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林华山观音堂历史探微

一座古庙，往往不只是信仰寄托，更是一座城市最早的历史见证，林华山观音堂百余年来香火未断，庙中匾额、碑刻与征信录，默默保存着建庙的蛛丝马迹。从福善堂到观音堂，它不仅见证古晋华社的发展，也映照出民间信仰与族群文化交融演变的历程。

林华山观音堂坐落在古晋达闽路，距离古晋老城区约2公里，寺庙依山势而建，主殿外矗立着一尊二十余英尺高的观音像，路过者无不投以注目礼。

尽管寺院曾经在1990年代重建，但依据庙中文物与有限的资料，可以确定林华山观音堂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至于确切的建庙年份和背景则有待进一步考据。

寺院的院墙上，悬挂着“林华山观音堂公会”的牌匾，另一面英文牌匾为“Lim Fah San Monastery Association”。英文拼音“Lim Fah San”属于客家读音，因此有说法指这座古庙由客家人所建。

文史工作者李振源（李君）曾经出版《公庙掌故与神坛》一书，曾经引用一些长者的口述，指出“林华山观音堂分为‘乾堂’和‘坤堂’两部分，乾堂建在前方，是男性修道的道观，坤堂则在后面，是女性静修的庵堂，而他们全属于‘儒门修道’一脉”。

接着，李氏的文章也指“后来林华山观音堂的住持道长罗发，鉴于年事已高，加上社会发展步伐所使然，便将林华山观音堂公有化，组织庙堂管理委员会，并向政府注册在案”。林华山主庙左边侧殿，即命名为“罗发堂”，斋堂墙上高挂着罗发先生遗像。

前身为福善堂？

另有一些学者指林华山观音堂前身为先天教斋堂福善堂，主祀元极天尊，如文史学者兼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的论文〈观音古佛在瑶池收圆信仰中的定位——从青莲教常用经典探讨其道学建构〉，以及厦门华侨大学张云江教授的论文〈观音信仰在新马华人社会网络构建中的作用〉皆提及这点。王教授指出，福善堂建于1867年以前，其牌匾至今仍悬挂于后殿二楼，而上方另悬有“大雄宝殿”匾额；张氏则进一步指出林华山“最迟在1902年前后改为观音堂”。

此外，华社先贤已故王观兴（王长水之子）亦曾经在志期1963年5月31日的《砂拉越公报》上，撰文谈论林华山的来历。按照其说法，这座寺庙是于1896年8月11日奠基，也就是其出生的那一年。由于王氏出生之时，体弱多病，王母乃向观音佛祖许愿，若孩子能健康成长，日后必建庙还愿。王观兴的名字中带“观”字，即为了“纪念佛祖的庇佑”。

建庙历史刻在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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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指出，当时建庙总费用为1万8988元，由652位善信共同捐资兴建，而最大笔捐款来自王长水的挚友、当时富甲一方的闽商杨源抄——即名噪一时的万福公司的掌舵人，一出手便捐献5000元，而且还是第一位捐款者。

林华山观音堂的一些文物，可以佐证王氏的说法。前殿门口内侧的一副对联“佛法度苍生生生离苦沾德泽，慈云普济世世世脱难沐恩光”，志期1898年（光绪廿四年），应可视为庙宇落成的年份。换言之，从奠基到落成，建筑工程约两年时间。

庙内有一大幅征信录，详细刻上捐款人的名字或商号，以及捐款数额。征信录上明确看到两位大总理的名字，杨万福捐款5000元；另一位大总理杨义和捐款120元。此外，还有4位经理，即杨子凤（杨万福长子）捐款857元；振隆号捐款84元；欧宏昌捐款48元；以及张德和捐款22元。

名单前列亦可见王长水、田振安号、田祈顺、张成合号等人的捐款，他们都是当时闽潮两帮的重要商人。征信录上尚有密密麻麻的众多善信名字，最小额的捐款为一元。据说捐款人当中有不少是来自石隆门帽山的客家矿工，未知是如何考据得来。

这幅征信录立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或许由于捐款人数众多，整理与镌刻耗时数年，因此立碑年份较落成年份稍晚。

为善信指点迷津

林华山观音堂主殿大门悬挂着一副对联“法伦常转度群生，佛道宏开通万国”，志期1902年（光绪壬寅年）；另有一面志期1903年（光绪癸卯年）的匾额，上书“法通三界”4个大字。

综合现有资料来看，1896年至1902年之间，应是林华山由福善堂逐渐转型为观音堂的重要时期。

观音虽为佛教菩萨，但自古以来被华族民间信仰吸收，许多庙宇中皆有观音像。张云江教授在上述论文即列出观音信仰的社会功能包括保佑平安、圆满祈求、主持公道、预卜前景、开解冤结、充当和事佬等，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

因此，林华山观音堂经常迎来求签问事的善信，架子上分门别类叠满密密麻麻的签文，承载着为善信指点迷津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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