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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

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统计学,评审会议记录当然就是庞大的数据库。世故的参赛者,大抵可以从近十届的评审记录里,统整出近年受青睐的作品形式——乡土、亲情、性别议题、同志、弱势族群、马共、多元文化、南洋情怀……,哪种题材“好打”,乃至从记录和票数,推测哪位评审的口味和偏好,甚至今年会不会“连庄”等等。那就像电影《魔球》(Moneyball)那样,从各种钜细靡遗的数据、几率,各种排列组合去推断一场棒球赛胜负的结果。 若真的至此,文学奖就一点都不好玩了。但请相信我,老练的评审其实比参赛者更能理解文学奖统计学这回事。关于参赛者如何精明,评审之间如何角力,世故老练如张大春早就看得透彻明白。他曾经给了我们关于文学奖的三个关键词——应该、已经和可以: “‘可以’这个字眼是我对自己写小说的要求:作品‘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写的人找着了一个全然不‘应该’、不‘已经’的路子,告诉自己:我今天可以这样写。” 而一场文学奖不若一场球赛的地方或许就在于,文学是允许越线的——或许真的有一道白线划在那里,但你其实“可以”无视规则、统计和常识,大步地跨越它。曾经身为参赛者的我,也以跨越自己为挑战。转身成为评审,我其实期待读见一篇“可以这样写”的作品,并且愿意努力地去捍卫它。但老实说,这些年里这样的作品屈指可数。评审会议记录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我们期望从中看见评审们不同美学的、价值观的碰撞,主观和客观的冲突,而让文学展示出更多的“可以”。 但张大春终究还是对文学奖失望了。他在2011年宣告“从今告别文学奖评审”,并批评“文学奖越来越能鼓励的是同质性极高而个性与创造性极低的作品”。对于干了25年文学奖评审的张大春,最后也只能说:“我没有资格纠正任何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事物——哪怕是我越看越觉得烂的作品”。 我对文学奖并不如此失望,或许我干评审的时间还不够长。又或许我仍天真地认为文学还有更多我未见的可能,比起更多的不可能。 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制度——以朱宥勋对张大春的回应来说,文学奖当然也可以是社会学的。文学奖在作者、评审而至读者的相互效应,相当值得去讨论。作为一个不太完善但目前大家还可以接受的奖掖制度,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提供了整个评选过程的审视。一个文学奖的公信力其实建立在它评选过程的透明度。然而作为一种制度,文学奖显然又有太多的破绽和矛盾——因为它太自由了。 一个被期待的文学奖,它不会也不应该给予评审更多的评分标准和建议。翻看评审记录就知道,评审的过程常常是一大段冗长、无效率的讨论,充满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的争论。然而,正因为没有即定的准则和方向,也就有了各种意见发声的余地,我视为一种自由。 我还真的在其他的文学奖里被要求为每篇作品打分数(Excel的表格上罗列:内容30%、形式30%、技巧30%、主题10%)。以个人经验来说,面对一整叠参赛作品,往往连名次排序都很艰难了,这种“打分”的评选方式大概只是为了方便主办方——作品不需要讨论,只有分数的高低。这对评审来说简直如酷刑,对作品也是一种怠慢。我从来不觉得一部作品之好坏,是可以如此量化的。 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嗯好吧,终于应该让它回到文学的本位。它应该展示的是此一时代的最佳文学作品,至少,是评审心目中最好的作品。那什么又算是最好?什么又是“心目中”呢?参赛作品展现作者的文字技艺,但它往往又不仅于此。最后的成绩可能是评审彼此妥协的结果,对于好的标准本来就是各自表述,不会尽如人意,尤其评选记录公布之后,还得面对读者或参赛者对得奖作品的不以为然,而至对评审的不以为然。 因此,相对于最终得奖的榜单,我其实更注目于每一届入围决审的10篇作品。复审和决审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选方式。复审的评审似乎对参赛作品有着更多的想像和期待,相对的也宽容、果决得多。除了一眼就看见的作品实力,他们也会格外让比较出格的、题材新颖的作品入围(反正得不得奖就交给决选评审去烦恼啦)。正是在这批进入决选的作品之中,每一届都冒现出让人期待的新名字。虽然读者其实没有机会读见所有入围的作品,但我以为这些入围作品才展现出了更完整的世代面貌和创作成果。 所以我常对参赛者说:“入围靠的是实力,得奖要靠点运气”,也不全然是安慰的话。进入决审之后,就是评审个人的学养、经验、品味和价值观的展现。这之中的周旋和攻防,谁知道会不会有哪位评审不够“气势”为作品说话,或者哪位评审待会有事想快点结束会议,或者哪位评审当天感冒,鬼使神差的蝴蝶效应,都可能决定了一篇作品能不能得奖。在那刻时空,以心理学来看待文学奖的种种似乎也未尝不可。 我总是觉得我在评审会议里把话说多了,又往往等到会议记录刊登出来之后才记起(或后悔)自己那么武断地说了什么。虽然想说的总比该说的多,但我相信所有留下的只言片语皆有意义——它多少展示了一个年代、一个作家对一件作品的看法。但美学的标准其实是会随着时间流动的。到了某一时刻,评审会被取代、淘换成另一批评审,但好的作品始终会留下来。文学奖作为文学的舞台,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在跨越固有观念的有机体。哪有相同的河流呢?所有留下的记录也只是刻舟的痕迹。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五】郑睿婷/游走于制度内外的文学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四】陈德兆/隐身与现身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2月前
“出道”以前,马华和台湾各大文学奖的评审会议记录是我的“参考书”。不仅仅因为我把它们当作“如何书写得奖作品”的指南,而是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创作观的新人而言,这些会议记录陈列了各评审(他们是海内外的资深作家和学者)的评选标准──往往也宣示了他们的文学品味和美学追求。我因为非本科出身,便觉得当中有太多可汲取的养分;读之,算是恶补文学理论,之后再对照得奖作品交叉阅读,更能激发自己的思辨──所谓创作观,多少是在这些“赞同”和“不赞同”的许多次碰撞中产生的。 后来写作参赛,作品进入决选,评审会议记录于我便有了切身关系。看名家们评点自己的作品,甚至可能费唇舌为它争取名次(偶有相反的情况),一篇无色无味的记录文章便也能读出临场感来。马华文学向来苦无读者,评论的声音也十分稀缺,这种机会终究难得,写作者的虚荣心也就不难体会了。 奇怪的是那些年看过许多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竟无一次觉得“这记录写得不好”。当然有时候会对一些评审的意见不以为然,也偶尔会在文字里看出评审的态度(谁强硬、谁温和),却总不至于见识到有谁说话结结巴巴或语焉不详。毕竟那些内容经过爬梳,已被整理者“去芜存菁”,尽量拣重点,做到简明、流畅。说到底,会议记录不同小说,实在不需要还原评审的语态表情,或是表现他们的情绪,把他们当“人物”处理──以后我自己在文学奖评审会议中当记录员,便如斯警惕。 那时我觉得这种会议记录不难写。比起新闻报导,它既不需要采访,也谈不上什么准备工作,不过是会后将录音转成文字,再按篇幅需求(它已有一定的形式与布局)进行剪裁和整理,加一段引言便成文章。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我之所以觉得“不难”,是因为过去研读了不少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对这类报告文章了然于胸。再者,我到底是个创作者,也有一定的文学阅读经验,等于我掌握了进门的钥匙,可以轻易进入到评审们讨论时的语境中。 再后来,一路往前,终于有一日换我当值,成为了文学奖的评审。这过程历时颇久,而时代发展极快,过去所乘的“巨轮”已换成风火轮,文学被碾压和灼烧过了。文学奖的分量和作用不比从前,但文学奖的评审机制仍在,评审会议记录仍用作展示文学奖(决赛圈)评选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虽说除了参赛者和部分“圈内人”外,再没多少读者,主办方仍会在赛后将之公示。 坦白说,这时候的我,除非决选名单中有我比较留意的作者,否则便不怎么留意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了。主要原因自然是它对我已经失去功能──既然有了自己清楚的文学品味和主张,则无论作为写作者抑或是评审,我都不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参考别人的标准。可文学路上总有尚未“毕业”的新人,我猜想他们未必像年轻时的我那样“好学”(把海内外所有评奖记录都看个遍),却因为人在竞赛场上,必然会有关注文学奖决选过程的时候。我只是怀疑,文学阅读本已小众,今更式微,恐怕已不容易找到真正具有功底的记录整理者了。 还真的是当了评审以后,我才意识到记录员是个重要的角色。现如今人们惯于“凝视”,一篇评奖记录刊出,若非入围者,读者中不知有多少抱着观众心态。记录员等于场上唯一的摄像头,它的角度怎样摆、像素和收音效果如何,势必决定输出的成果。因着这种种条件和限制,世上没有一个摄像头能做到真正“客观”,可以最大程度地展现“真相”。说到底,人世中的真实本来就具备一定的“小说性”,一场评审会议或有不欲人知的off mic时刻,或有争持不下时突然陷入的深渊式沉默;或有词穷时、尴尬时、口沫横飞时……如此种种,未必不影响某些评审的决定,继而影响赛果,却非记录文字可以承载。 既已知道会议中设置了这么一个“镜头”,我当然明白那意味着场上说的每一句话,日后都可能示众。只是我素来在镜头前表演欲不高,且早已以诚实为志,无惧于为直言付出代价,因而无论场上说了多少狠话,却从未动念要记录员或后来把关的编辑“手下留情”。或许我始终相信文学奖的主办方自有分寸;认为评审就和参赛者一样,会受到某种尺度的“保护”。倘若事实证明我错了,那也就只是一场误会,并不影响我的态度。 因为我若是一位文学奖评审,便纯粹只是个评审;不能因为意识到注视,就以为那是一次演出。至于读者,倘若把评审会议当作戏台,他也许会在文字里观赏到一场戏;若是把它当作参考书,则可能会获得拿奖的门道,或别的什么。这点,不由评审,甚至也不由文学奖的主办方决定。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一】会议记录者的挑战,与编辑刊登策略
2月前
吉隆坡诚品开张初期办了一场马华作家座谈会,请来李天葆和黎紫书对谈。 对于约20年前开始涉猎、阅读及研究马华文学的80后读者兼后辈作家(如我)来说,真的很难跟你形容那是一个怎样的魔幻场合。用最庸俗的形容,就是将两个小说家神仙请上同一个舞台,我等俗人一句话也发不出,张大了嘴在台下看他们各显神力出招打架。 好吧,我是有点夸张了。长辈们可能要来敲我的头,但,如果你早早意识到自己是马华文学的一员,并且有志于写小说,这两位我们当中最会说故事的作家肯定会在心目中留下深浅不一的重量或印记。 那场讲座,我如今记得的是当天诚品和KLCC两边跑。KLCC那边也在办着书展,同时间进行着作家活动。我少有地恢复大学时代的健腿,从那边走到这边,结束后又走回那边。 我记得天葆说他经历过的吉隆坡,尤其是诉及童年(少年?)时期在课堂上被老师对付的往事。又说他所见过的吉隆坡,如今大抵已不复存在。他的文字与他的人在常人眼中应是天壤之别。但那些文字里的瑰丽、百转千回、七情六欲都是从他身体蚕吐丝般地产出来的。我私自觉得,何必牢记不放那些陈年旧事呢?全送入回收,不就一干二净清清爽爽吗?可这些那些却也是织就他的作品的要素,用最污浊的泥,栽出最亮丽的花。这次我就没在夸张了。 我想说的天葆,倒不是这些,而是那场不长不短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的公路旅行。 那个周五,我和光头佬赶在上班族午休前去吃八打灵的阿肥叉烧,一边等天葆坐车抵达会合。我们三人共车往新山参加花踪颁奖礼。我顶着两个入围名额,觉得自己好小好小,说什么平常心当然都是假的,紧张害怕受伤又不敢大声说出来。表面装作和平。 光头和天葆一早就相熟,我跟天葆大概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只是几乎没什么交流往来。近来常听到一个词:“边界感”,非常适用在我们身上。不刻意建立关系,维持刚好的距离,距离生出舒适美感。 反正那一路上,因为有天葆在,你不愁没故事听,就一些身边认识的文人的八卦轶事之类的。反正我也没有打算记住,各人因果各自担,我立即启动“这里说这里散”模式,下了车就没记住内容。但,我记得的是,天葆说事时的“尖酸”,心脏强一点的人会说是“一针见血”,心灵脆弱的人很有可能“万剑穿心”。嗯,我只能说,这是小说家李天葆独有的才华,用在写小说会是“华丽苍凉”,放在行事为人拿捏不好就“自损伤人”。 我们在新山住的酒店,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意思。半新不旧的,我们三人都住在同一层楼,房间窗景是兴建中的铁道。那几天的色泽有点灰蒙蒙的。出门路过天葆房间,敲敲门我们再一起出发。大部分时候吃喝在一块儿。也许会挂记他在文章中兹兹念念的腿疾,现实中他要不说,我们就一切如常,不当一回事。 那个奖,天葆多年前得过的。中学生时代的我,在【文艺春秋】读过得奖作,觉得这连环人物志好好看,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多年后,小说家是马华文学课之一章,茨厂街书店或轻快铁月台上遇过一二次,再来就是这个颁奖礼。他来到,当游客、读者、观礼者,找他尊敬与欣赏的作家和前辈打招呼、签名。我当然也会好奇,当时当刻,他坐在典礼人群中,内心在想着什么。我必须阻止自己继续想。边界感,别人没允许你走进去的内心,你就别私自擅闯。 抵达新山隔天,我们有大半天的时间空着。我们到城里走动,一起去了柔佛古庙,也一起去买了人龙不绝的面包。在古庙那里,我跟天葆先下车进去走走,光头去找地方停车。啊,庙,我这伪基督徒当久了,对神祗庙事已不太有所感。我们就在建物里头各走各看,佛像、地方历史、委员会成员列表、香炉、香客……光头去了很久都还没回来。我们已经逛完了,就在一张石椅坐着等候。 两个人也没什么好聊的。忽然,我注意到有个老人举香跪拜嘴唇蠕动,很久很久很久,像是他的心事一个世纪也讲不完,神明有在听吗?老人后来到底在那里留了多久?不知道。我向天葆示意,他也看了老人一阵。后来光头来了,我们什么也没发生地离开了。 旅行结束的回程,我多了一个得奖作家的名堂。想起多年前还未信主,曾在庙里求过一支签,签上写:秀才出去状元回。如今仿佛重演了一次,以全新的剧本和形式。但我最想写的还是小说,我如果真有什么该死的野心,也在小说。新山过后,就没再见到天葆。我们继续在各自的因果里沦落。手边有天葆的小说,取了出来想找天来读读。去书店见到他的书,会想说带一本回去,就算已有复本也没关系。 小说还没看完,小说家走人的消息先传来。片片段段地回想,觉得他就是个有趣的人,有趣到我敢没大没小,当个舒服又距离刚好的旅伴。好在那些回忆都是好的,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如果还能逗得你笑,应该就证明他是个不错的人。于是,我笑着笑着,一阵酸楚涌上来,哭又哭不出来,泪水自己假假滑过。我们的朋友啊,虽然心疼还是要好好说:再会了! 相关文章: 【悼念李天葆】梅淑贞/忆天葆 【悼念李天葆】陈志勇/话说斜阳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 【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5月前
7月前
他提起8岁时,母亲就不在了。“8岁那年,我和弟弟拿着空罐头出外捡龙眼核玩,被家人急急叫回,我把龙眼核亮给弥留的妈妈看,还说:‘妈妈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龙眼核哪!’” 他说的是自己一直想写的小说〈龙眼的季节〉,说着说着,他再次哽咽。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台湾作家黄春明新近出版两本书:《山爷》、《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旁野花杂草》。92岁的黄春明精神奕奕地说:“我在家写小说,我到现在还在创作。”他哽咽地谢谢妻子林美音的细心照顾。鹣鲽情深,全场动容。 根据联合文学出版社发布新书资讯,〈山爷〉描写孤居山村的老人历经政权流转与社会动荡,某日圣母安养院的修女与义工来访,积极招揽他成为住客,但他离不开这座美丽而颓残的山村,最后不敌火灾、病痛,老人终于搬进安养院。 不过此一决定却意外唤回在他内心一头蛰伏多年的三脚山猪。时间回到50年前,一头富有灵性的三脚山猪,冲撞出种种惊险事件。这头山猪究竟为他带来缠绕半辈子的仇恨,还是意外成为聚拢人心的宝物? 黄春明在《山爷》书序中写道,像这样的老人,“一旦遇到逼不得已的情况,一个人再怎么意志坚定,还是敌不过大环境的框架,唯有听从将就,他还是以种种理由,顾及面子。好在他是一个风趣乐观的人,到哪里,那里就活络起来。” 黄春明说:“这么可爱的老人家,就像《青番公的故事》里的青番公,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初次介绍,请多多指教。” 联合文学出版社表示:黄春明酝酿多年的新作〈山爷〉,再次提笔描绘60、70年代台湾历经政权流转与社会动荡,小人物生活“变”与“不变”的温润热情性格,挖掘这片山林遍布土地上的多元文化,历经时间的发酵酝酿,带给读者含苦回甘的人生体悟。 本书除了〈山爷〉,还另收短篇小说4篇及黄春明与同为作家的儿子黄国峻合作童话一篇,无论是对老人族群的关怀或是借孩童心眼展示无限的想像力与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仍皆以其一贯简单的文字呈现独具见地,意味深远的故事。 林美音:读《台湾草叶集》如回到外婆家…… 另一方面,黄春明18日在位于台北市的台湾文学粮仓举办《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旁野花杂草》新书分享暨好友同乐会,现场两百多人分享了温馨感人的相聚。 这本书是黄春明于1995年在皇冠杂志的专栏汇集而成。黄春明作序表示:“目前在网路的时代,要什么知识,经网路一搜,图文即可随时得手,没比这更方便。但要经过亲眼看着摸着,那又是另一回事。尤其要用当地各方的语言,特别是以地方的方言诉说,其说法那就千变万化,怎么说都说不清、说不完。” 回忆当年,黄春明指出:“当时自己也没相机,只能亲眼目睹,徒手用彩色铅笔,一点一滴的将它画起来;其实这样笨拙地画起来,使我学习得更为深刻,笨也有好处。” 他的妻子林美音在发表会上坦言,“跟老师结婚60年,近20年都陪伴在老师身边,是老来伴。读老师这本草叶集,犹如回到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 黄春明直言:“娶太太很重要。”他哽咽地说:“年轻时她包涵我,这20年来她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得癌症,早就该走了,都是她的细心照顾和鼓励。” 他转头对妻子说:“谢谢。” 泪落了下来。鹣鲽情深,全场动容。 接着,他提起8岁时,母亲就不在了。“8岁那年,我和弟弟拿着空罐头出外捡龙眼核玩,被家人急急叫回,我把龙眼核亮给弥留的妈妈看,还说:‘妈妈你看,我捡了这么多的龙眼核哪!’” 他说的是自己一直想写的小说〈龙眼的季节〉,说着说着,他再次哽咽。 新书发表会主持人远流出版王荣文董事长说:“黄春明新近出版的《山爷》也是说、写了50年的作品。” 数十年前就想写龙眼记忆 黄春明说:“《山爷》那个故事说了很久。我为什么喜欢说我正在创作中的故事?一方面是复习其中情节,一方面是因为我说了之后,对方听这故事的表情,也是我的参考。” 他再说起〈龙眼的季节〉的细节,接着又说:“除了这个,别篇也在写。” 数十年前,黄春明就想写心中的龙眼记忆。去年10月,妻子林美音对他说:“我从你29岁认识你,那时你就在说‘龙眼的季节’这个故事,已经五十多年了,现在终于要下笔了。” 接续,黄春明在发表会现场唱歌,夫妻对唱〈农村曲〉及〈淡水暮色〉。林美音透露他这半年常常唱歌,尤其爱唱童谣。“他的嗓子好,声音宏亮。” 大家高喊安可。于是他又唱童谣〈丢丢铜仔〉,“火车行过……磅空内,磅空的水……滴落来”,还模仿火车的声音。他心有所感的说:“健康很重要。年轻时要把身体照顾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项活动由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担任主持人,台湾作家向阳、方梓参加座谈。文学史学者陈芳明、黄春明基金会董事长李瑞腾教授参与。 黄春明于1935年在宜兰罗东出生,从小用脚读地理,教室在天地之间,也因此他很擅长博物观察和人文采风。这本书是他耗时多年对身边野花杂草的探查、侧绘、访谈耆老、研究、纪录和书写的成果。全书分成“草叶”、“瓜果”、“花树”等三大篇目,黄春明以独特的说故事口吻,生动引导读者观看身边似乎微末却有大作用的植物,并搭配令人惊艳的植物写生和田野笔记,包括莲蕉叶、霍香蓟、牛震棕、空仔树、乌桕……等等,并融入自己的生命故事与创作灵感。 远流出版社编辑总监周惠玲说:“黄春明老师自幼多才多学多艺,常以多元媒材呈现意念,偶尔会说自己是被文学耽误的画家。” 更多文章: 青春未及老:我的父亲黄春明 我对黄春明的一些回忆/文征(关丹)
7月前
01/毕业展 阳光如刀,割破窗纱,打在白被单上,留下丘豁山影,如白色沙漠。 他拿起画笔画下乳液细沙的白。 敲门声。 强光刷进来,还有花香。 静物少了人气,可惜,把我画进你的画里吧。她就倒在床上。 太杂的衣物破坏整体美感,除去,如落英随风飘下。 太阳慢慢爬上,房子温度升温,花香更浓。 他拿出花器,盛水,将花束植入。 他唤醒她干涸的唇。 进来,阳光敲打在白被单上,如乐与怒。 汗如露珠,在探照灯般的光源下闪亮。 她在画中,饱满如莲,明媚。画在毕业展展出。 她的作品是摄影,他垂下画笔,看着光柱,如松,在他还没穿上衣服的时候,她按下快门。 摄影如狩猎,美丽事物如昙花,如脱兔,稍纵即逝。摄影就在那一刹那,抓准时机,当机立断,留住过眼云烟。 他们少年如爆发的花期,春光关不住,也留不住。 02/毕业旅行 他们决定不跟大队参与学校的毕业旅行团。就他们俩。 大概也可以叫作蜜月旅行。 要去哪儿玩?经多次的讨论,最终达致妥协。而最想去的地方,保留到下一次。 舟车劳顿之后抵达目的地,天色已暗,简单的晚餐后,就是满街异国情调的寒流夜景。寒意逼人早早退回民宿。民宿小而干净,房间在二楼,上楼楼梯咿呀有声,窗外是市井车流。亮点是玻璃墙浴室,情侣还需要遮掩吗?洗漱完毕,躺在白色床上,咿呀声盖掉喘息呼叫。 第二天一早去登山。他随身带上画具,要徒步上山作画。她搞摄影,带了相机,坚持要坐轿子登山。他们会合山顶。 他上到山顶,她已经拍完各个打卡景点,并且用手机录制视频,开始在树荫下休息喝可乐。他则悠哉游哉的作起画来。画里一个少女在树下睡着。 下山两人乘轿。轿子走道多平坦,沿途美景被树林遮蔽,不如爬石阶踩山石攀树根的路径视野,可观远山曲溪美景。 下午他们去到城里,繁华景象如地球村,卖的都是来自各国各城同样的名牌货色。巷子里或者还可以找到当地特色。她拍街景,拍行人,拍在地老人和小孩。他如果坐下来画画,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还有她的黑脸。他就用眼睛看,用心感受。 “我们来自拍,看手机上角,笑——” 晚上她骑在他身上,摇摆,床褥柔软,床架咿呀呼叫。她躺下时一身汗,伸手拿起床头的相机咔嚓咔嚓拍起来。不要不要。他抗拒。 留个纪念。 他起来清理时,发现她手机对着睡床在录影。 我不喜欢被录影,请你删掉。 留个纪念。 我坚持不。他取手机意图删除视频,她抢回手机。你不要碰我手机。 我们若分手你保证不会公开视频吗? 我们刚开始就谈到分手了? 如果我们想法始终不能一致,能幸福吗? 那分吧。 关灯,所有的东西消失在黑暗中。 良久,一叶手掌撘在肩膀上,缓缓滑动。 给我,最后一夜。 床发出一小小的声响。 渐渐吵杂。 渐渐无声。 03/当爱好变成工作 当爱好变成工作,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事。不过,若成了每天不得不交差的公事,那是一种诅咒。 摄影是她的爱好,毕业后她顺利到报馆当上摄影记者,学以致用。 摄影记者的工作离不开相机,但笨重的相机寸不离身,渐渐压弯她的背,并且造成肩膀高低明显的肢体变形,以及腰酸背痛,肉眼看不到的职业伤害。 工作每天都要追新闻人物,首相、反对党领袖、娱乐明星、财经商贾、嫌犯、凶手、受害人、死人……。工作时间不一定朝九晚五;三更半夜或天还没亮,一场火灾,一起车祸、一宗谋杀案,爆炸或大水,多累都要爬起火速抵达现场。 因人手不足,一周只有一天的休假日,或真的病到不行,她才能睡个饱,醒来不想动,能够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她想起作学生的时候,老师带着几个积极的同学摸黑爬到山上等日出,在天幕冻到发白时等啄木鸟飞出树洞,在水蛭出没的溪涧等鱼跃蛙跳,在蚊虫叮咬的夜晚等狐狸觅食……,时间是充裕的,只有等待,等待最准确最美好的时机,然后按下快门。这些美好,离开学院便远了。以前,等是美好的期待。现在,没有等待,只有追逐时间,才能接近目标。 生活,是残酷的,把原本的爱好和志业,磨损得不成形。把原本崇敬的人,在一次次的接触后走样得几乎认不得——那还是当年的那个人物吗? 爱情也一样,人越来越陌生。那个曾经倾心迷恋的人,怎么会说出那样难听的话,做出那样让人鄙夷的事?两年前他不是那样的。他怎么变了? 摄影机捕捉到的变化,大概是岁月的老化,人的内在不同了,连眼睛都无法看清,只有身体感受到。 一天,她的一张摄影作品获得新闻奖。 她和平日一样,没有化妆,不用护肤产品,爽朗短发,穿上喜欢的格子长袖衣,深色长裤,男装皮鞋,利落大方。她从新闻奖发起人手中接过奖座,她近乎枯萎的心田得到了一点露珠。她上台领奖,同行吧啦吧啦拍起照来。她在这行打滚到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得到肯定,她的确兴奋,难得露齿笑了。 会后与几位同行好友,记者、摄影、编辑,在嘛嘛档喝拉茶吃罗地加乃,算是庆功。夜深散队,她骑上摩托西卡回家途中,被后面醉驾的车辆撞倒,车毁人伤,摄影机和奖座毁不成形。 第二天的报纸,她获奖的照片和重伤的照片发在同一版。 04/无影之人 他不喜欢拍照。他也不喜欢。 和他在一起三年,不曾合照过。 他说,学生时代,师生大合照时,他总在后排,摄影师喊一二时,他就低下头,到三时按下快门,他不见了。没有人有他的照片。连毕业刊学生个人照片专页也只留下空格。 但他还是用手机偷拍了他,就那两张。一张在山顶迎风远眺时,头发吹乱了,但眉目清晰。一张海边看浪,浪花溅湿他白色短裤,看到他里面的颜色。 他们住到一起时,他特意安排家人到城里某著名餐厅用餐,把他带过去,说是同屋好友。他们态度亲昵,不知他母亲姐姐怎么理解?过后他也没有提起,也没有第二次的聚餐。 他和他,越来越像同一个人。他进入他心里,就留在那里,不再离开。 他他难分。最终,也得分。 他连续拉肚子多日之后去医院检查,报告是直肠癌末期。他无法在医院为他签署任何文件,因为他不是家属。他甚至无法在夜里陪伴他。他不是他,他不能替他承受病痛折磨,他必须一个人单独完成他的苦难。他毕竟不是他,他不能替换,不能取代。 每天午晚两度的探病时间,他母亲与姐姐像警察监督犯人那样看着他握着他的手。每一次离别他都头底下去吻他。后来他流下眼泪。他知道他们将永远不再见面。 他去世后,他姐姐要取回他留下的衣物,发现原来他们同居一室。 左边衣服是他的;柜子上托是他的。他一件一件小心的放进行李,还有他的电脑,他的手机,他买的书。 他姐姐离开后他在浴室痛哭,扭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他的悲哀。他抬头看到他遗留下的牙刷,就在杯子里靠着他的牙刷,一蓝一绿。水龙头还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镜子都蒙了。 某次度假,他忘了带牙刷。他问他借牙刷,他坚持不肯。 那是最私密的东西,别人碰不得。 他说我连你的津液都吃了,还怕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口水,别多想。 大笑过后,他还是坚持不借牙刷。他只能用手指替代。 葬礼上,他的身分只能是朋友,不属家属任何一方。他甚至不知火化后他骨灰撒到哪里。他姐姐说,你不是家属,你什么都不是,你不必知道。 他手机里仅有他两张照片,他的手机呢,有没有偷拍过他? 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从事不是美术的工作,不再绘画。如今他重执画笔,细细品读他每一点色素,一笔一笔把他完整拼凑,再把自己画到他身边。一个迎风乱发,一个回眸看浪,湿透的白裤,看到里面的颜色。
8月前
事情跟烧开的水那样,还在锅里沸沸腾腾地冒着气泡的时候,他已经穿着一双红色木屐噼啪噼啪,如常穿过巷子,如常穿过我们家门口,提着一个藤编的竹篮子,里头装着美禄炼奶糖精还有咖啡粉,越过马路,到街对面的档口准备做生意了,“不开档不行哪,”他一直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你问问开校车的阿武派报纸的矮仔还有修摩托的光叔,早上没有喝一杯我冲的咖啡乌,他们谁肯开工?” 这点倒是真的。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每天他一趿拉着木屐经过巷子,半个小时之后,5点58分,清真寺就会传出伊玛目通过扩音器大声唱诵宣礼,开始穆斯林的晨礼。风雨不改。分秒不误。 事情发生后,母亲把我拉到一旁,压低声音,“森叔要是把你叫到他家里,你记住,千万不要去。”那年我刚升初二,脸上长满一丛丛茂盛的青春痘,难免困惑,“连到他家里借报纸追武侠小说都不可以?”母亲严厉地摇了摇头,“要是就你一个人,不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不单是我。表哥国泰,还有隔壁家比我高两班的民安,也受到同样的警告。我很好奇,之前民安在学校打篮球摔了跤,扭伤脚踝,站都站不稳,不也一拐一拐,一个人拐到森叔家里?结果才一进屋,森叔就伸手脱掉民安的裤子,往他大腿内侧一按,“这条筋也拉伤了,一定要一起推,这样才好得快。”半途,还扳过民安的身体,用跌打酒,又按又抓,从大腿一路往臀部和腰部推压揉捏。 结果足足推了两个月,总算把民安扭伤的脚踝给推好了,民安又开始在篮球场上龙腾虎跃,我问民安,“森叔真厉害,你现在蹬地腾空扣篮,脚都完全不痛了,为什么还要你每个礼拜回去找他?”民安没有回答,眼神有点闪缩,表情也怪怪的。之后民安的母亲还特地封了个红包,提着一篮鸡蛋送过去,森叔把鸡蛋退回来,不肯收,“民安正在发育,又这么爱运动,男孩子嘛,要多吃鸡蛋补补身。” 五十出头了,森叔虽头顶全秃,可唇红齿白,眉目也清秀,体型更是保持得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后生许多。他说,他的跌打,是年轻时随戏班到乡下唱戏,跟一名从广州过来州府的老中医学的,“跌打和推拿不同,跌打主打骨骼、关节、肌肉和筋骨腱的损伤,很考手势,也注重力道。”森叔功夫不错,回头找他的人很多,他从不乱收费,只象征式收个红包,但必须得等到下午三点过后,咖啡档收了摊,他补足一两小时眠,才开始替人推拿。 还有就是,熟悉森叔的都知道,他有个怪规矩,女眷上门,不论年龄,一律不收,“瓜田李下,我又单身,还是免惹人闲话,” 森叔说。 偏偏事情发生的时候,上门的就是个女眷。福嫂的儿子志刚骑摩托到补习班,在村口被突然断裂的大树枝击中后背,伤了颈项,左手臂也举不起来,连续给森叔用自家研制的跌打药酒又推又敷,很快有了起色,因此福嫂提了一篮难得从巴刹买来的新鲜甘榜鸡蛋要给森叔。 到了门口,叫好几次门都没人应,倒看见儿子穿的破球鞋脱在了屋外,猜想儿子一定又是过来找森叔搓颈项,于是径自跨进屋里。森叔节俭,白天不开灯,里头黯黝黝的,一推开房门,福嫂张大嘴巴,整篮鸡蛋从手里滑落,一大半都掉在水泥地上摔破了—— 志刚坐在平时让人躺下来让森叔推拿的床沿,运动短裤褪到了小腿边,森叔背向房门,整个光秃秃的头颅,正埋在志刚的两腿中间,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而志刚的头微微往后仰,眼睛轻轻闭着,眉头却皱得紧紧的,仿佛憋忍着什么,两只手按在森叔泛着油光的头上,他的左手臂,还缠着包敷跌打药酒的纱布和绷带—— 福嫂终于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志刚睁开眼,吓得当堂打了个狠狠的冷颤,浑身一震。森叔转过头,一脸惊惶,脸上却泛起一层光,脸色出奇红润,像极剥净了壳的水煮蛋。福嫂一边叫,一边捡起地上没有被摔破的鸡蛋,一粒接一粒,朝森叔的脸上丢过去。
10月前
她决定回村子里开美发店是因为一顶假发。 “你疯了?都什么年纪了还发花癫?”艾迪卡睁大眼,翘起兰花指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过是个画广告牌的,值得为他把吉隆坡的店关了返乡下?” 她正对着镜子修刘海。抓着剪刀,照着时尚杂志穿古驰的超模那样,斜斜的,一路往上剪,把刘海剪碎一点、再碎一点——太过工整的刘海,看上去有点呆相。 “我回去试六个月,六个月肚子没大,店又做不起,我就回来投靠你,”她朝艾迪卡——此生最好的男闺蜜,抛了个被烟熏过的媚眼,“继续替你的客人冲水洗头搓头皮。” “慢着,”艾迪卡透过美发店四面包抄的镜子,抓着她企图逃遁的眼神,“你这次回去,该不是为了报复吧?” 她拿起木梳子,刷那一头这许多年既不烫也不染,又黑又直的长发,避而不答,自顾自说,“头发长得真快,下个月又可以剪下来,寄到癌症中心捐给病患做假发了。” 假发是饵。如果那女人还留在村里,看见店里挂满剑一般,形形色色的假发,一定会忍不住推门进来。 她拨通电话,跟假发批发商确认,“长的、短的;直的、波浪的,每个颜色都给我挑一两款。”并且不忘叮嘱,“记住,金红色的,得给我多挑几款。” 那年她十三岁,胸脯开始胀鼓鼓,身体更不断往上拉,可一落到腰部,却又紧紧束起来,明显有了少女的玲珑曲线。她和住在村尾的玉珠是同学,常到玉珠家里一起做功课,那天玉珠正巧到杂货店替父亲买香烟去了,她掀开玉珠房间的门帘,看见那女人对着镜子,扯掉假发,正仔细给头上生的癞痢上药—— 那女人头上光秃秃,寸发不生,全是坑坑洞洞的疮疤,有些像树根被烧焦后的炭灰色,有些则沁出新鲜的血水,极其恐怖,她忍不住“啊——”地叫出声来。 那女人转过头,慌忙抓起那顶搁在镜子前面的假发往头上戴,微弱的光线底下,那顶用尼龙和合成纤维制成的廉价假发,阴森森地,闪着暧昧的金红色。 她转过身要走,那女人将她拦住,“只要你不说出去,这钱就是你的”,随即从荷包里拿出一封红包,再从红包抽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块钱,塞进她的书包,“记着,谁都不可以说。” 她惊慌地倒退离开,撞上赤着上身刚好从外头回来的玉珠父亲,整个身体扑倒在对方身上。玉珠父亲将她接住,一双手不偏不倚,托住她含苞的胸脯,并且顺势抓了一把,对她笑着说,“小心啊”——那女人追出来,刚巧看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片阴沉沉的乌云。 第二天从学校补课回来,天都快黑了,竟没发现全家人的脸色,比天色还要暗、还要黑。大哥一巴掌甩到她脸上,“说,你有没有偷剑嫂的金项链?有没有?”随即拖她进房,用一连串“扑领母”对着她吼叫。她家是潮州人,因为穷,六兄弟姐妹和父母睡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间,她哭着反抗,“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房外面围满看热闹的邻居,看见她扑倒在地上,白色校裙被月事染红一片,都劝着说,“好了好了,别打了,先问清楚再说。”一边拉开她大哥,怕他出手太重,毕竟她已经是转大人的女孩儿了,一边差人把剑嫂叫来。 “她从我房里出来,我跟她说玉珠不在,她就急急忙忙跑了,然后我就发现,就发现——”那女人赶了过来,看见她被打得眼睛的微血管都爆了,心虚地低下头,“发现我准备明晚喝喜酒包的红包,里面那张很新的五十块钱,还有一条细细的、打算戴着去喝喜酒的金项链,都不见了。” 大哥一听,即刻抢过她的书包,将里面的课本都倒出来,一打开她的铅笔盒,就看见一张崭新的五十块钱钞票,压在原子笔底下。 隔天她请了病假。被大哥最后补上的一拳,把鼻子都打肿了,不断流着鼻血。母亲坐在身边,静静地抹着眼泪——穷,有时候是“不需要解释”的唯一解释。 美发店开张那一天,那女人的三个继子继女都来道贺,还有孩子们的父亲。美发店的招牌真大,店名叫“发如剑”——剑,是玉珠父亲的名字,这家美发院,是他出的钱。
10月前
你望着他一脸憋屈的模样,竟让你想起那青春期的独生子。那时你听别人说,孩子长大了,得有自己的房间,才能学会独立,成为大人。 但你儿子显然没有学好。 为了他,你夜夜趁他熟睡后,蹑手蹑脚地检查他房间。你限制他上网,免得他胡乱发表意见。你自认有先见之明,直到翻开他的日记,发现他对你的各种怨怼。随后,他长大,他离家……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卓老师!”如今你仍是这么想的。他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没有低头认错,开口第一句,竟不是“对不起”。 那日天气炎热,楼上教室无不在书声朗朗。你熟练地走进宿舍办公室,抽出几把做了记号的钥匙。而老舍监也不是没发现你的到来,他早已经习惯,甚至还给你低头哈腰,寒暄两句。 你如常登上宿舍三楼,从走廊最左侧的女老师房间查起。那房内弥漫清雅香气,两人同住,环境尚可。只是厕所里有不少黄渍未清,地上作业散落,床上被褥未叠。你逐一记录起来。 ——欸不对!乙床靠桌的墙上,竟还多了几张乐团海报!海报上的人雌雄莫辨,披头散发,衣着暴露。你迅速拍下照片,聊备年终报告的参考。 接着是走廊最右侧的房间,即卓老师的住处。他与同房另一名男老师都是新来的,年近三十,无工作经验,硕士学位却只拿大学生薪资。你推门而入,果真大开眼界:名牌鞋堆满门边墙角,内衣裤毫不掩饰地晾在阳台,书桌上笔电屏幕停留在某报粉丝页的留言区,他竟与网友热议某女星的八卦。 “他怎么能够!” 你赶紧全数拍下。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好说,这网络留言,屏幕太亮反光,你重拍;留言太小,你想放大。庆幸某报粉丝页的所有贴文都是公开的。你只需要用自己的账号上去截个图,然后修正打印,其实并不困难。 “卓老师,你看看在座的老师、主任,个个都是女生,我实在难以启齿。你平日生活散漫也就罢了,但若非有人截图举报,我们怎知你在网络上如此议论女星?你的留言,让我们在座的人都很不舒服。这样对你很不好,你知道吗?” “请问这对我有什么不好?这是我的私人时间。请问这能作为我为人师表的评量标准吗?” “呵,你也知道自己是老师。你用本名在网络上交际,不觉得更该谨言慎行吗?若有人问起……师德是基本的吧?连这点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当老师?” 他理亏词穷,脸红耳赤,随即暴怒:“那你凭什么进入我的房间?”紧接着他扫落一地被拍下的所谓证据,双手重重一拍桌子,愤而离去。 你讶异得很!只差没喊出那句:“凭我是你妈!”但你,只是他的校长。 你站在氛围尴尬的会议室里,望着那些本该证明你是对的纸张、照片、截图。你和众人弯下腰一边捡,自己一边喃喃地说道: “我是……怕你学坏啊。”然而你是知道的,这句话早就没人爱听。
11月前
90年代我写了不少微型小说,近十余年几乎没写。去年配合《早报·文艺城》推出的微型小说特辑,便又动笔写一篇《野姜花》。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成都我住的小区。寡女从远道来寄宿在独男家里,同一屋檐下不怕闲言闲语?何况寡女还是老友的妻子。怎么说这个故事呢?为了避免落入心理窥视的老套就必须另辟蹊径。独男的言行有些怪,就顺着添油加酱,去写这个怪,甚至他大早撞墙练身子都异于常人,如此这般是想赋予可能的解读空间。写微型小说就这样,只截取生活片段,此片段要展示作者不一般的视角——平凡中有足以启迪读者见微知著的意义。哪里可以“看见”这个片段,怎么“经营”这个片段,正是最难掌握得好的地方。 希尼尔用3则讣告连缀成篇,题为〈变迁〉,颇引起关注和讨论,一时成为经典,后来者甚至纷纷着迷于发现独特的形式,好像掌握到独特形式就能看见不一般的内容。〈变迁〉这样的作品放到90年代新加坡社会语境来解读,确实很能调动读者的审美能力——讣告与讣告之间的叙述都被省略了,都靠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去完成。那时候,我跟随潮流,一心只想写出与众不同的形式,譬如〈舍不得〉,用数字排列替代文字陈述安排一个“尾声”竟有些得意,后来却看到那个尾声恰恰是痕迹。也终于明白,希尼尔用讣告独创的形式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震撼,因为它标示了我们的切身文化的流逝与伤痛,此“形式”因为有充足的“社会内容”相映成趣,所以能顺理成章完成它必需的“创作”。 所以我要回来谈小说的叙述。有了生活片段并从中确立了旨意,选定了讲故事人,接下来情节、人物、场景、道具以及语言基调大致就有了个样子。一旦展开叙述,免不了有些改变,苦与乐都在此。读小说很多时候是读作者怎么叙述,怎么写了却还有故意不写的地方,阅读的趣味正是读得出来作者对语言的驾驭。 我试举两个例子。我喜欢读黎紫书用“微型叙事”展示人性的张力,行云流水一般却又锋芒毕露,深藏于内里却又汹涌如潮。〈众·人〉写堕胎只用3句对话便完整推展“故事”并展示:时髦少女和已婚妇女两个年龄段对堕胎——从自己体内堕去一个生命的态度。少女轻率与不屑,妇女无奈与不安;妇女一句“一个陌生人”流露出来的“不忍”以及对少女的怜悯恰恰流露了人性的光泽。〈众·人〉的省略技巧是可以拿来做范本的。 第二个例子是川端康成的掌上小说〈化妆〉。读川端康成要透过文化伦理去玩味与把握,要慢读。〈化妆〉的故事说来很平凡:我家洗手间的窗子正好对着殡仪馆的窗子,葬礼用的花环弃置在两个窗子之间的垃圾场。我注意到,花环上的红蔷薇在短短五六天内由盛开而枯萎衰败。我看到,穿着丧服在化妆的女人涂抹口红的样子。我甚至于想:应该写信给我喜欢的一些女人,告诉她们如果有一天来到这个殡仪馆参加葬礼,千万不要走进洗手间。就说昨天吧,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少女用白色手绢不停拭眼泪,止不住要哽咽,她无力地靠在墙上,可怜啊!只有她一个躲到洗手间来悲泣。却万万想不到,忽然她拿出一面小小的镜子,对着镜子嫣然那么一笑……读着读着,不禁感受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文学评论家杨照著有《悲壮的余生》,他读川端康成读到余生意识、爱恨交织。是的,即使微型的篇幅也将人化为风景,细细观照。值得一提是,殡仪馆外垃圾场的鲜花凝结为一个意象,暗自悲伤。
11月前
星期五。 午祷时间过去很久了专员还没出现,即便我担心错过而在餐厅胡扒几口饭匆匆折回来,黑色玻璃大门外依旧贴着一张用马克笔写的“REHAT”A4纸,没日期没时间,鬼打墙似的要人等到天荒地老。 心虽急,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外头赤燄燄,只好蹲在树荫下给家人拨电话,说的都是同件事,最后不免叹息:是啦!我们很快就回去。 待专员迤迤然回到办公室,确认一些细节后在文件上盖章签字,已过去4小时。把妈安顿在副驾位,车子驶出鐡栅大门,近黄昏了。 我算了算,从我这里开车载妈回家,出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如果时速保持在90,中间休息两次加油或上厕所,那么到家的时间预计会是清晨5点。 妈喜欢坐车,整个人像坐在阿拉丁魔氊上飞了起来。妈总是难掩兴奋心情,瞪大眼睛对窗外移动的风景或建筑物,问这是哪里那是什么? 大学毕业后我在吉隆坡工作,专跑家禽饲料营养业务,公司配了辆旧日产130Y给我。我常借客访或收账之便,顺道“小确幸”回家过周末,开车载妈在附近甘榜或渔村溜达,妈说即便熟悉的风景开车去看和走路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因为妈真的太爱坐车,只要我回来,买个酱油或上街打包杂菜饭,都要开车载妈走一趟。 时间较宽裕时,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譬如太平湖或怡保的霹雳洞三宝洞,行程结束前在购物中心吃快餐,两人分享一份套餐,汽泡水薯条薯泥我一半妈一半,一天便觉不辜负。于是坐车出门充满仪式感,妈甚至会稍加打扮。只要出门转一圈回来,妈像换了个生命似的,又能继续卑微安静植物般的活着。 家里穷,兄姐都来不及长好便被丢到城市,好像多一人多一天多吃一口饭家里就更穷了,几乎要吃到脚下的土了。妈没办法跑,注定要和这个家困守一起,老死一起。而且妈说,死亡是传染病,谁家死了人接着会带走另一人,然后举例一二,都是我熟悉的街头巷尾脸孔。妈还说七月更凶,那些东西直接爬上来抓人,一抓一卡车。我听得毛骨悚然,劝说妈你别迷信,死亡不是被找到而是碰上,无论逃到多远都会遇到。 后来我辞去吉隆坡的工作南下新山,离家更远了。回家的小确幸像口袋里的零钱被挥霍殆尽,我告诉妈等我买房子后便接妈来住。 后来,久病卧床的爸过世,妈怕被传说中的恶灵牵拖,在爸落土后七日便和我南下新山。出发前妈磨磨蹭蹭,逃难似的带一堆有的没的,仿佛抛家弃屋自此不再回来的决绝。那一天,车子离开黄泥路口上柏油路,穿过种满橡胶树的木珍歪,弯弯曲曲拐入打巴进高速公路,我听见妈长吁一口气。天色由亮入暗,周遭景物仅剩黑色团块迷蒙黑影,我们说话,兼及各种细琐人事,像沿路撒下能被记忆辨认的面包碎屑。我说妈累了你睡一下吧,睁开眼睛时我们就到家了。 高速公路没有歧异的风景,同样的黄昏,多年后出发和回去只是两个不同方向,仿佛捡拾来时路的面包碎屑而已。妈安静的躺在副驾位置,睡得比往常更深沉。这趟远行我特意帮妈选了件大红牡丹双排金扣外衣,喜气,再把车内冷气调得最低,一路上叨叨絮絮的跟妈说我们到了哪里,过了哪座桥。 清晨,车子在家门外十几呎的地方停下来,看见屋外铁棚子已搭好,五十火黄灯泡像鱼丸般串在黑色电缆上。屋内大厅居中的神像已被红纸盖住,屋外“天官赐福”的神仙牌位也是,亲友邻居闲散的在屋前走动,感觉前置作业都安排妥当。 此时姐打电话来,问我到哪里?我答,快到了。 没人发现我们。然后我调转车头,再载妈走一遍之前走过的地方,巴刹、渔寮、玄天上帝庙;天色渐白,大街开始恢复生活的烟火气,采买的、上学的,忙碌的旧街场杂货铺、人声嘈杂的咖啡店……。 姐又打电话来,语气急促说棺材佬已经来了,你们到底在哪里? 我转身轻声对妈说,妈,我们到了。 此刻在车里我们是生离,下车后就是死别了。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回家,不如我们再转一圈吧?
11月前
屋后有两棵芒果树,从不开花结果,我总是忘记它们的存在。会突然省起,是因为独居多年的父亲糖尿病恶化,截肢后无人照护,无奈把他从乡下接来暂住,那天他划着轮椅停在后院,抬头看见这两棵芒果树,和我谈起,我才稍稍对它们注视了起来。 他说:为什么你的芒果树不结果? 思考这问题前,我觉得应该先问这两棵芒果树到底是何时种的? 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好像是多年前在柏龄花园菜市场,从一个老人手中买的幼苗,之后随意埋在屋后的空地,不管不顾任由它们循环生灭。这些年过去,竟长成葱葱郁郁的大块头,树梢都比屋身高了。 我没有种树的天分,种花更不行,住在城市花园排楼,单调狭仄的空间设计像藏纳活人的灵骨塔,树和花是公共财,种在公园益街坊最好,我的生活不需要它。但我家位处住宅区末端,比别家多了一片剩地,人的习惯是,把拥有却不想要的东西一律堆在屋后就对了,于我就是这两棵树。 可能是我对需要在时间缓慢催化过程中才能看到结果的人或事缺乏耐心,之所以动念买幼苗,是因为一个老人的缘故。 那时他在菜市场,貌似非法小贩尾缩蹲踞在路边,顶着破烂的草帽,脏兮兮的穿着像是从泥土里爬滚上来的兵马俑在阳光下曝晒,静静守护眼前一袋袋绿色小植物。我绕过他时突然与他瞬间仰起的眼光对上,那双眼睛让人不忍卒睹,过多的眼白像我曾看过的、困在兽笼里的受尽欺凌的狗,无声的、但似乎能听见它们哀哀乞怜。 我无法直视闪透着卑微灵魂的拷问,它过于尖锐,像倍速分裂繁殖的癌细胞,会侵蚀掏空我心里某些坚硬的板块。世道太难,年纪这么大了还得在烈日下讨生活,卖的还是未来十几年后才能看到成果的树?老人直勾勾的眼神将我的良知绑架了,有些情绪的化学作用开始在心里运转,为了逃脱过于拖沓的道德耗损,我匆匆掏钱拎了两株幼苗便走。 父亲说话了。 在老家,没有一棵树是种来浪费的。你这样净让它们吃肥,生活过得太好,树忘恩负义,它就反过来吃你够够。 我知道接下来他要说什么,甚至一些努力忘却的画面又在他叨叨絮絮的敍述中再度被唤醒了。 小时曾看他用巴冷刀砍向波罗蜜树干、斩断红毛丹树的根、将生锈的钉子钉在尖不辣树上,还把肥猪肉挂在树身吸引红蚂蚁过来然后拿报纸烧死它们,循环重复。 他说,树有树性,若不管就懒,只要感受过痛、绝望和死亡威胁,它们就会苏醒,尽责的吐蕾催花,结的瓜果更大更甜。 我们记住果肉的香甜,果树记住对我们的仇恨。 这种土贼子逻辑对错无从知晓,只知道懦弱的男人嘴里不欠鬼话,当他酒醉或输光赌本后将一切能抄在手里的东西往母亲身上砸下去时,我便和那些受刀砍钉戳的树同感应了。晚上,母亲像一只受伤的兽安静的啜泣,声音细细的,像小狗嘤嘤哭啼。我全身爬满蚂蚁,它们不停的噬咬,而我却找不到火把将它们燃烧殆尽。 我很早便离开家乡,大学毕业就业后更少走动,这些年来唯有年节才能将我拽回去,亲戚的红白事我都省了。直到母亲生病去世,原以为就此能与家乡断了关连,直到截肢的父亲划进我的世界,才惊觉真正的离开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不被找到。 父亲老了,身体器官一件一件破败消失,他现在已彻底是个无用的人了。站在厨房的位置望出去,逆光中轮椅上的他成了一团黑影,嵌进芒果树更大片的绿荫里,像是被吞噬了。 这两棵无用的芒果树,早上有过境的鸟咶噪不停,午后能筛滤掉大面积西晒的阳光,安安静静,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任何优点了,我没特意栽培,也许不管不顾就是最好的祝福,能平安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 但现在它们的处境让我担忧,父亲在它们身上看到年轻的自己,时间会在暗中递给他一切尖锐的金属。不行,我要救回当年那个小孩、那些结痂的树的伤口。而且,我没有耐心等待残酷的名词在过于庞大的爱中被缓慢的消融和解,太慢了。 决定了,明天,我要把父亲送走。
11月前
我写过有关郑愁予的小文章,一为〈流浪〉,一为〈错误〉,前者收于《珍惜》,后者收于《本心》。文章配书法,前者抄〈偈〉全诗,后者抄〈错误〉流传最广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4次饭局都愉快,过程一清二楚。第一次是访问金门大学时,2011年5月8日,交流会谈大学合作事,他没有发言。午餐他一样不自在,直到话题放开,转到文坛,才有亲切氛围。他是金门大学专任讲座教授,李金振校长说郑愁予三字掷地有声,名气远胜金大。校长有心,知我文学背景,邀他出席,增添此行意义。可惜他答应出席宋祖英台北演唱会,午餐半程赶赴机场,临走前不忘斟满高粱,畅快一杯,洒脱作风恰如其诗。 2011年他参加花踪文学奖盛会,陈金泉负责8月25日晚餐,邀我一起,3人小酌,话题更加深入,金泉小我大约10岁,爱〈错误〉,又爱〈雨丝〉,能将李泰祥所谱郑愁予诗全部唱完。喜爱文学的朋友副刊最多,公关和业务部原来一样诗趣弥漫。郑愁予在世时影响不止一代马来西亚文青,也许是两代,又或者是三代。 第三次饭局则在2017年11月19日,郑浩千先生办画展,请他出席。他刚下机,眼神疲乏,大叹糊涂。他和太太从重庆转机台北,太太深夜回台中寓所,他在候机室等待第二天飞隆航班,沟通疏忽,折煞八十多岁老者。在画展他心神不宁,郑浩千有巧思,安排挥毫环节,写的都是现代诗,其诗句被写最多。他精神随之一振,但是要到晚餐才生龙活虎。小酒调剂,边吃边喝边唱。 《余英时谈话录》中说“郑愁予为人很可爱,有诗人气质。”二人相识于耶鲁大学。余英时为郑愁予叫屈,“美国人看不懂中国新诗,诗人就不是诗人了。”但是笔锋一转,又说情况不完全糟透,“他在美国还是有他的地位,是在中国诗人中间。”余英时说“郑愁予好客”,常招待国外朋友,他偶尔也去“参加一下”。 好客和诗合二为一,风格如此炼成。《痖弦回忆录》提郑愁予“在高雄港务局做事,薪水也不高,但去酒馆喝酒时,往往是他付账。”这方面痖弦自认记忆力好:“一起吃饭谁付的账,多少年后我都记得。”我脑海穿插郑愁予友人形容,乍然间知道他并不陌生,我们在吉隆坡接待他,有朋自远方来,来者是侠士。 母亲是他心结 最后一次饭局在2019年2月24日。他那时应聘担任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和周芬伶同时受邀参加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项目。东海大学校友设宴,我受邀。4次饭局中那一次最久,足足4小时。当唱到〈偈〉中最后一句“这土地我从一方来,将八方离去”,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隐约中走入禅境。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郑愁予诗选集》有杨牧代序的〈郑愁予传奇〉,此句成“这土地我哭着来,将笑着离去”,同一本书出现两个不同句子,编者不可能没有觉察,忘了问郑愁予原句是不是如杨牧所写,若是,只能说改得真好。 4次饭局,姚迪刚3次在场,迪刚有一次和郑愁予在香港偶遇,喝酒时言谈甚欢,迪刚说郑愁予叫不出他名字。我估计他晚年对待我等初识者大体如此。郑愁予酒后说於梨华经常以他酒窝作话题作弄他,我和他大谈大唱,旁人或以为是多年之交,非也,不过因为我也是酒窝族群。有缘相聚就是好事,和他吃饭,让我有以文字保存初心的愉悦。 痖弦说郑愁予才气很高,“他的诗是天籁,自然的声音。”其诗“母亲意象非常鲜明”,郑愁予母亲留在大陆,父亲是将军,后来在台湾结婚,郑愁予“很少回家”。痖弦分析有意思:郑愁予的作品展示了宇宙的乡愁。他是谪仙,从天上下来,在地球上有名姓,却怀念天上小屋,母亲唤他回去吃饭,星兄星弟等着他回去。痖弦说郑愁予告诉他,天上北冕座“有一颗星的位置还空着,等着我回去喝酒”。母亲是他心结,他后来回北京,却没人知道母亲何时故去,坟在何处,万里寻母的悲哀长期冲击其心。女性是其诗重要主题,痖弦说读其诗,必须从这个视角切入。 “飘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悬的桅灯/ 摘下航程里最后的信号/ 我要归去了……”郑愁予的〈归航曲〉分三节,这是第一节,我年轻时爱朗诵。第三节此刻读来最为动容:“我要归去了/ 天隅有幽蓝的空席/ 有星座们洗尘的酒宴/ 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 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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