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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尹／从墙体到介面——现代建筑皮层的当代诠释

在马来西亚，考量成本低廉及容易维养，多数建筑物外墙使用典型的砖墙或混凝土墙加上涂料，如排屋、公寓、洋房。商业大楼如酒店、办公大楼、百货公司等，则多采用金属板或玻璃帷幕系统，可塑性高也易施工，外形更符合摩登时尚的主流设计构想。文：黄美尹（台湾特约编辑，目前在台湾任职建筑设计工作）提及建筑皮层，普遍定义为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界面，如墙体、门窗、帷幕玻璃等，如生物的皮肤，将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区隔起来。从功用来说，建筑物的皮层，犹如室内外环境的调节器。因应不同气候及目的，透过设计与选材，达到隔热、保温、防水、防风、通风、隔音、采光等需求。先撇开传统建筑的土墙、木材不谈，现代建筑的皮层，倒是值得抽丝剥茧的。马台两地，建筑面材实务经验之谈在马来西亚，考量成本低廉及容易维养，多数建筑物外墙使用典型的砖墙或混凝土墙加上涂料，如排屋、公寓、洋房。商业大楼如酒店、办公大楼、百货公司等，则多采用金属板或玻璃帷幕系统，可塑性高也易施工，外形更符合摩登时尚的主流设计构想。我们在设计建筑时，都会先了解这些外墙及其包覆面材的厚度、基本构件、构筑形式等相关知识。在台湾工作时，有关上述的基本认知，我曾经历不小的文化冲击。首先，油漆涂料在当地并不受落，常被视为未完成品、维修区用等——见不得人的简陋衣裳。因应潮湿气候、市场习惯及日本殖民文化影响，无论是超高层或低楼层的集合住宅，皆以重点区石材、搭配大部分面砖控制立面设计，涂料油漆极为鲜见。越高级的社区，采纳更大面积的天然石材，形塑成尊荣的精品。平价的住宅大楼也不甘示弱，巧妙地使用人造石材、多面磁砖，打造独具一格的地产商品。因此，在从事相关设计职务时，额外接触了分割逻辑、比例美学、介面收边的养成训练。从厚重粗犷到细腻轻盈的清水混凝土裸清水混凝土建筑，是早期“粗犷主义”的其中一个标志，厚重的墙体、深沉的色泽、粗糙的质感，给人朴实无华的沉稳感。许多政治、宗教性建筑，都喜欢使用这种建筑表情，表达其诚实性与秩序感。后续随着设计的演变，尤其在名建筑师安藤忠雄的运用下，原被视为冰冷、压迫的清水混凝土，被颠复成轻盈、纯净的设计语汇——光影、空气及空间的载体。他最有名的作品如“光之教堂”，透过最纯粹的清水材质及十字光影变化，操作采光与空间，让最重的材料，呈现出最轻的空间感。随着清水被重新定义的趋势，工艺也日渐改良，从模板材料、纹路触感、孔洞数量、圆孔收边、养护涂料，都是专业建筑师及工班最在意的细节。裸清水建筑可视为单皮层建筑的代表之一，其建筑皮层与结构体合而为一，借由最少的材料介入，直接表现建筑本体的构造逻辑与空间精神。让建筑会呼吸的第二层皮肤 Double Skin Facade 上述讨论了最极简的建筑外皮，在建筑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推行建筑双皮层“Double Skin Facade”的设计手法。即是由建筑的“皮肤”加“外壳”构成，不同特性的面材之间，隔着缓冲空间，作通风空腔或维修猫道，借以改善建筑物的采光、散热、控温及能源表现之立面系统。一般市面上常见的做法为：玻璃帷幕墙+金属格栅或扩张网、外墙+绿化系统等。尤其在热带地区，第二层外层可直接阻挡日射、减少空调负荷，甚至隔音，有效达到永续宜居的建筑形态。本地非典型的双皮层建筑案例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总部大楼（PAM Centre）的立面设计，充分展现本地热带气候下，双皮层建筑的环境回应策略。建筑外侧采用深色金属网格遮阳屏作为第二层皮层，与主要建筑量体稍稍隔开形成缓冲空间，有效阻隔强光直接进入室内。配合建筑内部挑空中庭与开放式楼梯，这种双皮层设计更允许自然通风穿越立面，促进垂直与水平通风，成功降低对空调系统的依赖，是本地热带永续建筑的其中一个设计典范。 PJ Trade Centre的立面设计，更有特色地以穿孔通风砖（ventilation blocks）搭配外挂遮阳屏构成第二层皮层，与主体建筑之间脱开，形成半开放的缓冲虚空间。这个空隙不仅创造都市天际线的视觉层次，更实际处理环境调节、导入自然通风，透过深阴影降低立面的热负荷。部分的缓冲空间，也形成阳台与绿意空间，使双皮层进一步转化为让建筑物和使用者呼吸透气的 “半室外生活层”，反映本地气候对低耗能办公建筑的回应策略。建筑皮层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对“边界”的重新理解。从厚重的墙体，到纯粹的清水混凝土，再到具有呼吸性的双皮层立面，建筑逐渐由静态的物理界线，转化为动态的环境界面。当代建筑不再只是回答如何隔开内与外，而是进一步思考如何让内与外互相影响，既暧昧又有火花。在这样的再定义之下，皮层除了作为建筑的外衣，更是建筑与城市、气候与人之间持续对话的场所。相关稿件：张国强／从麻坡到杜迈：跨过马六甲海峡的旅程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1天前

张国强／从麻坡到杜迈：跨过马六甲海峡的旅程

杜迈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境内，毗邻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的沿海城市波德申、马六甲、麻坡都有船运服务可以抵达杜迈。文：张国强（草稿策划编辑）杜迈（DUMAI）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境内，毗邻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的沿海城市波德申、马六甲、麻坡都有船运服务可以抵达杜迈，但船客几乎以印尼人为主，马来西亚人寥寥可数。搭船过来的印尼人以工作、探亲以及看病就医为由。虽然西马半岛和苏门答腊很靠近，但马来西亚人其实对此航线非常陌生，也鲜少搭乘。为了认识这座离我们很靠近的城市，也了解这个船班航线，我们搭上前往印尼的船班到杜迈一探究竟。印尼最大石油输出港城从麻坡到印尼杜迈的船很干净，冷气充足，船内也有电视播放电影以及售卖简单的杯面及咖啡服务。麻坡到杜迈船程在3小时以内会抵达，差不多是麻坡到吉隆坡或新加坡的车程时间。抵达杜迈码头，可以看到非常巨大的石油提炼工厂和港口，犹如电影中的科幻城。杜迈城也有油管连接最大的印尼米纳斯油田；从1970年代开始就建有可以停泊10万吨级的油轮码头，这里承载了印尼60%石油出口量。杜迈码头前还有鲁帕岛做为天然屏障。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协助杜迈港口的建设。从这些现象可以理解柔佛州政府近年为何在麻坡海口沿岸不远处大力开发马哈拉尼能源港Maharani Energy Gateway及深水码头，这其实跟周围的国际情况及世界局势息息相关。美中不足的是，印尼方面在处理当地旅游和进出码头流程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善，在马来西亚购买的来回船票需要到市区当地的船务公司才能换回程票，也要另外付费给过港费和登记费。购票保留非常传统的手写作业，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也很难找到非常完整的相关信息。守护能源永不停歇的工业城市杜迈城市由3条垂直于港口的主车道围绕连接着整个市区形成。城市建筑整体外观略显沉旧，城市尺度刚好，车流舒适；虽常看到大量的摩托车群，但不会让人感觉烦躁。杜迈不是华丽的旅游城市，可参观的旅游景点也不多，但仍然具备许多高档的酒店服务到此考察和石油工作相关的外派人士。城市有一间崭新亮丽的大型商场，内有非常豪华的电影院，有许多精致的商业及餐饮空间。在此次探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印尼清真寺都具备很大的社区功能，常伴随着市集、社区活动中心、运动场地一起出现。在不远处有一间福隆宫，庙内主要供奉清水祖师（与麻坡巴冬百年翠美古庙供奉同样的神明），也同样供奉多种南洋常见的神明；在这里可以遇见会说中文和福建话的华裔，当地还保留很传统的民间信仰。庙后方有大礼堂、咖啡店、篮球场供当地人使用以及主办华人重要的节庆活动。依靠大街小巷生存的人间烟火杜迈有一处非常有趣、特别的早市菜市集，藏在一群店屋后方，连接几个小巷，只有步行或摩托车方能抵达。此早市菜市集日复一日在粗犷的临时空间中服务在地市民，货品陈列方式非常有趣及吸睛，会让你想多看几眼。在这两层楼的建筑中，楼上还有售卖衣服的空间，据说有很多二手衣还是从马来西亚引进。杜迈街头的夜晚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路边摊餐车，服务值夜班的工人或不想那么早回家的青年。餐车路边摊周围都会配搭自由多样的桌椅，在热带凉风的吹拂下，坐在路边享受自己的深夜食堂让人备感温暖。印尼人对于咖啡的疯狂程度，不分白天和黑夜，喝法种类比马来西亚还多，即使在晚上也能找到。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从杜迈和麻坡，看见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两个都很容易在自家国家被人忽略的城市，也让人同时意识到，我们几乎也遗忘了马六甲海峡在世界航海地图里所占据的重要角色。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比如主要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穆斯林国家，以农业为生的平民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华裔在引领经济活动，在大家都在寻找更多可能让生活越来越好的今天，两国在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各种合作势必增加。而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紧密，这在经典的文献著作《马来纪年》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面对世界各国贸易竞争以及不稳定的局势，马印双方需要有更稳定的结盟来执行一些有效策略，共同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相关稿件：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

2星期前

张集强／没有围墙的大学

面对就业机会匮乏，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往往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当青年人口流失，城镇便失去了活力与创新的源泉。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城市衰老，我们该如何跳脱单纯的“旅游观光”开发模式，为历史城镇注入真正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生命力？文：张集强在马来西亚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大型都会区（如吉隆坡都会圈、槟城、新山），许多曾经辉煌的历史小镇却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人口老化以及严重的青年人口外流问题。位于霹雳州北部的太平（Taiping），便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典型缩影。作为马来西亚最早因锡矿业而繁荣的其中一个城镇，太平曾是半岛上最耀眼的经济与行政中心。然而，随着上世纪锡矿业的全面没落与行政重心的转移，这座被誉为“雨城”的历史名镇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经济动能。面对就业机会的匮乏，年轻一代在中学毕业后往往被迫离乡背井，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当青年人口流失，城镇便失去了活力与创新的源泉。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城市衰老，我们该如何跳脱单纯的“旅游观光”开发模式，为历史城镇注入真正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生命力？大学不该仅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工厂” 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Adrian Cheeng在他的毕业设计论文《全民大学：社区内的知识转移》（University for All: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The Communit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与突破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策略：打破传统大学的实体围墙，将高等学府的机能直接“植入”历史城镇之中。他在设计论文中演示如何利用太平丰富的历史建筑与空间资源，透过教育与在地社区的深度融合，将太平打造成一座没有物理边界的“无墙大学城”。在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空间规划中，我们对“大学”的刻板印象往往是一片被高墙围绕、拥有气派大门与独立园区的封闭式象牙塔。这种“圈地式”的规划思维虽然便于校方集中管理，却在物理与心理层面上，彻底切断了学生与在地社区的联系。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不应被局限在真空的校园内。正如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批判的那样，现代大学往往沦为单纯提供职业训练的“工厂”，失去了探索宇宙真理与自然法则的启蒙功能。Adrian的论文探索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打破这种僵化的界线，让知识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自由流动，实现真正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新旧交融、跨越世代空间体验然而，如何将一座容纳数千人的大学，塞进一个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布满历史古迹的太平老城？答案是“弹性及适应性再利用”（Alternative & Adaptive Reuse）。该提案并非大兴土木去推倒重建，而是巧妙地盘点并利用太平市区内大量闲置、破败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建筑物，将空间重新编排与转换功能。首先，他将深厚历史底蕴的公共与政府建筑，以古迹再利用的设计手法转化成为大学的行政枢纽。例如旧公共工程局（PWD/JKR）、旧税关（Customs Building），以及承载着许多历史记忆的旧政府宾馆（Rest House），设计成大学的行政大楼与核心办公区。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公共属性与庄重感，将其转化为大学的门面，不仅拯救了濒临荒废的古迹，更完美契合了大学厚重的学术氛围。其次，为了解决大批学生的住宿问题，妥善利用市区内老旧的办公大楼与面临淘汰的旧饭店，将这些商业建筑群改造为学生宿舍，不仅能解决住宿需求，同时能将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直接引入市中心。当夜幕降临，办公时间结束后的太平传统商业街将不再是一座死寂的空城，学生在市区的日常消费、文化聚会与夜间活动，将重新激活老城的“夜间经济”。整个提案中最有趣的空间策略，是传统店屋（Shophouse）的楼上空间，改造为小型、去中心的教室、研讨室与创客空间。太平拥有大量具有古迹价值的店屋，随着商业模式的变迁与老龄化，许多店屋的楼上空间长期处于闲置或半废弃状态。这个提案，大学管理层可以跟商店的屋主租用这些闲置空间，有别于新建筑的庞大费用，一些建筑可以在巧妙的设计规划下，以经济的方式达到可再利用的目标。这种新旧交融、跨越世代的空间体验，也有机会促成社区中的“知识转移”。学生可以从老一辈那里学习到在地的人文智慧与工匠精神，而老城居民也能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接触到新的科技与世界观。走出四方课室的自然生态学堂众所周知，太平不仅是一座人文之城，其周边更是马来半岛一处非常丰富的生态环境。这里拥有国内历史最悠久、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拉律山（Bukit Larut／原始森林）；十八丁（Kuala Sepetang）红树林保护区与渔村生态。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环境科学、海洋生物学、林业管理以及永续生态旅游等学科，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活体实验室”（Living Labs）。学生可以走出冷气房，直接在真实的自然生态中做学术考察与气候变迁研究。与此同时，太平也具备了将学术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产业支撑。位于太平市北区的甘文丁（Kamunting）工业区，是北马区重要的制造业、电子与轻工业基地。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中，“产、官、学”（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Triple-helix Model）的紧密结合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关键引擎。甘文丁工业区的存在，补足了这块拼图。它不仅可以为工程、商管、物流与科技领域的学生提供绝佳的实习与调研机会，大学所孕育的科研成果、年轻人才与创新思维，也能直接回馈给在地企业，协助传统工业进行技术升级与数码转型。综合以上所述，《全民大学》这一设计提案，不仅是一项充满诗意的建筑空间改造实验，更是一场深刻的城市社会经济重构。透过引入一所“无墙大学”，它在太平老城重新建立起“供需法则”（Demand and Supply）的健康经济循环。相关稿件：张集强／与河共生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3星期前

宋筱琪／胡志明市的巷子活力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胡志明市大量住宅属于狭长型的管屋结构，建筑面宽很窄，却不断向内部延伸。建筑彼此紧贴，在其间留下细小的通行空间。巷子因此并不是规划预设的产物，而是由居住方式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结构。文：宋筱琪（草稿特约编辑）在许多现代城市中，道路严格分为人行道与车道，商业与住宅也明确区隔，公共与私密界线清晰。然而在胡志明市，空间并非依靠硬性的规划维持秩序，而是依靠日常使用不断调整。秩序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每天的相遇与让步中逐渐形成。在这里，巷子并不只是城市中的缝隙，更像是一条无形的划分线。当人从主要街道转入巷子，空间的状态随之改变。车流的喧闹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声音。随着巷子变窄、光线变暗，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人的身体也不自觉地放慢节奏。摩托车、行人和摊位同时存在，声音、气味与温度在短短几步之间发生变化。油烟、咖啡香与机车声交织在一起，城市的尺度不再宏观，反而变得贴近身体。巷子──连接各种日常生活的场所巷子在这里并非单纯的通道，更像连接邻里的生活空间。它承载的不只是通行的功能，更是一整套日常行为的发生场所。有人在门前修理摩托车，零件与工具散落在地面；塑料椅与小摊沿着墙边展开，占据了原本属于道路的空间；孩子在巷子中奔跑玩耍，对车辆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行人与车辆之间沒有明确的界线，而是在不断的闪避与让行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的秩序。这些看似狭窄的巷子，却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因本地人熟练的驾驶方式，小至摩托车，大至小型巴士，各种尺度的交通工具都能在这里找到通行方式。这种秩序并不是由明确的规则维持，而是由日常经验逐渐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巷子并非偶然形成，它根植于历史与制度的缝隙中。胡志明市大量住宅属于狭长型的管屋结构，建筑面宽很窄，却不断向内部延伸。这种形态部分源于过去以临街面宽计算的房屋税制。为了减少负担，居民往往将建筑压缩在最小面宽之内，并向后加长，形成高而窄、纵深极长的空间。建筑彼此紧贴，在其间留下细小的通行空间。这些原本只用于服务与通行的缝隙，随着人口密度增加，逐渐转变为真正的生活场所。巷子因此并不是规划预设的产物，而是由居住方式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结构。这种空间使用方式也与气候密切相关。在胡志明市的热带环境中，室内往往比室外更闷热，而狭长住宅的通风条件有限，人们自然倾向停留在门前的阴影、屋檐下或骑楼空间。半室外空间成为最舒适的停留地点，也逐渐取代客厅成为真正的社交场所，日常生活因此从室内延伸到街道与巷子。当地居民常常坐在屋外谈笑风生，做生意反而成了次要的活动。摊位或许存在，但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理由，让人停下来，与邻居聊天、交流近况。塑料椅沿着巷子摆开，人们随意坐下，谈话可能持续很久，也可能只是短暂寒喧。巷子因此成为一种低门槛的公共客厅，空间的边界在不知不觉中消解，社交却自然发生。街道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未被固定定义的状态。路边摊每天出现又消失，塑料桌椅随时被摆出或收起；不同时间与天气条件下，街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空间的用途并非被严格划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改变、不断协商。模糊不清的灰空间藏着邻里间无限的互动在邻里之间，还存在大量介于公共与私密之间的灰色空间：门前的阶梯、屋檐下的阴影、半室外的平台、阳台与骑楼。这些地方既不完全属于个人，也并非彻底向公众开放。它们允许短暂停留、随意交谈，甚至被临时占用，却不需要正式的邀请。越南的日常空间正存在于一种允许被打扰的状态中，人与空间之间没有绝对界线，生活不断向外延伸。当人行走在这些巷子之间，身体尺度开始取代城市尺度。城市不再通过鸟瞰或平面图被理解，而是被一步一步地丈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筑之间的关系，都在行走、停留与回避之间感知。在巷子里可以穿梭自如的不仅是人，还有摩托车。它在这里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决定空间尺度的重要因素。相较汽车所需的道路宽度，摩托车使街道能够维持在较小的尺度，人们可以直接停在店铺门口，甚至进入巷子深处。商业活动因此不必集中在主干道，住宅区也能自然生成经济活动，巷子得以维持生活机能，而非沦为单纯的后巷。摩托车数量的庞大，也进一步影响了建筑内部的空间组织。一间小食店，楼上是用餐空间，楼下前半部作为点餐区，后半部则成为摩托车停泊处。商业、居住与交通在同一个体量中被重叠使用，空间并未被单一功能限定，而是被最大程度地利用。那些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空间，其实暗藏着符合当地生活方式的逻辑。城市的生命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道路或标志建筑之中，更多隐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巷子里。正是这些被不断使用、不断协商的日常空间，构成了胡志明最真实的样貌。相关稿件：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

4星期前

潘铃／当村再次出现──在厦门的空间观察

在厦门搭滴滴，即使司机紧盯导航，开错路的概率依然不低。偏差往往发生在通往高架与主干道的分岔口：一旦选错，便要绕行许久，才能回到原先的路径。这种“误入”并不罕见，它几乎成为大城市运行的一部分：路径被不断优化，也不断变得复杂；效率被极致追求，同时也制造了新的迷失。而在这些高架与快速路之间，城市的另一种结构悄然存在。文：潘铃（草稿特约编辑） “村”，原本指向聚居的形态，既是地理单元，也是社会组织。它带着密集的人际关系、共享的生活节奏，也常被附会以粗朴与未经修饰的气质。城市，某种意义上，是村的延伸与放大：从聚落到系统，从熟人社会到匿名网络。当城市发展到高度精密的阶段，“村”反而开始被重新想像。它不再只是被替代的过去，而逐渐成为一种被召唤的状态：更贴近人、更具温度、更允许不完美的存在。人为嵌入的退化村在一座老旧商场内部，我遇见了一个被称为“退化村”的空间。入口不算显眼，褪色的招牌与粗糙的灰色墙面上，贴满了大幅紫色与橙色的告示，像某种临时的指引，也像刻意为之的视觉噪音。顺着这些线索走入深处，空间突然发生了转换：仿佛从一条商业动线，滑入另一个层次的世界。它寄居在商场的室内空间和空中花园之中。向外望去，是辽阔的大海和对岸的建筑；而当视线收回，眼前却是一片被植栽过滤过的光线。白天的光柔和、流动，被叶片分解成细碎的层次。混凝土、铁件与碎石构成了空间的基底，未经修饰的表面显露出材料本身的质地与温度变化：金属与石材都在呼吸。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并非粗糙，而是一种刻意的退让。建筑不再试图成为焦点。统一的混凝土灯饰、极简的钢制家具、随意张贴的海报与纸张，都在降低自身的存在感，让空间成为承载个体差异的容器。小店、展览、即兴的活动与聚集的人，才是真正被凸显的部分。夜晚降临时，暖黄色的灯光与松散的音乐填满空间。人群并不拥挤，却持续流动。这里的“村”，并非自然生长，而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生活提案：一种关于如何在城市中重新组织日常的尝试。类似的策略，也出现在其他商业空间之中。通过“借景”，原本封闭的商场空间被重新编排：既有结构被保留，新的“村落”嵌入其中。它们不追求彻底更新，而是在既有系统中插入另一套节奏，使人短暂脱离城市的标准经验。这种“造景”的本质，或许并不在于复制村庄，而在于制造一种感知上的偏移，让人意识到，城市并非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历史嵌入的集美学村如果说这些被嵌入的空间是一种“被构造的村”，那么位于集美学村的街区，则呈现出另一种更接近历史延续的形态。学村因教育而兴起，如今同时承载学生与旅人的双重需求。古厝与新式店铺交织，街道宽窄不一，转角频繁，路径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与高架道路的精确导向不同，这里的移动更依赖步行与直觉。空间的尺度明显收缩。低层建筑与密集街巷，使人重新回到以身体为单位的移动方式。商业虽已进入，但并未完全覆盖原有结构：在热闹的店铺之间，仍然保留着安静的巷弄，被居住者视为日常的延续，而非展示的对象。老店与新店并置，不同时间层次在同一条街上发生叠合。这里的“村”，并非被重新定义，而是在持续使用中缓慢调整自身。城市里的村在这些经验之间，一种关于“村”的轮廓逐渐浮现。它不再单指地理上的聚落，而更像是一种空间关系：较小的尺度、可被感知的边界、人与人之间尚未被完全抽离的联系。它可以被设计、被复制，也可以在时间中自然延续；可以依附于商业系统，也可以嵌入教育与居住结构。城市并没有抛弃村，而是以不同方式重新容纳它。而这种容纳，往往伴随着转译与变形。当“村”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体验，它是否仍然保有原本的社会结构？当它被嵌入城市系统之中，其边界与自治性又如何被重新定义？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街巷，是因为适应了新的逻辑，还是仅仅被暂时搁置？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趟行走，让我重新思考“村”的意义与演化。它曾经是人们离开的地方，是被视为需要更新的起点；而当人群进入更大规模的系统之后，却开始重新寻找某种更贴近个体经验的空间。城市因人而运作，而“村”则因人而聚集。或许，“村”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不断改变位置：有时在地图上被抹去，有时在建筑内部重建，有时则藏在街道的转角与尚未完全规划的缝隙之中。在这些缝隙里，人得以重新确认自身与空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流动中的一个节点，而是作为能够停留、交谈、被记住的存在。而这，也许正是“城市里的村”之所以反复出现的原因。相关稿件：潘铃／当不再执著效率随心建立金门的空间与生活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1月前

张集强／与河共生

面对气候变迁加剧以及频发的闪电水灾，传统建立在“防御与隔离”之上的硬性治水与空间规划模式已遭遇瓶颈。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官思琪在其设计论文《河流都市主义：与河共生》（River Urbanism: Living with the River）中，为巴生河的永续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潜力的空间重构框架。文：张集强在吉隆坡的都市发展进程中，巴生河的角色经历了很大的结构性变化，随着陆路交通网络的扩张以及现代化公共卫生的建立，巴生河从昔日肩负运输与生活机能的“核心廊道”，退化为城市的“背面”。当前的都市规划往往依赖严格的地块划分（Zoning）与物理边界，导致河流保留地沦为三不管的隔离地带，而高耸的混凝土防洪堤则彻底切断了人与水体的空间连结。尽管近年来“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计划试图透过景观美化来活化河岸，但其干预多停留在表层的视觉修饰，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与河流之间的空间割裂问题。从“硬”转“软”──共生的真谛？此外，面对气候变迁加剧以及频发的闪电水灾，传统建立在“防御与隔离”之上的硬性治水与空间规划模式已遭遇瓶颈。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官思琪在其设计论文《河流都市主义：与河共生》（River Urbanism: Living with the River）中，为巴生河的永续发展提出了一个具潜力的空间重构框架。该研究直接挑战了传统都市规划中对于“地块与边界”的刻板定义，提倡以“消除边界”（Eliminated Boundaries）的设计策略，重新缝合被切断的都市肌理。 “河流都市主义”的核心论述，在于将城市与河流视为一个共生的生态系统，而非两个相互排斥的实体。在空间与生态策略上，该提案主张将巴生河沿岸僵硬的“硬性边界”转化为“软性、具渗透性的边界”。这意味着在建筑与水体之间，必须建立具有缓冲与适应能力的过渡空间。透过引入阶梯式滞洪区以及重建河畔植被，不仅能为河流在雨季提供必要的溢流空间以缓解洪峰，更能透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过滤作用来净化地表径流，实质修复河流的微生态系统，让基础设施具备生态复育的功能。跨越物理边界的媒介在建筑型态的探讨上，该论文提出以“建筑复合体”（Architectural Hybrids）作为跨越物理边界的媒介。传统的隆市建筑往往背水而建，将河流视为排污沟；而《河流都市主义》则倡导建筑量体应主动向河岸延伸，利用建筑作为桥梁（using architecture as a bridge）来重新连结自然与人造环境。透过空间交叠（overlapping spaces）与弹性的动线设计，形成与河流交汇的公共场域。这种设计手法不仅打破了土地产权的刚性界线，也将原本封闭的社区网络重新导向水岸，使河流再次成为串联周边社区的社会枢纽。总结而言，巴生河的永续发展不应仅局限于水利工程的升级，而必须是一场深度的都市形态转型。《河流都市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环境反思的契机：吉隆坡的都市规划必须摒弃以车辆和僵化地块为主导的扩张模式，转而拥抱一种整合自然生态的弹性设计。透过空间边界的消解与生态机能的植入，巴生河方能从城市规划的“剩余空间”，转化为推动隆市气候韧性与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基础设施。相关稿件：张集强／创生型住宅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2月前

潘铃／当不再执著效率随心建立金门的空间与生活

在金门的古厝聚落里，迷路并不完全是方向感的问题，而是空间本身的逻辑不同。这些聚落并不是以车辆为优先规划的。文：潘铃（草稿特约编辑）在金门古宁头的古厝聚落开车，很大概率开着开着就迷路。导航显示前方有路，但车子开进去才发现，那其实不是一条可通行的道路。房子前面往往有一块空地，像院子，又像缓冲区，空地之外才是路。这些房子彼此并排，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街道边界，路的宽度忽大忽小，看起来可通过的地方，实际上却无法让车辆回转。导航在这里失准，车子也只能凭感觉前进；外来的小偷，很可能会被困在这里，找不到出口。不为通行而设计的聚落奇怪的是，这种迷路并不让人焦躁。每一次转弯，都可能通往一栋古厝、一座庙宇前的空地、一间不起眼的小吃店，或一座带着历史痕迹的洋房。有的墙面还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孔，一旁立着石碑，记录着这栋建筑在战争中的经历；路旁偶尔也可见从前的水井、战乱时代留下的防空洞入口与告示牌；那些本该被标示为“景点”的元素，在这里只是日常的一部分。在金门的古厝聚落里，迷路并不完全是方向感的问题，而是空间本身的逻辑不同。这些聚落并不是以车辆为优先规划的。房子前方的空地，既不是私人庭院，也不是公共的街道，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空间。居民可在此停放交通工具、摆放桌椅或秋千、种植花草，但它并不构成清晰的交通界线。道路因此变得不规则，宽窄不一。细节所指向的建筑几乎每家古厝都有贴近地面的石仔脚，厚重而粗糙。墙上开着带缝隙的石窗（称扁窗，或直棂窗），内侧再加上一层可推拉的木窗。与厚重的石墙和单一色调的砖墙形成对比，大门两旁以及两侧的墙面，在腰身以上的位置（即是连对堵和对看堵），常见雕刻或印花磁砖的装饰，每一家都不相同。再往上看，板瓦、瓦当、滴水和筒瓦层层堆叠。光是在一栋古厝前看这些细部，就可以停留很久。往侧面走，女儿墙上的雕刻、翘脊、脊塞和背坠，会让人换一个角度再看一次。连屋顶的排水口，也会雕塑成鲤鱼的形状。雨水从鱼口流出，不只是排放，而是被看见。这些细节并不只是装饰，各自指向不同的意义。在这里生活在这样的聚落里，人的活动方式与节奏也随之改变。早上的市场、市区的超市和聚落里的柑仔店供应着食材和生活必需品；也有人在房子附近的空地种菜，最普遍的有高丽菜、芋头、辣椒。仔细一闻，空气中会有桂花的味道。早上的街道旁，常常可以看到老人坐着聊天；只要对他们报以一个微笑，往往就会被拉进一段对话。我在古厝聚落闲逛时，遇见一位在金门生活的韩国人。他说自己有时候会花一个早上，在民宿前的空地观察鸟儿喝水，还架起摄影机记录它们停留的画面。在聚落醒来，是各种鸟的声音。它们落在湖边、树上、屋顶或电线上，时而停着，时而飞起。看着它们来来去去，或者盯着一个建筑的细节，也许就这样过了一整个早上。谁能留下来但在这样的地方，留下来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在金门遇到的人，多半都有各自的安排。有的人长年在台北工作，一年只回来一段时间，为了照顾家人；也有人选择留下来生活；也有一些店铺，看起来已经没有再营业，据说是在疫情期间撑不下去而关闭。我住的民宿主人赖姊，自20年前踏上金门后，便没有离开。她辞去在台北的工作，在这里生活，一边经营民宿，一边慢慢整理这栋老房子、打理院子里的植物，也处理日常的琐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特别，但需要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才会发生。我遇到的一位当地人，一边打理民宿，一边做导览、经营自媒体，也在电视台工作，让更多人认识金门。留下来，并不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地方，而是愿意接受这里的生活方式：时间比较慢，机会比较少，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建立。能够留下来的人，往往不是找到一种现成的生活，而是愿意在条件还不完整的情况下，把生活慢慢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一点，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其实依赖着一套被预设好的秩序：道路要清楚、功能要分明、时间要被安排。但在这里，这些条件并没有被完整建立。人可以停下来，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而这些行为并不显得突兀。当一个地方不以效率为前提，我们往往不是觉得它太慢，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在里面生活，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只会在被设计好的世界里生活。相关稿件：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2月前

筱祺／摸鱼咖啡馆小空间，大可能

这家咖啡馆没有醒目的招牌，也不刻意制造所谓的打卡感。若不是特地寻找，很容易从楼下经过而不自知。文：筱祺（草稿特约编辑）在OUG花园一排普通的店屋之中，这间名为“摸鱼”的咖啡馆隐藏在二楼。它没有醒目的招牌，也不刻意制造所谓的打卡感。若不是特地寻找，很容易从楼下经过而不自知。正是这种低调，让进入这家咖啡馆的过程带有一种探索的意味。从街道的喧闹爬上一段略显狭窄的楼梯，城市的节奏逐渐被隔离，声音慢慢变轻，人也在无形中放慢脚步。推开门时，访客便从街道进入到一个更松弛、更像客厅的场所。在许多城市的咖啡馆设计中，室内空间往往被高度包装：统一的材料、精确规划的动线、刻意营造的视觉风格。但从建筑角度来看，这个咖啡馆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复杂的设计语言，而在于一种克制的介入方式。原有的硬装几乎被完整保留下来，地面仍是普通的家用地砖，没有被新的材料覆盖，也没有刻意翻新。那些细小的磨损与颜色变化都被自然保留，原本属于旧店屋的生活痕迹并没有被商业空间抹平，反而成为空间气质的一部分。装修时唯一明显的介入，是在两片墙体上各开了一个正方形的洞，让不同空间之间产生视觉与空气的连通。这种介入简单直接，却改变了空间的感知方式。原本被墙体分隔的房间，通过洞口建立起彼此的关系，访客坐在一个角落时，视线仍可以延伸到另一处空间。光线与声音也因此在空间中流动，让整体环境显得更加通透。这样的处理既没有大规模拆改结构，也避免了传统商业室内设计常见的完整包装，使空间保持一种略微未完成的状态，而这种未完成感也让空间拥有继续变化的可能。从场景设计到空间经营与负责人Fish聊天时才知道，她过去曾从事场景设计（set design），参与过不少电影与广告的拍摄。后来因为想转换人生节奏，她离开原本的行业，投入经营咖啡馆，也把自己熟悉的空间调和与摆设能力带进这间店里。因此，这个空间的个性更多来自家具与物件的选择，而不是建筑本身。店内的摆设并非统一采购的商业家具，许多物件都来自她过去工作仓库里保存下来的道具，经由重新筛选与组合后被放进空间。这样的布置方式更接近舞台布景的逻辑：通过物件之间的关系与摆放来形成场景。不同年代与风格的桌椅被重新组织在一起：有带着岁月痕迹的塑料绳椅、简单的长形木桌，还有随意摆放的露营椅。它们并没有刻意追求统一风格，却在这种不完全一致中形成一种轻松而自然的秩序。这样的空间看起来更像一个被慢慢填满的客厅，而不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商业空间。负责人说，她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空间，所以有空时也会重新调整室内布局，才不显得沉闷。桌椅之间的距离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角落甚至显得有些随意，但正是这种不那么严谨的布局，让人在其中能够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咖啡馆不再要求访客保持某种消费姿态，而更像是在邀请人暂时停下来。开放原属于个人领域的工作空间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原本属于私人工作空间的元素被直接搬到了公共区域。负责人把自己平时使用的工作桌也放在外面，与顾客共享同一个环境。她有时会在桌子上处理自己的事情，而顾客则在旁边喝咖啡或聊天。这样的安排模糊了“店主”和“顾客”之间的界线：空间不再是严格的服务关系，而更像是一个共同使用的房间。这种开放性也体现在空间的使用方式上。书架上放着可以交换的书籍、朋友留下的手作作品，以及顾客写下的寄语。负责人说，这些并不是她主动发起的活动，而是朋友和常客慢慢带来的想法，而她所做的，只是为这些行为留出空间。于是，这些元素并没有变成刻意策划的文化活动，而是像生活的一部分逐渐累积。这个咖啡馆就如其名“摸鱼”予人一种松弛不做作的感觉。它可以是咖啡馆，也可以是办公室、共享空间，甚至偶尔成为小型音乐会或创作表演的场地。这里不时会举办名为“音频人”的活动，把喜欢唱歌的朋友聚在一起，不唱当下流行的歌曲。届时，原本安静的二楼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表演空间：有人坐在桌旁，有人靠在墙边，还有人窝在露营椅上听歌。音乐在空间中缓慢扩散，既不会过于正式，也不会完全散开，形成一种介于客厅与小型剧场之间的氛围。在城市密集而标准化的商业空间之中，这样的地方显得格外小众。许多咖啡馆试图通过强烈的设计风格建立识别度，而这里却选择了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尽量减少设计，让生活慢慢填满空间。没有复杂的建筑语言，也没有繁华的设计概念，却通过最简单的方式重新理解店屋的二楼：不再只是被忽略的附属楼层，而是一个被重新激活的场所。这里没有严格规定的营业时间，也没有明确要求空间应该如何使用。在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摸鱼”所展现的，其实是一种微小却真实的建筑潜力：空间不一定要被设计得很完整，它也可以被慢慢生活出来。相关稿件：张国强／建筑学进化论建筑系毕业生的新出路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

2月前

张集强／创生型住宅

人民组屋（Program Perumahan Rakyat，简称PPR）往往被贴上刻板的标签：拥挤的居住环境、失序的公共空间、社会问题的温床。面临设施老化的问题，在维护方面，都是依赖政府的拨款来“修修补补”，除了向政府持续索取维护经费，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这些公共住宅“自给自足”？文：张集强在马来西亚城市版图中，人民组屋（Program Perumahan Rakyat，简称PPR）往往被贴上刻板的标签：拥挤的居住环境、失序的公共空间、社会问题的温床。在都市其他新式的公寓逐渐出现，形成新的都市面貌时，这些旧式组屋已经沦为都市景观格格不入的边缘地带。这些在早年为低收入群体设计的公共住宅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吉隆坡，独立时代兴建的公共住宅包括美都（Suleiman Court）、拉萨敏申（Razak Mansion）、蒂蒂旺莎十七楼（Pekeliling Flats）已经被拆除，变成新式商场或公寓，而在1970年代的人民组屋，许多已经面临设施老化的问题，在维护方面，都是依赖政府的拨款来“修修补补”，长时间以来的费用相当可观。除了向政府持续索取维护经费，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这些公共住宅“自给自足”？构想化消费型为生产型的绿色建筑在冠病疫情期间，当大家在担忧粮食供应的问题时，UCSI大学建筑硕士生苏嘉欣在其设计论文《食物未来城》（Food-Ture City）的设计提案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未来公共住宅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将传统“消费型”的城市组屋，转型为“生产型”的绿色建筑。她以孟沙（Bangsar）斯里彭亨组屋（Sri Pahang Flat）为例，提出“PPR 2.0”的新式创生型住宅概念，在设计提案中，以组屋的闲置公间，包括阳台、屋顶以及停车场等，转化为可生产粮食的空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整个设计提案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微观空间改造可行性，以及宏观社会经济重构的理论推演的基础上。首先在空间布局上，设计者打破了传统组屋封闭且死板的长廊式布局。透过调整建筑量体的座向，让立面迎向东西向的日照，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室内采光与自然通风，更是为建筑内的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日照条件。同时，提案中降低了部分原有建筑的楼层高度，让自然光与微风得以穿透建筑群，彻底洗刷了传统组屋阴暗压抑的居住体验。重新定义“空间效率” 这项设计最核心的亮点，在于对“空间效率”的重新定义。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低成本房屋往往追求极致的居住密度。然而，《食物未来城》反其道而行，采用了紧凑的模组化量体，并刻意将建筑群拆解为数个小型的社区聚落。在每个聚落中，设计者保留了高达30%的空间作为“农业挑空区”（Farming Voids）与“食品生产挑空区”（Food Production Voids），其余70%则作为主要的实用空间。住户的私人阳台不再只是晾晒衣物的角落，而是直接连接至这些公共农业区与屋顶水产养殖场的过渡通道。这种设计巧妙地将原本孤立的居住单元，缝合成一个充满互动的生产社区。《食物未来城》并非只是简单的“在阳台种菜”的空间改造，它的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自给自足的微型经济循环系统。在这个被称为“信任之桥”（The Bridge of Trust）的社区理念下，低收入住户不再只是被动的城市边缘人，而是城市食物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设计提案为居民量身打造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屋顶的水产养殖员、在“食品生产区”公共厨房里制作农副产品的加工者、穿梭在农业楼层的种植者、负责在底层（LG）与地下室（B1）市集分发与零售的摊商，以及在B2处理堆肥与物流配送的工人。这套完整的“食物操作循环系统”（Food Operative Cycle），不仅能有效创造收入，更打破了阶级隔阂，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微型商业与社会模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新的经济模式在营建技术与永续性方面，该提案也展现了务实的考量。为了符合公共房屋的低成本预算，设计大量采用工业化建筑系统（IBS）与预铸干墙面板。这不仅能缩短11%至15%的工期，还能降低约10%的建造成本。此外，建筑立面上的“农业墙”成为了绝佳的遮阳系统；而高达45%的绿化与农业景观覆盖率，更让这栋建筑有能力挑战严格的绿色建筑指标（GBI）银级认证。总结而言，《食物未来城》的设计提案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设计学探讨，它甚至能为一个都市社会贫富差距的结构性问题提出缓解的方案。经过慎密的设计规划、巧妙的空间编排与经济模式的植入，这篇设计论文向我们产示了即使是被视为廉价人民组屋，也能转化为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绿色节点。这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经济赋权的尝试，更是为吉隆坡未来的粮食安全与城市韧性，种下了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当组屋不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生产力与社会凝聚力的发源地时，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公平与正义。相关稿件：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张集强／城市再生张集强／独立时代的人民组屋

3月前

张国强／建筑学进化论建筑系毕业生的新出路

建筑学科如今不断地演变改革，以让年轻一辈不论从心智和能力上都有应对的能力。文：张国强（草稿策划编辑）近年来，全球各国面临房地产萎缩及出生率低靡的情况日益严重，大学院校建筑系专业已不再是过去亚洲在疫情前迅速发展时期最炙手可热、大家最向往就读的专业。建筑院校栽培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市场都需要直面挑战，面对公司非常不稳定的发展状态。毕竟建筑系这门学科培养出建筑师进入面对社会服务的建筑事务所是受当下政治、商业趋势及科技创新所影响。为了发挥与市场竞争的最大效益，许多建筑事务所开始合并、裁员，或者开始转型，以期在这不稳定且竞争的世界里，找到仍然能以建筑学知识提供世人更多价值的一条路。所以建筑学科也在不断的演变改革，以让年轻一辈不论从心智和能力上都有应对的能力。以下列出当今建筑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不进入传统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情况之下，究竟会到什么相关新兴行业或领域延续自己的理想，而且该工作性质是非常符合当今建筑教育思潮所培养的实践能力以及倡导的希望──让社会更美好的精神价值。（1）资讯工艺界面及体验设计一般资讯工程领域所谈论的UI（用户界面）及UX（用户体验）需要完成这些工作所具备的技能，正是建筑学科常常探讨“以人为本”也要达到赏心悦目，来达到实用和美学相结合的思维。比如要制作好一款APP应用软件，作为UI及UX设计师必须从图形、颜色、字体、大小、路径、主次前后关系都和建筑师要设计一栋房子、规划一个园区所需要具备的空间和场景营造能力不谋而合。加上一般此类工作起薪高，且完成反馈及成就感比建筑快，致使许多建筑毕业生趋之若鹜。（2）自媒体内容生产者受过建筑教育的学生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表达方式，往往有别于其他科系的人，会更有策略性及前瞻性，就如同做一栋房子般的前期调研工作，我们总要学习总结及提炼大家看不到的精彩之处，然后定位放大，成为一个设计思想的特点。而这种能力其实对于做自媒体非常加分，我们可以更快速地让读者明白你所表达或发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从未未发现的地方或观点。中国建筑及艺术美学科普媒体《何老师在发呆》，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诗涵所经营的《Human Edition》在居住地浮罗交怡岛及不同城市穿梭所持续不断产出的短视频内容，都让人非常期待。（3）庆典活动策划人大量冷冰冰资讯媒体时时刻刻接触我们的生活会催生出更多热闹激情、活生生庆典的产生，来唤醒我们回到人群。建筑学教育所学习到的多视角思考以及空间连贯的概念论述是一个好的庆典活动策展人所需要具备的。加上工地必须协调各方及统领各单位完成一件事的思维训练，与策划庆典活动的思维是相似的，差别只在于建筑呈现的是更长时间的空间存在，庆典是短时间的场景搭造连接人群，但两者都不能否认的，都是要营造让人们身心灵有一个更美好的向往所在，例如全球知名的知识分享大会TEDx以及起源于东京后传播世界的PechaKucha演说大会都是由建筑师创办。（4）地方创生工作者城市的竞争加上追求精致而产生内耗心理的“卷”文化，其实让许多年轻的建筑学青年回到故乡或其他二线城镇，投入一门地方产业与在地群众一起改变地方的未来。对许多理想的建筑系毕业生，寻找确确实实的人生目的，比盲目在城市里追逐金钱来得更有意义。他们更希望在小城或乡镇有对于建筑对于社会的实践及探索。举个例子，拥有建筑学背景的林书豪，带领星滨山地方团队在台湾基隆这座港口城市的各种社会实践，就为地方带来许多新活力和无限的想像。虽然全世界的建筑学教育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培育更多建筑人才，确保每一栋建筑物的空间动线及外观气质，能让群众安全及健康；但我们也要思考，我们需要更多不同以往的多元场景的出现，让整个社会有动力可以创造出让我们可以有不断锐变成长的勇气。如今，建筑学需要不断进化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出图和管控能力，那么当代建筑师究竟需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个进化不会失控，并往更好的未来迈进？答案是，要活得更通透自在。反着高效速度和精确数据走，我们要更多学习与人的沟通，要更多学习欣赏各种各样由人借着地球创造的美丽事物，那么我们才能达到建筑师进化的目的，找到让社会在科技不断进步下仍保有人性及主动搭建社群的温暖。相关稿件：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

3月前

张集强／废墟中的诗意

非体量化临时建筑的核心精神，不在于单纯地利用某一块废地，而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城市的活力非来自于冰冷的混凝土容积，而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文：张集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吉隆坡是一座在此消彼长中挣扎的城市。穿梭在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之间，很多人都会注意到在市中心那些自1990年代金融风暴以来便屹立未倒的“城市伤疤”——那些停工数十年、钢筋裸露的烂尾楼。其中，位于市中心心脏地带的人民广场（Plaza Rakyat），无疑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遗憾。它不仅占据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吞噬了原本属于这个社区的活力与记忆。在传统的推倒重建或无限期等待复工的二元选项之外，UCSI大学建筑硕士李谛铭在他的毕业设计论文提出一种被称为“非量化临时建筑”（Un-volumetric Temporary Architecture，简称UTA）的设计概念，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道困扰吉隆坡二十余年的死结。在荒废巨坑上建“临时”构筑物吉隆坡市中心的危机不仅仅在于建筑实体的衰败，更在于“社会断层”的日益严重。随着中产阶级和原本的在地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而迁往郊区，市中心逐渐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中转站。当夜幕降临，办公楼人去楼空，留下的往往是流动的短暂人口。这种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原本属于吉隆坡的传统行业与邻里社交活动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单一化的外劳商业生态，或是那些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建、却缺乏社区灵魂的现代化购物商场。原本作为市民公共生活载体的开放空间，正在逐渐丧失其促进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的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UTA提出了一种反直觉的解决方案：既然永久的复兴遥遥无期，何不拥抱“临时”的力量？该设计并不追求建造宏伟的永久性地标，而是利用建筑工地上最常见的元素──鹰架与模组组件，介入像人民广场这样的未完成工地。想像一下，在那个已经建好7层地下室却荒废已久的巨大坑洞之上，通过轻量化、可移动的构筑物，搭建起图书馆、展览厅、教学空间甚至是社区市集。这些“非体量化”的介入，打破了建筑必须沉重、固定的刻板印象，以一种灵活的姿态，重新缝合了断裂的城市肌理。既是物理空间修复也是社会关系修复这一概念最精妙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种开发商与社区共赢的商业模式。对于烂尾楼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这些闲置空间不仅没有产生价值，反而需要投入维护成本。UTA方案通过模组的类型学目录，允许开发商在专案停摆期间，将场地转化为能够产生租金收益或品牌价值的场所；对于因仕绅化（Gentrification）而逐渐失去立足之地的当地社区而言，提供了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社交与商业空间。这不仅是空间的物理修复，更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让那些早已搬离的“老吉隆坡”有理由重新回到市中心，与新旧社群产生对话。以人民广场为例，其庞大的地下结构和部分上层建筑，完全可以承载这种模组的寄生与再生。设计者利用工地现有的建材赋予废墟新的功能，这种做法既环保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暗示着即便在最绝望的停滞中，也能生长出最活跃的生命力。这些临时的构造物，不仅是展览或市集的载体，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们在城市发展的“暂停键”上，重新按下了“播放键”，虽然播放的可能不是原本规划的宏大乐章，却是一首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小调。城市公共空间的真谛是…… 归根结底，非体量化临时建筑的核心精神，不在于单纯地利用某一块废地，而在于重新审视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城市的活力非来自于冰冷的混凝土容积，而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如果UTA能够成功落地，它将不仅仅是对人民广场的救赎，更是对吉隆坡现有僵化建成环境的一种补充与修正。它试图在过度商业化与城市废墟之间，开辟出第三条路径，通过短暂的介入，唤醒长久的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临时”的勇气。它不承诺永恒，但重视当下。对于渴望重拾活力的吉隆坡而言，这无疑是一剂值得尝试的良方。（本设计案为UCSI大学建筑硕士设计论文，非真实案例。）相关稿件：张集强／城市再生张集强／甘榜峇鲁的前路张集强／独立时代的人民组屋

4月前

傅元姿／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光影交错中打造呼吸空间

当植物进入建筑时，最先被改变的不是空间形式，而是光线的状态。文：傅元姿（草稿特约编辑）在城市环境中，建筑往往被赋予高度明确的目标。效率、功能、流线与面积成为设计过程中反复被强调的要素。空间被明确划分，动线被简化为最直接的路径，使用与离开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停顿。在这样的结构逻辑之中，建筑更多被视为一种承载行为的工具而非可以被感受的环境。正是在这种高度理性与功能导向的城市建筑中，植物的存在显得格外安静，却往往能够深刻地改变人对空间的感受方式。它们不以结构性的姿态出现，也不主导动线或使用功能，却通过持续而缓慢的方式，影响光线、气候与人的行为节奏。光线，时间与空间感知当植物进入建筑时，最先被改变的不是空间形式，而是光线的状态。阳光在穿过叶片之后被削弱、分散，原本直接而强烈的照射变得柔和。光影在地面与墙面上缓慢的移动，随着时间与气候的变化不断重组，空间因此而获得时间感，不再只是一个静止的容器，而是会呼吸会发生变化的环境。在吉隆坡的The LINC KL中，种由植物引导的空间体验被清楚地感知。建筑并未将中庭完全留空，而是让大量植物自然生长，与上方的采光口共同构成建筑的空间核心。阳光在进入室内之前已被植物过滤，空气也因此显得较为柔和。与传统商业建筑追求明亮、通透、可视性的中庭不同，这里的空间并不急于被一眼看尽。植物遮挡了部分视线，也延缓了人们的行走速度。人们在穿行其中时，往往会自然放慢脚步，抬头观察光影的变化，或在植栽边缘短暂停留。这种介于室内与室外之间的状态，使建筑不再只是消费行为的场所，而成为可以被体验的空间。停留的生成，而非被设计这种体验并非来自宏大的尺度或夸张的设计手法，而是由植物、光线与空间关系的共同作用所形成。植物在此并未被赋予象征的意义，而是以一种几乎“理所当然”的方式存在于建筑之中。正是这种由植物所带来的缓冲，使原本以通行为主的空间获得了停留的可能。人们在此等候、交谈，或只是短暂地停下脚步。植物并未明确引导行为，却悄然改变了空间的使用方式。建筑仍然履行着商业与公共功能，却不再显得急促或压迫。相较之下，当植物仅是装饰用途时，空间往往难以产生这样的关系。被隔离、被围起，或仅服务于视觉效果的绿植，只完成了“被看见”的角色，却未真正参与建筑的日常。它们存在于空间中，却与人的行为保持距离，这类植物往往是静态的，缺乏变化，也难以影响人的行为。不必强调而自然存在的绿色姿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可以在槟城的Hin Bus Depot中观察到。由旧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公共空间，并未刻意追求整齐或精致，植物生长在空地、建筑边缘与过渡空间之中，与市集，展览和日常活动共同生存。这里的绿植并不规整，却与人的使用保持直接而真实的关系。人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在建筑投下的阴影中活动，或在植物旁短暂停留。植物在此并非被视为景观元素，而是一种与建筑并行存在的环境条件。在这样的空间中，建筑的界线被自然地模糊。室内与室外不再被明确区分，而是通过植物、阴影与开放空间逐渐过渡。空间的使用方式因此呈现出高度的弹性，不同活动可以在同一场所不断发生与重叠。植物在这里并非为了营造视觉焦点，而是持续影响着空间的氛围与人的行为方式。这两个案例呈现了不同尺度与性质的建筑环境，却共同指向一种关系：当植物被视为建筑的一部分，而非后期添加的元素时，空间便不再只围绕功能运作。植物与结构、光线与动线共同作用，使建筑从“被使用的对象”转变为“可以被感知的环境”。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未必会意识到设计背后的意图，却会记住空间所带来的状态。是否愿意停留，是否感觉到舒适，是否觉得时间变得缓慢。这些感受并不张扬却在反复的使用中持续发生。建筑与绿植之间的关系，或许正体现在这些细微而重复的体验之中。它不需要被强调，也不必被标榜为“绿色建筑”或“生态设计”，却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静静调节着人与空间之间的距离。相关稿件：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史对话草稿筑迹／一座小城里的时间容器──芙蓉泰和堂民俗文化馆

4月前

黄碘惟／台湾新竹新州屋新旧共存以鲜活姿态与历

真正的活化，不是要让老建筑生硬地回到过去的某一天，而是要让它带着厚重的历史，轻盈地走进现代日常生活的系统。文：黄碘惟（草稿策划编辑）在新竹老城区的街角，我们常看到历史与现代的剧烈撕裂：高涨的租金驱逐了在地的小吃与古迹，不均的区域发展让曾经沸腾的商圈逐渐失温，不少承载着城市记忆的老建筑被闲置。面对这些被时代“遗落”的空间，我们往往面临一道人生选择题：是让它像古董一样被封存、被隔离，直到人们的感情随风淡去？还是拆掉它，盖起一座毫无灵魂的新楼？真正的活化，不是要让老建筑生硬地回到过去的某一天，而是要让它带着厚重的历史，轻盈地走进现代日常生活的系统。老建筑可以是创造交流的空间──它可以是书店、是工作坊、是文创基地，更可以是连接老一辈记忆与年轻人想像的枢纽。在新与旧之间，现代的设施与技术能提升安全性与舒适感，而旧有的结构与灵魂则赋予了空间无可取代的品牌形象。这是一种顺应，而非对抗；是现代管理模式与原有空间的温柔握手。新州屋的前世：昭和时代的摩登风华提到新竹的繁荣，绕不开坐落于东门市场前的那栋四层建筑——新州屋。回溯到昭和九年（1934年），当第一代创办人戴吴狮将他在日本考察时深受触动的“过渡时期混合式建筑”特色带回台湾时，新州屋便注定成为新竹的时尚先锋。由其子戴吴传亲自设计外观，并在在地工班的精湛协作下，完成了这座结合了现代主义与折衷主义风格的杰作。在那个年代，它是“时髦”的代名词。作为新竹第一间百货公司，主打日本舶来品，引爆了东前街的消费热潮。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新州屋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作品。在布局与结构上，它是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构造，内部分工明确——下两层是琳琅满目的百货柜位，上两层则是戴家的私密住宅，实现了“前店后住”的完美融合。建筑外观由不同形式的窗户构成，搭配当时大行其道的沟面砖与栏杆装饰，屋檐下的绳纹设计更是画龙点睛，彰显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趣味。后来，第二代屋主韦泂沂以“昇龙百货”之名，接过了售卖专柜化妆品与高级西装的接力棒。即便在百货业务谢幕后，它依然以租赁给丽婴房的形式，守护着这块商业重地，直至2019年，它遇到了第三位主人──鸿梅文创的陈添顺先生。走进现代：从百货柜台到城市客厅当陈添顺开启“或者书店”为起点的老屋创生计划时，新州屋也迎来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如果说过去的新州屋是消费主义的殿堂，那么现代的新州屋则被重新定位为“新竹的城市客厅”。这种活化不追求高收益的压迫感，而是追求“被需要”的获得感。接手后，“或者”团队精准地选择了“料理”作为沟通媒介——毕竟，食物是打破代沟、连接风土最快的方式。这场“走进现代”的旅程，是由两支顶尖团队合力完成的。“雄本老屋”以考据式的匠心负责修缮，一砖一瓦地复刻出昭和时代的摩登韵味；而“硬是设计”则负责商用空间的创新，将现代功能巧妙地植入老旧的骨架之中。这种活化，让新州屋不再是一具空壳，而是一个拥有呼吸、拥有酒香与酱香的活态空间。推开新州屋的大门，你会发现历史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姿态在与你对话。 ●一楼：新州选品——风土的味觉入口这里不再售卖当年的日本舶来品，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在地的酒水与酱料。这是对台湾土地的致敬。而当新竹名店MANO MANO进驻后，便为新州屋量身打造了“酒酱风”限定门店。 ●二楼：餐酒馆——跨时代的对望拾级而上，二楼是平日里享受咖啡与佳肴的去处。现代设计材料的介入并未掩盖老屋的昭和光芒，反而衬托出墙壁与地砖的原色。在靠近厨房的一角，你依然能看到那个带有菱形S字样的戴家家族族徽。族徽后方，那条当年的员工内部通道，像是一道时间的缝隙，让人瞬间联想到百货店员忙碌穿梭的身影。 ●三楼：共创厨房与阅读空间——生活的心脏三楼是全栋最令人惊喜的所在。通过地面上不同颜色的地砖痕迹，你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当年戴家生活的空间格局。这里被改造成了“共创厨房”，是一个完全开放、鼓励交流的公共场域。为了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地砖的岁月痕迹，“共创厨房”刻意以铁架与玻璃轻盈架起，让现代烹饪机能浮于历史之上。来访者可以在这里下厨，或者在旁边的阅读区翻阅与料理相关的书籍。这种设计打破了商用空间的冰冷，赋予了它“家”的温度，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的愿景。 ●四楼：城市露台及展区——未来的开放窗口最顶层的半户外展区，是新州屋与城市对话的最高点。这里时常举办短期策展与媒体交流活动。它像是一个新兴的文化磁场，吸引着年轻人走进老城区，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享受公共空间的自由呼吸。在白驹过隙间，化作城市的春泥新州屋的回归，是新竹老城区复兴的鲜活注脚。它证明了历史不一定只能在叹息中老去。从昭和九年的璀璨开端，到沧桑蜕变后的静默积蓄，这栋建筑早已化为城市精神的“沃土”。而今，“或者”团队将其重新唤醒，以料理为引，以阅读为媒，让枯萎的枝头重新绽放出日常生活的芬芳。走进这里，人们跨越的是90年时空的界限。在这里，历史不再是被封存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踩在脚下，指引未来生活方向的坚固基石。相关稿件：草稿筑迹／一座小城里的时间容器──芙蓉泰和堂民俗文化馆张集强／独立时代的人民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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