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撞死了一个好人之后

多数的酒后驾车者，他们并不是坏人，更没有恶意要害人；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酒驾行为，可能伤害无辜人士，甚至夺走他人性命。

阿米鲁是一个好人。34岁，和妻子育有3个孩子。为了养家，他白天在仓库工作，夜间兼职送货；生活不容易，但还幸福。

出事那天，他骑着摩托出门，准备为儿子购买数学课本。路上一辆轿车高速反向而来把他撞飞，当场惨死。

肇祸者是沙迪甘纳巴蒂。一查之下，发现他不但酒精超标，体内还有毒品成分。

这肯定是个恶人，酒驾和毒驾，害死自己不打紧，却一手夺走了他人的性命。

一个好人被一个坏人撞死，也毁了一个家庭。遗孀和3个年幼孩子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对比一个不负责任的酒鬼兼毒虫，这不是一般的车祸事件，而是善良死于邪恶之手，激起全国民众的正义感，舆论炸了锅。涉及酒精，还难免激起了一些种族敏感情绪。

不管怎样，不分种族宗教，所有人都支持严惩涉嫌DUI（在酒精和毒品影响下驾驶）的肇祸者。

在一般情况下，酒驾和毒驾导致他人死亡，当局会援引1987年道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进行调查和提控。在此条文下，罪成最高可判监15年，罚款10万令吉，吊销驾照10年。

事发后，一些团体和政党发表声明，担心刑罚太轻，难以反映事件的严重性，也无法向死者家属交代。

可以理解，警方和检方处理的不是一宗普通案件，而也要面对社会对法律正义的期盼。

几天后，沙迪甘纳巴蒂出庭，他面对的控状是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一旦罪成，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或监禁不少过30年，鞭刑不少于12下。

消息传来，多数人鼓掌叫好，以最严峻的法律来对付多数人痛恨的酒毒驾驶，不但严惩肇祸者，为受害者和家属讨回公道，也是对酒驾和毒驾作出严厉的警告。

问题是，沙迪涉嫌的酒驾致死，是因为疏忽导致，还是一种恶意的谋杀？

这也引发另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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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最好的惩罚吗？涉嫌的沙迪甘纳巴蒂若是罪成，他就该被吊死，或是老死狱中吗？

这也是正义的反向考验。死者阿米鲁必须得到正义的伸张，而涉嫌的沙迪甘纳巴蒂，他是否也应该享有正义的对待？

如果过往类似案件的肇祸者，他们是在酒驾和毒驾条文下被控，最高坐牢15年；而沙迪却在谋杀条文下被控，最高面对死刑。法律的天平能够平衡吗？

而未来发生的酒驾和毒驾致死案件，涉嫌者是否都要面对谋杀提控？

我没有答案，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作答的问题；憎恨酒毒驾的一方，和轻忽酒毒驾的另一方，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这是一个重要，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案件，一旦决定了答案，就很难回头；任何的差失，也会让正义的天平错置。

此外，更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如果控方无法在法庭上证明嫌犯的行为是谋杀，肇祸者就能够逃过法律制裁，连酒毒驾致死的法律责任都逃过，成为自由人。

而要让谋杀罪名成立，比让酒毒驾罪成，困难很多。

案件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提醒人们，特别是贪杯人士，千万不要酒驾。多数的酒后驾车者，他们并不是坏人，更没有恶意要害人；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酒驾行为，可能伤害无辜人士，甚至夺走他人性命。至于毒驾，则是错上加错，没有任何借口。

另一方面，执法当局缺乏取缔酒驾毒驾的意愿和能力，制造许多缺口，让酒驾毒驾者抱持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捉到，或捉到还有逃过的机会，也是酒毒驾无日无地不在的原因，警方必须贯彻执法，严查严办。

防范和阻止人们酒毒驾，比吊死一个酒毒驾，来得理性和成熟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