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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颂平

1959年11月8日,一位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来见胡适,穿新西装,头发刚理,没打领带。胡适见状,问他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整齐。来人答说,下午要参加喜宴。胡适随即提醒,既然是喜宴,理当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带上领带”。 小故事出自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此书出版于1984年,我购于1986年吉隆坡书展,书最初放在我八打灵和同学合租的房子里。后来随我辗转伦敦,置于居所书架。念完博士返马,书移至马大东亚系办公室,如今安放于我家书房,依然摆在显眼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记,多为片言只语,看似零碎,反复阅读后,自能拼合胡适为人处事的轮廓。1961年4月11日一则记录尤为动人。胡颂平说夜间值班杨姓女护士见胡适“一只脚露在被外”,便替他盖好,胡适在梦中喃喃说道:“谢谢你。”醒来后被告知,他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随即又幽默地补上一句,说梦中不忘说“谢谢你”三字,是“好习惯”。 胡适推己及人的“好习惯”,书中屡屡出现,胡颂平乐于记录这些具有身教意义的言行。胡适学问渊博,阅历丰富,日常谈话不设主题,却能让人专注聆听。他可以从西北水利谈起,旁征博引。他可以细说各地方言故事,也能随口讲起国际人物或古人掌故,他言谈实在,总有例子说明。面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老师,胡颂平自言获益良多。我们读来,也仿佛每日坐在一旁,享受老人亲切又富有深度的谈话。 李宗侗得知胡颂平记录胡适言行后,给他鼓励。1960年12月21日下午,李宗侗到南港,胡适午睡,胡颂平陪他说话。谈起书写计划,李宗侗说胡适虽然天天有日记,但是身分特殊,许多事情不能任意书写。胡颂平没有类似负担,可以“照实记载”。 一个时代的气度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谈及友人,三言两语,形象跃然纸上。1960年2月27日,他说蔡元培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是“不管事的”,一切由杨杏佛独断独行,蔡元培因此受累不少。杨是胡适学生,1962年1月17日胡适提到一次会议中被杨当众斥责,数日后,蔡元培亲自带着杨到胡家致歉。1962年7月28日,胡适回忆在上海与蔡元培为邻往事。农历元旦时,原以为蔡元培是新式人物,只过阳历年,却从户外看到他家客厅点燃一对大红蜡烛,方知其过农历年的气氛浓烈。 多为私下言谈,胡适想到什么便说什么,对后人评述也随处可见。1959年4月29日他读钱锺书《宋诗选注》,认为钱是一个年轻有天才的人,中英文俱佳。钱没有用经济史观注诗,“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他认为书中选取涉及社会问题的诗作,应该是刻意的,“注解确实写得不错”。1961年1月11日评价沈刚伯“记性真好,只是太懒,不肯写文章”。1961年4月29日谈出身富裕的翁文灏,在比利时一所教会学校受过修士训练,性格刻薄,“很难做他的下属”。 涉及我长期留意的人物,读后分外珍贵。1959年3月20日他提傅斯年记性。他说傅有一次在美国演讲,不带讲稿,却能在黑板上写出《汉书》和《史记》中〈儒林传〉的差异。1961年9月20日提丁文江,他说丁写文章很快,丁说他三分钟内可回朋友信,但胡适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案无留牍,胡适信件堆积。1961年1月9日胡适提“丁文江”三字合起仅十二笔,罗文干以名字笔画顺序称其为“二四六居士”。1961年6月30日同时提到傅斯年和丁文江,二人都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友,胡颂平认为只有二人足以担任胡适秘书,胡适连连摆手说是“瞎说”,他们的学问“都可当我的老师”。 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胡颂平侍奉左右。“谈话录”无疑为现代人物历史增加重要史料,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晚年”二字更加在意。60岁以后,我反复阅读此书,胡适的日常生活让我思量再三,提醒我如何规划未来,坚持微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每一天。 珍惜老人的回忆。也是珍惜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那么多杰出人物,不经意间说出,更见韵味。1959年11月10日,胡适说康有为的文章都是写于26岁以前,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继续有进步”,康亲口对胡适说他不如梁。1961年6月13日胡适提梁养病时,集词作对,其中一副赠送他,后来借给记者照相,多次催讨却不归还。胡适回忆故人,轻描淡写中显露情意。他说梁启超擅长集句,其中他印象深刻的是“蝴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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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62年1月9日,胡适谈及自己身高,他5尺6寸,大儿子祖望比他矮两寸,二儿子思杜比他高两寸,堂房兄弟中,有人瘦长,有人矮胖。1959年5月23日,善于塑像的苗培成和阙明德拜访胡适,阙明德认为塑像的关键在于“把一个人的精神人格表现出来”,特征越多,越容易下手。他希望有机会替胡适塑像。胡适以“难塑”回应,因为他“没有怪像”。 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胡适“天庭饱满”,有“一双坦率的大眼睛”,配着“能言善辩的两片灵活的嘴唇”,面色自然。他的面孔既不会让人联想到学者那种“大脑发达生活简朴”的刻板印象,也不像俗人那样“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胡适中等身材,肢体匀称,反应灵敏,举止矫健,温源宁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观察:“看上去,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 “俗人”和“学者”的对照值得玩味。胡适性情随和,常带微笑,无论对象是小贩、司机、厨师、护士他都能自然攀谈,胡适能用平实、接地气的语言,将复杂的知识讲得浅白易懂。浅白不等于庸俗,言谈有味才是温源宁重点。 温源宁曾是胡适同事,他说胡适在北京时,每逢星期天家门对外开放,他“来者不拒”,不论是大学生、共产主义者,商人抑或普通市民,只要有人开口,他都耐心倾听,从容叙谈。即使只是前来问候寒暄的客人,他也能“飨以零零碎碎的新闻或消息”,温源宁说来访者离去时,都会觉得“不虚此行”。 胡适从不自认天分过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能在讲堂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过因为比他人用功。温源宁说,胡适“对万事万物,从壮阳剂的配制到佛教的抽象佛理,全都有所了解。”他译过短篇小说,编选过《词选》,写过哲学著作,又常发表长短不拘的佛教文章。胡适涉及的课题广泛,包括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版本校勘。无论话题为何,温源宁说胡适都能把场面弄得“轻松”,听者不会觉得他“卖弄学问”。 一笔一画见人格 这种能力,来自他对人与人互动细节的长期体察与训练。《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月11日记载,胡适评沈刚伯当天演说,指出听众未必听懂“灭十族”,应该改成“灭三族还不够,要灭九族。灭九族还不够,要灭他十族”,层层推进,听众自然明白惩罚的严重性。 社会是一体的,沟通格外重要,写作与言谈并非只关乎个人表达,更必须顾及读者与群众的理解与反应。1960年4月25日他说自己反复修改文章,是因为“为读者着想”。他说“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他坦言许多人写文章,只顾自己意思,他则“处处为读者着想”。 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既是认知,也是习惯。1959年5月16日,台大侨生海洋诗社6位代表携《海洋诗刊》拜访胡适,谈起作诗方法,胡适直言,若诗不打算给别人看,“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若要给人看,“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他批评抽象派或印象派诗作,只顾自我表达,不管读者是否理解,无异于自欺欺人。“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他说文学作品“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不明白清楚,便没有力量,也谈不上美。 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他对写字的态度上。胡适写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不管是给别人题字留墨宝,还是一封简短的书信,胡适写字的态度和笔画始终如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多处看到他对端正书写的要求。在他看来,一个人字写得是否规矩,往往反映其做事、为人的责任感,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写字不可潦草。1961年9月20日,他对胡颂平直言:“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处处为人着想就是对他人的尊重,1959年3月20日,说他给浦薛凤的侄子题写结婚贺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语出《论语·公冶长篇》,晏平仲即晏婴,孔子称赞他和人交往,有良善方法。懂得尊重对方,交往时间愈久,对方也更尊重晏婴。胡适解释,他选用这句话作为贺词,是因为“‘久而敬之”,也可以作为夫妇相处的格言。唯有真正尊重对方的人格,婚姻与人生,“才有永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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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沿用前任院长朱家骅秘书胡颂平。在〈我当了四年的学徒〉中,胡颂平说“我这一生中最幸运最愉快的事,就是到了五十多岁还有重进师门再受教育的机会。” 胡颂平出生于1904年,小胡适13岁。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他是社会科学院学生,暑期班选修胡适的“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文化史”。他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记中说他到胡适家两次,1930年11月胡适离开中国公学搬回北京,二人十多年没见。毕业后他跟随朱家骅。1946年7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朱家骅是教育部长,胡适到南京教育部办事,他都抽空拜访老师,“偶有一些琐事,也交给我去办。这是我为他服务的开始。”胡颂平说。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需要介绍时,胡适说他是“从前的学生”,对外国客人,称他为My Secretary。胡颂平认为“秘书”或“助手”都不适合。在胡适面前,他只“是一个小学生,只配当一名学徒。”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提1959年12月30日下午,胡适见他写日记,内容竟然是记录自己言行,他说胡适在马相伯90岁生日时讲话启发他动笔,并说可能有错记,整理后会给胡适过目。胡适诧异,回应说以后说话会留意些,随之又觉得应该平淡视之:“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 若认为阅读可以让中年或老年的生活或脾气变得更好,不妨找《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读。胡适是很多人心目中完美知识分子的标杆,胡颂平看他绝对如此。胡适年轻时在学术方法上的自我提升,在知识上的努力和尽责,让他成为五四时期代表性人物。他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砥砺更是感动胡颂平。 忠恕两字走天下 1959年6月1日胡颂平说他读《论语》,在胡适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后一愣,最后说他也可能是因为“多读《论语》的影响”。1962年1月24日胡颂平重复同一句话,但是阐述更加具体,他说胡适“处事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 胡适并不认为在道德修养他达到胡颂平所说的水平。1960年12月22日他和胡颂平聊起气度与忧虑时,提自己弱点,“如果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了。”他提起1938年接任驻美大使不久,汉口沦陷,他心脏病发作,1940年广州沦陷时,他摆脱不了忧虑,心脏病再发,他说一生气度不足,因为“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忧虑的地步”。 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言行,才是真实性格的反应。胡适对下属不发脾气,也不板起面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出现几回“品人”话题,1960年11月11日,他说王国维“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还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1961年1月26日再提王国维,说他绝顶聪明,“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他的人却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他说影响王国维一生的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风采,真漂亮。” 1961年4月29日提被共产党清算文人,他说冯友兰一向精打细算,他在北平置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舍不得花剃胡子的钱。” 如果不是胡颂平记录,这类相对“不厚道”的内容不会公开,私下“说三道四”只是偶尔为之,胡颂平觉得掌故有趣,不至于影响胡适德高望重地位。胡适见闻广阔,胡颂平完整观察和记录他晚年一言一语,小至文字训诂、诗词探索,大至民主自由议题、国际局势,胡适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胡适爱聊天,言谈中常会让人联想他离开中国大陆后的寂寞和伤感,但是掩不住的亲切和智慧,却让有机会接近他的后辈,感受到人间的厚度和温度。他晚年谈朋友多,贬论敌少,书中提人和事,三言两语,韵味十足,这是引导我们步入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这段话出自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读书像江海浸润,膏泽滋养,使人心中疑惑消散,如冰雪融化,思路随之顺畅安然。如此,才是有所领悟、有所收获。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中说收集胡适片言只语,于他是“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之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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