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月潭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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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女子Penang Woman/施月潭（槟城）

遇见5700年前被埋在贝冢中的槟城女子（Penang Woman）那天，我同时遇见三十余年没联络的学姐。抵达Guar Kepah考古博物馆，前座的女生下车后盯着我问，你是槟华生吗？你是NC1的吗？相认的过程需要许多共同记忆来核对，记性稍微不好就没办法完成。幸好年纪越大，失去的记忆大部分属于昨天，而非昨年。犹记得某次出差到某城，联络多年不见的友人，她随即启动核对程序——“告诉我中学时我们和谁坐一起？”很聪明的问法，因为中学时我们并没有坐一起，我们坐在前后，我虽然很矮却还是坐在最后一排，旁边没有坐人。我很快就认出眼前的人。不只如此，还顺势抖落一连串发生在豆蔻年华的事，那时我才13，她17，是圣约翰救伤队（NC1）一个小组的组长，而我是她的组员。当时她劝我当操步的口令员，为此给我写长信。她的中文字很美，看过就一辈子记得，我的口供就是证据。 “那时候还很浪漫。”学姐好像忘了写信这回事，听我提起，感觉难以置信。我不确定写信算不算浪漫，但我最后接受了当口令员的建议，一周好几天站在操场旁练习喊口令。父亲严正反对我加入任何制服团体。迈入中年后回顾，父亲反对的理由简单粗暴——制服团体要操步，操步的女生走起路来脚开开太丑；而且买制服要钱，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有那么多其他选择，为什么要选这个？”他问；就好像“有那么多华人，为什么要嫁马来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叛逆的原因才称得上“浪漫”。我的执著都是为了NC1里那个长得很帅、有一颗小虎牙的女生。我看到她时脸变得滚烫心跳变很快，她那时已经是高中最后一年。小虎牙很快就毕业。我们的所有交集，就只有我经过九弯十八拐后拿到她的电话号码，趁家人不注意的饭后时刻，偷偷摸摸打了几次电话去骚扰人家。学姐隔年也毕业了。我对学姐的记忆，是她后来去了台湾。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沉迷于电影，成天流连在电影院，有天碰到她和一个男生从电影院出来，男生帮她拎着一个好小的侧肩包。这么轻也要别人帮忙？也许印象突兀，以至于深刻至今。活得短不用经历更年期至于NC1，我对救伤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更多的记忆是团队与家庭之间的难为，比如活动需要穿长裤，看着别人都有牛仔裤，而我只有巴刹阿姨那种四分三的束裤，长期感到自卑。以至终于求得一条牛仔裤时，流下快乐的感恩的眼泪。又如周末的活动没有校车载送，每次开口就得背负“加重家里负担”的自我批判。因为最终不曾拥有过制服，于是我合理推测，在强制购入制服之前，我就退出了NC1。埋在贝冢中的回忆，和槟城女子一起出土。和槟城女子一样，除了下半身被意外铲坏，头颅几近完整，局部牙齿都还在，眼窝黝黑深邃地望向我，据说她享年三十余岁。三十余年正是我与学姐失联的年月，槟城女子则完成了一生。古时代的人活得短，等不到眼睛老花或白内障、等不到牙龈收缩吞咽困难、也等不到关节硬化，应该没有现代人经历身体逐渐失控的焦虑感。那时候的女性也和自然界中大部分哺乳动物一样，不会经历更年期。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无美好。 “据分析显示，槟城女子生前吃了很多鱼和贝类，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诚然，槟城女子最后被埋葬在贝壳与鱼骨头堆里。贝冢的高度，据说有7公尺。

3月前

大伯公/施月潭（槟城）

新年的第一天，凑热闹到新开张的葛尼桥（Gurney Bridge）打卡，然后到海珠屿大伯公看看。身为槟城人，虽然从小就听说海珠屿大伯公，知道每年元宵都有大伯公庙请火预测来年运势的仪式，却不曾亲自到访。关于这件事，我妹打脸我，说很久以前我曾带家人到大伯公庙旁吃海鲜，可惜我的记忆一片空白。你知道大伯公源自槟城吗？某日我听到这话，愣了一下。那个寺庙里、住家内，坐在神坛上的大伯公吗？那个一手拿如意杖、一手拿金元宝的大伯公吗？时间回推到18世纪中叶，莱特船长登陆槟城再往前40年，张理、丘兆进、马福春三位客家结拜兄弟乘着帆船远洋南下，多日航行后终于在海珠屿靠岸。据推测，张理是老师，丘兆进是铁匠，马福春烧炭；前两人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同乡，而马福春则来自福建永定。是什么理由让人离开家乡，远赴未知的前方？绝对不是拉力，这里没有经济的诱因，大半源自政治的推力。当时的槟榔屿尚未开发，荒芜遍野，猛兽蚊蚁横行，张丘马三人成了开拓槟岛的先驱。40年后莱特船长抵达时，据说岛上已有58人，大部分以捕鱼为生。张丘马是华人在这片土地的起点，清朝中后期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了聚落。莱特开埠后，槟榔屿被发展成贸易港口，逐日蓬勃了起来。张丘马相继离世后被葬在海珠屿，张理的墓碑上写着“开山地主张理”，三人成了后人膜拜的信仰中心，并称之为“大伯公”。这也是“大伯公源自槟城”的典故。至于只有一人是大伯公，还是三人都是大伯公，则众说纷纭。神坛上的两个伯公 “伯公”是对长者的尊称，而“大”则源自于马来语“datok”的“tok”（马来语“爷爷”或对长者的尊称），最后演变成“Tua Pek Kong”或“Thai Pak Koong”。后人在张丘马的坟旁建了大伯公庙，我仔细看了一下，神龛里并没有那个一手拿着如意杖、一手拿着金元宝的爷爷。因为大伯公庙的关系，这一区也被称作Tanjung Tokong。“Tanjung”是海角，而“Tokong”则是神庙，意即“有神庙的海角”。那么，那个一手拿着如意杖、一手拿着金元宝，我们印象中符合“大伯公”形象的“大伯公”是谁？研究推测是土地公，因为客家人也称土地公为“伯公”。但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家以前神坛上供奉的神祇，上座中间是大伯公，左侧关公，右侧观音菩萨；下座是土地公。如果大伯公就是土地公，难道我家曾有两名土地公？抑或上座拿着如意杖与金元宝的是土地公，而下座只有牌匾的是大伯公张丘马？ “那我们在庙里拜拜的大伯公，究竟是土地公，还是张丘马三人？”我问导览员。两者都是。在那个慌乱和不稳定的年代，那是先贤的精神寄托，去区分到底谁是谁并不重要，导览员这样回答我。确实。把这道题当成数学太过生硬，应该看作诗。

6月前

旨味/施月潭（槟城）

重访鹿儿岛让我想起陈之。陈之是厂里出了名的老饕，镇上的厨师没有他不认识的。只要说起吃，大家异口同声——你应该去问你们家陈之。 2022年春天，我出发鹿儿岛之际，陈之说起他也到过鹿儿岛。 “有一家超赞的おまかせ，很好吃，小贵。那老板我认识，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预约喔。”陈之一如既往，慷慨地提出帮忙。 “多少钱？”我问。他闭上一只眼，歪着头，面有难色地伸出三根指头：“三万円。”陈之饭钱没有上限，那个表情大概代表我的心声。三万就可以吃出刺身的美味吗？ “含酒。”陈之补充。抵达日本后，为了融入当地文化，我开始吃刺身，并且学习它们的名字和部位。我在酒酣耳热、视线模糊之际，将舌尖的触感记录在手机内的记事本：マグロとろ – 肥的鲔鱼マグロ中 – 中脂鲔鱼マグロ赤み – 颜色很红的鲔鱼瘦肉白子 – 鱼的精子鲬 – 好吃蝶鲛 – 鱼子酱是它的蛋鲆 – 好吃赤贝 – 好吃太刀 – 还好缟鯵 – 口感Q弹鰤 – 刺身肉质太软；烤物下巴很大不好吃九絵 – 很多筋カワハギ肝 – 肝不错吃栄螺 – 硬，恶心鲈 – 煮的好吃鰆 – 口感普通帆立 – 贝类炎烧好吃鳢肝 – 腥鯵 – 普鱵鱼 – 针鱼好吃我探寻传说中刺身的美味，一遍又一遍、一家又一家，唯对于舌尖的感受，我词穷以对。不就是同一片海洋同一条鱼，同样没有经过料理吗？腐坏的前一分钟最美味 “不一样的。”陈之尝试给门外汉解释：“保存的方式不一样，熟成的长短和温度不一样，这些都靠板前的功力。” “在坏掉之前，旨味最丰满的时刻，最鲜美的时刻，也是最佳的品尝时刻。” “你的意思是，在腐烂的前一分钟吗？”我问。 “差不多是这样。”陈之闭上一只眼，歪着头，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解释而面露难色。我心里不禁嘀咕：“那谁知道这刺身是不是下一秒就腐坏？”仿佛腐坏是以分秒计算的事。看着同桌的食客睁大眼睛，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赞叹“美味しい！”我怀疑自己感官中某个重要的味觉神经失灵，在跑遍大小餐馆后，始终对“旨味”或“鲜味”毫无头绪，评价流于“好吃”、“普通”，以及“不好吃”之间。我在2023年的春天离开厂，从日本的中国迁往关东。离开时正值厂内大裁员，被裁人员当天陆续被告知，逐一进入小房间，领取配套后收拾走人。那天会议正在进行，陈之苍白着脸打断：“厂长秘书叫我立刻去小房间……” 陈之没有被解雇。厂长与夫人要共进晚餐，听说陈之很会吃，特意唤他过去推荐餐厅，在这个节骨眼上吓大家一身冷汗。落户东京后，我很自然地不再追求形而上的“旨味”，也许是接受了自己舌头太钝的事实；也许是身边再无饕客，无需再证明其实自己也会吃。我在2024年的冬天重访鹿儿岛。说是重访，不如说是道别。鹿儿岛有我最喜欢的日本，她见证了那个初初到访，穿街走巷寻找一场旨味，并且在酒酣耳热、视线模糊之际，仍然认真地将舌尖的触感记录在手机内的记事本，如此希望融入当地文化的某个外国女生的背影。我来重温那个温度。飞机降落时，我正在看竹村公太郎的《藏在地形里的日本史——文明·文化篇》里，有关上野的西乡隆盛铜像的争议，而我正好就降落在西乡隆盛的故乡。和离开东京时一样，鹿儿岛用她那无敌阳光张开双手拥抱我。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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