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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补：通胀时代】老牛那6.2%的财富/王伟（美罗）

马来西亚的贫穷率约为 6.2%，其余大多数的人很可能并无法真正体会何谓“贫穷”。我想向你叙述一个赤贫者的真实案例，看看他是如何在水深火热的煎熬当中，在尊严与喂饱肚子之间苟且地活着。单身的老牛（化名）年近七旬，孤苦地住在非他名下的老旧祖屋。流着同样血统的亲属各据一方，不相往来。他们的恩怨与矛盾时有耳闻，但外人终究难于评断是非对错。老牛贫困又潦倒的生活，经常招来各种诽言恶语，最常听闻的就是他年轻时好吃懒做，最终才落得如此境地：家徒四壁、举目无亲、贫病交迫。现实生活中，他沉默寡言，他谨守着做人的尊严：不偷不抢不骗，靠着体弱多病的身体和双手，打着零工赚取糊口费。他从不乞讨，即便很穷。有一次他手上拿着一个装着瘦肉的袋子，我好奇地问怎么买得那么少，吃两口就没了。我原以为他会说“没太多钱，所以买不了太多。” 他却告诉我：“家里的老旧冰箱坏了，时冷时热，没钱修！买新的冰箱就更不可能了。平时买太多肉也无法保存，容易发臭。” 他后来还告诉我，若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为了免去缴纳电费，他会“监督”电表的用电额度。若发觉这个月的用电量太多，就会切断冰箱的电流供应，甚至关掉某些电灯，把用电量控制在不必缴付电费的额度内。你很难想像，他用这个方法度过了数十年的日常生活。据我所知，马来西亚的国能从去年7月开始就取消了完全“免费”的用电额度。对老牛这类赤贫者而言，这或许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我猜想，或许老牛从此不再用冰箱，肉也少吃了。我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无法一一罗列解决经济压力的十大宏观方案，这件事就交给当权者来烦恼吧。我比较好奇的是，面对经济压力或贫困的生活，老牛是怎么做到的？他没有自暴自弃，也不怨天尤人。没钱也活得很强大或许这是性格使然，才让他有能力善用安静又温柔的力量，回应贫困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话说回头，老牛因为一次骑摩托车被撞，伤了腿，复原后领了一笔意外赔偿金。后来也成功申请了社会福利援助金等政府提供的救济，他的经济压力似乎得到了缓解。但是他依然过着以前的生活，没钱或有钱对他而言好像没太大的区别，不变的是：他依然是自己生命中的强者。或许这个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具备的“财富“吧！

2星期前

王彤薇 | 生育权在谁手上

我不是在谈女性主义，我只用数据说未来趋势。

2星期前

关注东海岸

安丹苏拉反对关丹办水上音乐节促当局兼顾文化与社会观感审慎审批

伊斯兰党米昔拉区州议员安丹苏拉反对在关丹举办“水上音乐节”活动，并呼吁有关当局在批准此活动时，须更审慎考量我国宗教与文化敏感。

2月前

关注东海岸

【回响】跨海歌剧再现传奇/郑秉吉（大马海星公益平台创办人兼Khind执行主席）

在剧场灯光渐暗、序曲缓缓响起的那一刻，我仿佛走进的不仅是一部歌剧的舞台，更是一段跨越500年的历史长河。《汉丽宝》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远嫁公主的传奇故事，更是一种关于文化交汇、族群融合的深层叙事。这部舞台剧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当时是开创之举。55年后重新制作、再度登台，别具象征意义。当熟悉的旋律在现代舞台技术与编排下重新绽放，我感受到制作团队对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尊重与坚定连接。汉丽宝的故事，介于史实与传说之间。她是否真实存在，也许在历史学界仍有争议。但艺术从来不只为还原事实，更为诠释意义。剧中所刻画的汉丽宝，不再只是政治联姻的符号，而是一位主动跨越疆界、在异乡寻找理解与归属的女性形象。她象征着勇气、包容与沟通，也映照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形成轨迹。音乐是这部作品最动人的核心。陈洛汉老师将华族旋律与马来文化元素自然融合，使作品既有中华文化的底蕴，又呈现本地土地的气息。旋律时而婉转悠长，时而激昂澎湃，在情感层面引导观众进入角色内心。音乐不仅承载剧情，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此次重演的制作规模与专业度令人敬佩。从演员的表演张力、合唱团的层次处理，到舞美与灯光的配合，都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制作团队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赋予当代诠释。这种“在传承中创新”的态度，使作品既保有历史厚度，又具时代温度。公益与文化的交汇作为协办单位之一，大马海星公益平台参与其中，我深感荣幸。我们相信，公益不仅是物质援助，更是精神启迪。艺术能够唤醒人心深处的情感，让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产生共鸣。在多元社会中，这种共鸣弥足珍贵。支持《汉丽宝》的重演，对我们而言，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支持，更是对文化对话与社会融合价值的认同。公益若仅停留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仍然不足；当公益与文化结合，它便具备了更深远的影响力，是塑造认同、凝聚社会、滋养下一代的精神土壤。在观剧过程中，我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历史不是被供奉的过去，而是可以不断被重新理解、重新讲述的共同记忆。《汉丽宝》的再现，让我们意识到，族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代代耕耘。当终场掌声响起，我看到的不只是演员的谢幕，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延续。500年前的跨海婚姻，也许只是一个象征；但今天，它提醒我们，跨越差异、彼此尊重、主动沟通，依然是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汉丽宝》让历史走进舞台，也让舞台走进现实。愿这样的作品继续被传唱，愿艺术成为社会柔韧与坚定的力量。

4月前

市场情报 | 东方文化艺术学堂新加坡启动健康生活方式移动学堂

（新山27日讯）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如何为社会提供方向与价值，成为新的关注议题。东方文化艺术学堂暨东方生活艺术展将在2月28日至3月1日，在新加坡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举行，共同探讨东方文化在科技时代中的现实意义，并发布“健康生活方式移动学堂”计划。本次活动由国际教育领先联盟（ILEA）与Kampung Senang Charity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联合主办，并获得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支持。出席嘉宾包括日本驻新加坡大使石川浩司、SMRT主席佘文民、Kampung Senang创办人Joyce Lye等政商与文化界代表，同时汇聚来自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文化与教育界人士。开幕式上，ILEA理事长吴铭峰博士进行主旨演讲“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他强调在科技不断提升效率的时代，人类更需要重新思考效率之外的核心问题——方向与价值。科技带来速度，而文化帮助人们在变化中保持稳定与判断，建立内在秩序。活动以“将问题视为杰作”为理念，通过香道、茶道、花道、禅艺、空间整理与东方笔墨等课程，引导参与者在秩序与专注中提升觉察，体验东方生活艺术对情绪与身心状态的深层影响。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智陞于论坛晚宴上通过视频致欢迎辞表示，传统艺术所承载的专注与和谐精神，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尤为重要，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并培养年轻一代的创造力与同理心。活动期间同步发布“健康生活方式移动学堂”计划。未来将走进不同城市与社区，把学习与实践带入真实生活，让健康成为习惯，让生活成为艺术，使文化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本次东方文化艺术展将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办方表示，未来将在不同地区开展相关文化体验活动，推动东方生活艺术走向世界，让更多人通过文化体验获得内在的滋养与生命的福祉。

4月前

专访 | 政治人物是分裂主因？宗教部长：需新一代政治人物

“我们需要更多好的政治人物，好的政治人物会带来好事，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非常重要，我经常对机构提到这一点，你需要打造新一代的领袖，同时你需要去打造有效的追随者。”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祖基菲里哈山（Zulkifli Hasan）日前在布城部长办公室接受专访时，被询问有关于政治人物是否是造成社会分裂的主因？来听听部长的回应。

5月前

【店小二手记】你的蜜糖我的砒霜2：命运多舛的酒/廖文烈

每年圣诞节前到农历新年后，啤酒公司都会进行促销活动，老板则趁这个机会大量进货。只是这几年面对大型连锁迷你市场的激烈竞争，啤酒的销量大不如前，因此进货量已经大大的减少。酒类和香烟，可说是难兄难弟，香烟可说是百害而无一利，但小酌两杯对身体是有好处，适量饮酒可能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如提高好胆固醇、稀释血液；红酒中的多酚有抗氧化作用，并能帮助放松、促进社交，甚至维持认知功能。然而，这类益处多是基于「适量」且有研究争议。我和父亲都不好烟酒，父亲不是没尝试过，就是学不来。话说有一次朋友结婚，这是父亲第一次碰酒。结果一杯下去马上醉倒，劳烦朋友把他抬回家，第二天还生酒膜，痒了好几天。那以后父亲就再也不喝酒。我也尝试过要喝酒，八九十年代烟酒公司尚能在电视打广告，印象最深刻的是某啤酒广告，但是回想起来这个广告其实是有误导成分的。广告内容是这样的，爷爷喝啤酒，未成年的孙子看到爷爷喝得很爽，要求爷爷也倒一杯给他。幼童竟然选购啤酒儿时的我看了这个广告，对啤酒产生了兴趣，因为广告里的啤酒看起来很好喝。于是某次亲戚结婚时，我便央求爸爸给我尝一口啤酒。爸爸倒了一小口让我尝试，结果只喝了一口就吐出来，现实中啤酒的滋味和广告所呈现的是两码事。也因为那次的经验，我以后都滴酒不沾。也因爸爸本身也不抽烟喝酒，所以小时候家里没有喝酒抽烟的条件。见我对啤酒好奇，爸爸也不会特别对我说教，而是让我亲自去感受、去体会，这种教育方法总比说教强。其实喝酒会传染，某天有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来购物，大女儿才念幼稚园，小儿子还衔着奶嘴。妈妈打开冰箱让孩子选择要喝什么，结果小儿子竟然拿了一罐啤酒放在柜台！排队付钱的顾客都笑了起来，而妈妈很不好意思，呵责他说这不是小孩子可以喝的！我忍着笑跟他妈妈说：“你的孩子很会享受啊。”他妈妈则一脸尴尬，哭笑不得，走的时候顾客们还特地跟这可爱的小男生说再见。我想孩子他爹应该时常在家喝酒，孩子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觉得喝酒没什么。酒喝多了会伤身，这点大家都知道。酒后乱性大家也常有所闻，酒后驾驶更害人害己。喝酒喝坏脑袋的也屡见不鲜。酗酒害死人，这不是开玩笑，例如马来半岛的第一位西医就是一个反面教材。马来半岛第一位西医是19世纪英殖民者从纳闽调派过来的印裔医生，但这位仁兄时常喝到酩酊大醉，最后被炒鱿鱼丢回去纳闽。我还认识一位喝酒烧坏脑袋的兽医，此君乃高级知识分子，奈何贪杯中物，每天都喝得醉醺醺，把自己搞得犹如乞丐，试过酒瘾发作时去偷窃，喝多几杯还会发酒疯，更因此而被揍。目前我国的社会氛围对酒类不太友善，时常可在新闻看到国会议员州议员提议禁酒。有议员就建议在穆斯林居多的地方禁止迷你市场、杂货店贩卖酒类，提案一出即引起其他族群抗议。在商言商，基本上商家是不会进滞销货的，如果一个地方穆斯林居多，商家多不会售卖酒类，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没这个市场。而且酒类是过期不能退货的商品，除非商家本身有喝酒尚可勉强啃下，不然亏本生意没人会做。最近酒又成为新闻主角，有人在脸书发表一篇文章叫〈回不去的东姑年代〉，对我而言，则是回不去的P.南利年代。对马来社会而言，喝酒不只政治不正确，也是不清真、不道德、纵欲堕落的西方文化符号。 70年代之前的马来社会还没经历伊斯兰化洗礼，喝酒根本就不是课题。导火线是阿拉伯国家70年代的几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以色列大获全胜，全球穆斯林感到强烈耻辱，因此决定抛弃世俗主义路线转而拥抱老祖宗的宗教意识形态来对抗异教徒。尔后这股伊斯兰浪潮卷席全球穆斯林国家，进而引发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然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这股风潮也席卷我国，P.南利时代也因此走入历史，马来社会饮食禁忌、服装限制和社会规范也越来越多，甚至引发许多矫枉过正的现象。例如A&W Root Beer 和F&N Ginger Beer这两款不含酒精的汽水，因为名字有个Beer字而被迫改名。这两款汽水，虽然名字有个Beer字，但并非啤酒，我也从来没把它与啤酒联想在一起。我不喝酒不抽烟、也不是圣人，但还没差劲到看到一个Beer字而动摇。我尊敬你有喝酒的权利，我也尊重你有不喝酒的权利。小酌两杯不是大问题，酗酒闹事才是导致酒类被禁的元凶。唯有懂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是王道。

5月前

花城最热点

森梅青冬至公益汤圆活动搓出家庭温暖与社会和谐

森州行政议员陈丽群指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往往源于家庭温暖的缺失，而一颗汤圆，或许就能把“家”的温暖重新揉回来。

6月前

花城最热点

只顾盯着那些导致分裂的细枝末节阿米鲁丁：整个社会将会被抛在后头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我国正努力跟上世界飞速发展的科技步伐，不应耗费时间争论谁该学习马来语、英语、华语或淡米尔语的层面。

6月前

城市长大了，但人还没变/砚羽（牛汝莪）

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那天，我走在老街上，看见一位老人骑着脚车，慢悠悠地在车流中穿梭。老街依旧熟悉，可车流早已不一样了：呼啸的摩托、按喇叭的轿车，让人心紧。我心里替他捏了把冷汗，可老人神情淡定，仿佛仍在旧时代的节奏里。在城市发展的洪流里，许多地方换了模样，但人心还停在旧日的节奏里。那些老人骑着脚车，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路上，不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有时闯个小红灯，有时逆着车道。他们的逻辑也许很简单，不是为了叛逆，而是习惯了那样走。对他而言，交通规则不是刻在法条上的秩序，而是几十年来的生活路径——他从年轻时就这样来回穿梭，哪有什么问题？同样的故事，也在街角不断上演。小店主在店外摆上几张椅子，小老板把货品摆到行人道上。他们是故意要占道吗？还是只想让顾客更方便，也让店铺显得“热闹一点”？他们的道理是，我们都这么摆了几十年，街坊都不曾投诉，大家都不觉得有问题啊！再往前走，会看到摩托车停在人行道上——骑士或许想着“我只停一下”，但行人却不得不绕道。每个人都没恶意，只是各自想活得顺一点。当每个人都只想着顺一点，城市便开始有了轻微的摩擦。街角故事不断上演住宅区的角落，也会出现一些温柔的“冲突”。有位阿姨在儿童游乐场、慢跑道旁的草地上种了几棵辣椒、羊角豆、黄瓜。种些自家小菜是她从家乡带来的习惯，也是她与土地仅剩的联系。可在新的住宅区，这样的角落种植，成了“侵占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些现象看似混乱，其实都藏着温度。它们提醒我们：城市的成长，不只是建了几条新路、几栋高楼，而是人要学着在新秩序里，重新安顿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件事，需要时间。社会常常想追求效率、整齐与美观，但生活的美，不全在整齐。真正的城市，不只是钢骨水泥的排列，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调适。一个成熟的社会，懂得让旧习惯有转身的空间，让“从前的方式”在新的规则里，找到温柔的出口。严格说来，不是他们走进了城市，而是城市走进了他们。城市一路扩张，把郊区、老街、田边的生活都卷进规划里；那些原本属于慢生活的角落，被高楼、单行道和红绿灯缓缓吞没。老人骑着脚车，依然沿着旧路前行，只是那条路，早已换了模样。或许我们都该多一点耐心—— 对逆向骑车的老人，对摆摊的小店主，对那几株努力在屋外生长的小菜。因为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旧日章节”，在努力与今天同行。城市长大了，人也会慢慢跟上。只是，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

6月前

从利润到责任企业如何在ESG转型中找到平衡点？

在现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ESG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双威广场、Lotus’s 及拉曼理工大学代表在T Forum 2025《世华趋势论坛》上分享，他们如何在企业内部落实ESG理念，同时平衡成本与回报，并从中开创新的成长动力。

7月前

老板别怕！ESG也能从“新手等级”开始

很多老板一听到ESG就皱眉头： 💸 花大钱？ 📊 做报告？ 🌳 是环保？其实不一定！ESG 不只是“环保”，还有“社会”与“治理”两大面向。《百格》找来 ESG 顾问 ——拉曼理工大学讲师陆俊达，教你看穿 ESG 三大坑，从“新手等级”轻松入门，不再怕搞不懂、做不到！ 🎟️ 想更深入了解？他也将现身《2025世华趋势论坛》分享ESG延续。《2025世华趋势论坛》日期：11/11/2025 时间：9am – 6pm 地点：The Majestic Hotel, KL 购票网址：tforum2025.mediachinese.com/#buyticket

8月前

【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一宗校园霸凌案往往牵涉甚广，不仅关乎当事人，还涉及教育、社会等多方角色。其中，法律如何介入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法律既是受害者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然而，由于大众普遍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当霸凌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及其家属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校园霸凌时存在哪些挑战或机遇？其背后又涉及哪些法律责任与应对之道？受害者如何追责？ “现有法律其实已经为校园霸凌设下了许多框架，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认知不足。”执业律师兼律所创办人覃祖斌直言，校园霸凌并非单一面向的课题，它涉及刑事和民事责任、校方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以及社会整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落实。他进一步解释，若要追究霸凌者的法律责任，需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层面。刑事责任可通过报警，由警方调查并交由检控官决定是否提控；而民事诉讼则由受害者或家属自行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告。两者的差别在于刑事案件由执法机构主导；而民事案件的主动权则掌握在受害者手中，当事人需自行承担费用与程序。校方的法律责任在霸凌事件中，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覃祖斌指出，根据既有判例，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看护义务”（duty of care），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则构成失职，未能履行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此外，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若置之不理，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触及刑事罪责。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 ˙审讯保护：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 ˙判决考量：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 ˙进入感化院：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 ˙无犯罪记录：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公众也无法查阅。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以减少二次伤害。执法与认知的不足今年7月，《刑事法典（修正）法案》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将言语骚扰、恐吓、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但覃祖斌直言，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受害者去报警，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无法处理。”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此外，检控官、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尽管如此，他表示，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在关注。”从“Justice for Zara”（为查拉伸张正义）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反霸凌专法》近期，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反霸凌法案》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以在明年落实。对于设立《反霸凌专法》，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但需谨慎。“《刑事法典》与《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如果再立新法，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让执法变得更复杂。”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构建校园安全网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因此需要家长、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以遏制霸凌问题。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既校方、家长、警方、律师和辅导员组成“反霸凌顾问小组”，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通过该系统投诉后，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前提是安装在走廊、食堂、课室等公共场所，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他表示，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覃祖斌总结，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执行能力、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 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9月前

【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当孩子遭受霸凌时，现有制度是否能全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在长期推动儿童权益工作的Sri看来，霸凌不仅是对制度和教育的双重考验，更凸显了社会长期忽略大众，尤其是孩子的声音。因此，赋权孩子，让他们有勇气和渠道为自己发声，同时推动制度的改革使其完善，校园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统一反霸凌政策的必要 8月末，Child Right Innovation & Betterment Foundation（儿童权利创新与改善基金会）发表了一则关于学校全面反霸凌政策的声明，指出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和《2001年儿童法》已为儿童保护定下方向，因此教育部推行的任何方案必须考虑现实，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有手机，地域网络的稳定性、语言和理解门槛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求助能力。因此，有关单位必须设立涵盖所有类型学校的全国统一反霸凌政策，而不仅仅依靠线上投诉平台。此外，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制定涵盖政府、私立、国际与宗教寄宿学校的统一标准；设立可强制执行的要求，包括每间学校成立反霸凌团队、合格辅导员、清晰举报渠道、快速回应机制和安全记录系统；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监督，用于增设辅导员与培训预算。声明指出，霸凌剥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机会，因此，解决方案不能只依赖线上投诉平台，而必须由受训的专业人士在规定的时间表与安全空间里执行，并落实全国统一标准，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赋权孩子：从倡导到实践作为执业律师和CRIB基金会联合主席的Sri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与保护议题，因为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制度的改革。2016年，她和友人向律师公会提议成立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担任联合主席逾两年半。期间，他们不仅推动儿童权益的社会倡导，还创立了The Talisman Project——一个赋予孩子成为倡导者的计划，为12至16岁的孩子提供儿童权利、儿童保护及相关议题的培训。她说：“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而是向朋友倾诉。”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在营队里，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通过交流环节，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也学会如何应对。” 2018年，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紧急按钮”，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2019年，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 Sri指出，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此外，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校园霸凌处理指南》，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而独中、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也要建立申诉机制，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她也举例，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 从监控到教育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Sri强调，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她指出，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同时，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Sri持保留态度。“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无法预防霸凌。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在她看来，与其依赖监控，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她表示目前只有《刑事法典》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而《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但整体仍显不足。她认为，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不过，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 “If not m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她说：“改变必须有人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在她看来，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还会延伸到成年，影响工作、家庭甚至国家发展。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赋权孩子，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同时，社会也应传递“杜绝霸凌，鼓励善良”的讯息。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9月前

【大马选举制度／03】公民教育不到位，要如何在课堂上谈政治？

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让青年也能透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好事一件。可是我国长年缺失的公民教育仍旧未有统一、积极的举措来完善课纲，仅依靠各别组织或学校教学，公权力仍有改进此领域发展蓝图的空间。作为选民，我们又该如何装备好自己，来应对社会议题越发复杂的现实呢？

9月前

20年前，我已爱上了语言学/刘树佳（吉隆坡）

记得2004年底刚开始读硕士的时候，每当朋友听说我学的是语言学，总会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仿佛遇到了什么奇人似的，睁大眼睛问：“哇！那你是不是会讲很多种语言？”我总是笑着摇头，心里一半觉得好笑，一半又有点无奈。原来在许多外人眼里，所谓的“语言学院”，不过是教人学习各国语言的地方。谁又会想到，语言学其实是研究语言现象、语言本质、乃至人类沟通奥秘的一门深奥学问呢？就像后来，当我告诉亲朋好友自己是马大中文专业的老师时，熟悉的人总会疑惑地追问一句：“中文专业？是不是就是中文系？”每逢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便耐心解释，同时也暗自感叹：有些领域，外人听来亲切，却又有些陌生，就像近在咫尺却隔着一面无形的墙。当研究生那两年，我上过不少语言学的课，诸如词汇学、对比语言学、性别语言学、语言病理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神经语言学等等。每一门课，都是一道新开的门，后面藏着语言世界无数的秘密。我这才慢慢领悟，语言学并不是简单地背单词、学语法，而是探寻人类思想、文化、心理与社会结构的通道。记得修社会语言学这门课时，我选了一个很接地气的研究题目：马来西亚中文报章广告中的语码夹杂现象。那段时间，我每天翻阅本地几大中文报纸，剪贴各式各样的广告，桌子上堆满了厚厚一叠资料。一开始，我只是想找些例子，没想到越看越着迷。不少中文广告里，竟然自然地夹杂了英文词语，形成一种独特的中英交融现象。比如：“最hot的手机铃声下载专区!!!!”“日日早晚keep着用，保持肌肤年轻”“WOW优惠！”“Yay！马来西亚年终购物嘉年华终于开跑了！”“轻轻松松SMS”“谢谢您令我们成为No.1”……看来，马来西亚华人在口头交谈中混用不同语码的现象，也渐渐出现在广告语言中。透过这些本地中文商业广告，我看见了大马华人社会灵活、包容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体会到，语言，总是和社会环境紧密交织在一起。上性别语言学课时，我又做了一个趣味横生的小研究。我邀请几位男女同学自由聊天，在得到允许后，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录音，再一字一句地整理成剧本式的逐字稿。整理的过程中，我不禁暗自发笑：男生们讲话节奏快，语气硬朗，常常打断对方，坚持己见；而女生们则语调温和，时常回应附和，互动中流露着更多体贴与细腻。话题内容也十分鲜明：男生爱聊政治、运动、电玩，女生更关心美容护肤、家庭琐事和感情的事。原来，性别不仅影响我们的兴趣爱好，也悄悄塑造着我们的语言风格。在修读语言病理学时，我和同系的好友特地走访了一家特殊儿童中心，进行实地观察。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自闭症儿童。教室里静悄悄的，几个孩子安静地坐着，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孩子只能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有的孩子反复重复同样的话语；还有些孩子完全沉默，不作回应。最让我心疼的是，他们几乎从不与人有眼神交流，仿佛与周围世界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记得有个小男孩认真地递给我一张画，画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但上面写着的“my family”中有3个字母完全写反了，看得我鼻子一酸。那天下午，夕阳斜洒在走廊上，我回头望着那些小身影，心中满是沉甸甸的情感。语言，是人类通向世界的桥梁，但对这些孩子而言，搭建桥梁的过程却异常艰难。用心去倾听世界的声音上语用学这门课时，我研究日常对话中隐含意义的表达方式及其文化差异。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关注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语言达成交流的目的，特别是说话者意图和听话者理解之间的互动。这让我对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类似的话语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通过分析多种真实语料，我发现隐含意义不仅取决于语言的字面内容，还受说话者语境、语气以及双方的社会关系影响。例如，在某些文化中，间接表达被认为是礼貌和智慧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模棱两可甚至不诚实。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对语用学理论的理解，也让我更敏锐地意识到跨文化交流中潜在的误解和挑战。有一次，本科论文导师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怎么专研究这些不三不四的题目啊？”我笑着回答：“因为我爱语言学。语言学，跟社会、跟人、跟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次说出这句话，我心里总是无比笃定。有人问，读语言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它的用处未必立竿见影，但它教会了我一件更珍贵的事——用心去倾听世界的声音，用眼睛去发现人类交流中微小而动人的语言现象。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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