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政策只要影响到人民，必然会引起抱怨和反弹，社区服务令有其好处，但也引发人道疑问，如担心这种惩罚会羞辱人格，违规者捡垃圾被拍到照片上载到社媒后，他和家人会被嘲笑和面对网霸。
固体废料管理专家汤礼聪博士认同政府以社区服务令取代罚款，惟政府应该考虑给予一段宽限期；例如先以罚款为主，再逐步过渡到社区服务，让社会有更多时间理解政策、调整心态，提高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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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单纯的金钱罚款未必能达到目的，有些人愿意付钱了事，有些人把罚单搁一旁等折扣。
超越单纯金钱惩罚
汤礼聪接受《Newswire》专访时指出，在现有地方政府法令或环境质量法令下，乱丢垃圾本就可以开罚，但过去几乎未真正执行，因为效果有限，这正是引入社区服务令的关键目的，可以制造“同侪压力”。
“羞辱人格的惩罚超越单纯的金钱惩罚，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处罚，但如果不乱丢垃圾，就无需担心受惩罚。对于顽固、抱持事不关己态度的人，我认为是时候动用法律权力来约束和惩戒他们了。”
免流于形式 执法挑战大
汤礼聪比较担心社区服务令会流于形式，如垃圾源头分类制度刚推行时，有大量执法与取证的新闻，后来逐渐沉寂下来。
他认为，执法、人手、态度、效率，甚至潜在的贪腐，都是执行社区服务令时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说，尽管“立法容易，执法困难”，但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长远目标应是自愿遵守，而非永远依靠执法人员。
社服令非羞辱
固废机构：给机会补过
大马固体废料管理机构强调，社区服务令并非对违法者的一种“羞辱”，其核心目标在于将行为转化与自我反省，而非要贬损个人尊严或刻意羞辱任何人。
该机构也指社区服务令为违法者提供一个有尊严地弥补过失的机会，“这是一种让违法者回馈社会的平台，通过付出劳力、行善补过，作为对他先前破坏公共舒适与环境的行为作出道德补偿”。
该机构会确保执刑的官员严格遵守道德守则及标准作业程序，不会有挑衅性言行或过度执法，以免伤害违法者的尊严。
“分配的任务仅限于环境清洁相关工作，确保在教育与警示的范畴，而非刻意设计成羞辱个人的行为。”
李健聪：社服令方式有效
化身清洁工培养同理心
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李健聪也认为比起单纯的罚款，社区服务令以更有趣和有效的方式培养人们处理垃圾的责任感。“无论任何人乱丢垃圾，最终都要化身清洁工，这种身分互换的惩罚会让人产生同理心，也让公众自觉维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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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相关单位严格执行政策，就能逐步建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意识，推动制度有效地落实，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他表示，罚款往往让人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继续乱丢”，而社区服务则能使乱丢垃圾者化身清洁工人。
别为自己找借口
乱丢垃圾应感羞耻
乱丢垃圾者常见心态是“没关系，反正有人会清理，他们拿薪水做这份工作”，垃圾专家汤礼聪指这是借口，也是一种应当感到羞耻的心态。每个人从小被教育要负责任，不乱丢垃圾，不需要任何理由来辩解。
“我曾在接孩子放学时，目睹等候的家长，把垃圾直接丢在地上或排水沟，这种行为也会污染孩子的价值观，使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文明行为，无法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实践。”
高学历或也缺公民意识
汤礼聪表示，也有朋友指大学校园，如马大活动后垃圾遍地；律师朋友也说不少律师喝完咖啡后，把杯子丢法庭垃圾桶周围。
“这说明即便高学历群体，公民意识依然可能极低，除非他们真正意识到‘不可以这样做，否则会受到惩罚’。”
汤礼聪同意房地部设立仲裁庭审理小型垃圾案件，如果所有案件都上庭，确实会对法庭造成沉重负担。
他披露，过往执行垃圾分类计划时，垃圾甚至需封存作为证据，这类程序本身就具挑战性，我国应向其他国家学习改进。
“许多法规的目的是制造警示，促成自律，而非百分之百执法。即使没有被抓，只要法律存在，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就是其意义。”
父母需为孩子行为负责
对于儿童乱丢垃圾，父母代罚，汤礼聪说，法律上，父母确实需为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与“孩子偷东西，父母是否应负责”的本质无区别。
“在现有儿童法令情况下，新社会服务令必须明确区分权限，避免重叠。原则很清楚：父母有责任教育并监督孩子，确保他们不乱丢垃圾，并理解行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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