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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2星期前
3星期前
1月前
2月前
3月前
4月前
4月前
4月前
劳碌的小日子里,只要时间松开一点缝隙,我就会陷入沙发里。有时,端正地坐着看书、追剧;有时任性地横躺着刷手机;有时一开始背脊挺直地坐着,却在不知不觉间,肩膀缓缓滑落、腰背慢慢塌陷,整个人“越陷越深”。手中的书还停在那一行字;电视里的剧情自顾自地往前推进;手机屏幕也还亮着,而我早已沉入一场未曾预设,也不设防的睡意里。 沙发于我而言,从来不只是家具。它是我对“房子”或对“家”最初的向往。小时候,我们住在槟城一座政府组屋底楼租来的店屋。爸爸妈妈经营文具小店,前面是店面,后面是家。虽然文具店早在我出生不久后便结业,但我们还是住在店屋里,一直到我长大、离家工作。原本陈列文具、书籍与各类杂志的空间,后来摆上一张约莫一公尺长的神桌,供奉着各路神明。神像安坐其上,长年受香火缭绕,部分被烟熏得深沉发暗,留下斑驳的痕迹,更添几分庄严。 那就是我家的“客厅”。它和一般人家里的客厅截然不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是我们一家人走动、生活的日常空间,也是他人寄托信仰、寻求人生解答的所在。爸爸的朋友、邻居乃至“慕名而来”的外人会进来上香、求问。爸爸会用扑克牌替人算命,偶尔会有人起乩,爸爸就是乩童旁边那个“桌头”,两人个别握着Y型木棍的一边,在桌上“写字”,之后由爸爸“翻译神意”。那时候的我家客厅,更像一座小神坛,神与人之间,悬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后来离开家乡到吉隆坡工作,15年间,辗转搬了三次家。说来也巧,三个落脚处都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那里确实是我日复一日忙于工作后,可以歇息、依靠的地方,但始终少了可以久留的安定。过渡的空间更像宿舍,得以安身,却难以真正安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终于拥有自己的房子时,我对其他家具的要求反而出奇地简单。电视柜、书橱、衣柜、餐桌、梳妆台、窗帘等等,主要符合审美,实用即可。风格、尺寸、预算,全交由先生自行斟酌决定。唯独沙发,我无法“放手”。 沙发是日常缓冲 先生对我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于是我们走访了无数间家具店,试坐过无数的沙发。首先,设计和颜色是否合乎眼缘,能否和家里的色系相互映衬,接下来是材质与触感。指尖负责触碰布料或皮革,分辨材质的纹理和温度;身体负责试探软硬和深浅,确认身体落下的那一刻,是否贴合。最重要的是,感觉对不对。 那种感觉实在难以言喻,极其主观,近乎一种身体的认同。若非要形容,大概是一坐下去,身体的舒适与材质的柔软在不经意间相遇,像彼此懂得对方般自然相依。一方安心地把重量交出去,一方温柔从容地承接,然后共同做一场短暂而安稳的午梦。 入住新房子将近4年,我家那张蓝色布沙发,已经褪去初时那抹明净的蓝,变得浅而暗,但它依然和客厅融合得很自然,让我几乎忘了自己曾对沙发的执念。或许,它不仅仅是一张沙发,它承接并填补了我多年来对“家”的想像。 数天前,我从外头回来,稍后还得出门,没法倒在床上休息,沙发便成了暂时的归处。我横躺在沙发上,没有看书,也没有打开电视或滑手机,只是放松地瘫着。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沙发一直是我和日常之间的小缓冲,让疲惫的身躯有个可以停顿的位置。虽然短暂,却很真实。 生活有很多面,其中最享受的一面,往往就是在沙发上度过的那些小时光。周末午后,窝在沙发的一角阅读,窗外的时光静静流淌,外界的喧嚣与我无关。下雨天,裹着软软的毛毯,卷在沙发上追剧,舒服得不想起来。还有那些平常的夜晚,灯光柔和,屋子安静的时刻,躺在沙发上感受到的温暖和放松,像是给自己最贴心的拥抱一样。 小时候家里没有沙发,漂泊的日子里也没有。如今,躺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心里很清楚,这里不是宿舍,不是临时落脚的地方,而是可以卸下铠甲,安放自己的归所。
4月前
“咦,这是什么?阿嫲你可以继续敲吗?”4岁的幼儿好奇地望着外婆忙着把辣椒放入石碗,紧接着发出“砰砰砰”的声响。不一会儿,长长的辣椒就变成了辣椒碎。火红的色泽,混合着蒜香,弥漫整个厨房。 现代,尤其00后的年轻人,可能未见过这个伟大的石器时代产物——石臼。石臼,外形朴实,石面粗糙,分为研磨碗和石杵。研磨碗是个笨重、表面粗糙但带有天然纹理的圆形石碗;石杵,则多为圆柱形,是个质地坚硬,方便握在掌心,类似锤子,用于捣打的石头。和现代家电相比,这石头捣蒜器显得笨拙又落伍,以至逐渐被社会淘汰。 我常调侃老妈,好端端的破壁机不用,却要折磨自己使用这个累赘的麻烦东西。不仅费时费力,还重得半死,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腰闪了,简直赔了夫人又折兵。可在老妈眼里,破壁机虽然方便快捷,却总少了点味道。用石臼捣出来的蒜泥和辣椒,颗粒大小不一,香气层次分明,入口时先是辛辣,随后才有回甘。 快与慢交织的人生 那种味道,是她几十年来习惯的,也是她认为最真实的。她喜欢那种一下一下的捣打,喜欢在蒜香辛烈扑鼻弥漫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 那只她珍爱的石器,早已被岁月磨得光滑,石面也早已刻满了时光的痕迹。每一次敲击,不只是捣碎食材,更是她与往昔的对话,也是对传统的守护。老妈的坚持,不是拒绝现代,而是守护记忆。石臼早已不是现代厨房的必需品,但它承载着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理。它的落伍,提醒着我们科技带来的便利,也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活的温度。 年轻时,我们追求速度与效率,像破壁机一样轰鸣前行;年长后,我们更懂得慢下来的含义,更懂得沉稳,像石臼般厚重真实的重要。漫漫人生,不正是在快与慢、烈与柔之间的相互交织吗? 工具在变,生活在变,但人心中的好味道与记忆,始终未变。
5月前
每一年的农历新年前,大扫除总会如约而至。它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却像一种默默延续的仪式,把一年里沉积的灰尘、旧事与心情,一并翻出来晾晒。 老家是一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双层楼房子。房子不新,却结实耐住。楼梯是水泥的,踏上去会发出低沉的回声;窗框是木制的,推开时总要多用一点力。那些年,父母靠着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家撑起来。如今再回来大扫除,仿佛不是在清理屋子,而是在与时间对话。 最费力的,是那些老木家具。橱柜、餐桌、衣橱,全是六十年代留下来的实木,沉重而倔强。抹布一擦,木纹便慢慢显露出来,深浅不一,像年轮,也像记忆。木头吸过油烟、汗水与岁月,却依然安静地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却撑起了一代人的生活。 老家没有后门,厨房就设在屋子前方,靠近大门。小时候不觉得奇怪,长大后才发现,这样的设计在如今已不多见。母亲做饭时,锅铲翻动的声音会直接传到街上,油香顺着门口飘出去。邻里经过,总会探头笑问一句:“今天煮什么?”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抽油烟机。油烟在屋里盘旋,久了,天花板微微泛黄,墙角留下烟火的痕迹。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一点一点长大。那些被熏过的空气,混合着饭菜香与人声,构成了生活最真实的味道。少了机械的抽离,多了人与日子之间的直接接触。 大扫除时,厨房总是最花力气的地方。油渍在墙角积了一整年,怎么刷都刷不干净。母亲常说:“干净不是为了给人看,是让自己心里舒服。”于是我们蹲在地上,一遍遍刷洗,汗水顺着背脊流下,却没人抱怨。那是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像是在为旧的一年,做一个体面的告别。 灯笼也会在这时候被一一擦拭。红灯笼挂在屋子门口,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是提醒人们,新年就要到了。门前的金钱树与桔子树上,挂满了红包。红包在风中轻轻摇晃,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低声祝福着来年的日子。那一刻,老屋似乎重新有了呼吸。 整理一次人生 打扫的过程中,总会翻出一些旧物:泛黄的照片、裂了边的瓷碗、早已不用的铁罐。它们不再实用,却让人舍不得丢。原来,我们真正难以放下的,从来不是物件,而是与之相连的时光。 年纪渐长,才慢慢明白大扫除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迎接新年,更是一种整理人生的方式。把不再需要的东西放下,把真正重要的留下。灰尘可以擦掉,裂痕可以接受,老旧并不等于无用。 老家的房子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曾经在门口玩耍的孩子,如今成了在屋里弯腰擦桌的大人。双手不再灵巧,动作不再轻快,却多了一份理解与温柔。 当一切整理妥当,站在门口望着挂好的灯笼与红包,忽然明白:所谓的新年,并不是万象更新,而是在旧有的一切之中,依然愿意继续生活、继续爱。 尘埃落定,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原来,家的意义,就藏在这些反复的打扫里,也藏在那些始终不曾离开的守候中。
5月前
5月前
5月前
我提前回了玻璃口新村。这个小小的村子,一进腊月,空气里的颗粒似乎都变得黏稠起来,那是各家各户厨房里飘出来的烟火气。 对我来说,年味不是商场里循环播放的贺岁歌,而是家中小小厨房里那一炉炉的燥热。年味是手心揉出的面团,是碎了一地的花生壳,更是这些年复一年、几乎刻进骨髓里的重复动作。在我家,过年做饼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一个村妇对一家人记忆的某种“强权”统治——她坚持要用自己的手,把这口特殊的味道烙进我们的生命里。 玻璃口新村过去有两样东西是家家必做的花生饼。 这花生饼啊,长得朴实无华,甚至有点土气,但做起来却是个“磨人”的差事。最难搞的就是处理花生。现在的年轻人爱用烤箱,叮的一声就完事,但我家的阿姨不肯。她固执地守着一口铁锅,坚持要用慢火去“逼”出花生的魂。 糖浆也有灵性的 炒花生是慢工,更是苦工。铁锅的热度像是手艺人的画笔,得一下接一下地翻,不能停。那一粒粒花生在锅里翻滚,外壳慢慢渗出微微的焦香,这种香气是有层次的,它不像烘烤那样生硬,而是一种带着时间的、悠悠的浓郁。铲起铲落间,锅底发出的沙沙声,就像是时间在厨房里留下的足迹。火候大了会苦,小了不脆,阿姨就那样站在炉边,耐心地等,等那一锅花生的灵魂被火候彻底唤醒。 阿姨做麦芽花生饼是有“原则”的,甚至有些近乎迷信的讲究。 她总叮嘱:心要定,不能急,更不能随意。她说这麦芽糖浆是有“灵性”的,做饼人的心情会直接透进糖里。要是你这一刻心浮气躁,那糖浆就掌控不好,花生和糖便会像闹别扭的夫妻,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去,做出来的饼既不脆也不香。 熬糖浆是最高潮的时刻。当糖浆煮到沸点,浓稠而晶莹地翻着泡泡时,必须眼疾手快地倒入花生。这时候拼的是力气,得用力翻拌,让每一颗花生都严严实实地裹上那一层琥珀色的糖衣。接下来的步骤就像在跟时间抢命:趁着那股烫手的劲儿,迅速摊平、压实、切块。刀工要快,更要稳,慢一点糖浆凝固了,饼就碎了。那种紧张感,是每年厨房里最严肃的仪式。 阿姨摆饼的时候最温柔。她会用那双被生活磨粗了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切好的花生饼一块块码进罐子里。那个样子,不像是在装饼,倒像是在照看某种易碎的珍宝。她常念叨,少了这份敬畏和诚意,这饼就只是零食,而不是“年味”。 老人家还说,做饼时得守住一份“清净”。厨房要干净,心思要纯粹,甚至不能过度嬉笑,乱说话,怕把饼给“笑裂”了。这些规矩听起来迂腐得很,可当你真的握着炒勺,站在那炉火前,看着烟雾缭绕,心中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份敬畏来。 我站在炉边,帮着翻动炒勺,心里翻涌的全是旧时的画面。 这些饼,这些糖,其实就是生活的缩影。它们经过烈火翻炒,经过糖浆包裹,最后在岁月的罐子里沉淀下来。每咬一口,脆生生的响声里,都是我们不想遗忘的年味。
6月前
年在玻璃口新村,从来不是忽然来到的。 这村子老了。老到路名早已不用说,老到屋子一看便知谁先来,谁后到。木窗换过,铁门加过,墙的颜色一层压一层,却都没急着翻新。这里的人习惯慢。慢到连过年,也要提前许多日子,才算心里踏实。 最先动的,还是厨房。灶一生火,村子就知道,年快到了。妇人们开始找材料做饼备年菜。不张扬,却很认真。油温要对,面要软,火不能急。老妇人会说,这是老做法,不能省,年轻的要听。她们站在灶前,一站就是半天,背影很稳。那不是忙,是在把一年慢慢收好。 桌上饼渐多。炸好的放凉,凉了再收。屋子里甜味浮着,不浓,却久。孩子在旁边绕来绕去,脚步轻了许多。年还没到,他们却已经知道,要守点规矩。 这村子,见过不少年。也送走过不少人。早些时候,过年是要等的;再后来,是要撑的;到了现在,是要珍惜的。老人心里明白。于是他们坐在一旁,不插手,只看。看火候,看人手,也看这村子还在照老样子过年。 有人心里有数。今年还能坐在这里,看一锅一锅饼出炉,看屋里有人忙,有人笑,已经很好了。那是一种不说出口的期许——希望明年,也还能这样。 下午时分,新村最安静。阳光落在旧屋前的空地上,也落在晒着的饼上。风从山那头来,带点湿气,又很熟。有人把饼送去邻家,顺便坐一会儿。话不多,却都在。 傍晚,灯一盏盏亮起。红灯笼挂得不高,却刚好。街不热闹,却有人声。年在这里,不是被庆祝的,是被过着的。靠的是记得旧法子,靠的是还愿意慢慢来。 掩卷之余才懂,新村的过年,是时间留给人的礼物。人老了,村老了,年却还在。只要灶还点得起火,只要还有人愿意做饼,这村子的年,就不会散。
6月前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