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外籍专才薪金门槛上调:校准人才战略


這次MDEC的政策調整提醒我們:大馬需要的,除了人力僱用與管理,更包括人才治理。對企業而言,人力管理關注的是填補職位、控制成本;對國家而言,人才治理的重點則是國家競爭力與外流人才“回家”。前者是企業思維,後者是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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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数字经济机构(MDEC)宣布,今年6月起,将调整3个类别外籍专业人士申请雇佣准证(Employment Pass)的最低薪金门槛,部分类别的增幅甚至高达100%。
这项宣布,相信会在企业界、人力资源领域与外籍社群中引起讨论,包括担心成本上升、招聘受限,或者忧心大马对外资与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受到影响。
但我们必须了解,大马外籍专业人士最低薪金门槛,上一次调整已是9年前的事。9年来,通胀水平、生活成本、房价、交通费、教育与医疗支出已大幅成长,但薪资制度仍停留在旧的标准,与劳动市场脱节。
如果将这项政策置于更长的时间轴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这次调整并非仓促之举,而是一项迟来却必要的制度校准。
最低薪金门槛如果不调整,不仅不能有效反映“专业人士”的市场价值,反而会导致外籍人力被用来填补本地中阶职位的灰色地带,除压缩本地专才的晋升机会,也会模糊了“引进高端人才”与“补充一般人力”之间的界线。
因此,这次调整,与其说是“提高门槛”,不如说是把薪资门槛合理化,调整至合理的定位:引进外籍专业人士,理应是为了补足本地短期内无法满足的高端或专业人才,而不是让企业作为压低人事成本的替代方案。
外来专业人才雇用与留下人才
从目前公布的政策方向来看,受影响最明显的,主要集中在专业人士与管理层级,包括资讯科技、工程、数字经济、高阶管理与特定专业服务领域。这也意味着,这项措施并非收紧外籍劳工聘雇,而是更精准地针对高薪、专业职位进行制度重塑。
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清楚的讯号:未来在用人策略上,不能再长期依赖低人力成本,而必须规划企业的人力结构、人才培养与接班计划。尤其是高度依赖外籍专才的产业,更需要提早布局,而非等到政策生效后才仓促应对。
最低薪门槛调整,短期而言,企业成本确实可能上升;但长期来看,这将促使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高端人力,促成组织升级与本地人才培育,这未必是坏事。
在讨论聘请外籍人士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项政策反映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亦即大马人才长期严重外流。
前任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引述世界银行2022年的数据指出,仅流向澳洲、英国、美国与加拿大的大马人才,超过28万人;若再加上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等地,外流人才的总数,根据联合国迁移资料多达186万人。
这个数据不能轻描淡写。因为这意味着,大马多年来所投资的教育资源、公共补贴与人才培养成果,大量在他国开花结果。更严峻的是,外流者许多是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高端人才,这正是国家最需要的一群人。
因此,单靠提高外籍专才门槛,并不能解决人才问题;若本地环境无法留人、回流无门,再高的门槛,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要吸引外流人才“回家”
在全球人才竞逐日益激烈的时代,人才政策不再只是停在“进与不进”,而是“留下来”与“愿意回来”的问题。大马在引进外籍专才的同时,更迫切需要一套有系统的人才回流策略。
这包括更具竞争力与透明度的薪资结构、更清晰的职涯发展路径、跨国资历的承认、税务与家庭配套的弹性,以及一个能让专业人士安心发展的政经环境。
许多外流人才并非不愿回国,而是回来后,面对的是薪资减少、职涯受限、制度不透明、专业能力不被尊重,甚至不公平与纷纷扰扰的政治与种族纠纷,这些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被正视,回流将永远只是口号。
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次MDEC的政策调整,其实提醒我们:大马需要的,除了人力雇用与管理,更包括人才治理。
对企业而言,人力管理关注的是填补职位、控制成本;对国家而言,人才治理关注的则是国家长期竞争力、产业升级与社会流动。前者是企业思维,后者是国家战略。
在产业与经济正逐步起飞的阶段,大马确实需要外籍专才的助力,但这必须是一条“双向强化”的路径——外来人才带来技术与经验,本地人才获得学习与成长机会,而不是形成长期依赖。
总而言之,外籍专业人士最低薪金门槛的上调,并非问题,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同步推动更完整的人才政策配套。对企业来说,这是一次必须提早因应的结构调整;对政府而言,这则是一个重新检视人才流动与国家竞争力的契机。
真正成功的人才政策,不是把门关紧,而是把方向校准;不是只管谁进来,更要管谁留下、谁回来。
如果大马希望在下一个十年站稳区域竞争的前线,那么,今天的调整,必须成为一套长期、理性而具前瞻性的人才战略起点,而不是孤立的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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