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谁从延迟退休中受益最多

以2024年12月的数据为例，50至54岁群体的公积金储蓄中位数仅为4万8311令吉。假设一名52岁的在职人士，距离法定退休年龄60岁尚有8年时间。根据2025年第三季度正式部门该年龄层的月薪中位数3645令吉，假设其收入每年以5.13%（2025年GDP增长率）增长，同时公积金每年派息6%，再加上雇员与雇主合计24%的缴纳率——在这一系列相对乐观的假设下，他在60岁时的退休储蓄约为23万6069令吉。

这一数字，仍远低于目前39万的“基本退休储蓄”门槛——更何况我们尚未计算未来通胀推高门槛的因素。

换言之，即便在理想情况下，许多临近退休年龄者也难以在现有制度下达到基本保障水平。

造成储蓄不足的原因复杂多元，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疫情期间的特别提款安排。疫情时期四轮特别提款计划累计提取约1450亿令吉资金，虽在短期内缓解家庭现金流压力，却在长期削弱了退休保障的积累基础。

这些提款，并非抽象数字，而是直接体现在今天的储蓄缺口之中。

因此，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未来如何改革退休制度”的长远议题，而是“如何填补正在形成的储蓄断层”的迫切问题。

从根本上说，提高工资水平当然是解决退休储蓄不足的关键。例如渐进式薪金政策，有助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长期储蓄能力。然而，对于已接近退休年龄的群体而言，时间本身已成为最大的限制。

即便收入增长，若距离退休只剩数年，其累积效果有限。复利需要时间，而他们最缺乏的，正是时间。

在这样的现实下，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含义便截然不同。

假设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2岁。

对于一名目前25岁的年轻人而言，其工作年限原本约为35年，延长两年仅增加约5%的工作期。对其长期储蓄结构影响有限。

但对于一名目前55岁的人来说，原本仅剩5年工作期，延长两年等于增加40%的剩余工作时间。这不仅意味着两年的工资收入，更意味着两年的公积金缴纳与复利增长，其边际效应远高于年轻群体。

换言之，延迟退休对于年轻人而言，是“长期微调”；对于年长群体而言，却是“短期补救”。

因此，在退休储蓄普遍低于门槛的现实背景下，延迟退休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群体。

当然，延迟退休并非万能解方。它无法解决低薪结构、非正规就业覆盖不足、或储蓄纪律不足等深层问题。但在短期内，它确实为即将退休却储蓄不足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相对务实的缓冲空间。

若政策目标是缓解“当下的储蓄断层”，延迟退休具有针对性意义；若目标是改善“长期结构问题”，则仍需配合工资改革与制度优化。

关键不在于是否延迟退休，而在于我们是否清楚：当前的退休储蓄不足，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社会议题，而非未来才需要担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