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淑霖.我们与“善”的距离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人都是“媒体人”。我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是主动的传播者。“Do no harm”并不意味着保持沉默,而是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刻,也要带着善意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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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事件接二连三,也让各界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更加关注。最近,我以媒体工作者的身份受拉曼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举办的青年心理健康论坛的主讲人之一,主题为《行动中的慈悲:危机时期的伦理与善意》(“Compassion in Action: Ethics and Kindness in Times of Crisis”) ,也正合时宜。
为了更接地气,也让参与者更容易理解“慈悲” (compassion),我简单地将它视为“善意”(kindness)。在这个被大量资讯与各方声音充斥的社会,如何做到真正的“善”?许多人以为,只要出于好意或对自己或身边部分的人有帮助,便是“善”。但我想提出另一种理解:真正的“善”,是从不伤害 (Do no harm) 开始。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乱象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冲动。我们看到一则令人愤怒的新闻,就立刻转发、留言、批评;看到某人做错事,就想“教育”他;甚至当某人经历悲剧,我们也急于表达立场。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发声”或“关心”,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二次伤害,甚至对其他阅听人带来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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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杀事件为例。研究已经证实,当媒体或网民以过渡渲染的方式报道或讨论自杀事件时,可能引发“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也就是部分人在接触相关信息后,会受到暗示,模仿类似行为。还有最近的校园悲剧,也因为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所释出或转发的耸动标题、骇人画面等等,不只是可能对当事人的家属造成负担,也会加重公众的焦虑与替代性创伤反应 (vicarious trauma)。
对于其他事件或言论亦然。当我们不认同某人在网络上的言行,有些人会选择留言抨击或转发批评,希望给当事人一些教训和提醒。在演算法的运作下,其实你也在“推波助澜”,让更多人看到那则内容,也让舆论的火势更猛烈,甚至让错误的信息继续散播。原本只是想“纠正错误”的行为,最终可能形成误导或加深仇恨。
美国心理学家John Suler在研究“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时指出,当人们在匿名或隔着屏幕的环境下表达意见时,容易失去现实中的同理与约束感,于是语言变得更尖锐、更极端。久而久之,网络空间不再是交流意见的场所,而是发泄情绪、撕裂人心的战场,成了极端言论和网络暴力的温床。
有人认为,普通人不是记者、不是专家,言论不需要受任何法规约束。但是,社会并不仅仅靠法律维系。一个温暖的社会,需要每个人都具备“自觉的伦理”,从个人行为提升到集体责任。 文化与规范是集体建构的产物,当我们能以理性和温柔回应社会事件时,网络空间才会有温度、有秩序。换句话说,每一次理性发声、每一次善意思考,都是在塑造下一代的社会认知和价值标准。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人都是“媒体人”。我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是主动的传播者。“Do no harm”并不意味着保持沉默,而是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刻,也要带着善意发声。而真正的“善”,不只是出于热心,而是出于自觉。它意味着:在表达正义之前,先确保不制造伤害。少一点伤害,多一份理解,我们才能拉近与“善”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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