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罚款提高至500令吉之外，更要强化执法

交通部于周一向国会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法修正案，建议将部分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上限，从现有的3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与此同时，也建议将飙车及竞速测试列为新罪行，违者可被罚款2000令吉至1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2年。

这是迈向加强治理的重要一步。交通违例事件层出不穷，显示低额罚款已失去震慑作用。当越来越多人漠视条例，就会逐渐形成“违法常态化”的现象。

部分人士或许会认为，有些违例仅属小事，无伤大雅，但根据破窗理论，放任小违规，以后将滋生出更严重的违法行径。毕竟，交通秩序的崩坏，往往是从小处开始。

提高罚款可以重塑震慑效果，有助于遏制违例行为蔓延。根据常理，越高的罚款越能发挥阻吓作用，不过，当中有一个前提——高效的执法。

缺乏高效执法，高额罚款的条例只会沦为一纸空文，难以发挥作用。简言之，执法效率的高低，比罚款高低更为关键。

即便罚款再高，若被逮到的概率极低，公众就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执法当局须向驾驶者发出清晰的信息，让他们相信：只要违例，就很可能被逮到。

消除驾驶者的侥幸心态，促使他们直面违法成本，可更有效地改变他们的行为。

须说明的是，提高罚款并不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是为了改变驾驶者的心态与行为。

另一方面，交通部增设条文严厉打击非法飙车活动及竞速行为，是适当的举措。这些危险行径，犹如对公路安全的公然践踏。

所谓的自由不能以他人的安全为代价。飙车者把自己的快感凌驾于他人的安全之上，把风险转嫁给其他无辜的道路使用者。公路是公共空间，不是个人的赛车场，逾越界线的驾驶者，制造了“负外部性”，让他人承受风险与后果。这种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须受严厉对付。

严厉执法是改善道路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并非唯一方式，面对复杂的违例问题，当局须多管齐下，包括进行教育与宣导，以建立守法文化。

遗憾的是，我国的执法力度不足，时而严打，时而松懈，甚至还周期性提供交通罚款折扣，这导致驾驶者并未严肃看待违例行为，反而习以为常。

无可否认，当局采取的“执法运动”（例如在佳节期间展开的取缔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这种阶段性行动，未能产生持续的效果。就公路安全治理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的高效执法，让公路使用者养成守法的习惯。

无论是提高罚款或加强执法，都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守法文化，保障公路安全。当驾驶者不是因为担心罚款而依循条例，而是由衷地遵守法纪，公路安全将获得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