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本书】潘碧华/依旧怕见老师

【特别策划】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X 副刊文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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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怕见老师〉这篇文章为书名，那是因为我怕见我的老师。

有一回，不小心在网络上看到学生写道有一天接到我的电话，她始终不敢接听，因为她像我那样，也怕见老师，怕跟老师说话。

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学弟来了一则短讯，说我们的老师明年90岁大寿，他的学生们想编辑一本论文集，给他祝寿。才惊觉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这篇〈怕见老师〉，写的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的博导，袁行霈先生。

博士毕业之后，我经常旧地重游，但不是每次都能见到老师。有时他出去开会，不在北京；有时气温太冷，他身体不适，不宜见客。见不到老师，我只好找几位同学聚餐，聊聊过去，也因此探听老师的近况。

我有一位比较擅长和老师聊天的同学，早我一届在老师门下就读，毕业之后他留在北京高校任教。每次要去见老师，我都让那位同学陪着去，因为他总有办法把老师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让老师忽略了我。老师会问他许多工作情况，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然后平心静气地给予意见和劝导。我的同学与老师聊天时，懂得分寸，有说有笑，总会把原本严肃的气氛弄活了，我就会很安心，庆幸老师没看到我。

在中国，导师就是学生的监护人。我的这同学和我交情很好，博士毕业后马上要和女友结婚，必须得到老师的允许，那份同意书还是我帮他找老师签名的。我也有幸受邀到远在山东莱阳的同学家乡观礼和任伴娘，我将这个过程写进了〈千里送嫁〉这文章，刊登在Newswire【星云】版，后来也收在这本书里。有一天我的同学吞吞吐吐找我商量，这篇文章被他的学生在网上搜寻到了，一直拿出来开玩笑，问我是否可以把他的名字去掉，免得再被好奇的学生搜寻年轻老师时看到。再后来，时日久了，我的同学也不再像当年初次当老师那样脸皮比较薄，怕被学生笑，也就不再提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