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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

文:陈翠梅 x Claude x Gemini x…… 一:用武器的猿猴打败不会用武器的 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里,一个人猿在原始莽荒的世界,发现一个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有点像巨大苹果手机的黑色物体。 在接下来的场景,这个猿猴看见一个地上的骨头,他反常地拿起骨头,在手中琢磨,之后利用这个骨头,打退其他争夺地盘的猿猴。 如果我们把自然世界看作一个运行中的程序,那么它的核心算法很简单: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一套高效的代码,已经运行了数十亿年。 猿猴接触到反自然的新信息,举起骨头,把不自然的“武器”写进了程序:谁会用武器,谁就活下去,不拿起骨头的猿猴就被淘汰。 武器增强了恐惧,恐惧又增强了武器。从骨头到太空梭,从火药到核武。我们不断更新武器,无可逆转。 直到系统崩溃为止。 二:说故事的部落打败不会说故事的部落 语言也不是自然发生的。我想,语言的出现,可能比“用骨头作武器”更加惊人。 世界开始的时候,像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寂》里描述的马贡多,世界太新了,有些物件还没有名字,要靠手指来指指点点。 我想像,最早的语言,可能就是生存经验的传承。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因此指认物件,继而命名。哪里安全,哪里危险,于是给地方安放了名字。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反自然”的技术。我跟Claude讨论,他应和: “自然世界依靠物理信号运作——气味、声音、触觉。但语言创造了一个抽象层,让符号可以脱离物理实在而独立存在。‘老虎’这个词不会咬人,但它能在一万个大脑中同时激活恐惧。语言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个虚拟机。” 我想像,再接下来,就是说故事这个黑科技了。故事是经验分享,也是生命指南。 “有个人,去了那个地方,然后被老虎吃了。”(大家摇头,那个地方有老虎,危险,不能去。) “我那个部落,种了木薯,不用到处去森林找木薯了。”(大家点头,我们也可以种木薯,香蕉,那方便多了。) “那个部落是强盗,他们抢走了隔壁村子的粮食,我们要武装起来,保护村子。”(我们要一起武装。) 故事是反自然的。 “如果世界是一个大程序,那么故事就是运行在其中的‘可执行代码’。” 我们以为教育,资产,工作,国家,法律,政府这些是“现实”,其实这些都是程序。 “物理定律是底层操作系统,化学反应是系统调用,生物进化是迭代算法。而故事——从神话到宗教,从国家叙事到个人记忆——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个‘高级语言’。” 但是这个代码更像病毒,故事可以改变人类的价值,操控情绪,影响决策,改变行为。 “骨头是物理攻击,故事是协议劫持,故事不改变物理法则,但它改变了猿猴的认知框架。” 一个会说故事的猿猴,不需要自己举起骨头,他可以用故事,来鼓动其他猿猴来举起骨头, 杀害其他“敌对”部落。 “会说故事的部落,能把恐惧变成秩序,把死亡变成意义。他们能让陌生人愿意并肩站在一起,让人相信一个看不见的共同体。国家和民族,不过是人类为了大规模举起骨头而发明的最高级的故事。它们让几千万人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牺牲、去努力。那个没有这种宏大叙事的散乱部落,注定会被这种成规模的力量打败。” 于是,会说故事的猿猴打败不会说故事的猿猴。 三:The Great Equalizer 我问Gemini如何解释Great Equalizer。 Gemini:“Great Equalizer”有两个源头。 “19世纪美国西部流传着一句格言:‘Abraham Lincoln may have freed all men, but Samuel Colt made them equal’。柯尔特的左轮手枪让一个瘦弱的人第一次拥有了击败壮汉的能力。在此之前,暴力中的优势完全取决于体格。手枪抹平了这种差距——这是武力意义上的平等。 另一个源头更具人文色彩。1848年,美国教育改革家霍勒斯·曼写道:‘Education, then, beyond all other devices of human origin, is the great equalizer of the conditions of men。’他认为教育能打破阶级壁垒,让贫穷者的子女与富裕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骨头、铁器、弓箭、火药、语言、故事、文字、印刷术、教育、科技……乃至今天的AI,似乎都是The Great Equalizer,但是这也可能是一个假象。 Claude Sonnet则用Slavoj Žižek的语气说:“‘平等器’是一个危险的词。它暗示一种解放,也掩盖一种新的集中。在一个人人都能生成内容的世界里,意义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必须被选择。谁来定义意义?谁来决定这根骨头的用途?这才是门槛消失之后,真正的问题所在。” 四:关于骨头的另一个故事 我提起几年前网络上很火的文,关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证据。 Claude给我找了资料,并用了我说世界是一个程序的说法,来诠释: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被问及:什么是文明最初的证据?她没有提到石磨,也没有提到陶器。她说,文明最初的证据是一根断裂过又被修复的人类股骨。 在原始世界里,断了腿就意味着死亡。你不能追逐猎物,不能逃跑,不能独自活过几天。如果这根骨头愈合了,说明有人停下了脚步,放弃了追逐与掠夺,选择了守护。 这根愈合的骨头告诉我们:武器不是唯一的答案。恐惧也不是唯一的秩序。 愈合的骨头,也是反自然的。这不是本来的世界程序。更像是一个bug——一个违反自然算法的异常行为。按照进化的程序设定,受伤的个体应该被抛弃。但有人选择了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分支:`if (injured) { return care; }` 这个bug改写了世界程序的底层逻辑。它证明了人类可以选择不服从自然的默认设定。” 五:AI是什么?未来几种可能? 我问Claude,以这个程序设计,未来有几种可能。 ### 可能一:更快的暴力 用更高效的叙事去制造恐惧,用更精密的算法去操控人群。叙事武器的产量将超越任何历史时期。 ### 可能二:更深的冷漠 所有人都能生成故事,却没有人再愿意倾听。每个人都在说话,但没有人在交流。 算法把我们分隔进各自的信息茧房,在这个未来里,叙事泛滥导致意义通缩。 ### 可能三:修复的可能 让那些一直被排除在叙事之外的人,第一次拥有说话的权利。让那些破碎的、被遗忘的、被恐惧驱赶的人,重新被看见。 在这个未来里,AI成为弱势者的扩音器。那些不会写作的人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不会编程的人可以创造自己的工具,那些被主流叙事抹去的群体可以建立自己的档案。 有时候因为太泛滥了,我们忘记文字是一个神奇的发明。文字简直是世界程序里被黑客输入的黑科技。而文学,是对这个黑科技最深刻的应用。 文学是对程序的叛逆。当所有人都在执行默认设定时,文学创造那个“不应该存在”的分支。当暴力程序要求击碎敌人的头颅时,这个程序说:让我们想像站在他人的位置。 故事对程序的叛逆——只要改变故事,就能改变命运。改变语言,就能改变思想;改写了叙事,就能改写现实。改变叙事,就能改变社会;所以重写未来的关键,不是预测算法,而是**改写算法运行的前提假设**。 六:重写“现实”的源代码 工具从来没有意义。意义来自使用它的人。 当你握住这根骨头,你就成为了那个定义它的人。不是旁观者,不是被动的使用者,而是选择者。 因为在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世界里,**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你在默认接受程序的默认设定。你在让暴力的逻辑继续运行,让恐惧的算法继续迭代。 真正的重写,不是生成一个更漂亮的输出。而是修改程序的核心循环: “` while (world.isRunning()) {     if (encounter.isThreat()) {        // 旧程序:return violence;        // 新程序:return healing;     } }    “` 这是一行代码的区别。也是两种文明的分野。 七:程序在等待你的输入。 为什么是你?因为你竟然耐心地读到这里。因为你竟然愿意听我的疯狂理论。 “我相信你还愿意在恐惧之外寻找答案。相信你还愿意相信修复的可能。相信你还愿意讲一个不只是胜利的故事。 工具是中性的,但AI不是。它是一个会学习、会进化、会反向塑造使用者的程序。当你用它生成故事时,它也在用你的选择训练自己。” 可能会写程序的作家,比如周若涛才是那个天选之人。不过反正现在我这个导演也能用AI来写程序了。你为什么不能用AI来拍电影呢? ——- 【编辑台】陈翠梅、AI交手杂记(文/编辑 靖芬) 以上特稿源于和翠梅的一次碰面。那之前她在通讯软件上传来“重写未来:AI文学影像大赛”的活动讯息,间中我随手回了一句感叹:别人可能不知道文春编辑早就用AI用到乱(笑),她便追问:你一般用AI来做什么呢? 这话不容易回答。虽然脑中不假思索冒出的回复是——当然是做不喜欢却又非做不可的事啦(喜欢的留给自己);却又灵光一闪,非常功利地想:不如我们见个面聊聊?没准能约个稿。遂有了碰面,有了两小时多几乎只围绕着AI的漫谈。这篇文章就是那日话题的延伸。 那日翠梅谈了许多,例如电影如何面对AI的冲击,却又因为电影是一门“工业”而更可能人为地制止(延缓?)AI的肆无忌惮替代。她对AI做过的实验比我想像的多,绝不只是直入直出、只发指令便想取得答案的皮毛。建设、破坏;机会、绝望;边界、失控……种种AI时代可能的走向,她看来都想亲自摸个遍,并且对几近每日更新的大语言模型、智能新工具跃跃欲试。 ——那些能力(魔法),你总要自己去闯闯看,摸索看看,才不会轻易地被骗不是? 不然就可能像那部1968年上映的经典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里,不会使用武器的人猿束手就擒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尽管对AI如此亦步亦趋,她却又告诉我,她依旧随身携带纸笔、卡片,以便一想到什么就能立刻记下。她晚上还会用铅笔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最近抄的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之《左传》。这篇文章的构思,最早也是写在卡片上的。 我想我们都是不抗拒AI的。重点从来不在抗拒(这也太不现实),而是如何应对。这篇文章,便是她尝试与AI(她会纠正:不是AI,正确的概念应是Large Language Model,LLM 大语言模型)合作,一问一答交手的成果;但整体思路是她自己的,并且绵密、逻辑得吓人。在我看来,这样的尝试堪称——试图保有尊严地“寻找出路”。 但似乎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不放心,稿子交来后,她又半玩笑地问了一句:“里面有些明显的AI内容,哈哈,会不会坏掉你的名声?” “不会。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要写明,成品有经过AI的帮助。”这是回复。 “其实里面有一个信任度问题,而不纯粹是好坏的问题。我是担心你告诉别人你用了这些办法,别人以后都会把你所有的努力归功于AI,没有你自己的努力了。”这是补充。还有句潜台词是:人们可能不会太尊敬你的,因为你……不难。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你怕被误解吗?有点像觉得用了AI的人(尤其创作者)就是骗子那样,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有点像“白纸上只会看到黑点”的既定印象。“目前是,”她说,“本来AI真的写得比我好,但是我不甘心,情愿用自己的烂文字。哈哈,还是会喜欢自己的文字。” “不过我作为一个导演,没有这种担心的。导演本来就是什么都叫别人做的那个人。”她最后这样回我。
4月前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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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马中文电影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不少电影和新晋导演在各大影展和电影奖项中有所斩获,电影票房也有不俗的成绩。 6月初在吉隆坡举行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由摩尔娱乐主办,吸引了不少本地影视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幕后制作人员、网络内容创作者、电影爱好者参加,现场聆听来自台湾和大马电影人的分享,探讨大马中文电影的现况与未来发展。 交流会首场论坛主题“台马中文电影:过去发展以及未来趋势”由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资深监制叶如芬和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会长郑雄城分享,探讨台湾和大马中文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业界的挑战与未来。另一场论坛则由大马导演周青元和台湾导演程伟豪在“导演的视野:卖座电影不是梦?”中分享他们的导演经验和观察。 有关论坛由制片人、新世纪南向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人张炜珍主持。(编按:活动另有资深剪接师廖庆松主讲剪接心法与经验谈,专访将刊登于《快乐星期天》【非常人物】) 本刊摘录交流会中的精彩讨论,大马中文电影究竟只是个梦,还是已经到了可以追求的事业? 记录:本刊 关丽玲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分享人】闻天祥(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叶如芬(资深监制)和郑雄城(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会长) 问1:你们如何接触大马中文电影? 闻:我对马来西亚电影的认识,是从大荒电影如陈翠梅的电影开始,大概是数位拍摄器材以后,接着是台北金马影展的雅斯敏阿末(Yasmin Ahmad)专题,当时在台北引起了轰动,不只电影好看,从她透过电影让我们对马来西亚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后来就有更多的交流,包括10年前大马中文影视协会第一次办金筝奖,认识了大马微型电影制作,以及电影中不同语言混合的交流。这些年我们也看了周青元、何宇恒、陈胜吉、张吉安等人的电影。透过电影节,我们都会有些新奇的发掘。 奇妙的是,可能在某个地方或影片的生产地,被认为是艺术电影或小众电影,但到了另一个地方,却是认识一个地方电影的关键。 叶:我是从釜山电影节认识大荒电影的一帮人,包括刘城达导演,他的《口袋里的花》让人印象深刻。之后是第一届金筝奖,也是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 2015年,我担任金马创投培训讲师,连续6年,认识了非常多的马来西亚很好的电影年轻人。他们的创作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喜欢陈胜吉的《分贝人生》,2017年我的公司华文创拿下了该片的发行权,让台湾的电影观众有机会看这类电影。之后还有张吉安的《南巫》、廖克发的纪录片《野番茄》和《菠萝蜜》,这些导演都是讲自身的故事或是对大马文化背景的观察,如族群关系。但我觉得可否再多元化和类型化?台湾电影其实也会碰到这窘境,就是拍自身的故事。电影是一个想像的行业,有时候需要稍微扩展。如果要把电影当成你的终身职业,一定要想拍了第一部之后就要有第二、第三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要先想一下观众在哪里? 郑:当我们在说马来西亚电影的时候,它包含不只是中文,可能会有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英语的成分,这是马来西亚的优势,优势在于多元,从中我们要找出其特殊和核心的价值,除了让本地观众,甚至海外观众都能产生共鸣,这样电影才能走出去。 疫情期间,电影院商发现,马来西亚电影贡献了30%的收入,他们意识到不只是靠外语片,本地片也可以做得很好。大马有600万华人人口,包括不谙中文的,那么真正看电影的剩下多少?所以要我们电影产业工作者,如果当成就是一个终身职业的话,不要限制自己,除了拍中文电影,可以探讨其他语言可能性。 叶:这也是台湾电影人碰到的困境,台湾对比马来西亚的电影人,其实我们比较劣势,因为语言的受限。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多重语言,所开发的无限可能跟海外的合作会是很好的。 说回中文电影,对我来讲就是华语的电影市场。除了台湾和马来西亚,还有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华人圈子。懂得中文的圈子是非常大。做中文电影的人可以团结,在各个方面交流合作,这个也有力量。 问2:大马电影在海外接受度和制作成本如何? 闻:我纯粹只是观众,会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期待我要看的影片。如果我要看一部英雄电影,我会找执行得最成功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我看马来西亚电影,当然会希望能够看到只有马来西亚才拍得出来的电影,或者说在电影当中看到所谓的“马来西亚性”,比较清晰的马来西亚印象,如雅斯敏阿末的电影。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觉得只是台湾一小撮人在看,但他的电影在三四十年后还在卖。马来西亚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看张吉安的《南巫》、王礼霖执导的《富都青年》,看完后都会有很多问题,可那些问题都是好事。 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你的那个期待是什么?把事情做好,不后悔比较好。不要做坏之后嫌东嫌西,那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创作者。 叶: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回头来想电影的制作成本──学习控制预算。新导演最好实践又可以试验的方法,就是控制预算,试着在预算里头把故事说好,另一方面也可承受得住风险。虽说是制片人管理成本,导演只管创作,但是其实可以从这点学着做还是不错的,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郑:众所周知大马电影的制作都很低,普遍上大家面对的问题是拍完戏却没钱宣传,所以必须留经费在市场宣传。没钱拍电影千万不要去借高利贷,也不要抵押房子。以前菲林时代成本很高,现在相对来说门槛较低的。 大家可以留意各种辅导金资源,如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的FIMI、金马创投等等。 叶:我曾经为了片子抵押房子、贷款,努力当制片、监制工作还债,后来就坚决不再借贷拍电影了。凭自己的本事去找资金,找不到资金就不拍,那表示内容可能不够好,再花心血去经营。我是监制和制片人,可以同时进行很多案子,跟导演创作思维不一样。一旦导演的创作思维是很完整了,很快就会启动,我就要扮演说服者的角色去规划,当拿到80%的资金后就可以启动,剩下20%就会透过各种关系募资。 大银幕是从事电影创作最为期盼的,每年都拍电影是我们最伟大的目标。现在串流平台兴起,或许也可以先稍微转换一下,培养实力和功力,还有认识更多的团队和投资者,最后可能促使回到制作自己的电影是有机会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人人都想拍电影,但是否可先想清楚,要如何找资金、说服投资人。我们不要跟投资方对立,而是要想办法以完整体系里试着去说服。 问3:金马创投如何协助新导演?尤其是寻找资金。 闻:每个地方的状态不太一样,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辅导金可以申请。电影节可教育和扩展观众的视野,竞赛可以奖励优秀的同行,两者结合就打造交流的机会。金马创投把影展的功能往前拉──就是电影还没有完成的阶段。金马创投就如媒人,将有创意的人和有潜力的案子介绍给有钱的人。参加金马创投,不一定要经验丰富,而是企划是否吸引。金马创投是个严厉的战场,提案入选后导演会经过工作坊训练 ,学习在短短的时间内简报,留给投资者极深刻印象。 有了金马创投的“盖章”,之后可以去说服投资者,虽然金马创投无法保证结局,但尽可能把前面的路铺平。 问4:投资电影的考量是导演、演员或剧本?大马电影是否欠缺明星养成? 叶:这是跟电影产业流动有关系,产业量多的话,从演员走到明星的培养,就会非常的快速。 我们是从剧本和创作者的角度来选演员,但是投资方就不见得是这样。投资方只注意到外在的表现和知名度,不知道所谓的演员内在潜质。所以我们也要先从投资方的角度理解来判断,当碰到这个难题,第一个方式只好想办法去说服,第二是作其他调整和其他方法,如改变明星的造型。 就算找明星来演,也不见得容易。他们也会挑导演、男女主角,我们还有要顾及合理的预算。要面面俱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惟有想办法克服和突破。 (原稿发布于14/06/2023) 【点击】下一页,有卖座电影导演登场——周青元和程伟豪
3年前
(八打灵再也17日讯)由叶瑞良自编自导自演、陈翠梅担任监制并共同出演的《一时一时的》,2020年拍毕后曾于同年6月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世界首映,并在2020年金马影展放映。经历3年疫情后,电影在强制上映制度(Skim Wajib Tayang)协助下,将于本月24日在大马限量上映,叶瑞良更透露接下来想挑战商业片。 叶瑞良于2018年构思《一时一时的》故事,在2019年1月正式开拍,并且花了将近1年时间完成后期制作。陈翠梅和叶瑞良演出母子,电影讲述一对母子细腻的日常生活,叶瑞良表示:“这部电影和商业电影不同,叙事结构不是特别明显,是一部比较贴近生活的电影。这样的电影能在院线上映,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里要特别感谢强制上映制度的帮忙。” 叶瑞良知道普遍观众对于节奏慢、太过日常的电影接受度不高,“下一部电影我想要挑战商业片,让作品有机会面向更多观众。”值得一提的是,叶瑞良的第二部长片《家庭作业》曾在2021金马创投会议拿下“CNC现金奖”,讲述一个年轻演员拍完戏后无法抽离,因而搞乱自己和别人现实生活的故事,就不知道他将开拍的会否就是《家庭作业》。 《一时一时的》将于本月24日在马来西亚6家戏院上映,包括谷中城GSC Midvalley,TGV 1 Shamelin, TGV Cheras Selatan, GSC Plaza Gurney, TGV AEON Taiping和金宝LFS 。
3年前
3年前
【读家】破天荒,连续两期谈同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导读,也请来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凭《野蛮人入侵》荣获第3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影后的名导陈翠梅。他们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呢? 几次有人问,“你喜欢米兰·昆德拉吗?”我都无法回答。我的确很喜欢米兰·昆德拉,也自认为他对我的创作甚至世界观影响极大。但是我怀疑,昆德拉是厌恶“被喜欢”的。 “不可承受之轻”里,到了后半部,Sabrina到了巴黎。她和法国男人Franz约会。Franz是个知识分子,热情浪漫,健硕有力,他深深为Sabrina着迷,但也有可能是为她逃离的充满战乱的捷克所着迷。在Sabrina消失后,他和他年轻的学生情人出席一场捷克政治分子的活动,他为那个高昂激烈的、手指长长的、满头白发的捷克老者深深感动。但他不知道这些是Sabrina厌恶的,避之不及的人和事。Franz为了Sabrina,对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小国家热血澎湃。被自己的正义崇高感动的Franz,去参加了反抗越南战争的示威。后来在曼谷街头,试图用他黑段柔道制服劫匪,而被一刀刺伤,最后死去。他深爱Sabrina,但是他对她充满误解。Franz就像我们这些热情的读者,因为昆德拉,对捷克充满幻想,却又是极其天真与荒谬的。 在《笑忘书》里,Tamina梦见她被困在一个满是小孩的岛上。我怀疑,昆德拉离开了捷克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充斥着这些很像小孩的人:急着说出自己的看法,也逼迫别人说出心里的想法。轻易地自我感动。 中学时第一次读昆德拉,好像才16岁。但是他给我对人类的复杂性做了很好的准备。包括对一切保持怀疑。对一切保持假想和戏谑。 他在小说里解释小说的方法。给读者展示如何虚构一个人物:一个男人凭空出现,他思考着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或者一个女人从一个优美的手势诞生了。这是他的世界,他在虚空里召唤出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也在思考自己的存在。人和人之间充满不可化解的分歧和误解,即便是相爱的两个人,也无法理解对方。 每次有人问,你喜欢米兰·昆德拉吗?我都会想起那个高大浪漫的法国人Franz,然后我从来不说“喜欢。”只是开始跟对方谈起里面的人物。 我2010年刚到北京时,跟一个要投资1000万人民币拍纪录片的老总开会。不到几分钟我就拒绝了案子。但是聊得很愉快,竟然聊起米兰·昆德拉。我记得他说起“为了道别的聚会“里,那个一直在衣服里藏着一颗毒药的男人。就是万一被逼做出违背自我的时刻,还可以有自杀的选择。我当时在心里默算他的岁数。也在想年轻的他可能也还真的模仿Jacob把蓝色药丸深藏在身边。或者一直这么想像的活着。 我很常把《可笑的爱》、《笑忘书》和《玩笑》这3本书搞混。因为这些书名都是可以相互套用的。 小说家离开了。反正这个再也没有隐私的世界他也待不下去了。但是他虚构出来的这些人,Tomas, Teresa, Sabrina, Franz, Tamina, Jacob会一直留下。不朽还是有点可怕的。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延伸阅读:【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上一期:【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送别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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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家】破天荒,连续两期谈同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导读,也请来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凭《野蛮人入侵》荣获第3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影后的名导陈翠梅。他们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呢? 米兰·昆德拉过世之后,社群媒体涌现了许多悼念和感怀之文。我想起的却是他另一篇,并不太被人注意,而无人引用的小说。那是德国画家布赫兹的插画集《灵魂的出口》,昆德拉为一幅插画配上的小文。这篇题为〈他〉的短文不足500字,而同一本书中,一同看图说故事的还有约翰·伯格、苏珊·桑塔格这些大咖。我记得,那幅画作里头,是一个穿着厚大衣和礼帽的男人,坐在旷野的一堆书本之上。他头顶似乎是冬日柔光的暖阳,而他一个人背望着空无的远方。 米兰·昆德拉为这幅画作而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离弃了人群的人,他弃绝了所有人际关系,走了很长的路,而决定一个人留在那荒野之中。但有一个画家,终究把那孤单的背影画了下来。那人背对着整个世界,而无从知道他变成了画作中的样子。昆德拉最后这样写道:“假如他一知道,那么他的幸福就完了。我不敢去想,我真不知道,他会变得怎样?” 米兰·昆德拉像是在写他自己(那幅画中人健硕而微驼的背影也颇像他),一种告别的姿态;又似乎是在说“写小说”这回事——一如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那句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但我们都知道,米兰·昆德拉总是忍不住从他写的故事中走出来。他会以作者的身分叨叨絮絮、滔滔不绝地为读者大段大段地述说他的哲学辩证,而打断了原有正在进行的故事。 他就是那个不该出现在画面里的画家。但他终究还是冒出头来,向读者眨单眼、吐舌头。他才不在乎小说人物幸不幸福,难道幸福不也可能是一种“媚俗”吗?而可以打破这个世界的“媚俗”的,终究只有嘲讽和玩笑。 ◢关键词:Kitsch 米兰·昆德拉爱用关键词应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在《小说的艺术》之中罗列67个小说的关键词,当然包括了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提出的“媚俗”(Kitsch)。他以“媚俗”嘲讽了盲目的从众者、爱国情操、各种各样的主义,以及俗滥的人生价值、美学和信仰等等——他嘲讽任何已经变成了口号、标语和样板的东西。 小说里叙述萨宾娜在苏联入侵捷克之时选择了流亡他国。她对极权统治之下的各种媚俗作态十分反感。比如说庆典游行的时候,“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和蓝色的衣裙,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铜管小乐队伴随着游行队伍,确保大家步伐一致。”——这些都让萨宾娜难以忍受。然而当她看见所谓美国价值的生活,样板式的幸福和美好,对她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媚俗。 但我总觉得,中文的“媚俗”必定不能全然地表达德文的“Kitsch”,以至我们对于昆德拉的“媚俗”有了各种各取所须的诠译。于是这个词有了其他的译名,有人以音译为“刻奇”,而在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译本里,译者吕嘉行干脆翻成了“忌屎”。你没听错,这个译名延伸自昆德拉自己对“Kitsch”的解释——他发现信仰、权威和传统美学都拒绝承认大便的存在,“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 所以明星和网红才不会上大号呢。又或者,我们要在小说家逝世之后,才又再一次热爱昆德拉先生,不断引用他写下的金句——被引用最多的应该是他在《笑忘书》里的那句:“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媚俗呢?我们都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家一早就给我们设下的陷阱里。 ◢关键词:笑/玩笑 若世界真的如此荒谬,我们就玩笑以对,这其实非常存在主义。米兰·昆德拉有3本书名嵌着“笑”的小说:《玩笑》、《可笑的爱》和《笑忘书》,似乎都有一种苦中带笑的感觉。他在1985年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就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昆德拉说,人类越思考,就离真理越远,但听到上帝的笑声,就有了小说。小说家与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写到,幽默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而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都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 《可笑的爱》是米兰·昆德拉唯一一本短篇小说集,里头那些故事,说是爱情,仍带着各种各样的可笑与荒谬。小说人物总是在扮演,为了掩饰自己而故作姿态。比如〈搭便车游戏〉,轻挑调情的年轻恋人,若扮演的游戏玩得太投入,而终究回不去了。 又比如昆德拉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玩笑》,主角就是个爱开玩笑的大学生,有一次女朋友要去参加共产党训练营而无法相见。男生便写了张明信片开她玩笑:“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的氛围因为愚笨而发臭!托洛斯基万岁!” 明信片当然就被不懂幽默的大学党委发现了,男生被捉去盘问、被批斗,最后被勒令退学,下乡劳改。不作死就不会死,人生骤然巨变,那不过只是恋人之间的一个玩笑吧了。《玩笑》以玩笑开端,以玩笑结束,关于主角路德维克的整个人生,昆德拉以喜剧作家尤奈斯库的话说:“区别于可怕和好笑的,只是很少一点的东西。” 昆德拉认为,极权主义必然不会懂得幽默和玩笑(所以也就不懂得小说)。而事实也是如此,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玩笑》这本书就马上变成了禁书。1975年,米兰·昆德拉流亡法国。 ◢关键词:流亡 米兰·昆德拉本来用捷克文写小说,《玩笑》、《生活在他方》、《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至1988年出版的《不朽》,都是用捷克文写的。而定居法国之后,昆德拉开始用法文来写小说,也把捷克文旧作全数翻译成法文。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布拉格总是带着一种巨大的压抑感。政治压力下的铁幕城市里,永远充斥便衣警察和监听,似乎一切都那么不可信任。相对于卡夫卡,布拉格并不算是昆德拉的故乡。 这座城市也没有那种家国的依恋感,反而像是《笑忘书》里头写的,一座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早已经渐渐被遗忘,被另一段杜撰出来的历史给掩盖,“开始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他们周围的世界会更快地忘掉他们。” 摇摆在过去和现在的昆德拉,一直都是矛盾、复杂的混合体。他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也在往后弃绝了共产党。流亡在他乡的小说家,以另一种语言创作,即使后来捷克脱离了苏联统治,他也没有再回去了。若选择反叛,若选择孤独,我想作为流亡者,似乎是米兰·昆德拉的自我选择。因为流亡的小说家,可以轻易地拒绝任何定义,以及政治正确的限囿。 一如在《被背叛的遗瞩》里头,记者问他:“您是共产主义者吗?昆德拉先生?”昆德拉回答:“不是,我是小说家。”当别人问他是不是异议者,是左翼还是右翼?我们的昆德拉先生一概回答:“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 流亡的昆德拉,此刻有了模棱两可的“自由”。 ◢关键词:肉体/性爱 或者让我们从家国情仇,回到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不得不承认,谈论昆德拉就不能不谈论他专注描写的性爱和肉体。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三角关系讨论爱情和性爱、灵性和肉体、救赎和放逐、忠诚和背叛等等的矛盾。而至《不朽》,借以个性迥异的两姐妹阿涅丝与洛拉,更深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哲学辩证,以个人的性爱经历交错于历史政治的大叙事里。 在昆德拉笔下,性爱往往并非依附在伟大的爱情之上,相反的,小说里的性爱总是怪诞的、不安的,甚至常常让人觉得好笑。 终于我们在米兰·昆德拉的最后一本小说(是的,是最后了)《无谓的盛宴》里,看见老人阿兰盯着路上青春少女的肚脐——比起乳房、大腿或者阴户,老人发现肚脐更吸引他。肚脐曾经是生命的纽带,毫无功能然而却是每个人身体上的印记。凡人才有肚脐,天使没有肚脐——我们还是又永劫回归到了“Kitsch”的辩证里头了。 关于凡人的性爱,在小说《不朽》里,昆德拉搬出了16世纪的画家鲁本斯,虚构他的如钟面数字排列的性爱经验:“指针已经在他的性生活的钟面上转过一圈了。他位于他的钟面时间之外。位于钟面之外这意味的并非结束亦非死亡。……一个人位于钟面之外,意思只是说不会再有什么新鲜事,也不会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此时再读这段文字,又多么像是米兰·昆德拉在向我们扮着鬼脸道别。 延伸阅读:【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別的聚会 上一期:【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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