 阅读和写作就是密不可分的组合,少了任何一组都称不上完美。就像我的爱好,但凡提起写作,就不得不提起阅读。因此对熟知我的人来说,喜欢写作和阅读不知不觉地化成了我人格的一部分。每当有人提及自己,就会被按上“喜欢阅读”的人设。 而我真的喜欢阅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那么地绝对,至少在小学毕业之前,对当时几乎阅读完图书馆所有红蜻蜓小说的我来说,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上了中学,阅读的课外书籍也愈发减少,但我还是深信自己拥有阅读的好习惯。直至考上中文系之后亦是如此。 但就算骗得过全世界,本性始终不会违背自己。不得不承认,自身仍保存写作的喜好,但在阅读领域上,网络世界的精彩已经远远胜于文字带来的震撼。虽然每个时段依旧为自己购入一定的书籍,但其实只有自己明白,那些堆积在桌子和书架上的书本,从新鲜感结束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接触过它们。哪怕觉得再无聊空闲也罢,我也宁愿重复刷着手机里的短视频,而不肯将它们摊开细读——这就是我目前的情况。 身体不会欺骗自己 若问我这有没在写作方面带来影响?那肯定是有的。即便拥有再多的创意或创作灵感,匮乏的词汇和表达能力还是落后他人不止一点,就连参加过的写作比赛也始终无法为自己留下一个名分。最明显的,莫过于在阅读较深的书籍时仅停留在表层的思考和理解能力。 当然,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并非作为炫耀的资产。想提升文笔必然少不了阅读。只是我想表达的远远不止这些。 什么时候才会诚实向他人坦白:其实自己并不喜欢阅读? 什么时候才会承认,其实自己对文学作品并非想像中的热忱? 又或者说,写作与阅读其实可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就像喜欢听音乐不代表一定要喜欢写歌;喜欢美食不代表一定要喜欢下厨。而阅读和写作也都是基于相同的道理。 其实喜不喜欢这件事,身体不会欺骗自己。在听不懂的文学课上强迫自己努力听得懂的样子,参加读诗会上那个因无法同其他友人那般沉浸于写诗而感到不适的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想身体早已给了我很多提示。 新的一年,比起向全世界宣示,倒不如先好好地坦诚面对自己:不喜欢阅读也没关系,喜欢看短视频也没有错。爱好不分贵贱。 然后再慢慢地将这句话从自我介绍里退却。
1年前
帆布袋是B计划,它适合随手一卷放进后背包,为扩充容纳做准备。稍显精致的帆布袋配有拉链或小口袋,但它从没妄想成为收纳好手。因为方便休闲、恣意随心,袋子里物品经常互相倾轧,最脆弱莫过随身书籍,难逃雨伞、水壶、钥匙等环绕威胁,留下或深或浅的疤痕。所以我偶尔依赖后背包——毕竟在帆布袋出现以前,帆布包陪我走过很长的路。 我的中学、大学时期,应该还是后背帆布包的时代。学生走出宿舍门口,上课、吃饭,还要找个地方窝着复习作业,耗上一天才能回到居处,有一个耐用又大容量的后背包才是日子正义。当时流行的有猪鼻包,因为背包上带有菱形的标志,下划两道线缝,看起来像猪鼻子。后来我才知道,帆布包上的“猪鼻子”并不是某公司专利,而是方便登山客挂上鞋子、绳子、扣环等实用的外在机关,它在大众跟风之下弱化成了一种装饰。另一种以日本Anello为大宗,同样阻止不了坊间通行相似设计的帆布包。记得父亲在夜市买过一个军绿色配白色的给我——毕竟是仿制的,拉链开关总是崎岖。到了台北,我在公馆的天蓝小铺另外入手一个酒红色的平价束口帆布包,不超过400台币。后背包明里暗里规划了分隔,提倡归位;帆布袋心思简单,任由笔电插头卷曲,外套围巾褶皱。它们也可以是好搭档。 帆布袋印象始于台南火车站外的交通圈,附近有好几家传统手艺的老店,其中几间专门贩售帆布产品,如广富、合成等。门面展示的双扣书包、工作袋等十分吸引,我好几次驻足远观,总想着以后再来,经济自主时再随心挑选,带回一个。不料多年后从师长手中收到,源于母校人文研究中心举办五一三事件相关的研讨会,送给与会者的帆布袋。老师笑说,特意订A4尺寸,适合收纳纸类文件。深红色背带衬着白色粗线,袋面标志事件50周年的日期,关系遥远半岛人文印记,耐用美观的合成帆布袋确实值得记忆更多事。 对热烈的宣言感到不安 家中帆布袋何其多,足以一两星期轮替带出门而不重样。它们不是消费目的,更像一种支持和交换——积点或满额赠品,以及参与艺文活动的证明。帆布袋是我和线上书店、出版社、图书馆、某一场讲座或展览一起走过的短暂众筹。有些帆布袋只是印着图像插画,或推送“Success is not the key to happiness. Happiness is the key to success.”等劝世良言。随之而来的个性化符号由别针、刺绣布贴、钥匙圈补贴,作为布置帆布袋的琳琅小物,可以一砖一瓦建构认同拼图——“#我边缘我骄傲”、“彩虹pride”、“人权百年”等。这些日子,外挂扣针总是半路零落散逸,或遗忘在哪个帆布袋上,譬如当代寓言,话题过多而朝生暮死。 我有时对热烈的宣言感到不安,自觉身处蒸汽朦胧的室内照镜子,镜中人轮廓暧昧,未知与认可的价值相距多远。几年前本地一款帆布袋成为舆论焦点,我虽参与创作设计,事后不知如何兼顾团队与个人,正值风眼却没有公开表达想法,陷入完全否定与完全认同之外的失败与失落。我被什么深深裹挟了呢?如今回想这段经历仍犹豫地抬头张望。急于寻找认同和自我标榜有其危害,如此思索外挂认同,希望不会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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