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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症

2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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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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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前
1月前
如果只把这50万当成教育基金,结果不难想象:读书、花完、结束。之后若孩子依然无法谋生,两母女便只能一起等待他人接济,把命运交给运气。 那天,跟团队成员聊起一位妈妈的理财需求。事情是这样的:她现在有50万令吉存款,虽然尚具备工作能力,但却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题——这笔资金,应该留给孩子做教育基金,还是留给自己当退休金? 放在普通家庭,这个问题已经不容易解答。而这位妈妈的情况,比一般人来得复杂。 她是位单亲妈妈。孩子很聪明,学历也越来越高。她原本也认为,把钱花在孩子教育上没有关系,毕竟能帮助孩子建立谋生能力,身为父母,自然会感到欣慰。 问题是,孩子患有忧郁症。 一旦进入工作环境,她的孩子便会因压力而出现严重情绪问题,无法持续工作之余,还得看医生吃药,情况相对严峻。 按逻辑推断,这名孩子未来未必具备稳定赚钱与维持收入的能力,而这50万,是她花了大半辈子积攒的储蓄,也是重要的退休依靠。 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钱花完 争议的部分来了。表面上,她是在盘算资金该如何分配,但天哥认为,她心里真正挂念的,其实是另一个更沉重的课题:万一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孩子怎么办?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与其一路供孩子读到高学历,未来却未必有能力养活自己,倒不如把钱直接留给孩子。听起来很合理,毕竟孩子已经面临困难,身为母亲,当然想尽可能多留一点资源给他。 但天哥没有做出选择,反而问团队另一个问题:如果这50万全都投入孩子的教育基金,十年后用完了,那时候她们会如何? 整个团队都沉默了。 这不是一个舒服的问题,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财务决定时,容易被情感牵着走。孩子很重要,所以凡事应该以孩子为优先,我们当父母的辛苦一点,没关系的。 问题在于,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如此安排容易变成无意义消耗。比如这位妈妈的情况,孩子未来不一定能独立谋生,反而需要一个稳定的大人在背后支撑。如果她把所有资源一次性给出去,这跟“赌一把”没有区别,也等于将自己未来选择权一并交了出去。 与其一次性给完,不如让钱持续长大 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教育或退休的二选一,而是换个角度探讨。既然这位妈妈目前还有工作,那么能否把这50万资金,从一笔会花完的钱,转变为可持续运作的系统? [vip_content_start] 如果只把这50万当成教育基金,结果不难想象:读书、花完、结束。之后若孩子依然无法谋生,两母女便只能一起等待他人接济,把命运交给运气。 但如果趁着母亲还有工作能力,孩子学历也已不低之际,善用那笔50万,把它转化为长期资产,逐步产生稳定现金流,再多撑10至15年后才正式退休,那么这笔资金,很可能已经累积到一个相对更稳妥、也更可靠的位置。 我们不应往“该留多少给孩子”思考,而是转变为“我怎样让这笔钱,在未来继续增值,从而靠利息养活我们。” 当然,投资有风险,不保证成功。只不过,她女儿学历那么高,且接近30岁,却还无法自给自足。这样看来,就算一路读到博士,改变现况的概率也不大,这跟把钱丢进大海没太大差别。 知识固然无价,学习也从来不是错误的选择,但这一切,终究还是应建立在有能力负担的前提之上。这位母亲的情况并不属于这一类。若继续不计代价地供孩子念书,多年后孩子却依然无法适应职场,那么两人的处境,很可能只会比现在更加艰难。何苦呢? 反过来,若把这50万放在一个相对稳健、长期运作的资产组合,即使回报不算激进,只要能够持续产生收益,并将收益再投入,随着时间慢慢复利,未来这笔资金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大,她们的选择权自然就变得更多。 与其把钱变成孩子的知识,然后一起挨饿,倒不如用收益让两者都有口饭吃。 人生最重要的复利,是“还有能力撑下去”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爱不爱孩子,而是用什么方法去爱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选择会不会太理性了一点,甚至残忍?天哥反而觉得,这是更长远的负责。 真正的责任,不是一次性给出所有资源,而是让自己在未来仍然有能力持续提供支持。先确保自己的基本保障和长期现金流能力,再根据情况灵活调动资金,会是更好的选择。 可能是理性了些,但作为旁观者,天哥自然会如此选择。对或错,天哥也不敢确定,毕竟人生的交叉路,从来没有人能真正说清,谁对、谁又错。 人生中的许多选择,不是非黑即白的,中间还有许多层次的灰,只是如何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颜色而已。 来到投资世界,天哥时常都在讲复利。但在人生里,其实也有一种复利,名为“持续的能力”。上述选择,留给孩子的不只是钱,而是一个在未来二三十年,依然有能力为他撑起一片天的人。 只要人和资金还在,路就能走得更远,何必孤注一掷“赌一铺”呢?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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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诞生可谓喜事一桩,但在喜悦与期待背后,孩子的父母可能正承受着无人知晓的压力与不安,情况严重的话,将导致他们患上“围产期忧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peripartum onset)。   临床心理学家陈佩君表示,荷尔蒙失调是引发围产期忧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患者本身的自我察觉,身旁的亲友,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倾听与不评断,也将协助减轻父母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能以更轻松的姿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报道:本刊 杨兹淇 摄影:本刊 陈敬晖 在马来西亚,或许不多人听过“围产期忧郁症”。其实,它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后忧郁症”。 “以前在DSM-IV中,产后出现的重度抑郁发作被诊断为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但后来在DSM-V中,产后一词改成了围产期(peripartum), 因为他们发觉在怀孕期间,忧郁症症状就已经开始出现。” 陈佩君提到的DSM, 指的是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是最新修正的版本。而围产期是指从怀孕28周到产后1周的时期。 根据DSM,围产期忧郁症是临床忧郁症(clinical depression)的一种。“就是因怀孕和生产导致的忧郁症。”而围产期忧郁症的引发原因,可分为三个部分:生理(Bio)、心理(Psycho),以及社会/环境(Social/Environment )。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包括家族遗传病史及荷以尔蒙的急剧变化。陈佩君表示,荷尔蒙失调是导致围产期忧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妈妈生产后, 体内的荷尔蒙会有很大的变化,它会突然急降。” 此外,产后也会出现甲状腺(Thyroid)功能异常的问题。因此, 若在孩子出生后一两个星期内,父母出现忧郁、食欲不振等症状, “其实很正常。因为你可以想像宝宝在肚子里面跟着妈妈9个月, 然后突然间肚子没了东西,这种身体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母亲,身为父亲的男性也有可能患上围产期忧郁症。“尤其是第一次做爸爸的。” 陈佩君说,成为父亲后的男性之所以变得更温柔, 更爱护他的小孩,是基于荷尔蒙有所改变。“甚至妈妈需要用来促进泌乳的催乳素(Prolactin),爸爸也会有。” 加上孩子出生后,父母的睡眠时间会跟着受到影响,生理上的种种变化以及生活中面对的压力,都是导致男性患上围产期忧郁症的个中因素。 心理因素 第二种引发围产期忧郁症的原因是心理(Psycho)因素。“就是他(父母)的一些心理问题。 可能他本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会因为担心自己无法照顾好孩子而焦虑,甚至可能有被虐待的经验等等,这种心理上的问题。” 社会/环境因素 第三种则是社会/环境(Social/Environment)因素。“在马来西亚的一份研究报告里,他们注意到,有大概15% 的患者(之所以患上围产期忧郁症),是因为他们遭受伴侣的家庭暴力。” 此外,婚姻问题、缺乏支持、工作压力等等,也都是引发围产期忧郁症的因素。 并不只单一因素造成 无论如何,陈佩君说,围产期忧郁症并不会只由单一因素造成。“在精神科里,全部(疾病)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引起, 没有唯一的答案。” 即便不是新手父母,依然有可能患上围产期忧郁症。“只不过有过生产的经验, 或许就能借由第一次的经验更好地准备自己。家人朋友也能有更好的准备,因此减少了患病的机率。” 至于在不想要孩子的情况下,意外有了孩子的父母,患病的风险会更高。“因为父母会更加压力。” 是否患有围产期忧郁症需符合诊断标准 是否患有围产期忧郁症,该如何判断呢? 陈佩君说,围产期忧郁症的诊断标准和忧郁症一样,共有9个,包括: 情绪低落(悲伤、空虚、易哭) 兴趣/快乐明显减少  体重或食欲明显改变 睡眠问题(失眠或嗜睡) 动作变慢或烦躁不安 疲倦、精力不足 觉得自己没用或过度内疚 注意力下降、难以决策 反复想到死亡或自杀 在这9个诊断标准里, 需符合5个或以上症状,当中还必须包括情绪忧郁低落,或对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的其中一项,才能被诊断为围产期忧郁症。 另外,陈佩君强调,“忧郁的情绪一定得维持了两个星期。若是在两个星期内,可能还是正常的。 ” 无论如何,一切视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情况严重到影响了日常生活,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若是父母有了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 “这种就要立刻就医。” 情绪有变,先学会察觉与开口 除了透过医生诊断,父母也可以借由自我察觉,确认自身的情绪状况。 “如果患者本身能察觉到的话是最好的。”陈佩君说,现在上网就可以找到爱丁堡产后忧郁症估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简称EPDS)。“父母可以透过这个(估量表),自行评估有没有患病的风险, 这是一个起点。” 若是怀疑自己患上了围产期忧郁症,妈妈可以向自身的妇产科医生寻求协助。“或者是家庭医生,也可以找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 如果想要找人聊聊天, 现在也有很多提供24小时服务的线上热线,例如: Befrienders、大马生命线协会 、妇女援助组织(WAO), 以及Talian Kasih 15999。 至于爸爸的话,陈佩君坦言,男性大多时候都不会察觉到自己正面临情绪问题。 “因为社会上有那种观念,就是爸爸需要强大。” 就陈佩君看来,当男性陷入忧郁情绪时,多数会先向朋友倾诉。“但是当他们真的很忧郁时,我觉得他们谁都不会说。” 因此,陈佩君认为,不只是伴侣, 整个社会都需要知道,不只有女性, 男性也会面临精神上的问题。此外,她建议伴侣之间可以互相观察,“因为你们互相了解比较多。”她举例,以前很开朗的一个人, 突然变得不想说话了。“不一定要情绪很忧郁,  不想讲话、少讲话(也算是一种改变),你要察觉这种变化。” 倾听、陪伴、鼓励是最大的帮助 近年来,新闻上不时就会出现因围产期忧郁症导致的悲剧。陈佩君表示,以全球来说,这个疾病的普遍程度大概相同。“马来西亚的话,距离现在最靠近的一个研究是在2016年做的。那个时候大概是有10到20%的受访者会患有围产期忧郁症。” 陈佩君认同,这个数字并不小,而且现今依旧有许多患者不愿面对自己的疾病。“还是有很多人会有病耻感(stigma)。” 此外,家人的反应及社会的观念,也是导致患者无法正视自身情况的原因。“家人会觉得,‘全部人都经过这样子的怀孕、生产,都没有事情,你也只是在过渡期啦’等等, 社会上很多的观念也会有影响。” 因此,陈佩君建议亲友,以倾听、陪伴、鼓励的方式协助患者,“而不是强迫他们去看医生,甚至说‘没事啦’、‘每个人都是这样,再撑一点就好啦’、‘我之前也是这样,没有问题啦’,等等的话语。” 陈佩君强调,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能把自身的经历放在他人身上。”聆听患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实际协助,并留意他们所发出的危险讯号,才是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 更多【家庭】: 婚前辅导:发现彼此不同,也不必害怕 运动不只是训练肌肉,MBI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及智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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