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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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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苏轼爱喝酒,但酒量不佳。他在〈题子明诗后〉中说他少年时喝酒即醉,后来能饮至“三蕉叶”,又说一日饮酒“不过五合”。 宋代文献中,蕉叶杯属于体量极小的酒具,陆元光〈回仙录〉即将其列为诸杯之末。器形仿芭蕉叶而制,浅而小,网上可见实物图像,可以想像它并非豪饮之器,而更近于品茶般的缓啜。 “合”为古代容量单位,宋代一合约60毫升,五合不过300毫升。加之北宋时期尚未出现蒸馏烈酒,多以谷物发酵而成,酒精度较低,大致相当于今日啤酒。苏轼酒量之小,友人亦多有记述。黄庭坚提与苏轼同饮,他在〈跋东坡字后〉中说不到三蕉叶,苏轼已烂醉,沉沉睡去,“鼾声如雷”。 苏轼却从饮酒中获得极大乐趣。他的诗词中酒字屡屡,无论是对月举杯,酣中怀人,还是酒醒微寒,都是读者熟知的意象。前人统计,《东坡全集》中,“酒”字出现九百余次。这并不包括写饮酒场面,未直接写出“酒”字的作品,可见饮酒几乎贯穿其一生。他甚至直言,“使我有名全是酒”,酒与其人生形象密不可分。 饮酒之妙,不在酩酊,而在“半酣”之际,将醉未醉之间。分寸之难,恰在于此。许多人往往在这个阶段不肯停杯,以“一醉方休”为快,反而失去饮酒之趣。苏轼虽偶有醉眠之时,但更多时候只是微醺。邵雍在〈安乐窝中吟〉中写道:“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意指花半开、酒微醉为人生佳境。苏轼显然深契此意。此时神志仍清,思路不乱,不过借酒助兴,使精神稍显活跃而已,意味反而更长。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出狱后所写诗句。他并不讳言酒对其诗文、书画创作都带来助力。赵令畤在其笔记类著作《侯鲭录》中说苏轼曾提酒后挥毫:“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略带酒意方能纵横自如。有时酒醒之后再看,反觉不及醉中自然。 喝醉时心里仍然清醒 苏轼在〈酒子赋〉中说:“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他一喝就醉,但所获乐趣不逊豪饮之人。他所迷恋的,并非酒量,而是酒所开启的心境。人生诸多情境,都可以与酒相遇:忧愁时饮酒,欢喜时饮酒,孤独时饮酒,得友时饮酒,遇到佳山胜景,更往往以酒助兴。酒成为连接情绪与世界的一种方式。 世间未必有真正赢家。将心翻开,人皆难免带着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苏轼之可贵,在于能够转换角度看待得失。一旦心境转移,生命便呈现出新的气象:生机、希望与豁达同时浮现。酒于他而言,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进入内心的路径。得意之时,他宴游唱和,饮食讲究,在丝竹歌舞之间体会生活之美。 失意之时,他同样以酒自处。这一点,在其贬谪生活中尤为明显。黄州时期物质匮乏,他作〈节饮食说〉自我约束,规定日常饮食不得逾越一定分量,即使有宾客,也不过略加增添。用度不可逾越。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酿酒。困顿之中酿蜜酒,后来又尝试柑酒与松酒,晚年南迁岭南,仍兴致不减,又制桂酒并为之作颂。其中最为自得的,则是“真一酒”。他还写下《东坡酒经》,总结酿酒经验,并有多篇文章专论酒之意味。 苏轼尤重饮酒时的人际氛围。他在〈书东皋子传后〉写到,与客对坐,缓缓举杯,胸中便觉“浩浩焉,落落焉”,其乐有时甚至超过饮酒本身。闲居之日,多以酒待客,几乎无日不饮。酒在这里成为一种交往形式,使精神得以开阔舒展,情意得以流通。 饮酒需要同伴,但一旦达到“酣适之味”,便应知止。狂饮滥醉不足取,“在醉常醒”才是更高境界。也就是说,苏轼心里其实喝酒是“醒”的,他孜孜以求的,是酒中的“意”,而非口腹之“味”。这种观念,与传统借酒忘忧的态度有所不同,更接近一种自觉的精神调适。他饮酒有晋人风度,但他并不推崇阮籍、刘伶等人纵酒任诞的行为。他认为贪杯狂饮致失常态,并非可取之道。 他在〈和陶饮酒〉诗中写到,他饮酒虽少,却常以持杯为乐,似醉似醒之间,连自己也难以分辨。苏轼的饮酒哲学,有值得玩味之处,灵感突至,他写下“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至此,酒不再是必需之物,即使空杯在手,也足以自得其乐。 既然“空杯”尚且满含醺然之意,更何况有酒在前,与其说苏轼酒量不佳,不如说他只需少量酒意,便可进入浩茫无垠的精神世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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