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律师蓝志成认为，社区服务令比2000令吉罚款更重，因为社服令会对一个人的声望、信誉及社会信任度，甚至其生意造成很大影响，后患无穷，而且对团结政府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
执业律师蓝志成认为，社区服务令比2000令吉罚款更重，因为社服令会对一个人的声望、信誉及社会信任度，甚至其生意造成很大影响，后患无穷，而且对团结政府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
他表示，此法令是连警告都没有，直接开罚。尽管是否执行社区服务令决定权在法官手上，但法庭一般上会依据政府的政策作为考量。若政府大力推动改造“垃圾虫”运动，法庭就会倾向判于执行社会服务令。
他受访时表示，随着法令生效，媒体紧盯接获罚单的违规者，当他们的身分曝光，就必需承担沉重的后果，政府也可能面对社会强烈的反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没有错，但很多人声望很重要，尤其是老板、专业人士、商人等等，2000令吉对他们是小事，但扫地、洗厕所却是一种羞辱，他们会抬不起头，会影响家人及社交圈，甚至可能影响一生。”
他强调，社会服务令不但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反而会因为伤害性太大，进而强化他们的叛变心。
“讲得不好听，这是不文明的法律，别的国家在做，我们就要跟随吗？我们的社会和国情不同，做久了社会反弹，恐怕会失去很多人的支持。”
蓝志成建议以强制违规者接受公民教育课来取代社会服务令，同时提高罚款数额，唯有不存在羞辱的惩罚，才会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
沙米尔：内化责任感
有痛感威慑才真正有效
犯罪预防专家沙米尔拉贾杜莱博士表示，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尊重个人的尊严并不等于宽纵，而是为了更有效解决问题。
他认为，社会服务令承认违规者仍然是社区的一分子，尤其是初犯、轻微违法者，维护其尊严有助于减少他们对司法体系的怨恨，降低社会疏离感，并减少因污名化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沙米尔拉贾杜莱接受《Newswire》访问时指出，当违法者被视为“可以修复的人”，而不是“可被丢弃的人”时，他们更可能内化责任感。
“社会服务令可以通过转变叙事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从‘你是罪犯’转变为‘你伤害了社区，现在请修复它’。”
对于仅以金钱罚款作为惩处方式会否比较好，他表示，当惩罚在形式上平等，但在实际效果上不平等时，威慑就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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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感不对等威慑力会崩溃
“要让威慑真正有效，惩罚必须被切实感受到，而不仅仅是被形式上施加。如果痛感不对等，威慑力就会崩溃。”
他强调，社会服务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问题，因为它引入时间、体力付出及公众问责，这些资源即使是财富，也很难轻易抵消，“时间是少数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相对平等的惩罚形式之一”。
社区服务令上路
市民怎么看？
温吉成：被罚扫街“很丢脸”
土产商家温吉成（58岁）坦言过去偶尔会乱丢一些小垃圾，尤其垃圾桶满溢情况下，曾将垃圾丢入沟渠。在社区服务令落实后，他提高警惕，不敢随意丢垃圾。
他认为被罚扫街“很丢脸”，正因如此能起到提醒和阻慑作用，也会主动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乱丢垃圾。
胡美凤：社区服务令“早就该做”
商业顾问胡美凤（63岁）认为社区服务令不是羞辱，而是一件“早就该做”的教育。她指不少学校早有类似的社会服务惩戒。但政策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执法是否持续。
她以新加坡为例，“没人敢乱丢垃圾，是因为真的会得到惩罚”。
黎月萍：政府须“说到做到”
退休人士黎月萍（70岁）表示，要改变公众乱丢垃圾的习惯是长期工程，但政府必须踏出第一步，并且“说到做到”。
她强调，若执法只是宽松通融、不断破例，公众便不会认真看待法令。
陈彦臻：应建立不乱丢垃圾意识
应届毕业生陈彦臻（23岁）指出，社区服务令一定程度上能产生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公众应当自发建立不乱丢垃圾的意识，而不只是害怕受罚。
她指最长12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不算多”，未必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若公众仍然缺乏责任感，单靠社区服务令，长期难以改变乱丢垃圾的行为。
陈勇尔：犯错就该承担后果
在籍学生陈勇尔（21岁）认为社区服务并不是羞辱，而是“犯了错就该承担的后果”。
但他对政策成效持保留态度，特别是缺乏监控的角落，可能持续有乱丢垃圾的情况。
他强调，单靠惩罚无法解决问题，关键在于个人品德与家庭教育。
李慧星：12小时社区服务不算长
在籍学生李慧星（23岁）认为，社区服务令的意义在于让违规者体验清洁工作的辛苦，从而减少制造垃圾的行为，不属于羞辱。
她认为12小时的社区服务不算长，分阶段完成更不会有太大负担。
她指法令或许无法彻底解决垃圾问题，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减少乱丢垃圾的情况。
颜歆豫：须同步改善垃圾设施
自由职业者颜歆豫（23岁）表示，若因为乱丢垃圾被罚社区服务，她愿意接受，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但她认为，若执法只是三分钟热度，公众很快会故态复萌；若稳定执行，社区服务确实能让人意识到乱丢垃圾并非小事。但惩罚之外，政府须同步改善垃圾设施与公众教育，否则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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