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莉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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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饼里的慢时光/黄淑莉（文冬）

我提前回了玻璃口新村。这个小小的村子，一进腊月，空气里的颗粒似乎都变得黏稠起来，那是各家各户厨房里飘出来的烟火气。对我来说，年味不是商场里循环播放的贺岁歌，而是家中小小厨房里那一炉炉的燥热。年味是手心揉出的面团，是碎了一地的花生壳，更是这些年复一年、几乎刻进骨髓里的重复动作。在我家，过年做饼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一个村妇对一家人记忆的某种“强权”统治——她坚持要用自己的手，把这口特殊的味道烙进我们的生命里。玻璃口新村过去有两样东西是家家必做的花生饼。这花生饼啊，长得朴实无华，甚至有点土气，但做起来却是个“磨人”的差事。最难搞的就是处理花生。现在的年轻人爱用烤箱，叮的一声就完事，但我家的阿姨不肯。她固执地守着一口铁锅，坚持要用慢火去“逼”出花生的魂。糖浆也有灵性的炒花生是慢工，更是苦工。铁锅的热度像是手艺人的画笔，得一下接一下地翻，不能停。那一粒粒花生在锅里翻滚，外壳慢慢渗出微微的焦香，这种香气是有层次的，它不像烘烤那样生硬，而是一种带着时间的、悠悠的浓郁。铲起铲落间，锅底发出的沙沙声，就像是时间在厨房里留下的足迹。火候大了会苦，小了不脆，阿姨就那样站在炉边，耐心地等，等那一锅花生的灵魂被火候彻底唤醒。阿姨做麦芽花生饼是有“原则”的，甚至有些近乎迷信的讲究。她总叮嘱：心要定，不能急，更不能随意。她说这麦芽糖浆是有“灵性”的，做饼人的心情会直接透进糖里。要是你这一刻心浮气躁，那糖浆就掌控不好，花生和糖便会像闹别扭的夫妻，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去，做出来的饼既不脆也不香。熬糖浆是最高潮的时刻。当糖浆煮到沸点，浓稠而晶莹地翻着泡泡时，必须眼疾手快地倒入花生。这时候拼的是力气，得用力翻拌，让每一颗花生都严严实实地裹上那一层琥珀色的糖衣。接下来的步骤就像在跟时间抢命：趁着那股烫手的劲儿，迅速摊平、压实、切块。刀工要快，更要稳，慢一点糖浆凝固了，饼就碎了。那种紧张感，是每年厨房里最严肃的仪式。阿姨摆饼的时候最温柔。她会用那双被生活磨粗了的手，小心翼翼地把切好的花生饼一块块码进罐子里。那个样子，不像是在装饼，倒像是在照看某种易碎的珍宝。她常念叨，少了这份敬畏和诚意，这饼就只是零食，而不是“年味”。老人家还说，做饼时得守住一份“清净”。厨房要干净，心思要纯粹，甚至不能过度嬉笑，乱说话，怕把饼给“笑裂”了。这些规矩听起来迂腐得很，可当你真的握着炒勺，站在那炉火前，看着烟雾缭绕，心中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份敬畏来。我站在炉边，帮着翻动炒勺，心里翻涌的全是旧时的画面。这些饼，这些糖，其实就是生活的缩影。它们经过烈火翻炒，经过糖浆包裹，最后在岁月的罐子里沉淀下来。每咬一口，脆生生的响声里，都是我们不想遗忘的年味。

6月前

年是慢慢来到的/黄淑莉（文冬）

年在玻璃口新村，从来不是忽然来到的。这村子老了。老到路名早已不用说，老到屋子一看便知谁先来，谁后到。木窗换过，铁门加过，墙的颜色一层压一层，却都没急着翻新。这里的人习惯慢。慢到连过年，也要提前许多日子，才算心里踏实。最先动的，还是厨房。灶一生火，村子就知道，年快到了。妇人们开始找材料做饼备年菜。不张扬，却很认真。油温要对，面要软，火不能急。老妇人会说，这是老做法，不能省，年轻的要听。她们站在灶前，一站就是半天，背影很稳。那不是忙，是在把一年慢慢收好。桌上饼渐多。炸好的放凉，凉了再收。屋子里甜味浮着，不浓，却久。孩子在旁边绕来绕去，脚步轻了许多。年还没到，他们却已经知道，要守点规矩。这村子，见过不少年。也送走过不少人。早些时候，过年是要等的；再后来，是要撑的；到了现在，是要珍惜的。老人心里明白。于是他们坐在一旁，不插手，只看。看火候，看人手，也看这村子还在照老样子过年。有人心里有数。今年还能坐在这里，看一锅一锅饼出炉，看屋里有人忙，有人笑，已经很好了。那是一种不说出口的期许——希望明年，也还能这样。下午时分，新村最安静。阳光落在旧屋前的空地上，也落在晒着的饼上。风从山那头来，带点湿气，又很熟。有人把饼送去邻家，顺便坐一会儿。话不多，却都在。傍晚，灯一盏盏亮起。红灯笼挂得不高，却刚好。街不热闹，却有人声。年在这里，不是被庆祝的，是被过着的。靠的是记得旧法子，靠的是还愿意慢慢来。掩卷之余才懂，新村的过年，是时间留给人的礼物。人老了，村老了，年却还在。只要灶还点得起火，只要还有人愿意做饼，这村子的年，就不会散。

6月前

褶皱里的温度/黄淑莉（吉隆坡）

我接过袋子时，指尖触到几处洇开的油渍。阿雄额角还沁着薄汗，轻快铁穿越大半个城市的颠簸，6个包子在袋里依然保持着出发时的队形，褶皱里积着未散的热气，像6枚圆润的月亮。这是第一次收到根登新村的住家包子。顺着联邦大道往北40公里，那个地图上小到会被睫毛扫过的村子里，那村妇的面案永远蒙着潮湿的棉纱。凌晨3点的井水要分3次醒面，老面种在陶缸里呼吸的节奏，比任何计时器都精准。虾米得用炭火烘出脆响，沙葛丝拌进猪油渣的瞬间，铁锅会发出幸福的叹息。我见过夜市工厂流水线上的包子。它们列队穿过蒸汽隧道的样子，像被驯服的云，每个褶子都精确到毫米。发酵箱里恒温催发的面团，永远学不会在晨露未晞时自然醒转的慵懒。虽然没有看到那些标榜“手工制作”的标签，不过可以想像那是流水线尽头机械臂盖下的钢印，像夜市都市人社交软件上格式统一的笑脸。阿雄说包子要坐12站轻快铁才好吃。摇晃的车厢是最后的发酵室，台阶的震颤让馅料找到最妥帖的位置。那天慢去轻快铁站接他，他抱着袋在车站成雕塑。6枚包子正在他臂弯里积蓄余温，弧形表皮泛着釉色光泽，像从宋代瓷窑里捧出的秘色瓷。村妇揉面时总哼着客家小调，案板震动惊醒了檐下的麻雀。那些在机械流水线上消失的指纹，都藏进了面皮的肌理。当城市在预制菜包办的餐桌上失去记忆，根登新村蒸笼仍在清晨6点准时吐纳云雾。每个不规则的褶皱里，都蜷缩着拒绝被模具定型的灵魂。轻快铁通道的穿堂风掀起阿雄的衣，他护着纸袋的样子像护着初生的雏鸟。我知道明天早上办公室的微波炉里，这些翻山越岭而来的褶皱，会在加热的轰鸣中再次舒展成柔软的模样——正如我们终将在程式化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发酵方式。

1年前

玻璃口新村的春联情怀/黄淑莉（文冬）

玻璃口新村建村于1950年，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如今的面貌已不复当年。然而，每年腊月，玻璃口新村街头巷尾依旧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仿佛连空气都有温暖的期待。村里的大人忙着擦拭窗户、打扫屋子，准备着年货，家家户户在忙碌中透露出安宁的节奏。孩子们穿梭在街巷中，笑声清脆，像风铃一样点缀着这份年味。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那一场场关于春联的忙碌。玻璃口新村的年味，从每家每户门前那副红彤彤的春联开始。洗净房子后，大人开始张罗起写春联的事宜。这个传统，已成为新村的一部分，仿佛年味的象征。村里有几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大人，尤其是黄有为老师和朱广荣老师，他们的毛笔字在村里极具声誉，早已成为春联的代名词。每年，黄老师和朱老师都会拿起笔墨，走街串巷，帮助村民写下他们心中的新年愿景。写春联的过程，可充满着仪式感和温暖。每个字都从黄老师和朱老师的笔下流淌出来，沉静而有力，仿佛将他们的心意与祝福一并传递给了每家每户。每一笔，每一画，都不只是对联的文字，更是岁月的积淀，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春联的内容因人而异，反映出每个家庭不同的心思与愿望。刚重建新房的家庭，主人希望来年如意安康，便选择了“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这一气派十足的对联；有的家庭孩子刚刚考上大学，便会选“寒窗苦读成佳业，金榜题名报福来”，以表达对未来的期望和祝福；还有的家庭，不奢求太多，只希望生活平和，便选择“人勤家和百事顺”，简简单单却饱含深意。整个村子在色彩中复苏除了这些充满诗意的春联，也有一些商店门前贴着如“财源滚滚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这样的春联，简单直白。它们虽简洁、平实，却承载着最直接的祝福——“财源滚滚来”、“家和万事兴”、“吉星高照”以及“恭喜发财”。这些熟悉的字眼，虽然少了诗意的深度，甚至带有些许浮躁和商业化，却充满亲切感和普遍性，代表着人们最真实、最朴素的期待。来到腊月廿九那天，整个玻璃口新村都会变得格外红火。家家户户将春联贴在门框上，村子里立刻被那抹鲜艳的红色装点得如诗如画。每家门前的春联都不同，李家总喜欢挂大红灯笼，春联上的字也较大；黄家的春联则低调精致，字迹纤细；陈家孩子的春联虽字歪斜，却充满着孩童的纯真与笑声。初一的早晨，村民互相走亲戚，走到邻家门前时，第一件事便是欣赏春联。“哎呀，你家这句写得好，真吉利！”“人家的字真漂亮，像画一样！”这种热闹的交流，仿佛把整个新年都点亮了。如今，尽管机器印刷的春联早已普及，便捷而迅速，但总有些东西，似乎随着时光流逝渐渐消失，难以再寻觅。那份手写的春联，带着浓浓的墨香和温暖的温度，字里行间透着岁月的情感与真挚，仿佛每一笔每一画，都与村子深深相连，承载着这个小小社区的故事与记忆。今年我回到村里，依旧见到了精神奕奕的黄老师、朱老师，依旧是那熟悉的笔触，依旧是他们如年年一样的执笔挥毫。手捧春联，我将它挂在门边，那一瞬间，仿佛时间回溯，老人们的祝福悄然传递在这张红纸上，温暖的气息弥漫开来。那红纸背后，蕴藏的是不舍的回忆与朴素的情感，让整个村子在这份温馨的色彩中复苏，岁月依旧流转，情感却如春联上的字迹一样，深深镌刻在心底。

2年前

铁道守望者的征程——退休火车驾驶员冯叔的故事（上）/黄淑莉（冼都）

冯国安，82岁的马来亚铁道局（KTM）退休驾驶员，一生的轨迹仿佛注定要与火车交织在一起。自幼居住在冼都火车站旁的冯叔，童年就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与铁轨的轰鸣声度过。每日的作息与那准时到达和离开的列车紧密相连，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站台洒在他的床头，傍晚的夕阳则映照着归家的列车。对他而言，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是陪伴他成长的老友，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孩童时，他喜欢偷偷跑到站台边，看着巨大的火车头吐着白烟驶进站台，铁轨与轮子的碰撞声让他心生向往。他总觉得，这些在铁轨上奔跑的钢铁怪兽似乎有生命，有自己的脾气与灵魂，冯叔心中对火车有着无法言喻的特殊感情。 1964年，当他得以加入马来亚铁路公司时，仿佛命运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他带着从小对火车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冼都工坊操作部一员，操控那些陪伴他成长的火车。这座工坊，机器的轰鸣声混杂着工人的汗水与心血，成了他青春的起点。后来，工坊搬迁至巴都牙也，成了全国铁路的学术中心，而冯叔的脚步也随着铁道延展，触及马来亚每一片热土。冯叔志气高昂，不甘心只是一名操作员，他心中一直怀揣着更大的梦想——他想亲手驾驶火车，掌控那呼啸而过的钢铁巨兽。终于，机会来了。1965年，他被调派到吉隆坡Brickfield的马来亚铁路总部（KTMHQ），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在那里，他接受了为期一到两年的专业培训，学习如何驾驶火车。这一时期，冯叔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天他在课堂和实训中学习火车驾驶的复杂技巧，晚上则沉浸在操作手册和技术资料中。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极为认真，尤其是在驾驶学校，他经历了为期3年的严格训练，掌握了如何应对各种路况、天气变化，以及列车调度的细致流程。最终，1968年，冯叔通过了JPA的严格面试，正式获得了机车驾驶执照。这一刻对他来说，无异于梦想成真。他不再是站台旁的旁观者，而是那个坐在驾驶舱里，指挥火车驶向远方的人。他心中的热爱与坚持，终于化作了现实，从此冯叔开始了他与火车更加紧密的相伴之路。他驾驶火车的技术，是经过多年锤炼和积累的经验所形成的。在那个年代，驾驶火车不仅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种与火车、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对冯叔来说，驾驶火车的每一次旅程，都是对兴趣长期在外奔波耐力、判断力与责任感的考验。早期的马来亚铁道局以庞大的蒸汽机车为主力，后来逐渐过渡到柴油机车。然而，有一次冯叔亲自驾驶蒸汽火车前往黑风洞，那次旅程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掌控这些巨大的蒸汽机车，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技术的挑战，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他常说：“蒸汽火车与如今的柴油或电动火车完全不同，它们没有那么多自动化功能，驾驶它们就像与机器进行一场深沉的对话。” 火车不是冷冰冰的机器驾驶蒸汽机车的核心在于掌控蒸汽压力。冯叔回忆道：“你必须时刻盯着锅炉的压力表，保持温度在220摄氏度左右。压力一旦过高，可能导致锅炉爆炸；而太低，火车就会无力前行。”驾驶员不仅要控制速度，更要在瞬息万变的车况中时刻调节锅炉，保持精妙的平衡。这是蒸汽机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种需要感知与理解的生命体。在那漫长的铁轨上，每一次车身的震动，每一声隆隆的轰鸣，都如同火车在与他低语，这种默契的交流成为他一生中最深刻的陪伴，也是他最难以忘怀的体验。火车的行驶路线遍布马来半岛，穿越山脉、丛林与河流。驾驶员必须对每一条铁路线了如指掌。冯叔提到：“你需要熟悉每一个坡度、每一处弯道，特别是夜里开车，视线不好，完全得依赖经验和感觉。”恶劣天气下，驾驶火车的难度更是倍增，暴雨或大风来袭时，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调整速度，避免事故发生。制动的时机则需要精确的预判，冯叔分享道：“我们不能等到看见站台再刹车，必须在一公里外就开始准备。”有一次，在山区驾驶时，火车突然遭遇山崩，巨石从山坡上滚落。冯叔及时刹车，才避免了严重的事故。他形容那一刻“心跳像火车轮子一样快”。与各式火车的日夜相伴让冯叔与机器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联系。他常说，驾驶火车的过程不是机械的操作，而是一场“与火车的对话”。“夜深人静的时候，火车在铁轨上隆隆作响，那种孤独和沉静是很少人能体会的。只有你和机器，你必须全神贯注，不能让心思飘远。”冯叔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守护着他的火车，也守护着车上乘客的安全。随着时代的发展，80年代开始，KTM逐渐用柴油和电动火车取代了蒸汽机车，但冯叔的心中始终对那滚滚蒸汽和轰鸣的声音充满怀念。驾驶柴油电动火车的技术更加现代化，但他依然保持着对每一次操作的严谨态度。工作中，冯叔与副手、售票员组成一个小团队，他们一起执行从吉隆坡到怡保，再到北海的往返路线。每次工作结束后，冯叔都会在宿舍休息一天，等待下一次与火车同行的旅程。尽管岁月流逝，火车从蒸汽到电动再到全自动化，冯叔的记忆中，那些曾经与火车一起度过的日子依然鲜活。他的每一次拉杆启动、每一次精确的制动、每一次与火车的“对话”，都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章节。他常常说：“驾驶火车不仅仅是掌控机器，而是守护每一个生命，背负着巨大的责任。”那份责任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动力源泉，也使得他的火车从未偏离正轨。（明日续完）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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