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仁.当法律开始教人做人

当娱乐变成伤害、观看变成共犯，那些萤幕前的笑声，其实才是最残酷的嘲讽。

当网络世界越来越失控，我们不得不开始落实更多监管措施，例如禁止16岁及以下青少年开设与拥有社交媒体账户，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霸凌、性剥削、诈骗与网络犯罪的侵害。

这些政策的出台，本质上不是因为科技进步，而是因为人性的风险正在被无限放大。

过去，我们被教导“助人为快乐之本”，看到有人跌倒，第一反应是伸手搀扶；看到有人遇难，第一念头是出手相救。

然而，当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碰瓷”事件，当“扶老人”逐渐变成一种高风险行为，随时可能被诬赖、索赔，甚至背负庞大医疗责任；当有人出于善意施救，却因结果不如预期而反遭指责，甚至起诉——我们才不得不制定“撒玛利亚人法”，用法律去保护那些原本只是凭良心做事的好人。

过去，我们学习“百善孝为先”，明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道理。奉养父母，本应是源于亲情、感恩与责任，而不是被迫履行的法律义务。

但当弃养、遗弃、推卸照顾责任的事件日益增加，一些老人晚年无依无靠，甚至被视为负担时，社会便只能透过制定赡养父母法，以法律强制子女履行最基本的责任。

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终究不能只靠法律运转。因为法律只能约束行为，却无法真正塑造人心；它能惩罚恶，却无法培养善。

如果所有关系都必须靠法律维系——子女照顾父母要立法、诚信要靠重罚、公共道德要靠监控——那反映的并非只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信任正在加速流失。

当道德越来越脆弱，法律就会越来越厚；而当人们连“不该做”都需要法律提醒时，真正值得担忧的，从来不是法律不够，而是人心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