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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大旭

欧大旭处理这段关系极为克制,情愫开始得几乎不露痕迹。他没把它写成同志议题,也没有将角色推向俗套的出柜故事,更没有让欲望成为故事的全部。 经济和气候都在崩坏的南方小镇,果园、家庭与梦想都在发霉,只有欲望在发热。 “长久以来,我盼能离家成人,能全面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主,但现在我担心,自主的念头太急切了,我一旦与人接近,会急着想摆脱对方,一直逃避,唯有逃避,我才满意,逃避变成我的生命之道。” 故事发生在90年代末,经济萧条的马来西亚,年底学校假期,中学的杰伊与两个姐姐莉纳和莹,随父母杰克与瑞珍来到南方果园。本想暂避风雨,却发现果园本身就是暴风眼:土地乏力、果树萎靡,空气黏腻得像糊在皮肤上的焦虑,连家庭也像是一棵等死的树,随时会在闷热里散成渣。 南方的热与果园的败 一家人在南方遇见果园经理阿峰与他的儿子阿泉。短短一个月,像是被时间遗忘的空档,一切被压低的声音、被关紧的抽屉、大人不敢面对的心事,都因酷热与逼仄的生活而原形毕露。 故事中4个青春期的男女:杰伊、莉娜、莹、阿泉,4人对人生焦躁、迷失、好奇,急需长辈的爱与指引。但书中出现的3位成年人:瑞珍、杰克与阿峰,似乎都怀抱着各自的秘密与疲累,连自己的生活都陷在泥沼里,根本抽不出力气去照亮下一代。母亲终日郁郁寡欢,像是永远活在未说出口的后悔里;父亲靠着脾气维持尊严,脆弱被愤怒包裹得密不透风,两夫妻互相怨怼嫌弃,认为对方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叔父阿峰则默默替家族的命运收拾残局,却越收拾越无力。典型的亚洲家族怨气:不吵、不闹、不解决,苦涩与愤恨永远在那。 作者每一章都重复南方的热与果园的败,这是小说最残酷也最温柔的隐喻。在这片乍看沉闷、实则暗流汹涌的土地上,杰伊和阿泉的靠近成了唯一还在悄悄生长的东西。阿泉19岁,身材结实,处事不拘小节,对城市长大安分守己的杰伊来说,这种自由气息充满吸引力。他们在池塘里戏水,在卡拉OK的低音炮震动中肩碰肩擦,偷偷共享香烟、酒精与汗味。青春期闷烧的火苗,静悄悄又带点迟疑,却真切到足以在十几年后依旧让杰伊闻到某种古龙水就心头一震。 欧大旭处理这段关系极为克制,情愫开始得几乎不露痕迹。他没把它写成同志议题,也没有将角色推向俗套的出柜故事,更没有让欲望成为故事的全部。他写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不堪与失败里找到出口的体验,表述的并不在同志情感(尽管有心人刻意操弄舆论),而是一个国家在急速现代化与阶级断裂中的隐痛。家族历史像发霉的果园一样不断腐蚀每一个人,后代继承了土地,也接下上一代传下来的怨念、偏见、责任与沉默。把故事背景设在南方,则可以解读成眺望对岸风华,却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出走的困境;同比原生家庭,向往出逃却被败坏土地困住的无力感。 小说随着学校假期落幕,没有人真正和解,也没有人真正获救。果园依旧干涸,成年人依旧困顿,未来依旧模糊。欧大旭描述的时空与角色太活灵活现,回望那个混沌的年代,所有人都渴望过好日子,却总是被时局推着走;想摆脱家人活出自我,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塑形。 更多文章: 张以柔 / 用写作抚慰不幸童年 消失的地址/张以柔(务边)
2月前
如果为2025年的马来西亚文坛选一个“年度代表字”—— 一年漫漫长,大事小事无数,人们的情绪往往复杂且破碎,而给予它一个“代表字”,除了是把那些纷乱的感受具象化,也作为记忆长河中的锚点——十年二十年后回望,能瞬间唤醒我们对于2025年记忆的,会是什么? 我脑海立即浮现的字是:撕。 近30年的老牌出版社,与中世代出版人林韦地(林身分众多,姑且先只取他这一标签),双方商业纠纷公然曝光于公众眼前,甚至互告,可谓“奇观”。大将文化与林韦地之争议,大抵是绝无可能绕过的。 2025年是精彩的一年,且以八事为纪。因开撕事件而被压缩篇幅的人事物们,对不住了。 大将文化 X 林韦地 的公众对垒 2025年3月,林韦地与林韦佳在网络社群公开指控,大将文化非法扣留其私人投资款项,并称大将在处理事件时态度恶劣,甚至发生言语冲突、双方对簿公堂,一时间震惊文坛与华社。事件持续延烧,9月,大将文化正式起诉林氏兄妹预谋性诈骗,质疑林韦地“以误导方式使他人误以为其为季风带公司董事及股东。” 马华文坛中人或多或少都与双方有过交集,面对开撕事件,多少有点尴尬。 Newswire50精选  大型本地华文图书评选活动 我们不时能看见一些书单的专家评选或推荐,而由读者参与其中者少有。书卷多情似故人,邀集广大读书人共同选出心中的“老友”,选书范围为2016年至2025年,以马来西亚华文出版著作为主,书单横跨文学、历史、社会、生活等多元领域。诚如发起本次活动的Newswire《活力副刊》所言,一定程度上“得以一窥10年大马人文发展及回顾社会时代思潮的作品,”也会是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有人出版社能量丰沛,持续深耕马华文学 有人出版社作为马华文学出版的指标品牌,不随波逐流出畅销书,维持一贯制作高质量“文学作品”的品牌形象,2025年共出版10本书籍,有前辈如陈政欣《武吉轶事》、中生代如邢诒旺《夜曲》、新生代如郑泽榆《龟心》。有时候开玩笑地说,就像那首抖音洗脑神曲,会“有人”发现你(作者)身上所有的好,再引荐给大众。私心推荐薇达《眉妩》、林雪虹《林门郑氏》。 花踪文学奖首度马新两地,联办“微型小说奖” 花踪文学奖之于马华文学的意义自不待言,除为这块土地持续培育优秀作家,两年一度的颁奖礼也是文坛盛事之一。在这年代仍如此用心用力经营,更显可贵。如今第18届更首度与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办“微型小说奖”,不仅扩大参赛版图,也实质推动了马新两地文学的深层交流。 马尼尼为入围台湾金典奖,独具魅力的鬼魅风格 先科普一下,金典奖是台湾官方主办、奖金最高、竞争最激烈的文学大奖之一,大奖的奖金是新台币100万元(约马币13万令吉),今年参与角逐的作品共有225部。马尼尼为旅居台湾多年,作品中常见多重身分的互相倾轧、解构与重构。入围作品《我生来是夏天》复审委员评语:“在这本书中,马尼尼为延续了过往的失根主题(……)她以柔软眷恋如猫毛的铠甲包覆自身,并且以不定时跳跃的时间感,巧妙缝合日常经验,得以超脱自我,变形、且闪烁不定。” 虽然最后未能夺奖,但能从数百部年度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本身就已是极高的荣誉,也代表对这本书的高度认可。 华人研究双年会,移师台湾成功大学举办 “华人研究双年会”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推动,历来是关心马华文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者极具指标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今年第七届更移师台湾的成功大学举办。本届主题“21世纪新时代变局下的华人社会:回顾与展望”,从国际局势的剧变中,如中美竞争、国际秩序重塑、人工智能崛起等,探究其对华人身分认同、人文及文学之影响,而台湾作为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学子求学及职涯发展的重地,双年会也探讨了变局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台湾的交流与互动。在台湾让两地学者交流此般议题,别具意义。 见不得人的布克奖作品,被消失的欧大旭 欧大旭《南方》入围本年度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正常情况下,书店应在展示所有入围的13部作品时,突出本国作家作品作为宣传,然而,《南方》却从吉隆坡纪伊国屋书店的宣传中“被消失”,为什么? 究其原因,很难不让人猜测与这本书的主题有关:同志。考量我们渐趋保守的政治与文化趋势,书店基于预防性自我审查——为避免被有关单位或保守民众“找麻烦”,最好先解决掉“麻烦的作品”——也不是多难以理解的事,即便它是马来西亚的荣耀。最后以此事作结,作为本地文学创作与阅读环境的思考。 大马首部文学电影,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马来西亚首部改编自严肃文学的长篇电影,改编自马华文学绕不开名字的传奇作家,黎紫书的同名小说《告别的年代》,故事讲述1960年代怡保的一个家族传奇故事。黎紫书很早即屡获各大文学奖项,凭借优秀的短微型小说作品开创一代创作风潮。如今这“首部文学电影”的历史节点落在她身上,若能成功,将有机会为马华文学影视化打开一扇大门。期待电影2027年正式上映。 更多文章: 【2025读家选书(上):文学类】来了,《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5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来了,《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5读家选书(下) 】李婷欣 X 李宣春 X 王晋亨——马华出版印象
5月前
编按:他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阶级、经历、世界观,让理解变得不完全。小说提醒我们:即便同理,也难完全走进他人的生活。 没想过小说里的场景会相似地发生在我眼前。一位学者问我手中的点心是什么口味?她想知道里面的馅料,好估计热量摄取。《幸存者,如我们》的描述是,找李福来做深度访谈的社会学者谭素敏拒绝好意,不吃猪肠粉。“我不吃碳水化合物,呃,不是现在。” 谭素敏把李福来当研究对象,希望透过深度访谈了解她眼中犯下过失杀人的“杀人犯”到底经历过什么,最终走到那一步。而于我极富即视感的对话发生在一场学术论坛,中场休息前主讲者才谈论到身分政治、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在场的学者、学生无不对阶级、社会结构差异有深刻理解。 我无意抨击那位在意点心热量的听众学者,他完全有权利计划自己的饮食。研究者虽然受过“同理”的训练,但并不需要像苦行僧那般,随处于相对底层阶级的研究对象过他们的生活。我只是深刻体认到,那些对于结构、阶级的理解和同理,与个人生活确实是如此割裂的,就如小说描述。 ◢阶级食物链下的小鱼与更小的鱼 《幸存者,如我们》是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于201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一开始,读者就知道主角李福来杀了人,但案发经过不是小说重点。作者营造的是李福来的自述,交织他与谭素敏的相处、对话。读者的视角不断在李福来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与谭素敏的阶级、价值观差异来回交错。 李福来是渔村青年,家境不好,学历不高,饭碗随时不保,直到到渔场工作,当起了管理印尼移工的工头,谈恋爱结婚买房,人生看似稍有起色。然而,在这段本地人的阶级食物链里,他处于最底层。 从事行政的同事谈论公事时自动切换一套公务语言,在渔场遇到危机时更担心李福来,因为学历背景让她自信“下周就能找到新工作”。渔场老板开大车,出门谈生意,李福来只能等临近过年时唯唯诺诺探问会否有花红。与太太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太太经济能力强,岳父经营餐厅。 李福来呢?自小父亲到新加坡打工就不再回来,与母亲寄人篱下。直到母亲把毕生积蓄买下海边园地,母子俩卖菜为生,李福来感受到踏实的快乐。可是,一场风雨轻易就把家园摧毁。和他生命经历最相似的阿强,他一直避之而不及的童年伙伴,那个摆明平日都在犯法的人,最后却不是“出事”的人,还完成阶级翻转,坐在证人席上与他重逢。 然而,在渔场里,李福来是工头。工人在老板口中没有名字,统称“他们”,老板嘱咐他,“那些事情叫他们去做就好了啊!”李福来叫得出印尼工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们集体感染霍乱时,让他们好好休息养病,而非继续逼迫他们工作。是朋友吗?又不至于。 小说中的移民世界有另一条阶级食物链。渔场里的印尼移工,有证件、有宿舍;躲藏在园丘深处的孟加拉偷渡客,等待工作机会;不被缅甸承认的罗兴亚人,等待的是难民身分,工作机会更加渺茫。李福来在底层挣扎,始终无法完成阶级翻身。在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李福来这只小鱼,最终杀死了比他更弱势的鱼仔。 ◢当故事不再属于当事人 李福来的底层阶级挣扎是小说主线,但读得有点不忍直视的,其实是支线社会学者谭素敏。她是同性恋者,她支持净选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她不愿行贿把被拖走的车子“赎回”,她相信李福来是“困在社会阶级”的受害者,杀人不是预谋,是一切不可抗因素交织推动而成的意外。 不忍直视在于,那不是向来接受的学术训练中理想的样子吗?我相信,作者无意贬低学术研究者或记录者,只是想强调,再多的同理都不可能完全理解,阶级背景不同,始终难能体会当事人的感受。 小说结尾在,谭素敏把李福来的故事写成书,邀请他出席发表会共襄盛举。“这是你的书,不是我的。”李福来本想拒绝出席,谭素敏说,“但这是你的故事,你必须出席!”不过李福来没有久待,那是谭素敏的主场,他提早离开,“我想应该要握个手,但觉得怪怪的,她也没有动。”他只说了再见。 李福来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在法庭上,律师求情时向法官解释他的童年经历。“我听她谈论自己,虽然事实都正确,但我觉得她好像在形容别人,一个成长和我很接近的人,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村子里……她形容的那个人很悲惨,教育程度低,没有希望,人生没有选择。”连他都快为这个被描述的人感到抱歉。“等等,不对啊,我很快乐,很正常啊。”他想阻止律师继续说下去,努力回想自己版本的童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真相存在在律师形容的版本里。”他只能突兀地失笑,找不回自己的话语权。 ◢自我检视,避免“弱势”被误读 每每读到谭素敏的章节,都忍不住反过来自我检视,作为记者,是否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是否“偷”过受访者的故事,把那些苦难占为己有,或者扁平化呈现,让读者只读得出可怜。 想起有次制作“热”专题,想写移工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热。联系一位移工,他说“平时都有开风扇啊,真的很热就开冷气啰。”移工是庞大群体,为何就扁平地认为所有移工都省吃俭用,住处连风扇都没有。也有访问过组织架构精密的难民组织,办事处有几个隔间分别处理不同事务,井井有条,像极政府单位。之所以惊讶,当然因为自己又把难民群体想像成单一扁平的面貌。 后来与策划移工活动的艺术工作者聊起empowerment(赋权、给力),类似授人以渔的概念。彼此都觉得这个词汇很大,仍然有上至下,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意味。移工挤出周末休息时间出席活动,计算通勤时间和交通费用,看似计较,却是非常实际的考量——他们大可利用周末加班,赚取额外收入。经提醒,那场“访问”约在晚上9时,是移工朋友放工冲好凉吃好饭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们戴着耳机用手机视讯,更像是“群聊”(希望他们是自在的)。 现实生活有很多谭素敏吗?至少我熟悉的新闻媒体圈,不少记录弱势群体故事的媒体人都没有忽视这些受访者的主体性。我看过难民、变装皇后、男性幸存者纪录片,这些导演都把主角请到放映会现场,在主办方确保安全的空间里,他们走出荧幕诉说自己的故事。 欧大旭在《幸存者,如我们》描述李福来与谭素敏之间的巨大鸿沟,予我是种警惕。尽最大努力还主体性、话语权予受访者或研究对象,但也务必谦卑地承认,再怎么努力理解、同理,都无法真正体会。(按:本文作者读的是英文原版《We, the Survivors》,文中节录为自行翻译,并非中文译本。)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白慧琪 / 从冷战到AI时代,一颗晶片牵动全球格局 【读家说书】裂缝之中,我看见另一个新加坡
6月前
2年前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识趣的我不在非华人面前讲中文,渐渐在公众场合避说中文,然后甚至也不和父母讲中文。远赴英国大学深造,我才开始从远方遥望童年,在全无罗盘或地图的情况下,迷航在自我认同的汪洋中。我从何得知该怎么认同?”——欧大旭,《码头上的陌生人》自序 曾经有多少人像欧大旭一样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长大融入社会后,逐渐与中文渐行渐远?刻意保持距离?处在文化杂糅的国度,到底该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各种认同冲突?离散/移民华人就算落地生根,是否终究无法回避被边缘化的命运?诸如此类的反复叩问,俨然成为华人史的一部分,亦是欧大旭的个人家族回忆录《码头上的陌生人》的关键命题。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禁声/失语:庶民家族叙事 本书的两篇回忆录特殊之处,在于非单纯作族谱史处理,读者可从叙事感受作者散发出对家族、自我乃至国籍身分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镶嵌着细腻的文学表述技巧。文中至少展现两条时空叙事线,即作为中下阶层的祖辈移民落地马来西亚的20世纪初中叶,另一条穿插其中的时空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作者小学至大学留学期间,与异族、异国同学相处的文化回忆。或许基于世代贫富阶级观强烈,作者从父亲口中获得的祖辈生活事迹过于稀薄、碎片化,每每对一些敏感历史议题有所保留,频频暗示“往事别再提起”、“耻于回首”诸如话语。因此,作者仍在雾里看花,对自己的身世满是疑惑。除了面对内部家族史的“禁声”、“失语”状态,作者亦在生活中不时面临“他者眼光”审视的挑战。例如,被计程车司机误认为泰国、缅甸等族裔;与英国同学交谈更是交织在精英与庶民、文明与野蛮的尴尬氛围;出版商认为自传书写无聊乏闷缺乏读者市场,不愿为他的作品买单……作者不断责问自我,陷入痛苦、焦虑的漩涡。 面对文化冲突、身分疑虑,作者说道:“但愿我的家史能多一些缤纷的细节,好让我能高谈高曾祖父挥军出征外国,满载宝物和战利品而归……可惜事与愿违。我有你。你是我的历史。你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谈的是你。”虽然充满无奈与失落,作者却在“你”的身上找到一丝肯定的希望。这里第二人称“你”所指称的是作者的外婆。作者在第二篇不断地与外婆作内心对话,通过外婆的生活经历,弥补自我父系家族史“缺席”的缺憾。明显地,作者对外婆的身世较为侃侃而谈——这位女性亦像作者的祖父一样属于贫困吃苦之辈,但作者与她之间情感关系融洽,不像未见过的祖父一样生疏、隔阂、迷惑。作者似乎从外婆身上寻得归属感,对外婆的身世可谓“了如指掌”。或许,这就是作者对“motherland”一种(母性的)认知与提醒。作者似乎一直想告诉自己、告诉读者,马华的过去、现在,其实一直存在,只是隐藏在非“大历史”系谱下的荣耀家史当中。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