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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1月前
作为一名马来西亚法医,我在全球法医科学发展史中始终关注Dr Henry Lee李昌钰博士的工作。他的名字不仅在美国广为人知,在世界各地的法医同行中同样被尊敬。他的离世,对于法医界而言,是一次沉重的告别。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李博士的贡献令人震撼。他参与了许多轰动全球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他不仅展现了精湛的科学技能,也体现了法医精神,追求真相、坚持证据为核心。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在不同法医环境中工作的同行来说,他的工作展示了科学与正义的紧密结合。 李博士的工作超越了具体案件。他在法医科学的教学和推广方面投入巨大精力。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他长期担任University of New Haven 的教授,并创立了Henry C. Lee 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为全球法医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平台。作为一名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法医,我深切体会到专业培训的重要性。他用自己的努力告诉我们,法医不仅是技术岗位,更承载着教育和传承责任。 在技术方法上,李博士强调严谨和创新。他将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引入案件分析,包括血迹分析、DNA检测、指纹鉴定和现场重建。每一次的技术应用,都体现了法医对细节的执著和对科学精神的坚守。在我自身工作中,我常以他的分析方式作为参考,无论是在毒理学检测、创伤机制判断,还是死因推理过程中,他的方法都提供了宝贵启示。 李昌钰博士近期涉及的一宗法律争议,也为法医界提供了深刻警示。在一宗康涅狄格州案件中,原判依赖他提供的证据作出判决,两名无辜男子被错误监禁数十年。最新法院判定李博士对证据存在不实陈述责任,当事人获得赔偿。这起事件提醒所有法医专家,职业影响力巨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重大。科学必须严格遵循验证程序,任何经验判断都应建立在可重复和可证实的证据基础上。 以证据守护每个生命 他的离世,也让我思考法医职业的意义。法医工作涉及生死、正义与社会安全,责任重大。我们每日面对的案件,关系到死者、家属甚至社会公正。在这样的岗位上,必须保持冷静、客观和科学精神,同时不断学习和提升技能。李博士用实践证明,法医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具备道德担当和教育责任感。 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医系统仍在发展中。李博士的经历提醒我们,国际交流与科学方法的学习对提高本地法医水平至关重要。通过参与国际培训、研讨会和学术合作,我们能够借鉴先进经验,提升死因分析、毒理检测和现场重建的准确性。法医工作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公共责任。 回顾李昌钰博士的一生,他始终以科学为灯塔,为追求真相的人们提供指引。他的离世不仅让国际法医界失去了一位巨擘,也让所有关注正义的人们深感惋惜。作为同道,我希望将他的精神延续下去:对证据的严格分析、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对教育的持续投入。每一次开颅、每一次毒理分析、每一次现场勘查,我们都能从他的职业生涯中获得力量和方向。 李昌钰博士的一生是对法医科学最美好的诠释。作为马来西亚的法医,我怀着敬意送别这位前辈,同时提醒自己和同行们:科学无国界,真理无止境。在他的精神启示下,我们继续前行,为每一个案件、每一条生命,以及每一次公正的实现,奉献智慧和努力。李昌钰博士案件的经验更提醒我们,每一位法医专家的言行,都可能深远影响司法公正。保持严谨、坚持证据至上、持续自我审视,是每一位法医永远的责任。
2月前
去年农历新年,我们围坐在客厅里吃年饼。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养生”。姨妈语气笃定地说起一个偏方,说某种食材只要这样煮,就能“清血管”,还附带几个“听朋友讲”的成功例子。 我正想开口反驳,表姐已经笑着接话。她没有说“那是假的”,也没有立刻搬出数据。她只是问:“姨妈,你那位朋友后来有没有去复诊?医生怎么说?”语气像是真的关心。姨妈愣了一下,开始回忆细节。表姐顺势补一句:“如果真的有效,也不错。不过我之前听医生说,有些情况还是要经过仔细的体检比较准。”话题慢慢转到体检的重要。桌上的人没再追问偏方,姨妈也没有下不来台。气氛没有突然变好,但至少没有坏下去。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纠正”不一定要靠声音大。 如果只是点头附和,有时候,确实是在喂养谬误。尤其是牵涉到健康的问题,家人的身体可承担不了这些风险。一味包容,其实也会有代价。一是让提出的人更加确信:连平时被认为比较理性的人都没有反驳,那后果不堪设想。二是让旁边不明所以的人,把一句闲谈当成可靠建议。 可如果当场拆穿,气氛僵住,关系也可能留下裂痕。我们夹在中间,往往不是不知道对错,而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后来我听一位做医生的朋友谈起类似的困境。他说年轻时,遇到深信偏方的病人,总是很用力地解释,从机制讲到研究数据,恨不得一次说服。结果有些人听完,表情僵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复诊。那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正确本身,并不一定被人接得住。 他起初有点受挫。明明是为了病人好,为什么换来疏远?慢慢他才发现,自己太急着“纠错”,却忽略了对方愿意相信那些说法,背后也许有恐惧,有焦虑,有对医疗体系的不安。 后来他调整了方式。他仍然不会认同伪科学——那是他的专业底线。但他开始多问几句:“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方法适合你?”也放慢解释的节奏,不求一次就扭转想法。有些人还是坚持原来的选择;有些人隔几个月才慢慢松动。他说,他学会接受改变是一段过程,而不是一场辩论。 听他讲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去年春节的客厅。或许真正困难的,不是分辨真伪,而是在关系里保有原则。 替姨妈留住了面子 我们常以为自己站在“科学”这一边,就自然拥有道德优势。我自己也常常如此。可若语气里带着轻蔑,再正确的内容,也会被情绪抵消。反过来,如果为了和气,什么都不说,那些在旁边一边吃零食、一边听大人聊天的孩子,也许会以为所有说法都一样可信。 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领域,成为别人眼中的“长辈”。在我们熟悉的话题里,我们也可能无意中说出未经查证的断言。别人是否愿意提醒我们,取决于我们平日给人的空间。 节日餐桌上的那一次,我没有说话。表姐也没有赢得一场辩论。她只是替在场的人,守住了一点边界,同时替姨妈留住了面子。 后来我才明白,至少在我经历过的那些场合,理性如果不能落在关系里,很难真正发生作用。而关系如果没有边界,也会悄悄滑向纵容。 在两者之间找到那条细线,大概比背诵多少研究数据,都更难。也更值得练习。
2月前
3月前
Petrichor,一个听起来特别陌生的名词,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闻过这种味道。它往往出现在暴雨来临之前,又或是大热天下起小雨的时候。 妻子在厨房里凉衣服,那个时候天空还是晴朗的,却刮起了大风。我在空气中闻到了一种“潮湿”,就告诉妻子,衣服还是晾在室内吧,快下雨了。妻子听了我的建议,就把衣服又收了进来,挂在了室内。没多久,天空就飘起了细雨,雨渐渐地越下越大,然后变成了倾盆大雨。 文学描写的雨天香 这样的事情在我家经常发生,以至于妻子总是叫我张伯温。意思就是嘲讽我像那个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一样,能够预判变幻无常的天气。 真的要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只不过我对佩特瑞克的气味比较敏感而已。我尝试和妻子解释那种空气中潮湿的气味,这种气味闻起来很清新,还很舒服,但是又不适合多闻,闻多了反而会有恶心胸闷的感觉。我一直把识别这种气味的能力当成是每个人都懂的常识,可是当我特意询问了一圈身边的朋友,才发现知道这种气味的人屈指可数。不是他们没有闻过,只是他们不会把这种气味和天气的变换联想到一起。 我尝试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气味的由来,才从科学的角度理解这种气味的名称,就叫“佩特瑞克”。它是由土壤中的放线菌(也有人叫它土臭素)、植物油分的释放,还有臭氧混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味道。这些味道会随着空气中湿润的水分挥发,然后混入空气之中。为什么大雨之前会有这种味道,主要还是因为这场雨已经在不远处开始下,这些味道就会迅速传播,特别是当我们面朝风吹来的方向,它就会更加的明显。 资料里说,这种气味中的成分,对一些有过敏和哮喘病症的人来说会引起呼吸道的不良反应,但是对正常人来说却是无毒无害的。甚至还有专家研究,这种气味会引发人类的怀旧情绪,有助于纾解压力。许多影视剧里面的台词,又或者是文学里面的用字,都会提及到雨天的味道,我想,他们形容的就是这种佩特瑞克的味道吧。 平常想闻一闻这种味道,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去公园散步。它们真的会令我们放松,减轻生活的压力,清晨散步还有益健康。 现代的科技那么发达,不知道有没有人能通过科技手段,把这种气味提炼成精油,收藏在瓶瓶罐罐中。这样就可以在想要舒缓压力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那一股雨后春笋般清新的佩特瑞克。
3月前
如果一定要选一匹马作为坐骑,我想,赤兔马太猛,白龙马太幻,Shadowfax太快。我不想纵横四海,也不想征服沙场。在这个马年,我最想领养的,来自五千万年前的“始祖马”。 始祖马可能不符合世人对骏马的想像,但它却是所有骏马的祖先。它只有狐狸般大小,没有坚硬的单蹄,脚掌上还保留着分开的脚趾,跑起来不像风驰电掣,更像是丛林里惊慌的小鹿。也正因为它长得非常矮小,低头就能嗅到泥土的芬芳。 我想骑着这匹小小的始祖马,不是向着远方的地平线奔驰,而是向着大地的深处回溯。我要穿越时光的迷雾,一路哒哒哒地跑回到1943年的新泽西州。 我想去遇见那位最早听懂泥土语言的人——塞尔曼·瓦克斯曼。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弗莱明的青霉菌时,瓦克斯曼却认为,脚下肮脏的泥土里,藏着更大的奥秘。正是他,从成吨的土壤里筛出了链霉素,并创造了“抗生素”这个词。牵着这匹“老祖宗”,走到这位“抗生素之父”面前,或许马儿会闻一闻他沾满泥土的鞋。 那确实是一幅有点时空错乱的画面:始祖马在森林里奔跑时,人类的祖先可能还在树上瑟瑟发抖;而当瓦克斯曼在挖掘抗生素时,始祖马早已化作了博物馆里的化石。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瓦克斯曼也许会介意这份荒诞,但他手中的那把泥土里的亿万个灰色链霉菌,一定很欢迎这个跨世纪的相见。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都在向泥土寻求答案。 跨越时空的抗生素 我会告诉他:“教授,世人都歌颂您于1943年发现了链霉素,但您早在1940年分离出的放线菌素,其实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们发现,在细菌体内,有一套超级精密的‘工厂流水线’(NRPS),可以将各种氨基酸快速组装成抗生素。而我就正在探索这些氨基酸是如何‘焊接’成抗生素的。” “或许下一次相见,我可以试着组装一个全新的抗生素,给您看看药效如何?” 不管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会向他讨一份当年的泥土样本,然后骑着我的始祖马,带着那份跨越时空的礼物,回到2026新的马年。 泥土芬芳,马蹄轻响。或许是我们微生物人最浪漫的相遇。
4月前
5月前
5月前
  1962年2月5日,吴健雄致函胡适,确认回台出席院士会议,她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她说她和夫婿袁家骝可以作几场学术演讲。“这一次回去的最大理由是探望您”。 胡适2月12日收到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胡适很兴奋,他打电话给台大校长钱思亮安排演讲,又打电话给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安排蒋介石和几位国外院士饭局。 1962年2月22日下午吴健雄和袁家骝抵达机场,二人先是打电话报平安,然后直奔中研院。胡适大病初愈,本应多休息,但还是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对胡颂平说:“我下午谈话的时间是久了一点,但我很高兴。” 胡适在三天前见记者专门介绍吴健雄。她在二战期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又因为需要“她去教授物理学”,她成为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来第一位女老师。她论文数十篇,都在高端学报发表。 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许多学者为她鸣不平,因为李、杨二人专注理论物理,他们以构想、推理提出震惊世界的学说,但是如果没有她利用美国先进设备,埋头进行试验并最终获得证实的话,李杨定律仍将停留在推理层面。 胡适说她的贡献学界从不轻视,她获奖无数。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称她是“享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后来她又获崇高的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 胡适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上完“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后他给学生考试,因为吴健雄“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他打一百分,听到马君武和杨鸿烈也给她打一百分,对她更是另眼相看。胡颂平提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时加了一句,他任内“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数学系的吴健雄”。 吴健雄1934年到美国,二十多年在异乡,二人多次见面。1936年8月,胡适到美国开会,见面后给她写信,说她“很聪明”,希望她不只是一流科学家,也希望她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他以此相期许,希望她不笑他“多管闲事”。 雨中等待胡适 胡适1938年10月就任大使后,她写信说她父亲非常高兴,因为美国人民对抗战“渐表同情”,父亲在信中说胡适“德望感人”,她俏皮地说:“想不到女儿是您的信徒,连父亲也变作您的歌颂者了。” 1940年胡适赴洛杉矶演讲时,离开前安排见面,当天倾盆大雨,吴健雄满怀歉意,“老师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让我和您谈谈,您试想我是多少欢喜?可惜我迟去多时累您等。”又说“这是你病后第一次到西方来,您并不比以前瘦,精神也好,不过脸色似乎远不如以前好。希望那仅仅是一层仆仆旅途的风尘而已。” 胡适经历曲折,那个世界离她遥远,她生活单纯,只要老师知道关怀一直都在就行。1942年5月30日,她与袁家骝结婚。5月10日她写信给胡适,说婚礼只邀请几位朋友,她期盼他出席:“我真希望那时候西方有某大学请您来致毕业演说词,那我便可借光了。”袁家骝是袁世凯孙子,专注科学,不涉政治。吴健雄1958年获选中研院院士,第二年他步妻子后尘,胡适说二人是难得的“物理夫妇”和“院士夫妇”。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57年2月4日胡适在纽约出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胡适对李杨都有表扬,对吴健雄则更关切。他说这样出众的学生让他“非常光荣”。吴健雄在讲话中感激胡适过去指导,她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并不特别,不过是根据胡适平日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 1962年2月23日吴健雄在台湾大学讲“对等律”,结束前又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她的启发。演讲结束后袁家骝致电,胡适说“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 1962年2月24日傍晚胡适在中研院酒会中致辞后倒下昏迷,等待医生过程中,“吴健雄强忍着泪水、伤痛,默默地坐在一角”,在现场的记者凤舟以〈最后的酒会〉为题这么写。当医生宣布胡适返魂无术,她“用手帕蒙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她万没想到千里迢迢赶回国来,竟是她和恩师最后一次聚会。”
6月前
6月前
7年前,凭着一点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我在高中统考华文科取得了“A”的成绩。那时的我几乎不阅读,更多的是依靠理科生的逻辑能力书写作文。我曾自信地以为,记录生活,描摹山川,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然而,这份自信在我踏入大学校园后逐渐消散。我本科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生物技术,现在是生物学专业的硕士二年级生。我身处一个全然的中文环境,表面上,能与导师、同学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大部分专业课也是以中文为媒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成了一个“失语者”。当年那个能在作文格子里洋洋洒洒描绘“秋日薄暮,霞光穿透云层”的少年,如今只会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样品于4°C、15000rpm离心10分钟,取上清。” 意境是什么?感受是什么?好像都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的想像空间,没有被生活磨平,却被一层又一层的专业术语给严密覆盖。当我看到雨水浸润的泥土,闻到那股独特的芬芳时,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雨后清新”或“大地气息”,而是“放线菌”、“代谢产物”等名词。这是我的专业训练赋予我的勋章,却也成了我与感性世界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这一次重新提笔,心情复杂。若非亦师亦友的徐贤凇老师三番两次地出言“挑衅”,加上偶尔拜读他在【星云】上的文章,这支生锈的笔恐怕还会继续搁置。高中时,我以为自己热爱文字构建的世界;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思早已沉浸在基因、蛋白质构成的微观宇宙里,并准备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 翻译科学知识也是创作 我以为,只要我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直到生活开始向我抛出一些看似简单,却让我无从招架的问题。 “你读到硕士了,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呀?” 这个问题,来自长辈,朋友,甚至不同专业的同学。每次被问及,我的心都会一沉。不是因为我的课题枯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充满了奇妙的机理与潜在的意义。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主要研究非核糖体肽合成酶,它可以合成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我尝试着用自认“简化”过的语言解释,得到的往往是对方礼貌而困惑的点头,眼神里写满了“每个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空气会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我不得不继续“简化”:“它就像乐高玩具,几个小元件组装成一个模块,几个模块又可以组装成一个装配线……”可越是解释,对方的眼神越是迷茫,最后只剩一声意味深长的“哦……” 在实验室里,我能与同门用最精准的语言争论实验细节;能逐字逐句理解顶级期刊的英文论文。可面对我最亲近的人,我却无法分享这份日复一日的执著。我的世界,成了外人无法进入的孤岛。 我渐渐明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其实不难,难的是让他人理解你在做什么。这种理解不仅关乎社交需求,背后更有着深远的意义。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如果这些知识只能停留在象牙塔里,变成少数人才能解读的天书,那么科学与公众之间便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我开始反思:是我掌握的知识太复杂,还是我“翻译”的能力太差?显然是后者。我能用“非核糖体肽合成酶”、“缩合结构域”、“催化机制”这些词汇精准地定义我的研究对象,却找不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家人:我研究的,其实是微观世界里的分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有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专门组装各式各样的分子药物,比如我们熟知的抗生素。而我聚焦的,是这条流水线上一个最关键的工位——“焊接站”(缩合结构域)。我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也就是酶),是如何精准地将不同的分子零件完美地连接在一起。一旦我们完全解析了这个流水线,未来或许就能改造这个工厂,让它为我们生产出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药物分子,去对抗那些难缠的疾病。 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它需要对专业知识的透彻理解,更需要共情能力,能站在对方的知识背景下搭建沟通的桥梁。这需要的,恰恰是我曾经拥有却已生疏的能力:感受意境、运用比喻、组织故事。 我从未想过,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我最需要的工具之一,竟然是那份早已束之高阁的文学素养。那张通往感性世界的通行证,从未真正丢失,只是暂时蒙尘。 如今,我依然每天与移液枪、离心管和数据为伴。科研之路刚刚起步,前方还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探索。我大概率不会成为作家,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讲述者”。期待下一次聚会,当亲戚们再次问起我的研究时,我能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正在努力弄清楚,微观世界里那座“分子工厂”的流水线,究竟是如何运作,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或许,这就是我那个“从未开始”的写作生涯,最该有的、也最意想不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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