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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3月前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 前文提要:“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 我们都嗜读红楼(他喜欢戚序石印本),领受过曹公教诲,却未必知道自己始终活在预言的完成之中。一来到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往后就是一片不可逆挽的下坡颓势,盛宴长棚终究要慢慢拆;只是,火灭之前,有时会有猛然一亮的时刻,才完全归于寂灭。同期有个夜晚,不知谁为首,家里来了他,还有祝快乐,淑芳,翎龙,就一起席地而坐。二十多年后的12月13日凌晨四点多起身,刷了一下手机,便见夜猫子翎龙一点多传来的WhatsApp短讯,上写“听说李天葆走了”。一时,记忆再次点燃山顶房子的灯火,最亮的那晚又回来了,只是当日吃些什么,谈些什么,早已随风归尘,不由记忆了。翎龙说“记忆不牢靠”,我却一直记得这批稀客,他们来过我的生命。 那时,我又何其失策(已经是事后之明),介绍了一些新朋友给他。还是,我早已不堪重担,只想有人分担聆听的角色?很多年以后,人生已经渐渐坐四望五时,偶尔读到给Samuel Beckett立传的作者回忆录,我才惊觉这位诺赏大作家是如何掌控人际关系,他坚决不让不同的朋友圈彼此交叠认识,以杜绝飞短流长。他更知道自己麾下的亲友,不论对内对外总会彼此争宠,以宣告自己才是了解他的代言人;他甚至设法阻拦传记家私自接触亲友,只许一部分人受访,以对外呈现他要世人看到的公共形象。我拜师太迟,还有用吗? 友情渐归淡出,要是归咎于第三方从中作梗,岂不掉入张爱玲对爱情分手的嘲讽(分手者,往往都怪第三者)?人与人之间相交,总有一段仿佛不设限且看不到尽头的蜜月期,必须自行去发现期限的长短,才不会错失打牢基础的良机。在对彼此的好奇消散之前,总要建立更为坚固的共识,那段缘分才不会蒙受时间的冲塌,而沦为过眼的沙上楼阁。显然,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忠实听众,太容易面露不耐烦,更糟糕的是,眼前并没有一面实体的明镜(我只有模糊的想像之镜,还有对方难辨的表情)可藏好质疑的表情,我已经露馅了。 倾诉者要的始终是聆听,是认可,我却常常觉得当事人的性格处事,得为人生际遇负上相当的责任;不然,我则不小心皱眉,怀疑入耳的语言夸大受伤程度,轻伤已经被语调拔高为重伤;更何况,听多了当事人对别人的嘲讽之后,有时我竟然渴望说话者可以尝试有份超脱人生苦海的自嘲。这样,似乎苛求于人吧? 有一次,刷到刘德华访谈,他说不相信朋友,朋友都是盲目的。偏偏,有时盲目的无条件支持,就是为友所需的条件之一,显然我一味只顾着把持自己的冷静,不愿意跟对方一起沉溺(他跳了下去,我却只肯岸上观),没有去扮演好称职的朋友。更何况,只将自己定位为朋友时,就会忘我地说些不中听的话语,对他的写作提出建议,更是胆大妄为,如今回想方知,真的失敬了。我竟然忘记再亲近的友谊底下,始终埋伏着一层前辈与后辈的位阶,我凭什么僭越,对他的写作进言?他不在了,我跟朋友说,张爱玲尚且有褪色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那是始于Edward Said遗著的说法),李天葆是一味艳绝到底,拿着同样一把旗帜,站到最后成为一座可贵的纪念牌。他绝不迁就迎合讨好,也不愿意背负任何评论者的期待,更不曾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称霸,他并不需要用名利填补自卑的无底洞;他只写字,沉溺,怀旧,告别了。 (四) 回归神交之初,只剩文字天地可以寄寓。名为〈虚幻也是一种存在〉的访谈刊登以后,我读《蕉风》他写的杂文,便自甘对号入座,领受他对我的散文的暗讽;〈腿〉获奖以后,偶尔瞄到他的文字,是用上“变态”二字形容,我心里只轻轻一笑:过去听过许多故事的人,终归有一天也得轮流被摆上台,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主角,这不就很自然的常理吗?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年纪都不小了。透过专栏独有的特权,偶尔我也尝试遥相回应一下,知道有时“敌人”比“朋友”更亲近,他一定有在观察我的动向,我愿意这么想。那无声有字的沟通始终断断续续维系着,直到我的所有报章专栏结束为止,才是真正的告别。 2009年,获知他以笔名“宋宣影”,凭着〈指环巷九号电话情事〉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我为他高兴。光靠报章微薄的稿酬一篇篇执笔,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患有脚疾的他可能需要一笔庞大的奖金;那时,新婚养家的人,岂会不知金钱重要?国家亏待他,并不承认马华文学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盲或如吴冠中所谓的“美盲”的社会没有提供太多资源支援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奖始终是唯一可以尝试的外援,那是最有尊严的争取,却还得靠几分机运。不久,受邀写篇关于老吉隆坡的小论文,我重读一遍他所有结集的散文小说,需要考证“指环巷”的马来路名时,问了富都半山芭长大的艺婉不果,便夜里跟妻驱车入城,由着回忆指路,重返了昔日曾跟友人送他回家的路巷。是的,指环巷是Lorong Chin Chin的音译名,却已经昇华为可以隐喻小说意涵的地名。那是一次夜里的仰望,只是,他当时还住楼上吗? 忽忽又过去几年,社交媒体一诞生,人人可以寻亲访友,再续前缘,天涯已经是咫尺。脸书几度浮现他的大头照,我多番犹豫,终究没有主动加友,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朋友,不时会转贴他的动向,我知道山东画报出版社帮他出版过一些书,也看见他出席一些文学活动,今年初还北访槟岛见梅淑贞大姐,那就够了。直到他羽化后,才发现网络世界如此之不可靠,总有疏漏之处:原来,2014年,他还曾在台湾出版小说集《浮艳志》,已经绝版了。依稀记得吉隆坡诚品还有(台湾早已绝版的)《绮罗香》存货,用手机Apps一查,便下城要了一册。回家一翻,列于卷首者竟是那篇〈雌雄窃盗前传〉,其余小说都曾收录于大将出版的《民间传奇》,我以为里边的文字都流丽之极,是他二三十岁便以华彩挥写而出的巅峰之作。 连续数日,我又重当了一回单纯的小读者,由着往事一幕幕随后跟来,一起梦回尚未踏出小岛的时光。那是高中午后,学校下课了,缘梯登上李国专楼图书馆。里边有个“大图书馆之中的小图书馆”,那是校内华文学会自行创设的小图书馆,只占出入口处右边的一个小角落,就一排U字矮木柜的藏书而已。平时,木门都上锁,不设透明的玻璃门,必须一格格打开,方知里边有何宝藏。这一日,就在其中一柜,那个昔日的少年无意之中瞥见薄薄一册书脊,尝试抽出一看,封面竟作仕女图,上题《桃红秋千记》。拿起来一读,却是惊讶:这是哪个年代的人?是马来西亚作家吗? 那是多么遥远的最初,先由文字结缘,就在小岛与都门之间牵起一道无形的长线。隔着30年时间长河,回忆再度帮忙擦亮我们昔日青稚的面目,那时我正年少,他也还年轻,刚刚登坛几年。生命,我一直以为它会再安排一次的会晤,像2006年美食广场椅桌间的不期而遇,就在我们老得可以心平气和相对时。那么,未来或许可以改写过去,曾有的纠葛或会随着时日而渐渐化解。不,如今只剩一把声音说,都给过了美好时刻,都给过了机会,往后就只剩下感激。 相关文章: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 【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5月前
(一) 最后一次我只是耳闻,别人嘴里呼之欲出,分明有个他。那是2024年,城中一场对谈开始前,有饭局暖身,一张长方桌坐有男宾四名女客三位,其中一位大姐派头的女媒体人说着兴起,不禁公然提起昔日有位男作家初入行当记者,被派往会馆采访活动,回到报社洋洋洒洒写上千字,却只形容会馆建筑而已。女媒体人笑盈盈说了一半,目光却斜射过来,要我接招(还是,坐斜对角的我心虚?)毕竟,我曾跟她话中的“男作家”做过一次很长的访谈,就登载于文坛皆知的《蕉风》。那一刻,心里闪过一丝惊悚,有一把声音说:大叔,那是等你掉入的陷阱,别自作聪明说出名字。 席间有报界文坛前辈,岂会不知道女报人话中所指?大家只听而不语,一个区区后辈要是当场抖出“李天葆”三字,就会透露一件事:他曾告诉过我这一件事。午饭已成一局心理博弈,我的沉默究竟是自保,还是尝试维护我们昔日的交谊? 那时,跟李天葆(是的,我一直连名带姓喊他)不通音问,已经快20年。最后一次偶遇,是陷入感情泥沼的2006年,订了机票准备赴英伦力挽狂澜,却还几番踌躇,城中可慰藉迷失的书魂处,终究只有双峰塔下的纪伊国屋。不想,在同一层的四楼美食广场,我手拿托盘觅位要吃午餐时,就碰上了也穿梭于桌椅之间的李天葆,两人狭路避无可避,只能尴尬挤出一笑:都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联系了。我力邀同桌,他才肯坐下。聊起自身近况,我竟然要他扮演爱情信箱主持人,妄想从中听出一丝希冀,他却直言说,男女分手不一样,男人总是说说,还有回头的时候,女人是经过了一番忍耐,最后就会决绝,不会再回头了。从来,书写女性他最专长,我能不相信他所言吗?沉思了一下,终究得振作起来,照例问候了一下他的近况,却又引爆一肚子老调的意难平,说到激愤时,依旧金刚怒目。往常的无措又回来了,我知道不能即时吐语扑火;一时,更不宜离桌,只能坐等那把怒火慢慢熄灭,才告退。一个生命濒临巨大转折者,早已无心借出双耳,心里只剩一念:他还是老样子,没变。 往后接近20年,我们真的不曾再会?不。2009年婚后几年过去,有一回再逛纪伊国屋,难得踏入书价太高的小中文部,隔着几排书架认出前方有个熟悉的背影,我站住不动,想了几下,终究没有趋前相认,只转身退回属于安全区的英文部,那里有更大的书海可供掩护。那回,是最后一次单方面的遇见(还是,过去的日子他也曾这样见过我?)。过去,属于我们的过去,只能隔着相当的距离维持,不想再惊动了。 (二) 跟他走得较近时,是20世纪初头几年。前程未明,大学刚毕业就在母系暂且啃书,念起那后来渐渐成为鸡肋的硕士。当时,在一栋山坡排屋楼上租个无窗小房,终日只有阴暗与闷热,入夜十分难眠;幸亏白昼其他房客都上班,可以独占楼下通风光明的大厅摆桌堆书,靠写作、补习和讲座维生。 某次,跟已故陈雪风同台讲座后,才发现台下赫然有个李天葆,便趁机当面致谢,他曾颁给我一个几千块的小说首奖。所幸,他还记得几年前(1997年,我刚念大一)曾评审那篇名为〈生态〉的小说,是我老家槟州政府的小说征文比赛,同届获奖者还有当时身在意大利深造美术的赵少杰,我后来结婚时的伴郎。热络地唱和了几封电邮,李天葆便登门送我散文集《红鱼戏琉璃》(附有一纸勘误表)和《红灯閙语》,小说集《民间传奇》和《南洋遗事》(他递来之前,还说:这本印得不好,字体模糊)。后来,絮絮然聊起时代曲,一旦知道我酷爱李香兰和白光,便委托金河长青书店抄录两张白光CD,里边附有百代唱片公司不曾收录的歌曲;知道我写过以白蛇传为蓝本的〈伞与塔之间〉,他借我李香兰主演的《白夫人的妖恋》DVD。 有一回,获赠薄薄一册《绅士淑女图》,只听他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不识货者拿在手上端详半天,最后只好问:东方蝃蝀是谁?他无比惊讶,哎呦,他模仿过张爱玲,还被张爱玲讽刺过。细查方知,典出于张爱玲〈名必也正乎〉一文:“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蝃蝀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又叫姽。” 我能以什么还礼?手上恰好有几册张爱玲小说英译本,一册是孔慧怡(Eva Hung)编辑的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另两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The Rice Sprout Song(《秧歌》)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前身),他说,你留着吧,我是不看英文的。我深知不会重读第二次,张爱玲的英语太枯淡,远远不比驾驭双语的纳博科夫别具丰彩,就硬塞了给他,仿佛要他承认是头号张迷。他是照单全收张爱玲所有作品,我曾说《秧歌》不好,《赤地之恋》只有半部可观,《半生缘》有点老套。不,他定定看住我,笑着说,全都好。 谈起三岛由纪夫,年少慕名翻阅数册,我直说不喜欢,他反问,你看过《丰饶之海》四部曲,还有他那些散文吗?那倒没有,他说起小说中的美少年如何几度轮回转世,一度还投胎作泰国公主(这岂不像我喜欢的吴尔芙《奥兰多》?),腋下有三枚黑痣可供辨认,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绘影绘声的说书人成功推书了。赴八打灵观音亭图书馆借阅繁体版《春雪》《奔马》《黎明寺》,独欠最后一册《天人五衰》,久久未能一窥四部曲的结局,最终才从学林购获简体版补憾。一度,动念要写篇“李天葆与三岛由纪夫”,做了一些准备功夫,终究未能成篇。 当时,学界有人撰文戏称“张冠李戴”,排比类似的描写,以此论断。从学术研讨会归来的黄昏,他气得脸都胀红,我把论文拿过来一看,说:文字只是皮相,尚未切中要害,朱天文尚且有些张爱玲的句子滑入笔尖。如有相似,张李二人(其实,还有白先勇)都有“嫦娥爱少年”的叙述模式,是其一;“曾经沧海难为水”, 难忘最初(错过)的爱,也是另一常见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但,人物塑造并不全然一个模样。旁边有位朋友听后,打趣笑说,你这样说,是要救李天葆,还是要害李天葆? 李天葆年少即成名,何须一个区区后辈搭救,他自有他可以站稳脚的地方:本来,在文学史上就没有百分之百相似的作家——哪怕具有师承影响关系。看得出相似,往往比看得见差异容易操作太多;要辨别其中钜细的差异(如,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精打爱情算盘,李天葆的爱情飞蛾却只会奋不顾身),必须精读双方的文本,勤加追溯作者的丰富阅历,才能做出较为公允的论断。光是一个民国摩登上海孕育的张爱玲,绝对成就不了马来西亚诞生的李天葆,两人背后还共享庞大的明清鸳蝴小说传统,犹待有心人细加对读解码;之如港大出身的张爱玲背后,另有一个仅识汉字者较为生疏的英国文学传统(从兰姆,奥斯丁,劳伦斯,赫胥黎,王尔德,萧伯纳……),那是成就张爱玲幽默尖诮的源泉。 远在初识时,我便惊讶于他的坦露胸怀。甫见,他就细数生平所挨受的种种嘲弄,不管生活,文坛,职场都身陷四面楚歌,仿佛全无立锥之地。话中夹杂人物花名之多,我常常要问,那是谁啊?一再借出双耳,有时听得头昏耳震,只想喊卡终止;有时,则不免惊叹于眼前人如此伶俐聪敏,凡事入口即活灵活现。听见金句连发时,我总是事后总结一句,写下来,你一定要写下来,那就是魏晋风度,一部《世说新语》了。可是,有些嘲讽诉诸文字即失分寸,用以形容小说人物更容易流于扁平,我曾暗叹,〈蕙风楼鬼话〉的一部分写坏了,对人物嘲讽得太过分(此中有我们皆熟悉的朋友)。扮演了听众好一些日子,始知要心惊:万一他日交恶,我该怎么办? 那时,他已经遭受巨大变故多年,有家不能轻易归得,只有在外挨磨至夜深才能偷偷潜返。我们总是送他到邻近地铁站,好辗转赶搭末班火车回遥远的万挠。望着那独自走远的身影,心里只想到:那是沦落红尘的布袋和尚,以文字度人。白昼课后踏出他执教鞭的独中校园,吉隆坡便是他遭受贬谪的闹市。他或会找家快餐店买位置爬格子,或钻入网吧回电邮;有时人累,索性买张戏票入场午睡。有一回周六约见于茨厂街,薄暮中才逛一半,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便混入人海半晌才折返眼前,手上已经拿着一份《南洋商报》,他急忙卷起放入背包。想了一下,我才回神过来:是的,夜报有他周日的专栏,他应该有剪报收藏的习惯吧。那时,他在《Newswire》发表〈雌雄窃盗前传〉,将一个“偷”字演绎至极致,我拟了一篇短评投稿助兴。听他说有一部长篇压箱已久,尚未公诸于世,只有一叠稿纸的面目,我自告奋勇要帮忙电脑打字。他支支吾吾,说字体太潦草了,一再推绝。直到几年后的2006年,我才跟一般读者一样,终于得窥《盛世天光》由台湾麦田出版。至于谁帮这位终生几乎手写的小说家长篇打字,我一直期待有心人挺身解谜。 (三) 租约一满,速速然搬离火炉小房,我却搬到更高的另一座山坡上,那是传说江湖老大自建的独栋三层楼房,格局仿香港山顶豪宅,依足风水格局。台基下建有不设门的车库,却用来堆满剩余建材,有一度还任由我的老摩托停泊。从基座算起,我住跟几位学生合租的二楼单位,访客得爬上屋旁至少三四十级的楼梯,才能敲门或敲窗(没有门铃)通报。他去世后,我才乍然惊觉:当时只道寻常,从未感谢过岁月的允许,年轻健壮的他才能挺着庞大的身子一层层爬登而上,就为了来新村跟小他7岁的小弟相聚。 2002年某个下午,他来我家以后神色凝重,说,我想借你的地方做一件事。我说,没问题啊,他随后从背包拿出一叠纸,趴在冰冷的云石地认真看起来。我房有一桌二椅,客厅也不乏一桌数椅,就是全屋找不出一张沙发,实在招待不周。突然,他抬头说,你看一下,这两个字有什么问题?那是后来台湾一方出版的《槟榔艳》校对稿,“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1月6日续) 相关文章: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下) 【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悼念李天葆】林健文/瑰丽的南洋遗韵
6月前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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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没想过在马大读书,更没想过读中文专业。可缘分,妙不可言;命运,它偏爱逗我。 我是在书堆里长大的。四大名著也好,武侠小说也罢,甚至漫画,只要是故事,我都不拒。那时候在华小,每天最盼的,就是课后的图书馆。那座小小的楼,藏着我全部的乐趣。放学钟声一响,我便草草扒完午饭,百米冲刺般地往图书馆跑去。每次踏进去,心里总有一种扑入大米缸的满足,像一只贪婪又幸福的老鼠。偌大的馆里,只有两位管理员与正在狼吞虎咽阅读的我。一直到“哒”的一声,灯光熄灭,残酷地为今日落下句点。日复一日,我成了图书馆的老客。许多年后重返旧地,管理员阿姨仍记得我,客套的寒暄像一盏灯,又亮了旧日的时光。 印象最深的,是金庸。第一次接触武侠题材的我,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从此对文学走火入魔。那是首次的文字具象化——一排排的字,拼成了人。乔峰与慕容复在我脑海里打得天昏地暗,小龙女该是极美的,令狐冲这名字也怪得有趣。后来,我又迷上了翻译小说。那些“哦,亲爱的院长”“天杀的……”的句子,夸张得可爱,像一群说着中文的外籍演员,从书页里走出来。文字仿佛有了立体的表情。我最爱中译版的《波西杰克森》。原来,连天神也会嫉妒,也会害怕孤独。再后来,我尝试啃四大名著。只是《红楼梦》对我而言,总像一道紧箍咒,每翻一页都头晕目眩。罢了,我想,我不过是一只田鼠,进不了那座华丽的大观园。只叹有缘无分罢。 到了国中,图书馆小得可怜,几排书架,稀稀落落的中文藏书,如同被遗弃的陈年大米。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挑挑拣拣后,我翻到张曼娟的《黄鱼听雷》。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文学不只有荷塘月色,亦可是筷子下的人间烟火。文字就藏匿在日常中——那时,我第一次闻到了文字的气味。后来在课文里,我又遇见汪曾祺先生。〈端午的鸭蛋〉教我明白,写字的人,得先懂得生活,得先尝尝那烟火滋味。懵懂的田鼠开始好奇昆明的雨。 自此,我对小说移情别恋,反倒更钟情于散文。可惜好景不长。师傅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的作文太散,得不了高分。我随即怔了一怔——原来“散文”的“散”,竟也能成为罪名。哎,散文误我! 那之后,我渐渐收起笔。同伴都以为我会读中文系,我却偏偏往理科去了。抱着不想做老师且向“钱”看的想法,我义无反顾地向理科投欢送抱。为此开始冷落两袖清风的忠臣,尝试和炙手可热的权贵搞好关系。可我还是低估了鸭蛋与黄鱼对我的影响。最终,选择就读食品科学,开启了枯燥且还是没“钱”途的两年。 拉曼大学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那段日子我的英文进步了,头发却掉了;成绩上升了,笑容却淡了。我突然理解了“借酒消愁愁更愁”以及“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读书苦岂一个“愁”字了得!离家赴拉曼的两年,我彻底成了一个愤青鼠。英文本就薄弱的我学得吃力,小组作业更是一言难尽。鼠与鼠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那是一道连女娲都无法弥补的裂缝。 命运顽童轻轻推了一把 忽地,我想起了鲁迅。鲁迅先生亦赴日留学,学外语、读医学,乃至弃医从文,我也能理解几分。读完《鲁迅杂文集》后,我不禁拍案叫绝——迅哥懂我!我不知鲁迅解剖人体的功夫如何,可其剖析文字的功力,人尽皆知。手里握的仿佛不是笔,而是锋利的手术刀——字字诛心,句句见血,不留一丝赘肉。那是一个“吃人”的时代,文字必须武装自己。它生出棱角,褪去抒情的外衣,露出内里的獠牙——让人惊醒,使人感到阵痛。 最令我着迷的,是鲁迅那双会“冷笑”的引号。譬如他引用徐志摩称西滢为“有根”的“学者”,化作“有根”的学者。只凭这两个符号,虚伪就被抖落得干干净净。那一刻,我第一次尝到了文字的辛辣味。因此在同学A在群组里洋洋洒洒地写了长篇谴责文,而后愤而退群时,我真想劝他读读鲁迅。 永不准时的公交车,拥挤的鼠龙,3小时的实验课,与那些无谓的寒暄——它们一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嘴角一路下坠,心里却只能默念:抱怨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安抚情绪。于是,看文人笔战成了我的小嗜好,就当我骂过了。每每读到精彩绝伦的“笔战”,我都仰头叹息,叹无用武之地。那班理科鼠的榆木脑袋,怎懂文字的锋芒? 后来,我终于苦学成了,顺利毕业。可那一刻,迷茫也随之而来。文理双修的后果,是内力难以调和。久而久之,我一身经脉错乱,似乎所有感官都被一点点磨钝。自此,我难以再感受读书之乐。每学一招,功力确实渐长;每悟一式,七情六欲便也淡薄一层。吸取知识,本应是一桩乐事——求学不该如此。我深知若肯深耕,就一定会结果,可无果亦是果,我只求开出一朵花。田鼠不认芝士,只要大米。 毕业那天,我放弃了奖学金,也放弃在拉曼升学。拉曼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我毫不留恋。那段年末的日子,我像个修炼失意的门徒,寻思着下一处栖身之地。可心仪的科系依旧属于理科,只因我已在旧功法上修到“金丹期”,怎舍得另起炉灶?就待蹉跎不定时,我无意中看到马大的春季招生启事。要知道,政府大学一向只在秋季收生。命运的窗似乎开了一道缝。我看着马大中文系的名字,心里轻轻一动。 翻查入学条件时,才发现自己少了一个马来西亚大学英语考试成绩。好在天还眷顾我——我抢到了最后几个名额。若是晚一步,我便要跨州应考。那一刻,我再也顾不得理智与冷静,从点开马大网站到缴费,全程不到15分钟。食品科学修来的沉稳,在那一刻,全数瓦解。 理科的岁月虽枯燥,却也磨尖了我的英文水平,让我顺利通过考试。报读志愿时,我在网页上看见两门相似的科系——一个隶属于语言学院,一个则归于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那“科学”二字,突如其来地让我心生寒意,使我不忍再看。于是,我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语言学院。 直到入学后我才明白,原来自己报错了科系。那一刻,我忍不住失笑。命运真是个顽童,它轻轻推你一把,让你误入歧途,却又恰好抵达该去的地方。 古人云:“既来之,则安之。”若真日夜与文学为伍,恐怕昔日热爱,也会被消磨成平淡的日常。入学不久的一天,我依旧循着旧习,去了图书馆。午后的阳光斜斜洒在门口,我远远看见一块展牌,静静立在那里。走近一看,竟是《红楼梦》文化展。一瞬间,心里有些什么轻轻一震——像童年埋下的一颗哑弹,终于在此刻缓缓炸开。我怔了怔,——原来那只田鼠,并未远走。兜兜转转,环环相扣,命运的安排从不多余。每一条弯路,都是伏笔。
6月前
6月前
之前作家马世芳于社交媒体分享“缎带萝卜鸡”的食谱,表示这道菜是另一位作家黄丽群教他的,好做好吃。 大致是像削苹果皮似的,先将整条萝卜削成薄片;煎鸡腿排,八分熟,剪断或切块,推到锅旁,再放入萝卜薄片,以煎出的鸡油稍微炒一下,加水淹至食材七八分满,淋料酒,撒些白胡椒,关盖转大火,沸腾转小火焖煮片刻,淋花椒油、一把蒜苗,即可上桌。成品是煨出来的汤菜,却不是汤。萝卜薄片清鲜入味,滋味不逊鸡肉。 后来黄丽群亲授,指明这道菜的灵魂是懒惰。意思是厨余少,食材容易取得,亦无需烹饪技巧和特殊厨具。而缎带是关键,薄透容易入味,无须久煮,省时省事。假使一餐吃不完一整锅,无妨,一吃萝卜清脆,二吃绵软,三吃直接加面,打个蛋,让蛋黄流淌。 懒惰成就的料理 “懒惰并不妨碍我们装模作样,我一直在脑中给它取的名字其实是蝉翼萝卜鸡汤面。” 进阶版则是将萝卜薄片卷成朵朵玫瑰,这下不懒惰了。黄丽群示范的萝卜玫瑰确实美丽,宴请友人应该很有面子。萝卜玫瑰不好夹,据说解法有二,使用可直火的小陶锅,煮好连锅上桌。或将鸡肉另外装盛,以汤锅炖煮萝卜玫瑰,摆盘只放萝卜玫瑰。另,萝卜玫瑰久煮会塌,全部卷好再一起煮。卷玫瑰则谈不上技巧,一层一层包起来即可,无需太整齐,卷好稍稍拉一下。 忍不住跟家人说,会发明如此刁钻菜色之人,还真是“心较比干多一窍”。出自《红楼梦》第三回:“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娇弱美人轻颦形貌跃然纸上,这是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第一印象。 拜电玩盛行之赐,很多人熟悉《封神演义》相关故事。据说比干是不世出的贤人,有颗七窍玲珑心,死后被封为文曲星君,主掌文教事务。心较比干多一窍,指的是贾宝玉称赞林黛玉聪慧多思,文采斐然。 南洋全年皆夏,对萝卜这类温带蔬菜来说太热了,长不好。我总觉得本地萝卜不够香甜美味,也就没兴致下厨尝试缎带萝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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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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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20日讯)马来西亚红学先驱兼马大红楼梦研究中心创办人丹斯里陈广才表示,已故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孙彦庄博士对马来西亚红学做出巨大贡献。她领导团队历时10年,完成了《红楼梦》的马来文全译本,此译作将长期惠泽后人。 “孙博士不只深入研究《红楼梦》,发表不少掷地有声的论文,也以生动的笔触,用散文形式感性演绎了红楼梦的精髓,情感丰沛,寓教于乐。” “她同时悉心指导学生走入红学研究,马大高级讲师谢依伦博士就是其杰出学生之一。” 陈广才日前出席南方大学学院中华语言文化学院举办的“半天游红楼”讲座,在发表主题演讲时,如是表示。 他也推介孙彦庄遗著《移花植梦:孙彦庄红学文集》,向约120位出席者介绍其缘起和成书过程。文集汇集了孙老师与学生合作的12篇红学研究,分为“传播与接受”、“文本研究”和“翻译研究”三大领域。 他指出,文集附录孙老师在大马报章刊登过与红学相关的知性散文,以及未见刊登的中国“首届汨罗江文学奖”佳作奖文章《汨罗江畔石头记》。 他强调在新山举办新书推介礼意义重大,因为这里是孙博士的故乡,是她吸取中华文化和创作的起点。 “愿此书在学术界熠熠生辉,向已故孙彦庄博士‘孙姥姥’致敬。” “半天游红楼”也邀请来自台湾的徐秀荣、新加坡的周德成和大马的谢依伦3位红学学者,分享各自地区红学研究最新发展状况。 陈广才会后赠送新书给11所学校与社团,包括南方大学学院、博特拉大学、苏丹依德利斯教育大学、韩江传媒大学学院、新山宽中校本部、宽中至达城分校、宽中古来分校、新山Paragon私立与国际学校、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柔佛诗社,以及八打灵公教国民型华文中学。 出席者包括: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洺臣、副董事长拿汀郑惠珍、董事符传曙、理事长莫泽浩、理事林文贤、校长蔡润煌教授、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润华教授和许文荣教授、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谢依伦博士,以及孙彦彬博士和徐秀荣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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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约5年,1960年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这短暂的5年间,他在马华文坛和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迹。除授课之外,潘重规还积极写作和演讲,并专注于学术研究,尤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红学研究上的见解,却与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产生了分歧。一场“红楼之争”正好反映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动态,更标志着红学研究在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起步。 南洋大学中文系是新马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高等学府之一,潘重规等专家开设的古典文学课程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许多中文系学子对这些中国南下的教员敬仰备至,而潘重规的教学风采尤其为人称道。据当年毕业生追忆,潘老师讲课时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口气从上课讲到下课,内容引人入胜。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明确说明他在南洋大学专门教授《红楼梦》,但他在新马地区的演讲和写作已经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 南洋大学宁静的学术氛围,加之母亲和妻子黄念容陪伴左右,使潘重规得以全心全意投入《红楼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楼梦》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1958年2月9日,潘重规应邀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对曹雪芹的身分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质疑。事实上,关于曹雪芹的身分问题,早在30年前便引发过一场学术论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曹雪芹是汉人,胡适则主张其为满洲人,并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潘重规在演讲中还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书信往来:胡适在回函中戏称他的观点与蔡元培一致,是“笨猜谜”,也是“猜笨谜”,此言一出,引得在场听众哄堂大笑。(《Newswire》)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学界一直在考证派和索引派之间争论不休。从胡适、俞平伯到周汝昌,考证派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潘重规则承袭了蔡元培的思路,他在南洋再度大胆重申自己的质疑立场。1959年,他的《红楼梦新解》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可以说是他在南洋期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写到:“南来后,又在南洋大学、义华中学、吉隆坡尊孔校友会、雪华高师同学会学术研究会演讲多次。……明知全世界人士认定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个人独持异议,自然很难得人认同……” 果然,潘重规的观点很快引起了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反驳。彼时方修正积极投入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在50年代末发表了多篇与《红楼梦》相关的文章。1960年,方修以“任辛”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简说》,同样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成为推动本地红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方修无法苟同潘重规的主张,认为在马新地区重新讨论《红楼梦》作者问题,只会“使到他和当地的文艺界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见解距离得更远”。在他看来,作者身分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如今再提无异于徒耗精力而已。因此,他特撰文章,凭借扎实史料逐一反驳潘重规的论点,一场前所未有的“红楼之争”随之在马华文坛蔓延开来。 潘重规或以为索隐派大有机会移师南洋,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在这里遇上了秉持严谨实证精神的方修,这位不假想、亦不作猜测的史家,与他日后书写马华文学史的态度一脉相承。潘重规南渡新马的日子不长,却与方修结下了这一段难得的学术情缘。两人当时在红学上的交锋,展现了我国学人在汉学研究上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较量。 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典礼结束后,潘重规与妻子黄念容离开新加坡,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续教职。在香港,他不仅延续了《红楼梦》研究,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至今仍在出版。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Newswire》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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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谷中城买了一件白色上衣后,想看电影消磨时间。电影上映名单,3部有考虑看,《Sepet》、《抓娃娃》和《It Ends with Us》。《Sepet》多年前看过了,据说不是修复版本,视觉效果不好。《抓娃娃》,经验告诉我中国几十亿卖座片都是宣传主流正确思想…… 整理旧衣服,拿去给收集旧衣服的慈善团体处理,违背了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出一件30年前买的裤子,扬了一扬,竟然想再穿它。是条棉制的宽松裤子,宽阔到像裙。黑色,有几行白色不规律粗条纹,好像只穿过不超过3次。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条也是棉制宽松裤子,正打算下单,现在打消主意,因为这条旧宽松裤突然现身了。 问题是这条宽松裤,现在这把年纪穿上,有点不适合了,会给人说是晚节不保,老来娇。 年轻时,我爱穿潮衣服,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外形样貌,青红皂白的颜色衣服都往身上挂,潮得有点像小丑。记得有一次亲自去报馆交稿,一个编辑见到我一身穿着,按着嘴在窃笑呢! 如今要穿这条宽松裤,非得搭配上一件简单上衣,调低奇装异服的外观感觉,免得被异样眼光注视。千万不好像Sam Smith, 哈哈。 去谷中城买了一件白色上衣搭配后,想看电影消磨时间。电影上映名单,3部有考虑看,《Sepet》、《抓娃娃》和《It Ends with Us》。《Sepet》多年前看过了,据说不是修复版本,视觉效果不好。《抓娃娃》是中国几十亿的卖座片,经验告诉我中国几十亿卖座片都是宣传主流正确思想,没几部是好看的。最终选择了《It Ends with Us》。 [nonvip_content_start] 《It Ends with Us》是改编Colleen Hoover同名畅销小说,在美国是票房标青卖座电影。每次看读过的小说改编电影,自然就会拿电影和原著比较,比如遗漏了什么重要情节人物,是否忠于原著精神……其实是对电影不公平的。小说是父母,改编的电影是婴儿。新生的婴儿,有自己的独立生命,不一定会遗传了父母最优良的DNA,当然也可能青出于蓝。 没读过《It Ends with Us》小说,,不用比较。电影的故事内容是有吸引力的,情节一环扣一环叫你心甘情愿看下去,虽然都是预料之中。它是一部成功典型的好莱坞爱情文艺商业片。也只有好莱坞电影才会拍出最后一段美好疗伤的结局,把前面传达的家暴淡化。最不能接受的是导演不只是淡化了家暴这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而对家暴宽容的潜台词! 改编小说的电影或连续剧如拍得精彩好看,我会去找原著小说来读。我是看了《红楼梦》电视剧才看《红楼梦》小说。之前写作好友一直叫我读《红楼梦》,出于善意,知道我中文水平低,希望我可以从《红楼梦》小说学多几个中文字。至于现在我中文是否有进步了一点,我没察觉。希望有。 看了《It Ends with Us》,没有渴望找原著小说来读,提高我的英文水平。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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