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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

前文提要:父亲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衫,手握锋利剃刀,在顾客喉结处轻轻比划,神情专注得近乎肃穆,仿佛不是在剃须,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仪式。在那张老式可放倒的皮椅上,父亲就是国王,手中的剪刀和剃刀便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杖。(续读上篇) 小时候,他最怕去理发店。父亲给他理发时下手没轻没重,推剪有时扯得头皮生疼,还不许他乱动,时不时被喝令“头转过去!”“别动!”语气容不得半点商量。那时的父亲,在他眼中威严冷硬,像一把刚从磨刀石取下的剃刀,泛着令人胆寒的寒光。他不懂父亲的疲惫,不懂那把剃刀养活一家人的压力,只记得那双按着他脑袋的大手是那么粗糙,指缝间有永远洗不掉的、混着肥皂沫的陈年污渍。 母亲走得很快,50岁便病逝。那也是一个雨季,雨下得比今晚还大,像是天破了个窟窿,要把整座城淹没。母亲躺在棺木里,瘦得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平的纸,脸上红润褪尽,只剩一层灰败蜡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在母亲的葬礼上,他看着父亲用哭腔背诵福州丧词,第一次感到父亲巨大的形象后隐藏着的脆弱心灵,瘦长的身影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那时父亲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只见那曾经笔挺的背影一下子佝偻了许多,像一座经历地震的山,山峰塌陷,山脊断裂。他仿佛听到那座山内部轰然倒塌的声音。家里从此少了鼎边糊的香气,也少了一种名为“温暖”的东西,只剩下四壁空旷,和父亲日渐沉重的呼吸声,在空荡荡房子里回荡。 直到那个伊班女人出现。 那是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不知从哪里领回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伊班妇人,说是帮忙做家务。她说着一口夹杂伊班语的生硬马来话和些许福建话,笑起来露出洁白牙齿。家里的餐桌开始出现了炒蕨菜、竹筒鸡以及各种香料调制的野味,空气里从此多了一股陌生而浓烈、令他本能排斥的香味。 父亲的衣服有人洗了、补了,冷锅冷灶重新冒起热气。伊班女人很勤快,总是低眉顺眼忙碌,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但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刺眼、多余、不可原谅。他觉得这是对母亲的背叛,是对这个家纯粹性的玷污。他无法忍受另一个女人取代母亲的位置,即使只是在家里走动,都像是在母亲遗像抹上污渍。 冲突终于爆发。 那晚,他回家拿东西,看见父亲和那个伊班女人坐在桌边吃饭。昏黄灯光下,两人虽无言语交流,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的安宁。父亲为她夹了一筷子菜,她则默默把鱼肚最嫩的肉挑到父亲碗里。那种安宁,像一根刺,深深刺痛了他。他摔了背包,大声质问父亲是不是忘了母亲,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非要让全街人看笑话。 父亲停下筷子,脸色铁青,手里夹着的烟头被两指狠狠捏得粉碎,烟丝和火星溅落桌上。 “你懂什么!”父亲猛地抬头,吼了一声,声音嘶哑破音,却像一记闷雷震得他后退一步,“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飞出去了!我呢?我留在这里!我老了!我也怕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壁说话!你懂不懂?” 那是父子俩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他摔门而出,从那以后便搬了出去,极少回家。父子之间从此横亘着一道无形的、比那片橡胶林还要幽深的高墙。他选择了视而不见,用距离和冷漠,砌成了墙上最坚硬的砖。 直到几天前,邻居打来电话,惊慌地说:“你阿爸在浴室里跌倒了,起不来,送去医院了。” 赶到医院时,父亲已陷入半昏迷。曾经那双握剪刀沉稳有力、能为他撑起一片天的手,此刻插满了粗细不一的管子,手背满是淤青针孔,干枯得像一段被遗忘在角落的老树枝,了无生气。医生说是脑溢血,情况不乐观,要有心理准备。 在充满刺鼻消毒水味的病房里,惨白日光灯照着父亲。他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理发师,此刻像个初生婴儿般无助地蜷缩在病床上,双眼紧闭,眉头痛苦紧锁。那个伊班女人沉默地坐在一旁,细心地用湿毛巾替父亲擦拭嘴角流出的涎水,眼里满是真切的担忧。她看见他来了,也只是默默点头,又低头继续手上的动作。 这一刻,他心里那道用冷漠砌成的坚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细缝。他突然意识到,父亲不再是那座山,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权威。他只是一个怕冷、怕黑、怕孤独、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垂暮老人。而他,作为儿子,竟然让这个老人独自面对了那么久的黑暗与寒冷。 一束刺眼的车灯像锋利剪刀,猛地划破厚重雨幕。伴随着引擎沉重喘息,那辆破旧巴士终于蹒跚停在巴士站前。他踩灭早已被雨水浸透的烟蒂,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瑟缩在座椅下的野狗,然后上了车。他找了个靠窗位置颓然坐下,车厢空荡荡,只有几个昏昏欲睡的乘客随车身轻微摇晃。玻璃窗外,雨水蜿蜒而下,像无数条透明小蛇,将远处城市霓虹扭曲成一团团模糊诡异的光晕,明明灭灭。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像一只被囚禁的困兽,猛然震动起来。在这寂静得只剩下雨声和引擎声的车厢里,那震动声格外惊心动魄,一下,又一下,重重敲在他心口。 他迟疑几秒,缓缓接起电话。话筒那头先是一阵嘈杂雨声,接着传来那个伊班女人带着哭腔、压抑不住的悲声,用生硬马来话说:“他……走了。” 手机从他指间倏然滑落,“啪”的一声掉在满是泥水脚印的车厢地板上。他没有弯腰去捡,甚至没有低头去看。他只是呆呆地、茫然地望着车窗外,那无边无际的雨夜。 雨,还在下,似乎永远不会停。他想起童年穿过那片阴森胶林时,窝在父亲胸前感受到的温暖与安全;想起理发店里咔嚓咔嚓规律而冰冷的剪刀声,和父亲那双粗糙大手;想起父亲那句如刀子般刻在心上的话——“我也怕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壁说话”。 在这最后的雨季里,父亲终于走了,走出了那片阴冷的、他独自面对了许多年的胶林。留下他一人,坐在这趟不知开往何处的破旧巴士上,独自面对这漫长而潮湿、没有了父亲的余生。 他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固执与暴躁,沉默与威严,不过是他在这艰难世道里,为自己、为这个家、为他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强行裹上的一层厚厚的茧,用来抵御生活的严寒与内心的孤独。而今,茧破了,蝶却未来得及飞出,只余一地破碎濡湿的残翼,在无尽雨水里,慢慢腐烂,慢慢被遗忘。 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温热的,沿着他冰冷面颊滑下,混着窗外无休无止的雨声,在这座湿漉漉、冷冰冰的城市里,汇成了一条无声的、悲伤的河。 相关文章: 林离/最后的雨季(上)
6天前
那时是年尾,雨季时分,到处霪雨绵绵。 天色极快黯了下来,才六点多光景,苍穹仿佛就被一柄巨大的灰刷抹去了所有光彩,只剩一片阴晦。云层低低压着,压得人心头也沉甸甸的,空气冷冽沁骨。大雨滂沱,雨水似老天爷扔下的无数柄利刃,四处流窜,这削一刀,哪砍一点,弄得满世界伤痕累累。 柏油路上窟窿七零八落,积着浑浊的水洼。车子碾过,溅起巨大的水花,如喷泉骤起,却一晃即逝。店屋墙壁斑驳剥落,水渍顺着裂缝蜿蜒而下,像永无止境的泪痕。行人发了霉,慵懒、瑟缩在五脚基边,望着檐边倾泻而下的雨水,如无数小瀑布砸在地上,溅起白蒙蒙的水雾。整个世界湿漉漉的,仿佛浸在水中,连呼吸都带着一股湿冷的霉味。 他衔着烟,猛吸一口,想借那微弱的余温驱走心里的寒意。“这该死的天气。”整个巴士站只有他一人,还有一只不知从哪窜出来的野狗,蜷缩在座椅下。野狗瘦骨嶙峋,紧闭着眼,像死了,却又不时传出细微呻吟,腹部微微起伏,证明它还在冷雨中挣扎残喘。一个人,一只狗,一个孤零零的候车亭,在凄风冷雨中一起哆嗦。 巴士还不来。他搓着冻僵的双手,呵出的白气转瞬被风吹散。他望向路的一端,整条马路空荡荡,不见半个人影。只有粗大的雨丝,在路灯刚亮起的昏黄光晕下,密密麻麻,闪闪生光,像无数根银针从天上撒下。 街对面的店铺全拉下了铁闸,只剩一间洋杂店透着微黄的亮光,也正欲打烊。灯火一盏盏熄灭,黯淡的街灯映着店内层层货架,远远望去,像极了旧时代的黑白电影,只有明暗两色,轮廓却分外清晰。店里的人影被光线投射在墙上,动作仿佛被放慢了镜头,幽灵般缓缓移动,透着一种不真实的阴森。 风更紧了,挟着雨水斜斜泼来,打在脸上。刚才在医院里那股苍白的感觉,在这夜里显得更加刻骨。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窗框,白色的床单,穿着白制服的护士,还有父亲那张苍白得近乎变形的脸。他坐在床边冰凉的短凳上,看着父亲呻吟。那呆滞的眼神,干瘪凹陷的下巴,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仿佛一尾被抛弃在岸上的鱼,徒劳地张合,想吸取空气中最后一丝水分。他无力地看着父亲那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的身躯,裹在厚厚的白被单里,越发显得诡异,像一具还未入殓的骷髅。 他猛地抬头,望着乌黑的天空,像个巨大的黑网,严严实实地罩着这座城,罩着这个车站,也罩着他。 病症后期,父亲什么都吃不下,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皮包着骨,只有那双黝黑的眼珠偶尔还会转动,乏力地张望。即便到了这般地步,父亲紧闭的嘴仍带着惯有的固执和决断的线条,像一道紧闭的门,把所有的软弱和痛苦都关在里面。 打小起,父亲在他印象中就是巨大的权威象征,像一尊沉默的石像,立在家里,在他小小的心灵种下神圣不可侵犯的敬畏。那时父亲是理发师,早出晚归,见面的时候少。但这种缺席,反而让父亲的形象在记忆中被不断放大、神化,逐渐变成无所不在的威严。他哭闹时,只要母亲低声说一句“阿爸返来咯”,他便会自动噤声,把眼泪憋回去。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父亲那巨大无畏的形象,被时光这头怪兽一点点吞噬。他年纪越大,懂得越多,离家越远,父亲的影响和那股由敬畏产生的神圣感便越发缩小,小到像一粒尘埃,偶尔才被想起。直到今夜,在这该死的雨中车站,他才猛然发现,那粒尘埃,原来一直压在心头,那么重。 雨势未减,反而越下越急,噼啪打在锌板棚顶,像无数颗弹珠在铁皮上疯狂跳动,震得耳膜嗡嗡作响。这声音是一把钥匙,恍惚间拧开了他记忆深处一扇锈蚀的门,将他带回童年那条阴森的胶林小径。 那是去喝堂哥喜酒后回家的夜路。父亲骑着老旧的莱礼牌脚车,他坐在中间的横杆上。座位窄小,父亲的双臂从他身后伸过来握住车把,像一个安全的牢笼。从三叔家回来的狭窄黄土小径,要穿过大片阴森森的橡胶林,那里没有路灯,只有脚车头那盏昏黄的磨电灯,随着车轮转动,投射出一束摇摇晃晃、有气无力的光柱。光柱所及之处,橡胶树那被割胶人划出一道道斜纹的惨白树干一闪而过,像是列队送葬的幽灵,面目模糊,却又阴魂不散。林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虫鸣声嘶力竭,混杂着腐烂落叶气息、潮湿泥土味和一股呛鼻的生胶味。他缩在父亲宽厚的胸前,双手死命抓着父亲的手臂,小脸蛋紧紧贴在那件透着汗味、烟草味和肥皂味的衬衫上,连大气都不敢喘。那时的父亲,身影如山,宽阔、厚实、温暖,是无边黑暗与恐惧中唯一的依靠,替他挡去了所有潜藏在阴影里的鬼魅。 然而,这座沉默的山,在某些时刻也会显露温柔的坡谷。比如,在母亲端出的那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前。 记忆中的早晨总是雾气腾腾,带着令人安心的暖意。母亲在巴刹旁支起食摊,卖福州鼎边糊。大铁镬架在煤油炉上,火苗呼呼舔舐镬底。母亲手脚麻利,将浓稠米浆沿镬边均匀浇上一圈,迅速盖上铁盖。稍待片刻,掀开盖子,锅铲锵锵几下,一片片白嫩滑溜的米糊顺势滑入滚烫汤底。那股混杂着鱿鱼鲜味、黑木耳爽脆和米香清甜的热气,在湿冷清晨弥漫开来,像一双无形的手,温饱了无数早起的工人和路人。 母亲那时总是满头大汗,几缕濡湿发丝黏在额角,脸颊被炉火映得通红。她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煮、洗碗、招呼客人,用一碗碗热腾腾的鼎边糊撑起家里一半开销。父亲偶尔休假来帮忙,默默搬运沉重的米袋,或在一旁笨拙地洗碗。那时的他,眼神里少有地流露出一丝温存,静静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那种温存稍纵即逝,却像在坚硬岩石上偶然照下的一缕阳光。 母亲常说,她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才从唐山来到这里的。当年,她只身一人,从闽清白樟镇提着破旧藤箱,混在一船新客里,在怒海上漂泊几十日夜,吐得胆汁快干,整个人瘦得像一片纸,才终于踏上诗巫这块陌生潮湿的土地。 “那时候的浪啊,比咱们家屋顶还高。”母亲在昏黄灯下一边缝补衣裳,一边絮叨。她识不得几个字,却比谁都识得生存艰辛。她只凭一张照片便远来南洋,嫁给父亲,像是两棵在暴风雨中互相依偎的树,没有太多言语,根须却在贫瘠坚硬的泥土里死死纠缠,只为活下去,把根扎得更深。她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福州妇女,话少,坚韧,善良,沉默,像一头任劳任怨的牛,直到病痛将她彻底压垮,像一盏燃尽了油的灯,火苗摇曳几下,终于熄灭。 父亲的世界,则充满了刀剪开合的冷冽声,和一种不容置疑的秩序。他是马克律旋宫理发店的老理发师,店门面对人来人往的巴士总站。狭窄店里终年弥漫着刺鼻洗发水味、爽身粉甜腻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陈旧发油与肥皂混合的气味。父亲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衫,手握锋利剃刀,在顾客喉结处轻轻比划,神情专注得近乎肃穆,仿佛不是在剃须,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仪式。在那张老式可放倒的皮椅上,父亲就是国王,手中的剪刀和剃刀便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权杖。(6月9日续完) 相关文章: 林离/失智者的梦呓 林离/天殇
1星期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贬居海南儋耳时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从惠州贬至儋州,转眼已近两年。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农事将兴。“春牛春杖”即民间“打春牛”习俗。古人以土塑春牛,在立春日执杖象征性鞭打,寓意催促农耕、祈愿丰年,揭开一年春耕序幕。 海南临海,春风自海而来,浩荡开阔。桃花鲜红,仿佛春神染就,明丽动人。立春之日,农家门前挂春旗,插春胜。一阵春风吹来,酒意顿醒。儋耳虽为天涯贬所,却不见凄清。杨花随风翻卷,如雪纷扬,满目皆春,轻盈而有生气。 海南四季变化不若华北分明,但是所谓春意,原本关乎感觉,尤关乎心境,习俗、海风、花开都是触媒。春节时读此词,仿佛听贺岁曲,胸中自有畅意。 短短44字,“春”字五见,确实显眼,但毫不堆砌或拗口,反而自成章法。每一个“春”字,如节拍般敲落,将春意层层推开,不仅是迎暖驱寒,更是一种抗愁、抗苦、抗天涯孤绝的心声。 苏轼前半生科场得意,仕途顺遂。历官杭州、密州、徐州,皆有施展空间,及至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命运骤然转折,自此坎坷相随,断续获罪。 至惠州时,自觉已贬无可贬,心气渐平,看淡进退荣辱,只愿在力所能及处为百姓尽一分心力,终老岭南。他父母过世多年,两位妻子和红颜知己朝云相继过世,尘缘渐薄,锋芒亦敛。他收起议论之锋,甘作一方小官,与儿孙相守,以惠州为归宿。 一道敕书,再贬海南儋州,才是生命最后一劫。长子苏迈、次子苏迨都愿相随,几经商议,由三子苏过陪父渡海。他60岁,启程时,他说家人在江边哭得撕心裂肺,早已把这次远行当成永诀。茫茫海上仿佛“魑魅”在前方等候,他怎么可能平安生还? 海南素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黎汉杂居,官员被贬至此,仅次于死刑。苏过弃妻小、弃前程,陪伴“罪臣”老父远赴生死未卜之境,苏轼心中自有歉疚。 强大内心的气壮 丙午大年初二,我忽生新春之怀,抄录与我祖籍地海南有关的〈减字木兰花〉一遍,又从书架取出黄玉峰《东坡海南游》。首章即写苏过三年侍侧,不离不弃,父子相依,其情深厚,读之动容。 书中第三章谈苏轼在海南所结交之人。昌化军史张中敬仰苏轼。彼时苏轼虽挂“琼州别驾”虚衔,却受“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张中非但未加监管,反命人修缮驿站,让苏轼有居身之所。苏轼政敌不少,新党吕升卿欲置他于死地,遣董必察访岭南,逼其迁出寓所,张中亦遭弹劾,贬雷州监司。 还好苏轼人缘极佳,初到海南即认识不少名士,黎子云是其中施以援手朋友,他让无家可归的苏轼父子暂住黎家。后来苏轼倾尽储蓄购地,却无余钱建房,桄榔林中的茅舍,乃黎子云等十余人伐竹割茅、铺草搭架而成,名曰桄榔庵。如今是儋州中和镇旅游景点。 苏轼面对逆境的态度启发无数人。《东坡海南游》利用苏轼在海南的各种资料继续在这方面做有意思的探讨。瘴气、毒雾、寒风、浊水,海南不宜居的传闻,苏轼早已知悉。渡海前他给家人留言: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恐惧一直都有。但居久之后,他对传闻生疑。“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潮湿炎热诚然不假,短命却未必,其中他结交的王公辅不只鹤发童颜,又能喝酒,此人据说享龄一百零六。他在〈石钟山记〉感叹说没有亲身经历,不该“臆断其有无。”这种为海南水土辩诬之言,我读后尤觉亲切。 真正可贵的,是他随遇而安的本性。林纾说不管是惠州、儋耳,“皆万无不死之地,而东坡仍有山水之乐。”苏轼喜欢陶潜,但若二人易地以居,林纾说苏轼不死,陶潜必死:“陶潜虽有夷旷之思,而诗中多恋生恶死之意。东坡气壮,能忍贫而吃苦,所以置之烟瘴之地,而犹雍容。” 黄玉峰引林纾的话后补充说,所谓“气壮”,指的是“强大的内心”,逾越权势和金钱,就不会恐惧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倾轧,也不会陷入贪婪、痴念的泥潭,苏轼“把沉重的苦难付诸一笑,轻轻地放下,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对生命的理解。” 春节抄〈减字木兰花〉,与其说是顺应年俗,不如说是自勉,或为自己养些心气。纵在天涯,亦有无限春风。
3月前
傍晚。 或是黄橙色渲染的蓝天,或是潮湿的空气中青草地味道。 记忆中,父亲在暮色下的身影,是天黑之前对庭院的维护。浇水、修剪、施肥。他乐此不疲,我习以为常。庭院的温热,花草的茂盛,是烙印在视网膜的画面。 后来,是身体机能令生活产生了断层。黄昏压缩成为短短10分钟的灌溉。水管开启,花洒吐出细密的水雾。暮色中的他不再弯腰观察,只是在西下的光线里,握着水管,任冰冷的水流顺着塑料胶管流动。那只是机械性地维持庭院的生气。 机械性的生活,只是机能的维持。 视线落在那盆怡心草上,本该绿中带粉的生机,只剩下枯褐的脆感。我拖出一袋久久未开的泥土,外层的塑料早已在光照下斑驳,在我的手心留下碎屑。打开YouTube,找到教学影片。移栽、填平。既是按照教程,又是模仿记忆中的动作。潮湿的粗粝感在指尖停留,庭院断裂的时间线在瞬息间续接。 那是一场缓慢的渗透,根系和枝桠的生长惯性在父亲的日益无力中,在我的傍晚寻找新的支撑点。爆盆的虎尾兰,飘着香气的七里香,甚至是因为缺乏干预而失控的富贵花,正将它们的需索,倚到我的掌心。 这种接管并非是预想中的甜甜蜜蜜。连续几天的暴雨是一场测验。我搬运着,翻起的泥带着刺鼻的腥,在视线模糊的雨幕中只有被淹没的徒劳。车库的冷白灯下,泥水顺着盆底的排水孔在地砖上绘出轨迹。饱胀的泥面可能会让根部窒息,从最里面开始溃烂。 那过后又过了几个晴天。车库的地上残留着拖鞋和排水交错的泥痕,在烈日下干枯,只剩惨白的土色。我无力去清扫,任由这些狼狈在炙热的空气中风化,又被其他的轨迹覆盖。 园艺并未成为爱好,它仅仅是一项按时履行的日常。 傍晚。 我调整花洒的压力,手心感受着水流顺着塑料胶管流动时轻微的反作用力。这不是庭院的观察记录,只是两代人间生活的交接。而我也只是试图,让这些生命在我的节奏里,重新站稳。
3月前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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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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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
6月前
在中国解放后 ,我随母过番到新山,住进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就一直留在他的身边,不曾离开过。 抵境的隔年,父亲就送我到近在咫尺的培华小学念书。 当年,我年纪小,又初入境,有点傻气,上课时,听不懂老师说什么。 同学们叫我新客弟,连老师都这样叫我,我只会讲潮州话,身为校长兼老师的陈添来是客家人,不谙潮语,鸡同鸭讲,怪有趣的。 上了四年级,我的华语进步很快,还被老师选为代表,在儿童节上台演讲呢! 在班上成绩,我也不落人后,总在前三名。 我很期望父亲的夸奖鼓励,但沉默寡言,严肃的他,金口不开。 不过,有一回从“坡底”办货回来时,带回一支钢笔,送我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喜。 记得六年级中期,我的左脚大拇指红肿淤血,晕了过去,送往村上唯一诊所,看诊的洋医生,用刀片割破淤血处,虽经敷药,久未痊愈,反而恶化,伤口处常流血脓。 我无法正常走路到校上课,父亲每天风雨无阻用脚车推我去上学。 为了医好我的痛脚,父亲费尽心思,找遍中西医,就是无法治好脚疾。 最后,找上市中心的柔佛药房,父亲尚被陈銮峰医生训了一顿,医生排斥中医指草药不卫生,无疗效,还说如果打了针还不好,就到医院砍掉。 父亲咽不下这口气,就不再继续带我上门问诊。 最后,经友人推荐找到Newswire奉教街一名老医师,记忆中他只用珍珠花菜、水银及药粉混合敷伤口,兜兜转转,折腾数月的脚疾,药到病除,伤口竟愈合。 小六年终毕业时,我赤着脚代表毕业同学上台致词,过后还从担任董事长父亲手中接领毕业证书。 上了中学,父亲买了一辆脚车,教我学踏脚车,我特别高兴,但心疼我的母亲却说他别有用心。不出所料,在我学会踩踏脚车后,就叫我放学后,替顾客送货上门。早上搭校车前,还得搬开板门,放学后,留在店里帮忙生意,忙里忙外,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学业成绩往后退,一落千丈。 父亲常拿他友人孩子优越成绩与我比较,奚落我不如他人,我虽不作声,但心里很难受。 与父亲相处时间长了,我开始发觉父亲在午后常打哈欠,流鼻涕,无精打采,然后骑了脚车往外跑,不知去向。 我不动声色偷偷问了老妈,得到的答案是,父亲去了鸦片馆,吞云吐雾。 对鸦片间我并不陌生,因为小学时一位同班同学的父亲,暗地里开鸦片间,他常带我一起到烟窟向父亲讨零用钱。烟窟就设在店屋的后部,烟客用后门进出,避开人们的目光。 鸦片间,简陋,地面铺地板,置放一件草席,一个石枕,一盏烟灯,一把烟枪,烟客蜷卧,一口接一口吞吐烟云,飘飘欲仙。 当年,抽大烟虽属犯法,但警察局仅有一名警员驻守,鞭长莫及。 村里有好几间鸦片间,半公开做生意,人尽皆知。 除了自己的父亲,村里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头家也是常客,从来无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投以异样的眼光。 烟客身分并没影响他们的日常交往与社会地位,父亲曾受委移殖区区长,还曾受众人推举为马华公会支会主席及华小董事长。 鸦片烟瘾背后的真相 父亲对自己抽鸦片一事守口如瓶,而我也替他保密,从不对外公开,毕竟这事既不光彩也有损形象。 父亲南来后,刻苦耐劳,省吃俭用,积少成多,终于开了一间杂货店,他平日忙于生计,从未出过远门,是个安守本分的生意人。 直到在我念高中时,才与朋友到台湾旅游,出发前他将鸦片制成粒状药丸,瞒天过海,随身携带,以便随时服食。 岂知,就在行程结束前,突然胃出血,紧急送医手术,挽回性命。 回国后, 他一度戒了烟瘾。 我本以为父亲因祸得福,从此远离毒品。没想到,父亲难敌烟瘾诱惑,没多久又重蹈覆辙。 我生了气,除了当面斥责,更长时间不与他交谈。 过后,母亲向我解释,道出父亲抽大烟的缘由,我才渐渐释怀,放下心中怒气。 父亲因战乱,生活贫困,逃离潮州,落脚举目无亲的异地,空手博拼,才有三餐温饱,但积劳成疾,得了胃病,听信庸医,以鸦片治病的偏方,病未治好,却染上烟瘾。 母亲所言不虚,平日常见他服食日产胃药(胃仙),胃痛时总面露痛苦。 我们父子的关系向来不睦,他老是板着苦脸,若稍有差错便招来厉声呵斥,有一回因贪玩晚归,他竟拿起木棍,朝我痛打一顿。站在身旁的母亲不敢出声,我满身伤痕,更增添我对他的怨怼。 如果要说明我们之间的疏离 ,我只能以“猫与老鼠”来形容。  在他临终的前几年,可能年老寂寞常找话题与我攀谈。他向我抱怨,别人父子关系亲密,可以同桌打麻将,抱肩共游,我们却形同陌路。 我不知如何回应,只知从小就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他就是太上皇,只有他讲,你只能听,不得插嘴,久而久之,已成习惯。 在他逝世后,我深感后悔,常常想到他的好,小学患脚疾,他风雨无阻,推着脚车送我上学;中学给我念独中,退休后,还将一盘生意交给我们兄弟,坐享其成。 说句公道话,他从没伸手要钱去抽大烟,他对我们兄弟只付出,没有得到回馈。 现在我才来追悔,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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